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那些文人们之：丑男王粲的奋斗史

魏晋南北朝的那些文人们之：

丑男王粲的奋斗史

有人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男性一度超越女性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这话是否夸张了暂且不讲，但魏晋南北朝美男如云却是不争的事实。嵇康、何晏、夏侯玄、潘岳、王衍、卫玠等个个一表人才，气度飘逸，雍容华美，为那时的粉丝们所爱戴。

例如关于潘岳的“掷果盈车”的典故就是一例。《世说新语》上说：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潘岳有皎好的容貌和优雅的风度。年轻时夹着弹弓走在洛阳大街上，遇到他的妇女无不手拉手地一同围住他。而刘孝标（刘孝标名峻，南朝梁时人。他的注为《世说新语》漫画式的描写补充了很多翔实的背景资料）又注到：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这段话的意思是：潘岳（字安仁）非常俊美，每次走在大街上，老妇人们都会向他投掷水果，直至整个车上都装满了。想想看，这是一种怎样的礼遇啊？得多么爱戴他才能有如此举动。

在这样一个爱美的时代里，丑男们的处境会怎样呢？实话实说，与美男相比较而言，那就的确有点悲惨了。不说才学一般的人了，就是才学出众的人也可能会因不貌美被人唾弃。比如才华横溢，曾经以一篇《三都赋》弄得洛阳纸贵，但长相很一般的左思，想仿效潘安，跑到洛阳大道上去显摆，结果被爱美的洛阳女士们弄得狼狈而归，本人很是郁闷。在此我想强调一点，遗传基因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我们这里要讲的王粲先生，很不幸，他就被归到了长相丑陋的男子一类里面，并因此而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险些埋没了这个人才。

王粲（177～217），字仲宣。“建安七子”之一。小时候就因才气出众而闻名。他博闻强记，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里说他生性善于计算。也就是作算术，很简捷很快地就能得出正确答案。并且擅长写文章，无论在什么场合中，总是一挥而就，从来不用修改，别人常常以为他是预先写好的，但别人尽管反复精心构思，写出的文章还是没有办法超过他。

王粲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王龚，在汉顺帝时任太尉；祖父王畅，在汉灵帝时任司空，都是当时的名士，也都曾位列三公。王粲的父亲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不过到他的时候，因为战乱，家境已不再那么风光了，他也经历了流离颠沛的生活遭遇。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挟持汉献帝刘协西走长安，并驱使洛阳数百万人口西迁长安。路上被董卓的军队车骑践踏，加以饥病交迫，从众死亡众多，积尸满路。董卓自己留镇洛阳，并纵火焚烧洛阳二百里内的宫庙、宫府、居家；又令吕布发掘诸帝及公卿陵墓，取走里面的珍宝；还遣将四出虏掠百姓：这使得东汉近二百年来在洛阳的建筑文物毁灭殆尽。董卓的罪行令人发指。

王粲随父西迁，在长安见到当时的著名学者蔡邕。蔡邕十分赏识他。当时蔡邕的才学天下闻名，受到满朝官员的敬重，蔡邕府第前经常是车水马龙，他家的客厅也常常是宾客满坐。一天，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外求见，便急忙出迎，连鞋子穿倒了也顾不上。而王粲进来以后，众人都很吃惊，因为他年纪又小，身材又矮，其貌不扬，众人实在不解蔡邕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相貌平平的小子。蔡邕却说：“这位是司空王公（王畅）的孙子王粲，他确实是奇才，让我自愧不如。我家里收藏的书籍文章，应该全部送给他。”因为相貌而不被认可在那个年代实为常见，众人看不上长相差劲的王粲也是人之常情。

后来王粲受司徒征辟，又被召为黄门侍郎。因为长安局势混乱，他没有赴任。不久，他到荆州去投靠自己的同乡、荆州牧刘表。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刘表久闻他的大名，十分渴望见到他，据说还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不过刘表见过他之后态度就改变了，见他相貌不漂亮，身体又孱弱，还有文人的不拘小节的毛病，所以就不待见他了，原来的婚事也就作废了。这让王粲很郁闷，长时间无所事事，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

这个时期，他只是偶尔才能被刘表想起。就是想起来也不过是让他写篇文章而已。比如建安三年（198年），长沙太守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兵背叛刘表，刘表发兵讨伐。为了给这次出征造声势，刘表就让王粲执笔写了一篇《三辅论》，以示师出有名。王粲的文章写得铿锵有力，读来感觉其势汹涌彭拜，其中写道：“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申明用兵乃是为了“去暴举顺”。再如建安七年（202年），在官渡之战后两年，袁绍病死，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兄弟打了起来。刘表为了劝和，让王粲起草了《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书中劝解袁氏兄弟不要互相争斗，自相残杀，应当联合御侮，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甚有文采。

就这样，因为相貌问题，王粲十好几年被埋没，在刘表那里碌碌无为地混日子。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病死后，王粲力劝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曹操，自己也得以进入曹操的幕府。直到这时王粲才迎来自己的高光时期。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赏识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建立起了很好的关系，彼此来往相当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们之间经常有诗赋往还。

荆州平定后，曹操任命他为丞相掾，赐王粲爵关内侯。一次，曹操在汉水边设宴款待百官，王粲给曹操敬酒说：“当今袁绍崛起河北，倚仗兵多将广，志在夺取天下，但虽爱惜贤才却不能重用，因此那些奇士终归离他而去。刘表盘踞荆楚，从容不迫，坐观时变，自以为可以仿效周文王。那些避难到荆州来的贤士，都是海内的俊杰，可刘表却不善于任用他们，结果当国家危难之际却无人辅佐他。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时候，下车伊始就忙着整顿冀州的军队，收录当地的豪杰各尽其用，因此能称雄天下。等到平定了江、汉，又征召这一带的贤才各居其位，使天下归心，望风归附，文武并用，英雄尽力，这些都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国君才能做到的事情啊！ ”听听这番话，从中可以看出王粲确实是很有见解的人，但他的马屁也是拍得恰到好处。

建安十八年（213年），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一同被任命为侍中，王粲因博学多识，什么时候总能做到对答如流。当时因为战乱，旧礼仪制度废弛殆尽，需要重新制定，王粲与卫觊等负责除旧布新，制定新的典章，这方面他的功绩很大。据《决疑要注》记载：汉末丧乱时，玉佩已经消失了，而王粲认得旧佩，这才重新制作。西晋时的玉佩，都是王粲指导着制作的。

王粲才学出众，尤其擅长应机辩论。当时，钟繇、王朗等尽管都任卿相之职，但一到朝廷奏议时，都远不如王粲敏捷机智（这方面的事例可以参见《典略》的记载）。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正月二十四日（2月17日），王粲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四十一岁。想不到正是他准备大展宏图，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一代才子竟突然病逝了。

对于王粲的病逝曹丕等人十分痛惜，格外悲伤。王粲生前有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特别爱听驴叫。曹丕亲率众文士为他送葬时，为了寄托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一片驴鸣之声响起。这就是著名的“驴鸣送葬”。

曹植为王粲之死作了《王仲宣诔》，以示哀悼。由此可见，曹丕、曹植二人与王粲的交情确实非同寻常。而在兄弟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之间能保持平衡，谁也不得罪，谁都喜欢，王粲也确有水平，这一点比那个聪明过人的杨修要强多了。

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较大的一个，曾被人将其与曹植并称“曹王”，这个待遇就太高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王粲所著诗、赋、论、议近60篇。有明人辑录遗文《王侍中集》。

王粲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为界。前期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的社会景象，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或抒发其壮志难酬的感慨。他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愤纠结在一道，使得他这个时期的作品笼罩着一层悲凄愤懑的情调。如《七哀诗》《登楼赋》等作品。后期的作品很多描写跟随曹操出征的经历与感受，有的还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国效力的意愿，这个时期他的创作基调又转变为以激奋昂扬为主。如《从军诗》等作品。

王粲的《七哀诗》是其最有影响的作品。《七哀诗三首·其一》写到：“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七哀泛指多种哀伤，七并不是确数。王粲的这首《七哀诗》描写的是在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的作乱中，自己前往荆州逃难，离开长安不远的路上所见到的战乱景象、百姓的不幸和自己的悲痛心情。后世都把它作为最能代表建安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五言力作。它取材于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通过高度的概括，以“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这一典型事件，形象地展示了人民遭受战争破坏的苦难生活，并且在诗中表现出了同情下层百姓的深厚感情。

《登楼赋》是王粲最有代表性的赋作。王粲离开长安南下投靠刘表。到荆州后，却不被刘表重用，以致流寓襄阳十几年，心情极为抑郁苦闷。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即来到荆州第十三年的秋天，王粲登楼，纵目四望，万感交集，写下这篇抒情赋作。此赋主要抒写了作者生逢乱世，长期客居他乡，而才能又不能得以施展，从而产生思乡怀国之情和怀才不遇之怨，表现了作者对动乱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希望，当然，也倾吐了自己渴望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心情。在《登楼赋》里，他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荆州这个地方尽管挺美，但也不是我家啊，我为什么在这逗留呢？我沿着台阶走下楼来，心中却气愤难平。到了半夜还不能入睡，惆怅徘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篇赋以铺叙手法，由登楼极目四望而生忧时伤事之慨，并把眷恋故乡、怀才不遇之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赋中写景与抒情的紧密结合，是其一大艺术特色，对后人的创作影响较大。在抒情小赋的发展历程中，这篇作品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王粲确是一个非常聪明之人。《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证明了王粲记忆力超强。一天，王粲和友人同行，看见路边有座古碑，就站在那儿朗读起来。友人问他：“你能背诵吗？”王粲回答：“能。”友人当即叫他转过身去背诵碑文，结果他背诵得一字不差；还有一次，王粲看别人下围棋，有人不小心碰乱了棋子，他说能帮着人家按原来的局势把棋子重新摆好。下棋的人不信，拿出块手帕盖在棋盘上，让他换个棋盘重摆，结果，他一会儿就摆好了。连一点误差也没有。他就是有这样的博识强记的能力。

王粲还是一位藏书家。他的藏书主要是来自蔡邕所赠送的图书，当年他登门拜谒蔡邕时，蔡邕就讲“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予之”。蔡邕逝世后，真的履行了他的诺言，将其藏书数车六千余卷赠与王粲。后来王戎藏书已达万卷之多。他的藏书让家族后人受益匪浅。

后人对王粲这位才华卓越的文人深怀敬意，湖北襄阳有一座仲宣楼（又名王粲楼），就是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襄阳作《登楼赋》而建的，楼前立有王粲的石雕像。楼位于襄阳城东南角城墙之上。史料记载始建于东汉，明末万历年间，襄阳知府周绍稷修楼。清雍正年间副史赵宏恩重建。乾隆二十五年署知府胡翼重修。后来这座楼又毁于民国初年的战火里。1993年，襄阳市政府在原址上复建仲宣楼。仲宣楼、黄鹤楼、晴川阁和岳阳楼一起被称为“楚天四大名楼”。

最后我们再说一个和王粲有关的小故事。医家家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有这样的记载：“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胗（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这段记述说的是：王粲二十来岁时，曾遇到“医圣”张仲景。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一百八十七天，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相信张仲景的话，也不服药，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多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