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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成套用瓷系指同一花色按不同器形烧造的不同尺寸的碗、盘、盒、花盆等生活用瓷。主要见于同治、光绪两朝，用于同治大婚和慈禧皇太后万寿庆典。 这里展示的一组瓷器即为同治皇帝大婚用瓷。同治皇帝举行大婚是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年同治皇帝16岁。为筹备这次大婚典礼，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初十日朝廷即命分巡广饶九南道、督理九江关税务、监管窑厂事的景福办理同治皇帝大婚用瓷，共计14份并9项花色，共计10072件。其中，“十四分”均为成套瓷器，按每种图样需烧造海碗、大碗、中碗、汤碗、饭碗、怀碗、九寸盘、七寸盘、五寸盘、四寸碟、三寸碟、二寸五碟、酒盅、羹匙、茶盅、大茶盅、盖碗、茶缸、渣斗、粉盒、胭脂盒、珉头缸、水仙奁、花盆等。 据史料记载，为筹办同治皇帝大婚典礼，共花费1100多万两白银，其中为烧造婚礼用瓷，朝廷下令拨款13万两白银重建因“太平天国运动”而被毁的御窑厂。即使这样，烧造这批瓷器对于重修后的御窑厂仍困难重重。景福用两年时间才全部监督烧完。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景福曾将烧造得同治皇帝大婚用瓷器7294件、共装120桶造册呈送内务府，但这只是完成传办14分中的10分及全部9项花色活计，剩下的4分共计2778件完成于同治八年。 但全部10072件瓷器运到皇宫后，被认为“均烧造粗糙，不堪应用”。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事处总管杨长春传旨“著传知该九江关监督景福照数赔补”。景福于同治九年八月命御窑厂开工重新烧造这批大婚用瓷，直至同治十年十一月照数补造完毕并解送至京城交差。 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同治皇帝大婚用瓷，堪称同治朝景德镇御窑厂产品中的代表作之一，也开创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烧造皇帝大婚用瓷之先河。  清代朝廷祭祀沿袭明代制度。明代祭祀制度已较完备，《大明会典》（卷之二百一织造之“器用”条）载：“凡祭祀器皿，洪武元年令：太庙器皿易以金造；乘舆服御诸物，应用金者，以铜代之。二年定，祭器皆用瓷。”该书又载，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祭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由此确定了明代宫廷“祭器皆用瓷”的基本制度，而将方丘（现指地坛）祭祀用瓷定为黄釉瓷。因此，明代黄釉瓷主要被用作朝廷的祭器。 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表明，清代初期的坛庙祭祀制度皆沿袭明代旧制，以瓷器作祭器。但由于传统祭祀用器中的登、铏、簠、簋、笾、豆等成型和烧成难度都很大，因此，不得不以瓷质碗、盘等替代。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重新改制以后，才依传统器形烧造各色上述瓷质祭礼用器。《清实录》（卷三〇六）载：（乾隆十三年）戊辰春正月丁亥，定祀典祭器。谕：国家敬天尊祖，礼备乐和，品物具陈，告丰告洁，所以将诚敬昭典则也。考之前古，笾豆簠簋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贵重，或用陶匏，以崇质素，各有精义存乎其间，历代相仍，去古寖远，至明洪武时，更定旧章，祭品祭器悉遵古，而祭器则惟存其名。以瓷代之。我朝坛庙，陈设祭品，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凡陶必辨色，圜丘、祈谷、常雩（yú）青，方泽黄，日坛赤，月坛白，社稷、先农黄。”由此可知，祭祀圜丘坛（天坛）、祈谷坛、常雩坛等用祭蓝（青）釉瓷器，祭祀方泽坛（地坛）、社稷坛、先农坛用黄釉瓷器，祭祀日坛用红釉瓷器，祭祀月坛用白釉瓷器。这种规定符合自然法则，反映了古人顺乎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因为天呈蓝色、土呈黄色、刚升起的太阳呈红色、月亮呈白色，所以要用与它们颜色相同的瓷器作祭器。另外清代皇帝前往不同的祭祀场所祭祀时，还要穿不同颜色的朝服、佩戴不同颜色的朝珠。即分别穿蓝色、黄色、大红色、月白色朝跑，分别配戴青金石、金珀、珊瑚、绿松石朝珠，于冬至时节祭祀天坛、夏至时节祭祀地坛、春分时节祭祀日坛、秋分时节祭祀月坛。这样做，都是上述思想的反映。       清代宫廷称吃饭为“用膳”或“进膳”。对不同身份的人进膳所用器皿品种，均有严格规定，以辩等级、明尊卑。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国朝宫史·经费一》“铺宫”条对后宫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皇子福晋、皇子侧室福晋等用膳可配享器皿做出严格规定，其中包括对所用御窑瓷器品种和数量的规定，品种方面的大致情况是： 皇太后——黄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杯，瓷渣斗。 皇后——黄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杯，瓷渣斗。。 皇贵妃——白里黄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瓷缸。 贵妃——黄地绿龙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瓷缸。 妃——黄地绿龙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瓷缸。 嫔——蓝地黄龙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瓷缸。。 贵人——绿地紫龙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 常在——五彩红龙瓷盘、碟、碗、钟，各色瓷盘、碟、碗、钟。 答应——各色瓷盘、碟、碗、钟。 皇子福晋——各色瓷盘、碟、碗、钟、罐。 皇子侧福晋——各色瓷盘、碟、碗、钟、罐。 由此可见，清代乾隆年间规定后宫除了皇太后、皇后可使用内外均黄釉瓷、皇贵妃可用里白外黄瓷外，其他贵妃、妃、贵人、常在、答应以及皇子福晋、侧福晋等，均不得使用黄釉瓷器。清代黄色已成为帝、后之色，其中以全黄釉（即器内、外皆黄釉）瓷最为尊贵，顺理成章成为帝、后的专用品。半黄（即器外黄釉、器内白色）者次之、黄地加其他色彩者再次之、其他地色加黄龙者又次之。 清代里外黄釉、外黄釉里白釉、黄地绿龙纹、蓝地黄龙纹、绿地紫龙纹、五彩红龙纹瓷器等，自康熙至宣统朝一直延续烧造，从未间断。  清代宫廷陈设和赏赐用瓷以瓶类器最为多见。瓶属于琢器，既是清代宫廷陈设用器，也是皇帝在年节或举行重大典礼活动时赏赐皇亲国戚、大臣的礼物，这在清宫档案中有明确记载，其中又以玉堂春瓶最具代表性。例如根据清代宫廷档案记载，光绪十年（1884年）万寿赏用瓷瓶有五彩百蝶玉堂春瓶、青花起线玉堂春瓶、天青釉金皮球玉堂春瓶等。根据烧造清单可统计出清代用于赏赐的瓷瓶共有8种样式，按今天命名，即祭蓝釉四方象耳瓶、仿哥釉杏圆贯耳瓶、窑变釉杏圆贯耳瓶、仿哥釉凸刻八卦纹琮式瓶、厂官釉直颈瓶、祭红釉玉壶春瓶、青花竹石芭蕉图玉壶春瓶等。 清代沿袭明代制度，亦在景德镇设窑厂专门烧造宫廷瓷器，其供应形式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即大运、传办和贡献等。其中以大运瓷器中的琢器数量最多。所谓大运瓷器，从字义上解释就是指大批运输的瓷器，从实际烧造情况看，系指御窑厂每年底在宫廷内务府奏销，按年例不用皇帝另外降旨、按固定式样烧造且统一运至京城、交付宫廷瓷器库收储的瓷器。根据清代宫廷档案记载，清代大批量烧造宫廷御用瓷器始于康熙朝。大运瓷器可分为琢器和圆器两大类，琢器造型主要源自宋、元、明代瓷器，个别为清代新创；颜色釉瓷器造型多沿用明代瓷器。但大运瓷器真正形成固定式样并按例烧造，则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据清代宫廷档案记载，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旨令督陶官唐英，今后都要按照从宫中藏瓷中选定的52件琢器、164件圆器样款烧造。琢器的样式、尺寸不许更改，颜色、花纹可酌量相互更换；圆器的样式、尺寸、颜色、花纹都不许少有更换。 乾隆时期由于经济强盛加之乾隆皇帝对瓷器烧造的重视，致使景德镇御窑厂创烧出许多新的瓷器品种。统观清代所烧造大运瓷器中的琢器品种，以乾隆朝为最多，共计52种，以后各朝烧造品种每况愈下，嘉庆朝烧造了37种，包括瓶、尊、觚等，咸丰至宣统朝则仅保留其中的8种瓶式。  清王朝作为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封建政权，为强化统治、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利用宗教文化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就是采取的基本手段之一。清代历朝帝王均十分重视宗教，逐渐形成比以往朝代更具特色的宗教观，即宗教必须反映统治者的意志，为统治阶级服务。紫禁城里与宗教相关的神殿佛堂，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全，可谓“儒、释、道”三教并存，圣人、佛相、天尊同在。此外，一些民间俗神和清代满族人所崇信的萨满祭祀，也各占有一席之地。但清代紫禁城内的最重要的宗教形式是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器中有不少清代宫廷遗留的藏传佛教用品，以乾隆朝景德镇御窑厂产品最为多见。如五供、佛塔、七珍、八宝、观音像、无量寿佛像、释迦牟尼佛像等。由于这类瓷器结构复杂，致使烧成难度极大。档案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督陶官唐英奉旨烧造观音像，久造未成，乾隆帝严厉斥责唐英“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想是唐英不至诚，着他至至诚诚烧造。”可印证这类瓷器烧造之不易。   由于历史原因，同治、光绪两朝中国的朝政大权掌握在慈禧皇太后手中，她在这两朝经历了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大寿，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其寿诞烧造瓷器，在同时期御窑瓷器中，这批瓷器不仅作工精美，而且数量较大。慈禧皇太后对自己在宫中使用的瓷器有严格要求，即每件瓷器上都要署上她居住的殿堂名，最著名的当为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款识的所谓大雅斋瓷器。这批瓷器始烧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烧成于光绪元年（1875年）、二年。据清代宫廷档案记载，同治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内务府将大雅斋瓷器画样交与景德镇御窑厂，并传旨“统限于本年九月内呈进”，为的是赶上当年十月十日慈禧皇太后四十岁大寿。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款识的瓷器属于成套瓷器，包含鱼缸、碗、盘、碟、渣斗、茶碗、盖碗、圆盒等多种造型。 但由于时间太紧，这批瓷器未能赶在同治十三年十月十日慈禧皇太后四十岁大寿之前烧造完并运至京城。 （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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