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曹阿狗》描绘了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兴兴头头的农家生活,人世多艰而仍然泼辣红火的家庭生活场景,为人们树立了一个现实的榜样,这实际上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寓言、生活态度、人生观念、道德取向的一种集合。这首童谣为整篇小说起到了很好的定调及烘托的作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将能贯穿主题的句或段一再重复,类似于《诗经》中的重章叠唱,使得整部小说弥漫着诗化的意境,被一种细细碎碎的薄雾淡烟般的温馨所笼罩。钱理群先生对这部“调子极类牧歌而又接近于风”的长篇小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曹阿狗》这首童谣是书中的公公经常唱的一首歌,简洁的歌词,把往昔的农家生活用悠悠的调子描绘出来。古老的歌谣,遗民般的老人,荒颓的老屋,独自坐在夕阳下吟唱,那种沧桑与落寞,无奈与哀愁却坚忍而无畏让人悸动令人沉浸。最后公公死了,他最爱唱的《曹阿狗》换成秧宝宝轻轻吟唱,意味着薪火传承。老公公辛劳了一辈子,老了,干不动重活了,可还保持着劳动的习惯,在后院种瓜豆葫芦、养鸡;他给自己的犒劳则是早上背个小篮装上几件点心去喝茶。在老公公的生活方式里,有一种诚实劳动养成的自足与自尊。他借住在秧宝宝家的空房,虽说是帮秧宝宝家看房子,可是他照样把园子里摘下的的第一个葫芦、鸡的头生蛋送给秧宝宝做为报答。这些东西既是他劳动的果实,同时也是他确认自己价值以及和别人建立互助互敬关系的依据。老公公是讲礼数的,他恪守着以诚实劳动为核心价值的传统乡村伦理。这首歌正是老公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写照与象征,代表着一种人性的伦理法则,一种古朴谨严的文化精神。 在那平白如话的歌谣里,蕴藏着人与自然、人与劳动、人与人相知相关的一种特别动人的美,不仅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这也就是王安忆念兹在兹,要在写作中尽力挖掘与存留的生活之美:“这平直的歌调里,拼力挣着一股劲。”农耕时代人们燕子衔泥般辛勤、精细地经营人生,他们的生活信念质朴而直接,在这种文化形态中生命存在的庄严令人感叹。王安忆似乎在这里找到了她的生活美学:“在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从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它们嵌在了巨变的事端的缝隙间,因为司空见惯,所以看不见。然而,其实,最终决定运动方向的,却是它们。在它们内里,潜伏着一种能量,以恒久不移的耐心积蓄起来,不是促成变,而是永动的力。……它们,便是艺术尽力要表现的。”自《长恨歌》以来,王安忆有意自绚烂归于平淡,她一再强调要用最朴素的方式,探触生命最实在的层次。王安忆悉心体味的,是一种诚实劳动与生活的扎实与愉悦。王安忆精心营造这样的生活美学是有深用意的,对当下生活与文坛普遍存在的消费主义和无意义感,至少构成了一定的对话。在后现代光怪陆离的风格中,王安忆以退为进的做法,反倒让我们觉得历久而弥新。 王安忆认为观念常常是靠不住的,而“掩在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之下,切实可感的生活肉身”才是真实可把握的。回到民谣,是王安忆追求生活“肉感”的有效途径,她善于将民间文学刚健清新的成分吸收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一般知识阶层对于民谣大多视之为鄙俚芜杂,觉得乡野与市井之音不很清雅可听,“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反映出文人趣味与民众精神的隔阂。然而,“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作为乡土社会朴素意识的民谣有其独特而广阔的原野,传唱于街头巷尾、小儿之口,以其原始的形态点缀着民众的生活,那是自由自在的性灵抒发,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民谣是采之不尽的艺术生命的活水,它永远那么慷慨,从民谣中我们能汲取勇于直面人生的真精神。在某些时刻,民谣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的基本态度,乃至处理当下事务的方式,能帮我们校正对于人生意义的基本态度。王安忆不仅仅把民间口传文学当作题材来源、故事框架,甚至在方法论、认识论上赋予其重要意义。 岁月,依然在乡村的原野上流淌,而许多的农民及农民的后代已走出了那片亘古的土地,在新时代的冲击下各奔前途。大开放、大流动的社会让他们不知不觉中淡忘了方言,淡漠了活在家乡风景中的吟咏人生苦乐的民谣,与生命相依相生的自然和民俗风情。那些质朴、直接、有“真气”存在的民谣,随着时代审美需求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渐行渐远。农业社会的审美特点就是个性化、地域化,与民间有着深厚的联系,工业社会所推崇的是科学化、规范化。而科学化、规范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具备了批量的文化生产的能力,但却抹杀了个性。来自大自然、田野和人民中间的民歌,最生动的文化意义在于它的活态性,这是活生生的、灵性的、有生命的歌声,它无法被纳入规范和理论,任何加工和粉饰都有悖它的天性。 周作人曾经认为:“研究童谣的人大约可分为三派,一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许多古代制度的遗踪。二是教育的,既知道歌吟是儿童一种天然的需要,便顺应这个要求,供给他们整理的适用的材料,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三是文艺的,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把那些别有文学意味的风俗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周作人本人则统揽三派的观点和方法,强调歌谣民俗学、教育与文艺的三重意义,以歌谣为“国民心声”,凭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评判,预言歌谣的搜集、整理将“引起未来的民族诗的发展”。 然而,周作人当年穷半生之力编成的《绍兴儿歌集》没有出版机会,“所以也只是搁着就是了”,终于随人世无常而沉浮。所幸这部手稿消失近40年后重现江湖,2000年第9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上刊登了《童谣研究稿本》全文,周作人凡关于儿歌游戏的搜集均收录于这个稿本。该文由鲍耀明提供、整理并标点,目前周作人的《童谣研究》手稿由鲍耀明收藏。这份手稿若能重印,对于吴越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寻找吴越歌谣文字传播轨迹,将是一份难得的参考资料。 民歌不绝,国风常存,在罐头歌手、电子音乐大量出产的年代,我们难忘那些本色、本嗓、本真的大地之歌,它们是一个民族无法磨灭的记忆。要理解一个民族生活的真相,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的歌谣俗曲是最真实最扼要的材料。 2004年3月29日,一档以原生态为宗旨的《民歌·中国》栏目以每天半小时的篇幅在中央电视台亮相,栏目宣传片这样写道:“民歌是民风,是民魂,是民髓,是最原朴,最自然的民心的洞开和拓放,是最挚切、最本真的民族的吐纳与呼吸。从文化的意义上说,民歌应该是乳水,是精血,是一个民族的体温和气息。这就是民歌原生态的价值。”这个栏目创办三年已录制了民歌数千首,并且加入大量的民俗、民间生活资料,全方位立体的呈现民歌及展示民歌背后的大文化概念。从2007年1月1日开始,《民歌·中国》栏目正式更名为《民歌·世界》,显示了中国民间口传文化走向世界舞台的信心。 故人的情怀,鲜活的民生,已然成为历史的风景,让后人遥遥相望。重温那些昔日的民谣,体物入微,景象宛在,颜色可亲,如闻天籁,真可令人心生百般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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