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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水城 来源：“文物之声”微信公众号 时间：2021.07.05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成为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回首中国考古的百年历程，百感交集。愿借此机会向那些为中国考古献出毕生精力的先贤及今天仍奋战在田野一线的考古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就与传统史学紧密交织在一起，挖掘河南安阳小屯，目的是探索殷商文明；陕西宝鸡斗鸡台的发掘则剑指周、秦王朝的历史。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起点很高，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色。 最近，国内各地有很多庆祝中国考古百年的活动，很多学者发表了纪念文章。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仅就两个问题谈点认识： 一、百年以来有关中国文明的来源、地点及早期国家起源的探索 一百年前，西方德奥文化圈理论—传播论盛行，其理论依据是：世界上只有几个原创性的文明中心，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只能在这些中心产生，再由中心向周边扩散传播。 仰韶村的发现颠覆了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文化的谬说。但是，在传播论的影响下，瑞典学者安特生提出了 “仰韶文化西来说”。如何解决中国文化的来源问题，遂成为中国考古学家必须面对的首要课题。 上世纪50—80年代，在中国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大量出土资料证实，中国史前文化不仅是“本土起源”的，而且连续发展没有间断。苏秉琦先生将其高度浓缩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实体。” 解决了中国文化的来源，又引出新的问题，即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中原地区是否就是唯一的中心？ 苏秉琦先生根据各地的考古发现，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确立了各区的文化发展谱系，六大区的文化演进大致同步并相互交流，呈现出齐头并进、交相辉映的多元格局。仅仅将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文明摇篮的说法并不确切，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凝聚力的大熔炉。中华文明的火花绝非只有一支孤立的蜡烛，而是犹如“满天星斗”般灿烂多彩。 在此基础上，严文明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史前文化呈现出分层次、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中原与周边地区互为关联、联系紧密，并逐渐产生向心引力。进入文明社会后，很自然地发展出以华夏族为主体、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也是夏商周三代自史前时代形成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传统，并为秦汉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最早的国家产生于何时？这是上世纪30年代挖掘殷墟时就提出的问题。夏鼐先生后来曾风趣地说：“如果把殷墟看作是中国文明的起点，那么中国文明未免像神话传说中的老子，一生下来就长了白胡子。”如此，夏文化的探索被提上议事日程。1959年，徐旭生先生前往豫西调查，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如今，二里头这座中国最早王朝的都城已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进入夏代以后，国家机构的发展日甚一日。至此，中原地区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舞台，追根溯源，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加快要从龙山到夏代的转变去探寻，从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以人事神”到夏商周三代“神道设教”，社会组织从以宗教为主导转入以军政为主导，夏代在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国家建立是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向前追溯，依次可前推至夏代、龙山时代，甚至更早的史前时期。苏秉琦先生将这一发展历程归纳为三部曲：即从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再由古国发展出各地的方国，最终形成多元一统的秦汉帝国。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即便到了夏代，中国文明也并非完全一统，与其并行的还有先商文明、东夷文明。商代则有先周文明、巴蜀文明及各个方国的文明。甚至到了西周，内部也不统一，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秦汉帝国时期。总之，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既有主体，也有分支，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最终发展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上述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对于今天正确理解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三星堆的发现与古蜀文明的探索 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国位于四川盆地，这里地理封闭、交通不便、早期历史多为神话传说，真假莫辨。诗人李白将其形象地描述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和鱼凫，开国何茫然？”巴蜀历史谜团的破解，只能依赖考古学。 近百年来，四川考古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中的重要发现有：三星堆祭祀坑及古城址；成都平原8座新石器古城和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金沙遗址、蜀王陵船棺墓群等，这些发现极大地填补了蜀国历史的巨大空白，为深入了解古蜀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其中，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震惊海内外。以至于著名华裔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在看到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后惊叹：“有了三星堆的发现，以后中国再有任何考古发现我都不会感到惊奇。” 三星堆宝藏坑出土大量铜器、玉石器、金器和象牙，尤其是有一大批从不见于中国任何地区的青铜器，从微型人像到人头像和巨型的立人像、夸张的面具、高大的神树及神龙、凤鸟等瑞兽。其精美程度让我们对古蜀文明高超的青铜工艺、独特的艺术造型和丰富的物质文化刮目相看，其背后则隐含着古蜀人独树一帜的宇宙观、宗教观和技术知识体系。总之，三星堆的面世大大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历史观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 作为商周时期方国文明的杰出代表，三星堆出土的物质遗存集中展示了它所特有的内涵以及与中原和周边地区存在的紧密文化联系。那些青铜人像、面具、神树带有浓郁的土著风情；青铜尊、罍和玉石牙璋礼器来自中原，而新的器型和新颖的纹样或许受到长江中下游的影响；黄金制品应来自西北，但工艺传统则接近中原；大量的象牙和贝壳制品暗示蜀地与西南边地甚至遥远的东南亚存在远程贸易和文化交往。 作为古蜀文明的标志，三星堆遗址揭示了长江上游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也充分展现出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发展脉络的重要实证。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是早期中国文明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方国文明，其历史发展进程对揭示和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有重要的价值。 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四川地区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东南亚都有关系，从西南地区看，巴蜀是龙头，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又是东南亚的龙头”。这段话对认识巴蜀文明的重要地位和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 今天，考古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引发了普罗大众的空前关注，我们应借着三星堆遗址多座祭祀坑的新发现和“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考古工作计划（2021-2025）制定的东风，将西南地区的考古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以实际行动纪念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华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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