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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怎么比较，我还是觉得中国乡村承载了中国传统更多的东西，特别是过年。“过年”不仅是重大节日，属于节庆民俗；也是节气，属于时令民俗。那种团圆的狂欢和对新春的希望叠加杂糅，必须是熟人社会的乡土习惯（对比“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必须是稳实踩在大地之上的展望。 费孝通《乡土中国》里说，“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因此“回家过年”的动感，总让人联想起穿越无数异土、回归熟土的复杂情感。土不仅是草木之家，更是中国人的根，是刻在中国人身上的烙印。远方游子云“一包故乡土，千里家乡根。” 如今的乡村，或者说现代社会下的乡村，平时村道安静得几近无人，夏秋两季繁忙几日过后，只在下午有留守的老人锻炼溜达。老家周边好几所小学校都闲置了，合并到了条件稍好的学校里。更多的家庭平时举家小镇、举家县城、甚至举家省城，只在过年举家回来，打扫，聚会，宴请，村道才有了人气：大人找大人，同伴找同伴，老人找老人，每个人都显得那么从容淡定。
特别是小孩子们，如牢笼飞出的小鸟，认识的不认识的，见过的没见过的，回奶奶家或者外婆家，都没有生疏，很快从对门隔壁出来汇聚村道，打成一片，一会在这边玩这个游戏，嘻嘻哈哈；一会在那边玩另一个游戏，大喊大叫。他们竟然在我雪利姐门口的一截木头上玩得不亦乐乎：那截木头斜放在一个闲置的碌碡上，孩子们一个一个从挨着地面的一头走着平衡木，走到碌碡上这头再“飞”下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开心之极。 从下午四点一直玩到天黑，小刘拿出来小烟花，分发给大家，每个人都看着自己手里的烟花，小小的脸在烟花的照耀下，专注的神情成为童年的美好写照。他们当中，只有兰馨跟着在村小当老师的妈妈留守村子，村小听说只剩下三个年级了，其中一个年级两个娃，所以平时的村道很少见到这么多孩子，安红哥走过去，打招呼道：“你们一回来，就你们门口娃多。”
想起三十年前我们在村小上学，一个年级两个班，一个班四五十人，一个学校五六百人，现在的整个学校就剩下十来个娃了，学校还在，就是留守儿童的福分 ，也是乡村活力的保障。 如今的乡村，人气只在过年，只有过年，街道才会有来来往往走亲戚的车辆，有出出进进在家过年的打工人。夏秋两收已不包括在其中，机械化让很多人不用回来，粮食的收入让很多人放弃了春种夏收。土地流转，成片的西瓜大棚、蔬菜大棚，已经和村子没有多大关系了，都是外来人的规模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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