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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文，唐时曾有六十卷集行于江汉之南，后润州刺史樊晃采其遗作二百九 十篇，厘为六卷行世。宋时六十卷本不传，一般都是据民间流传的各种旧钞本采辑补缀，“人自编摭，非当时第次矣”（王洙《杜工部集序》）。其中难免会混入一些赝作。金人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云： 世所传千家注杜诗，其间有曰“新添”者四十余篇。吾舅周君德卿尝辨之云：“唯《瞿塘怀古》、《呀鹘行》、《送刘仆射》、《惜别行》为杜无疑，其余皆非真本。盖后人依仿而作，欲窃盗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从得，诬引名士为助；皆不足信也。这提醒我们，宋人编杜诗贪多炫僻，有些作品不一定是那么可靠的。周德卿还具体指出了一些作品的可疑：“其中一二虽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于《逃难》、《解忧》、《送崔都水》、《闻惠子过东溪》、《巴西观涨》及《呈窦使君》等，尤为无状。洎余篇大似出于一手。”周德卿指出的伪作，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与证据，尚难一一定谳。古人常凭直觉，从作品的风格来评判作品的真伪，这应该说是不太科学的。但古人记诵广博，深于涵泳，往往有很高的鉴别能力，为今人所难及。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古人所指的线索来作进一步的考索。 钱谦益《钱注杜诗》在“集外逸诗”中收有《避地》一首，云： 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行在仅闻信，此身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薛雪《一瓢诗话》曾论及此诗，说：“'避地岁时晚（下略）。'云是杜少陵题《避地》逸诗，下有公自注云：'至德二载丁酉作。'今坊本不载。严沧浪云：'真少陵语也。’余谓真不是少陵语，题下所注，更不是少陵语，沧浪之眼易惑乃尔。”薛雪认为这首《避地》诗不是杜甫的作品，是就格调来判断的，他没说细说自己的理由，也未作任何辨析，不过他如此肯定地直下结论，想来必有所见，我们不妨再作一番研究。 严羽之说见于《沧浪诗话·考证》，原文除了薛雪所引的部分外，还有“今书市集本，并不见有”一句，可见严羽当时所见坊间杜诗刊本并无此篇，他何从得见也未作交待。不过我们从时代稍后的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一论杜诗善用虚字，引“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一联为例，可以确知宋元之际《避地》已作为杜诗为人所知。 《钱注杜诗》所录《避地》说明出赵次翁本，仇兆鳌《杜诗详注》编入卷四，诗下解题云：“顾（宸）注，当是至德元载冬作，盖避地白水、鄜州间，窜归凤翔时也。此诗见赵次公本，但注云至德二载丁酉作，非也。今从顾氏。”顾宸认为诗下注至德二载丁酉作是错的，可这条注据严羽说却是自注。赵次公注杜诗，著录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于绍兴二十一年，刊于淳祐十年），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淳熙八年序）也收了赵注。严羽出于淳熙年间，时赵注行世已久，但他却显然没见过赵注，《避地》一诗应该是从其他途径获见的。既然严、赵两人所见诗下均有“至德二载丁酉作”的自注，那我们就不能轻易否定它，还需要作更细的考辨。按诗所言“行在仅闻信”，则其时诗人尚未赴行在可知；又言“避地岁时晚”，则应是年底所作。核之杜甫经历，至德二载（757）四月已抵达行在凤翔，十月又随肃宗回长安，这显然与“至德二载丁酉作”的自注不合。这一牴牾的出现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注有问题，一是诗本身有问题。仇兆鳌考虑到这点，否定赵本之注而采用顾宸至德元载作的说法，但遗憾的是他未注意到，此诗即使系于至德元载冬也与杜甫的经历不合。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杜甫往奉先探家，时安禄山反信未闻。这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也能看出。诗从自己蹭蹬未遇而壮志常在写起，记述一路的见闻，注意到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流露出对王朝危机的隐忧，但并无只字提及北方反事。《旧唐书・ 玄宗纪》载，“（十一月）丙寅，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蕃汉之兵十余万，自幽州南向诣阙，以诛杨国忠为名，先杀太原尹杨光翽于博陵郡。壬申，闻于行在所”。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丙辰朔（《旧唐书·玄宗纪》作戊午朔，误），壬申为十七日，杜甫看来是十七日前离京的，所以不知道北方乱起。但此后至年终的期间他会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那么《避地》一诗会不会作于本年底呢？不会。因为《旧唐书·玄宗纪》载，十一月“癸酉，以郭子仪为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封常清自安西入奏，至行在。甲戊，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令募兵三万以御逆胡。戊寅，还京”。也就是说，反信达行在后六天，玄宗车驾便还京了。而《避地》诗说“行在仅闻信”，说明诗人作诗时皇帝还离京在外。在当时的状况下，我们很难设想杜甫能在反信奏达行在的六天里便获知叛乱的消息，并写下此诗，不管他此刻是在路途还是在家里。而且杜甫明明是离京探家，即《北征》诗所谓“苍茫问家室”，而此诗却说“避地”“窜身”， 显然与杜甫的经历不合。 仇兆鳌赞同顾宸的说法，认为注不可信，将诗系于至德元载（756），也不能成立。至德元载夏，杜甫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作有《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诗云：“客从南县来，浩荡无与适。旅食白日长，况当朱炎赫。”六月又从白水赴鄜州。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杜甫将家小安顿在鄜州，只身奔赴行在，途中为叛军所掳，拘押在长安，直到翌年四月前后方得脱身，奔赴行在凤翔。顾宸说此诗“当是至德元载冬作，盖避地白水、鄜州间，窜归凤翔时也”，不知道杜甫冬天是身陷长安的，于是将避地白水、鄜州，奔凤翔都当作冬天的事混为一谈，仇兆鳌不加深考，轻从其说，不免以讹传讹。仇注号称详赡广博，但这些地方每见其识断之陋。浦起龙《读杜心解》又系此诗于至德元载夏间置家鄜州羌村时，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独取其说，也甚欠妥。诗明言“避地岁时晚”，是必作于岁暮，杜甫离开羌村赴灵武时正当夏日，怎么能说“岁时晚”呢？ 是冬杜甫拘系长安，曾以一系列诗作表达他对时局的关注，满是对叛军的憎恨和对官军的期待，却未见有所谓“避地”的说法，也未流露过“此身随所遭”这样近乎随遇而安的消极思想。《避地》表达的“皇皇奔赴之情”（仇兆鳌语），应该是一个奔窜流离之士的声口，硬要说“避地”是杜甫的讳言，诗的内容也与他的经历不合。 至于诗的语言与格调，前人的判断截然不同，薛雪认为不像杜甫，而杨伦《杜诗镜铨》引李因笃说则以为“朴老之气，一往孤行，遂字且字，定非公不能下”。我同意薛雪的看法，诗的语言较粗浅直露，不类杜诗。然而杜甫也不是没有浅易率尔之作，光凭风格判断真伪是靠不住的，可靠的论据还是与杜甫的经历吻合与否。杜甫在安史之乱初起时的经历排除了写作《避地》的可能，因此我断定这首诗是他人之作讹为杜诗，或宋人伪托窜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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