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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湖湘论坛》1989年第3期 古汉语词汇已有两千年的研究历史，有一些经验和成果可以借鉴，但由于没有系统的词汇理论作指导，由于受训诂学注重实用的传统的影响，直到目前，词汇学的研究还显得盲目、零乱，方法上也有许多问题急需引起我们注意。下面试说四点。 一、以今律古，缺乏历史观念 在两千余年的词汇研究历史中，出现过许多名词术语，如“实词”、“虚词”、“单词”、“骈字”、“连语”、“謰语”、“联绵字”等等。对这些名词术语的理解，应该具有历史的眼光，用当时的材料和当时人的认识来加以说明，作出符合事实符合古人原意的解释。至于古人的认识是否正确，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评判古人的得失，但不能强古就今，把现代人对某个词的认识强加给古人。否则，就容易误解古人的原意，作出不符合事实的判断。例如王念孙父子所提出的“连语”，其实是一种同义复合词，所以他说“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也就是前后两个音节（字）意义相同（包括相近），不能够分别解释为不同的意义。但现在不少人认为王氏的“连语”应该是“连绵字”，是“复音单纯词”，因而“上下同义，不可分训”应该理解为上下两个音节合起来表示一个语素，不能够拆开成单音节来加以训释。这就是把现代人对复音单纯词的认识强加给了王氏父子，它既不符合王氏所举“连语”的事实，也不符合王氏有关论述的真意。其实，王氏是经常把“连语”拆分成单音节来训释的，只不过所训意义相同相近而已。例如“狙诈”一词，王念孙解释说：“狙诈，迭韵字，狙犹诈也。《叙传》曰：'吴孙狙诈，申商酷烈’。狙、诈同义，酷、烈同义”。又如“魁梧”，王念孙解释说：“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吴也，《方言》：'吴，大也。’《后汉书·张陈王周传赞》：'其貌魁梧奇伟’。魁梧奇伟四字平列，魁与梧同义，奇与伟同义”。我们对王氏明确标为“连语”的二十三个词语逐个进行了考证，发现它们全部都是由两个语素合成的同义复词，而不是只有一个语素的复音单纯词。可见王氏针对旧注误释而提出的“不可分训”与单纯词无关。旧注的错误不在于把“连语”分开来认识，而在于把分开后的两个单字训解为两种不同的意义；王氏之所以能纠正旧注，乃在于他认识了连语“上下同义”的复合性质，而决不是因为掌握了什么“单纯性特点”。这从他批驳旧注的言词中看得很清楚，如“奔踶”一词，师古曰：“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则奔，立则踶人也。”王云：“师古分'奔’'踶’为二义，非也。'踶’亦'奔’也。”又如“营惑”一词，王念孙云：“师古训'营’为回绕，则分'营’与'惑’为二义，失其指矣。今案'营’亦'惑’也。”可见王氏反对的是把“连语”中的单音节“分为二义”，如果训为同义（包括近义），那是可以拆开来分析的。 二、不考虑研究项目在整个词汇体系中的地位，立目、分类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有关“连绵词”的研究就是这样。自宋代提出连绵字的名目后，历代沿用（或称謰语），今改为连绵词。但是，究竟什么是连绵词，划分连绵词的标准是什么，却从来没有一致的规定，因而在具体词的归属上就必然见仁见智，各有一套。台湾杜其容编的《诗经连绵词谱》收入连绵词八百多个，而周法高拿过来一看，就觉得有两百多个不是连绵词，相差竟如此之大。杜、周二人都把重言词归入连绵词（周分别称“叠音”和“部分叠音”），而大陆学者一般让重言词独立。之所以有这些分歧，就因为理论上不系统、不科学，不是放在各部分相互联系的体系中研究，而是孤立地进行研究。在一个体系里，任何名目的建立和类别的划分，都应该有明确的目的、一定的标准和相对立的部分，这才能有价值。但连绵词的划分，却没有明确的目的（我说不出，似乎也无人说过），没有相对立的部分（古代的联绵字可能是与单字相对的，而今天的连绵词却跟现存任何一种词汇类别都不是同层次同标准的，根本不能并列。这就忘记了索绪尔早就提出的对立理论：“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如果说以意义不可拆分为标准，那就不应该分连绵词为“双声”、“叠韵”和“既双声又叠韵”三类，因对“滂沱”“玻璃”等无法归属，而且三音节以上的音译词、象声词以及“友于”“而立”等通过修辞形成的词也是一个意义整体，不能拆分，却又不被接受为连绵词。如果说以声韵的重叠为标准，那么重言词就不应独立。而且“将军”“亲戚”“干戈”等等也没有理由不认为是连绵词。如果认为既要声韵重迭，又要意义不可拆分的才是连绵词。那也不能包括“玻璃”“葡萄”这类意义不可拆分而没有声韵重迭关系的词。而且，这样从单纯词中根据声韵关系分出连绵词来，究竟有什么实用价值？为什么不把复合词中具有声韵重迭关系的词划分出来？）。因此，从现代词汇学角度说，我主张取消“连绵词”，而采取单纯词和合成词的对立划分。“重言词”根据字形划分，同音不同形的不算，这就不是词汇学角度的分类，而且也没有与之对立的类别，因而缺乏系统性，也应该取消。 三、详于平面的描述分类，而疏于历史的探源演绎 例如，人们对于词汇有多种多样的分类，但对于原始词汇的模样却不敢去想，对于某类词的来源也不予探究，这就使得我们的词汇研究只能停留在表面现象的归纳，而没有深入到它的根源。“找不出根源就不是学问”。对于古代汉语来说，探源工作显得比现代汉语更重要，因为它是已经过去了的语言，不存在规范化和引导其发展的问题，那对它的研究就主要是描写、解释和探源。科学离不开假设，探源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假设来进行，假设只要有一定的根据，并能用以后的事实加以验证，就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比如复音单纯词（包括所谓“连绵词”），如果只从声音上分为双声、迭韵和既双声又迭韵，那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提出这样的问题：复音单纯词是原始词汇中本有的呢？还是在有了第一批词后再陆续产生的呢？如果是后来产生的，那又是通过哪些途径形成的呢？这些问题，迄今无人从理论上作系统的探讨。我们设想，汉语里原始的第一批语词应该都是单音节的，至少语素是单音节的，可以说，原始汉语就是单音节语素的语言。其根据是： ●（1）人类从自然的混沌声音中辨析演化出语音来并不容易，原始音节肯定是很少、很珍贵的，因此，他们只能尽量地发挥每个能发出的音节的作用，让它们单独负载某一方面的信息，从而形成第一批概括力很强容量很大（即外延不十分确定，内涵也较模糊）的语词，来进行简单的交际。在这种时候，人们怎么会舍得用两个音节来表达一个语素呢？ ●（2）最先产生的一批语词，虽然笼统、模糊、没有具体的限制，但却是与人们的意识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非交际不可的基本事名和物体共名，即基本词汇，这种词汇是产生新词的基础，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至于那些反映个别具体事物，构词能力又较弱的一般词汇则可能要产生得晚一点。从现存先秦文献材料考察，其中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构词能力强的基本词都是单音节的，而所有复音节词意义都比较单纯，构词能力很弱，属于一般词汇。这样，我们认为最先产生的一批词是单音节的，就不是没有道理。 ● （3）只有当人类创造音节达到一定限度，每个音节的负荷超过一定的限度（一词多义、同音词现象等），从而影响交际时，人们才有可能想到要用音节的搭配组合来区别原有意义和表达新的意义，从而形成复音词。但这样的复音词，一般还是合成词，即每个音节仍然表示一定的语素义。所以直到甲骨文中，除了少数人名地名国名等可加分析的合成词外，还很难看到复音单纯词。当然，不能据此就断定当时的口语中还没有复音单纯词，因为甲骨文涉及的内容狭窄，词汇量还不是全部，但至少可说明，复音单纯词的产生和运用并没有合成词那样迫切和重要，而且区别旧义和表达新义并不是引起复音单纯词产生的主要原因。 那么，汉语里怎么会有那样多的复音单纯词呢？我们对它的音义来源作了初步考察，觉得可能有如下几种情况： ●（1）由单音节词裂变而成，意义一般没有变化。单音节的声母和韵母中间，由于某种原因，增加了另一个声母和另一个韵母，从而重新组合以致裂变为两个音节的复音单纯词。如“峦→垄断”、“谩→满谰”、“唐→哃 ●（2）把单音词的前附辅音或后附辅音音节化（即加上某种元音），意义并不改变，从而形成复音单纯词。如“笔→不律”、“椒→椒聊”等。这可能是用文字记录语言以后出现的现象，辅音附带在口语中是不成音节的，但汉字是音节文字，没有相应的字母，所以，要么不记那些附带辅音，要记，就得用一个汉字即一个音节来代替那个辅音，于是就成了双音节。这就象现在搞外语翻译时把有些辅音对译为音节一样。 ●（3）音译外语词而成。不同语言中音与义的联系是不同的，当汉语吸收外语词时，只能把它的几个音节和几个语素都当作一个整体搬过来，而不可按汉语的标准去进行对应分析，那么这个词也就成了复音单纯词。如“玻璃”等，这实际上只是词形的转写。 ●（4）由于修辞的运用而使某几个音节共同与某个意义发生了特定联系以致形成复音单纯词，如“友于”“而立”“赫斯”等。 ●（5）通过象声手段而形成复音单纯词。象声词的功用在于近似地摹拟自然音响和人类的感叹之声，本身不负载社会信息，不需要社会约定俗成，同时它的音节极不固定，多少不拘，而且具有封闭性，没有构词能力和构句能力，常常独立于句子之外，所以是一种特殊的词（我们把它跟表意词并列）。但当社会约定某几个音节与具有这些声音的某一事物发生固定联系时，它就成了表意的复音单纯词，如“布谷”“鹘鸼”等。这种词从命名取义说，无所谓单纯、合成，唯象其声而已，从其表达义说，才可看成复音单纯词。 ●（6）由同义语素融合而成。几个原来可以独立运用的单音节词，由于意义相同或相近，就经常连用，因而成为并列合成词；后来又由于并列的几个语素渐趋融合，以致人们不再感觉到它们是可以独立运用的语素，如“离黄”，“离”借为“㸚”，光亮之义，“黄”与“煌”同源，亦光彩之义，鸟之毛色光亮艳丽，故取以名之，谓鸟为 以上六点，使我们从理论上相信，所有复音单纯词都不是原始的语根，都有其产生发展的来源可考。当然，事实上是有许多考不出来的。因为有些词源“中断”，材料已经磨灭，也有的研究不深入，暂时还找不到材料。从上述的来源考察发现，复音单纯词的产生，并不意味其新义的产生，严格说来，它实在是既有语词的词形发生变化有了新的特点而已，并没有产生新词新义。其变化原因则多半是出于修辞。 四、孤立地封闭式地进行研究，而忽略了人类思维、民族心理、社会生活等文化要素和相关的其他学科对古汉语词汇的影响 譬如义族、义群、义域等的研究成果甚微，就是因为缺乏文化因素的广泛联系。我们知道，词汇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意义的演变，是人类头脑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结果，因而与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的生活习俗、民族的心理特征等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申小龙同志倡导文化语言学，我看很有意义。如果我们的词汇研究也能重视文化这种广阔的背景和历史的立体的联系，那义族之类的建立，不是没有可能的。例如汉民族从远古之时起，大事多用祖宗成法，凡有开例，则相沿成习，因而形成了一种“尊天法祖”“重古道”“不忘本始”的传统观念，反映到意义问题上，就促使许多语词发生了兼具“始”“法”二义的系列性变化：“方”有“始”义，又有“法”义；“律”有“法”义，又有“始”义；“祖”训为“始”，亦训为“法”。而法要求稳定，亦要求人们遵循，故又促使语词的意义发生相应变通：凡言“典刑”者，可训为“典法”，即可训为“典常”；“刑”为典常之“常”，又为久常之“常”；“貌”谓之“形”，亦谓之“容”，“常”谓之“刑”，亦谓之“庸”，“法”谓之“刑”，亦谓之“容”。而“法”终有变，故“法”与“变”义亦可通，“权”之为词，既有“法”义，又有“变”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始”、“法”、“方”、“律”、“祖”、“典”、“刑”、“常”、“貌”、“形”、“容”、“庸”、“变”、“权”等等义系聚合为一个义群，再深入探讨其内部关系。这种联系文化因素，“引申触类、反复旁通”的研究方法，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中已经广泛运用，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在这方面，宋永培先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思想基础，紧扣汉民族重综合和辩证的思维特点，并科学地运用词义系联法，对《说文解字》中的词义作了开拓性研究，揭示了古汉语词义系统“合——分——合”的整体性规律。 我曾专门写文谈了要把古汉语词汇学与训诂学区别开来，但那是指的学科体系。在研究实践中，相邻相关的不同学科是可以互相利用、互相联系的，离开了这种利用和联系，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建立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借鉴和吸收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成果。例如运用训诂学上提供的材料来研究古汉语的词汇，就是很有前途的新课题。张世禄先生有两篇文章，在这方面曾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从训诂学上来看古汉语的基本词》认为，许多基本词在训诂学上的重要作用，显示了基本词汇的几种重要性质；从基本词汇的性质上，也显示了与之对立的其他各种词汇成分的性质。《“同义为训”与“同义并行”复合词》则归纳了众多的由同义为训所产生的同义并行复合词，认为构词上的化单为复，实际上就象训诂上释词和被释词的关系一样，目的在相互注释。 总之，对于古汉语词汇学来说，断代性研究，单元性研究有所深入，而历史性研究，全面性研究则尚未展开。这当然与人们注重实用研究，喜欢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思想有关，而更重要的，也在于没有宏观理论的指导，没有词汇学体系的依据。具体的实用研究与宏观的体系建设，本是互有影响，互为因果的。没有一词一义一个个小问题的研究，词汇体系当然无法建立；但没有词汇体系和理论的指导，实际的研究就会零乱、片面，难以有重大的进展。因此，我们在分析古汉语词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之后，更希望学术界能够重视现有成果，全面整理归纳，写出概论性专著和学术史，从而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研究网络，真正建设起独立的系统的古汉语词汇学。 END 编辑|杨宇凡 审核|秦丹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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