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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典语词兼收与语词分合探论 徐时仪 摘要：辞书编纂注重务实，主收词兼收语，语词兼收是传统，也是通例，有关术语的变更与学科的分合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理论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说得再天花乱坠也不可能是正确的理论。所谓“'语汇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至少在目前还很不成熟，过于仓促地为创立新说而割裂词汇学无论是对词还是对语的研究皆有害而无利。汉语词语研究的正途是紧扣汉语自身特征，在词汇学架构内多做实学实证的深入探讨，不宜为标新立异而另立语汇学与语典学。 关键词：汉语词典；语词兼收；语词分合；语言学史 文章节选 一、汉语词典语词兼收 辞书中最常见的是语文辞书，而语文辞书，尤其是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永远是一个国家或说一种语言的人们最高追求的充分体现，真正足以显示一国的学术成就。《汉语大词典》是我国语文辞书编纂的标志性典范，主收词兼收语，语词兼收，收释了一些习语俗谚。如据我们初步统计，“水”条下收双音词487条，三音词129条，四音词77条，五音词3条，六音词2条，八音词4条，十音词1条。其中双音词条多为词，三音以上的词条多为语。除首字为水的多音条目外，其他词条中含“水”字的双音词421条，三音词229条，四音词298条，五音词8条，六音词15条，七音词10条，八音词19条，九音词1条，十音词3条。 汉语词典主收词兼收语，是传统，也是通例。《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编纂已于2012年启动，这是中华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工程，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第二版将增收单字、复音词、成语、结构紧凑的俗语条目，尤其注意增补近、现代汉语条目。 二、语词分合与实证研究 词典编纂离不开词汇学和辞书学理论的探索和指导，“辞书的根基是学术。没有学术作后盾，是不可能编纂出上品、精品的辞书。”近年有人提出“语词分立”，其初衷于汉语词汇学研究或多或少尚有积极意义，惜其后则宥于缺乏实证，流于仿袭词汇学术语，尤其是认为“'语词分立’是汉语不可抹杀的客观事实”，“必然导致'语汇’和'词汇’的分立、'语典’和'词典’的分立，使语文辞书呈现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局面，这是语文辞书的现状，也是语文辞书发展的必然趋势”，进而刻意另立门户，俨然将语汇学自视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认为创立新说是可以的，问题是是否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是否是语文辞书发展的必然趋势。 汉语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有变，有不变，有变化大的，有变化小的，而为什么变，怎样变，为什么这样变而不那样变则既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有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求雅兼从俗的价值取向。 词汇学中词与语研究的当务之急不是学科分合的另立门户，而是紧扣汉语自身特征，贯通古今中外脚踏实地的默默耕耘。如“心”的本义是一种生理器官，指心脏，由此引申有思维器官和物体的中心等。《现代汉语词典》释“心”分有5个义项，收录与“心”组合的词语149条。《汉语大词典》释“心”分有14个义项，收录与“心”组合的词语472条。这些词语的语意互有关联，组成一个“心”的词语聚合。从中可见语与词本为一体，没有必要人为地将语词分立，如果割裂而释反而不易理清语意，于学术研究有害无益。 古今学问都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迄今为止一切有价值的人文学术，无论是理论的阐发还是文本的解析，几乎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必须也必定是以实学实证研究作为基础的，而所谓语汇学，由于缺乏实证，尚未成熟，却刻意立异。“事实上，历史上的大量成果，当下仍在不断涌现的成果，多是在本有的学术框架下完成，在原有的学科体系内涌现出来的。” 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专书词语考释和专书词典就有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王锳《诗词曲语辞例释》，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和《戏曲词语汇释》，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等。这些已有成果既有词的考释也有语的考释，为词汇学研究提供了实证。 值得一提的是温端政誉为“填补了语汇学专书研究的空白”的《<朱子语类>语汇研究》则是一本粗制滥造之作，不仅未好好阅读已有研究成果，而且多为堆砌拼凑成文，没有自己的考释或论证。如第六章《朱子语类》语汇汇编，几乎占全书一半篇幅，然仅罗列抄录引文，且多有疏漏错讹。温氏似也知此书未作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工作，更清楚其“理论体系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问题”，惜仍以此作为填补语汇学专书研究空白之作，实在是有损“语汇学”研究的学术性，更有失治学的严谨性。 三、语词分合与正确语词观 温端政认为“破除'语’是'词的等价物’的观点，主张'语词分立’，是树立正确语词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将主张“语词分立”提升到树立正确语词观的高度，似乎主张“语词分立”就是语词观正确，不主张“语词分立”就是语词观不正确。其实语词分合完全可在词汇学自身体系中探讨，“原本一个学科可以说清楚的事情非要分作两个学科来说，实际上就是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不利于学习者掌握和学习，更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主张“语词分立”未必就是语词观正确。 首先，语言是人类自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杰出的创造，也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一个概念的意义可以由语言的多个形式来表达，而不同的语言形式则具有表现同一意义的功能。人们交际都是由词或固定短语组合成句子来表达完整的语义,即既可以用词也可以用习语俗谚等固定短语来表达同一概念的意义。词与语之间往往没有一个绝对清晰的分界线，而是共同构成一个以现成话语为原型，形成一组与原型的现成话语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相似性特征的词语。 尤其从原型理论看，习语俗谚在人们交际中既有雅词俗化，又有俗词雅化，具有形式结构上的相似性和深层语义的相融性特征，构成词汇语法层中词与语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一个连续统，反映了由言语意义到语言意义和由语言意义到言语意义互动交融的转化。词与语是一个双向连续统，语词分合自有其约定俗成的内在规律，不是说分立就可分立的。 其次，词汇学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很多，“每一个都远比标新立异的研究'语汇学’并仿照术语来得重要”。“即使我们只把视点聚焦于熟语问题上，似乎也有不少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严肃问题需要研究”。 由此可见，只有多做实证研究才有可能在探讨内在规律上有真正的创获。“就目前讨论的内容来说，'语汇学’应该是词汇学的子学科，因为其本质就是词汇学的一部分，所以就像研究词汇学的其他问题一样，研究和更新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应当是'语汇’研究的主流，而决不是学科的分合问题。”“当务之急应当是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推进具体现象的研究，如'语汇’和语法、语音、语用、语义的结合性研究、具体语类的分类探讨等，而这一切都可以在词汇学的架构中实现。” 四、辞书编纂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辞书编纂注重务实，而另立语汇学语典学只是徒然添乱。温端政解释其曾经说过“让词典集中收词，全力做好词的释义工作，解释好每个词汇单位的意义，使词典真正成为词汇研究的成果”,“'语’的收集、整理和释义，让给'语典’去做，让'语典’成为语汇研究的成果”，并说明“这是就词典、语典编纂的科学性而言的。我们既不能用辞书编纂的实用性去否定它的科学性，也不能用辞书编纂的科学性去否定它的实用性。”其实这种解释与提出“语词分立”同样缺乏学理和实证，不足取信。 首先，词典既收词也收语，这本身就体现了词汇学和辞书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并可在词汇学和辞书学体系框架内不断探讨和完善，毋庸强行另立语汇学为词汇学的平行学科。其次，理论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说得再天花乱坠也不可能是正确的理论。“称之为'学’的学问，需要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定的研究对象、专门的术语和经过严密逻辑思维的理论架构。”无论是语汇学还是语典学目前尚不具备学科独立存在的学术基础，似无必要为了创立新说而仓促将其搭建为独立学科。 词与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二者相辅相成，尤其是语意的理解更与词义密切相关，语的深层次研究离不开词义的考证，而愈是深层次的研究则愈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 五、汉语俗语研究的正途 十几年前温端政主编有《中国谚语大全》《中国歇后语大全》《中国惯用语大全》，这些年来如能在“全”这方面锲而不舍也是功德，只是其嗣后续作出版虽甚多，然多有重复，在“全”上着力不多，亦未在出版上品、精品力作上更多用力。江蓝生《“中国俗语大全”序》曾指出“俗语材料中包含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丰富信息已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但着手进行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认为一可借助汉语史研究的成果考释难解俗语；二可利用方言研究的成果进行研究；三可运用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的方法研究词义；四可补充大型辞书收词或义项之遗漏的演变。江先生所说可谓深得汉语研究个中三昧，循此进行研究所获必甚丰，也是推动汉语俗语研究新进展的正途。 近年国家重视汉语史的研究，一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相继立项，其中2014年立项有“汉语词汇通史”，2016年又立项有“中国语言学史”。既是汉语词汇通史和中国语言学史，势必就语词分立和创立语汇学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性”有个中肯的评判。辞书学的理论研究和辞书编纂实践与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密切相关，尤其是有关术语的变更与学科的分合不能凭自己拍拍脑袋，东抄西抄拼拼凑凑，而是一个事关辞书学和汉语词汇学及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容不得丝毫苟且。 周荐曾指出“倡导语词分立，把语汇从词汇中独立出来，应充分论证语词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目前看来，语词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彰显。”“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然建设完足，主要看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认为“无论是作为句子成分还是作为词汇单位，熟语和词均无显著区别……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 因而我们认为语汇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至少在目前还很不成熟，还有待先在词汇学架构中作深入探讨，能在原本一个学科可以说清楚的事情不必非要分作两个学科来说，不应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不宜为标新立异而另立语汇学与语典学。 徐时仪，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负责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辞书学会副会长。《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人和分卷主编、《古文字诂林》编委，中韩合办《东亚文献研究》主编，韩国中语中文学会海外编辑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史，研究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辞书文献的考证研究，一是白话文献中俗语词的考释。辞书文献记载反映了古人对汉语词义考释研究的成果，白话文献则是当时口语俗语的实录，这些文献记载了汉语词义的发展演变，蕴含着形成并持久地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在研究我国辞书编纂发展史和汉语词汇发展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专著有《慧琳音义研究》《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玄应众经音义研究》《汉语白话发展史》《佛经音义研究通论》《语言文字》《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朱子语类词汇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学》《汉语白话史》《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学海先飞》等。论著两获教育部社会科学奖，九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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