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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了，这是中国人普天同庆的日子，充满了喜庆祥和。 过年了，吃喝玩乐，好像把一年来的所有情绪在这几天尽情地释放。 如今的日子真的是好日子，吃不愁，穿不忧，与过去的日子相比，天天都像在过年，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少了对过年的强烈期待。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对过年的期盼就特别强烈，期盼无外乎是过年可以吃上几天好吃的，还有可能穿上新衣服。
过年，可以吃纯白面的馒头，里面包上豆沙。豆沙里加入了甜柿子皮、红薯，甜甜的。年前，母亲用大蒸笼，一锅就有三四十个馒头，蒸上好几锅。凉透后，收进一个大缸里，吃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元宵节时，要蒸枣糕馍。 当时，觉得吃上纯白面馒头就是最幸福的时刻。现在，天天吃就觉得单调，要加一点粗粮才觉得养生，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好。 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好像不多，大多数过年的时候都是把旧衣服弄干净了再穿。 一身棉袄、棉裤穿一个冬天，里面没有防风的保暖内衣，外边没有防脏的罩衣。一个冬天过来，棉袄肘部磨开了花，棉衣外边脏得乌黑发亮。 到了除夕的晚上，母亲就坐在小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缝补破了地方，再用刷子把脏了的地方仔细刷干净。然后，拿到火边慢慢烤干，初一的时候出去见人不至于太寒碜。 对于孩子们来说，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压岁钱。
现在逢年过节，人们发红包成平常，但在过去，过年有压岁钱是一种奢望。 看到一个同是出生六十年代的网友的帖子，说他有次得了2毛钱的压岁钱，被亲戚家的孩子追着要了回去，换成1毛，还被诅咒，就这1毛钱还被父母收走了。 看到这里，感同身受地心酸，觉得还不如没有。 记忆里，没有压岁钱，父母没有钱，是不会给的；亲戚也没有什么钱，也是不会给的。 因为离亲戚家比较远，没有汽车，过年很少走亲戚。即使偶尔走亲戚，能在谁家吃上饭就是最大的满足，更不用说有压岁钱了。 小时候，看到有的小朋友有几毛的压岁钱，羡慕得不得了，心里想什么时候谁给个压岁钱该多好呀。 没有等到压岁钱，已经长大成人了，上了大学，有工作，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给亲人们发红包了。 由于疫情，又不能回老家看望91岁的老父亲，年前只能通过弟弟给老人发了千元红包，让弟弟帮我尽一份孝心。 儿子虽然长大成人，在我的眼里还是孩子，他声称不要，还是发了，也是弥补一下自己小时候的遗憾。
拜年是春节重要的内容，拜祖宗，拜父母。看到一位同事发了来一张给父母叩头的照片，很感动。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拜父母是对父母的敬意和对生命的敬畏，现在几乎没有人这样做了。 生活需要仪式感，这不是做戏，有庄重的仪式，才会惊醒世人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生命和生活，这不是走形式，而是通过庄严的仪式，让人从内心深处产生认同。 过年，最热闹的是放鞭炮，噼里啪啦一阵响，把过年的气氛烘托了起来。 小时候，人们生活拮据，很多人家放鞭炮都是意思一下，最奢侈的是放百头鞭，响的时候长一点。 鞭炮在清晨炸响，天还不亮，人们陆陆续续起床放鞭炮了。一会儿响一下，东响一下，西响一下，不聒噪人，也不冷清。 男孩们听到炮声，就急忙起了床，跑到放炮人家的门前，寻找没有点燃的鞭炮，或者哑炮。然后，一群人围在一起，放一个，欢呼一声。哑炮，就从中间折断，点燃，一股火星迸发，又是一阵欢乐。
鞭炮过后，乡村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硫磺味，觉得一点都不难闻，人们还会不自觉地吸吸鼻子。 人们富起来以后，一放鞭炮就是几万头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烟花，都抢在除夕夜晚12点放，震耳欲聋，持续不断，把空气搞得乌烟瘴气，只好禁放了。 空气好转了，年却寂寞了。 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写了是宋代人们过年时的景象，放鞭炮，喝辟邪酒，贴春联。 春联，不只是代表喜庆，而是通过吉祥的语言表达对来年美好的祝愿。 小时候，临近春节的集市上，书法写得比较好的人现场写春联，不讲究的人只要是吉祥内容的对联就行，而有文化的人要自己编内容，才显得自己有文化，与大众不同。
上大学时，过年一个最大的兴趣就是走街串巷看春联，内容比较别致的，就抄下来。 现在的春联，没有几个人写了，许多商家赠送印刷好的春联，内容大同小异。许多人也不看重春联，也不在乎内容，只要门两边有红红的就行了。 冯骥才《我们应保持春节的仪式感》：“民俗是一种亲和又美好的生活文化和生活情感。它是一种朴素的'仪式’，它不像宗教仪式那样严格规范，却由衷地发自内心。它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精神内涵和多情感内涵。” 现代化的生活，更多的娱乐方式，使许多传统的民俗没落了，越来越式微，仪式简化到无，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些仪式所蕴含的意义。 年，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一元初始，万象更新，不是普普通通的日子，寓意深远。 过年，不是简单地吃喝玩乐，通过庄重的仪式，表达对新的一年美好的祝愿，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从而严肃地对待人生。 生活很美好，的确很幸福，然而，幸福之中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一点说不清的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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