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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哲学教授:我看到自己的理论与儒家传统产生了共鸣

 老庄友华 202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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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桑德尔
编辑:哲学之路(ID:zhexuezh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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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在我接触中国哲学之前,我就试着明确地表达这种叙事性的自我观念。当时,我反对的目标是康德式和罗尔斯式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种无约束的自我。如今,当我放眼东方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与儒家传统产生了共鸣,即便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迈克尔·桑德尔《遇见中国》

中国读者早已不会因为一位外国学者的到访而感到新奇,但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到来仍让中国读者兴奋。桑德尔因为网络公开课《公正》而为中国公众所熟知,在2007年到访中国后,更是获得了“通常只有好莱坞明星和NBA球员才能享有的受欢迎度”。

迈克尔·桑德尔1943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在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被誉为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讲席教授之一。

虽然桑德尔是科班出身的学者,但是并不是那种待在象牙塔里的,他有三本颇有知名度的著作,都涉及公众热议的话题。其讨论基因技术的通俗著作《反对完美: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以及《金钱不能买什么》让他成为全球知名度极高的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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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大学教授,桑德尔授课的方式也非常独特,他用苏格拉底的方式上课,一千多名学生挤满了罗马剧场式的教室。桑德尔发问,学生来回答。桑德尔有一种天赋,可以让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易于理解,有时甚至变得很有趣。他并不会选取几本书来作为教学大纲,来讲述知识,而是习惯于从日常生活中选择案例,帮助学生进行思考。他就像一位催眠师,在他的引导和诘问下,学生们开始不由自主地对道德进行沉思,并常被置于两难的道德窘境里。

在桑德尔的课堂上,道德问题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他所制造的道德窘境十分尖锐,以至于唯一的解脱途径就在于思考。他的著作和哲学思想总是在引发我们对道德、社会、未来更多的思考。

2016年,桑德尔专程来到中国,与中国哲学领域的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探讨。与会专家从中国哲学当中有关德性、家庭、共同体等观念出发,反观桑德尔的政治哲学思想,指出它与中国哲学思想的可能性关联和冲突。桑德尔针对这些批评或思考,给了出自己的回应。后来,各位学者的与会论文与桑德尔的回应结集成册,就形成了这本《遇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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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中国》是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中西哲学平等对话之作,引发了我们对传统哲学的再思考。它体现了自晚清、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两个转向:一是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由全盘接受走向反思与辩证,二是中国对自身传统思想文化,由批判、全盘否定走向重新发现与求证。与桑德尔的相遇,为我们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提供了契机。
接下来,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分析这部《遇见中国》:第一部分概述桑德尔的核心哲学思想;第二部分概述桑德尔的社群主义;第三部分将比较桑德尔的社群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主要是与儒家思想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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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核心哲学思想
让我们先来思考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电车困境
假设你是一名有轨电车司机,你开的有轨电车突然刹车失灵,可你看到前方有五名工人在前方工作,他们来不及撤离,眼看五个生命就要瞬间消失,你却同时注意到铁轨有一个岔道,但那里也有一个来不及撤走的工人在工作,你的电车方向盘没有坏,你现在只剩下两个选择,为救五人而杀一人,或者因救一人而杀五人,你会选择哪一个?
接着,第二个场景是:
假设,现在你不是司机,而是一个桥上的旁观者,你的身边正好站着一个超级胖子,你目睹一辆有轨电车正失去控制,就要撞上前方轨道上的五名工人,而你所在的桥恰好横跨铁路,你发现,只要你把胖子从桥上推下去挡住火车,那五名工人就可以得救,你同样有两个选择:为救五人而杀一人,或者,什么也不做,让那五名工人死去,你又会选择哪一个呢?哪一个做法更符合正义呢?
这就是著名的岔道困境,曾引发了持久的争论,同时,也吸引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们的参与。从阿奎那到康德,休谟到边沁,还有我们这本书《遇见中国》的灵魂人物,迈克尔·桑德尔。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违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可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说生命至上的时候,为什么某些极端组织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
如果我们尊重个体的权利,但为什么仍有许多人会反对同性婚姻。我们认为法律会保护合同的有效性,但为什么一些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却被法院推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境地,我们甚至怀疑法律是否是公正的,因为法律无法回避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性。
究竟怎样才是正义、良善的生活?这是个巨大的命题,谁也不敢贸然作出断言,我们能否可以找到另外一条道路,让我们的社会规范既体现人性,又体现客观性,桑德尔寻找的,正是我们期待的第三条路径,培养我们每个人的德性,做出有道德的选择。
回到前面的岔道困境,无论是选择转方向盘,牺牲另外岔道上的一个工人,以救活另外五个人,推下桥上的胖子,以换取修路工人的生命,似乎,我们有两种考虑问题的选择。考虑行为所产生的的后果,这导致倾向于以相对较小的损失换取更大的利益。或是,考虑行为本身的正当性。
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既然我们都喜欢快乐,而厌恶痛苦的感觉,那么促进人类总体幸福的最大化就成为了目标。因此,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是应该被尊重的。就上述那个例子,按照这个推论,我们就应该选择牺牲一个人挽救五个人。而桑德尔则反驳了这种看法,原因有两个:
第一点,如果仅仅考虑人群满意度的总和,就无法尊重个体权利。加入少数人的痛苦能换来大多数人的幸福快乐,侵犯他们的权利,是正当的吗?第二点是,为了衡量和计算各种各样的幸福和偏好,需要一个统一的尺度,就像现代政府和公司普遍采用货币术语计算利益得失那样。
然而,是否所有价值都能够纳入计算呢?且不论计算具体数额的可行性。这种对待生命的方式本身就有一种可怕的倾向。桑德尔说,争议的关键不是权利是否重要,而是权利是否能够得到确认和证明,并且,不能有任何前提条件。争论不在于是个体的要求更为重要还是群体的要求更为重要,而在于支配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否能够保持中立。总结起来,桑德尔的核心思想,就是关注人民福利,塑造公共德性,促进社会团结,激发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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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社群主义
社群主义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和自由主义并称当代西方两大思潮之一。在介绍社群主义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自由主义。
对于这个概念,大家应该更熟悉些。现代自由主义,发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其基本理念,用一句话概括,维护普通人的个人自由,包括信仰自由与财产自由,等等。这样一种思潮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对于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经济上,自由主义保证了个体的财产安全,使得资本家能够放心大胆地从事生产,创造财富。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反对集权,推进民主,进而改善了西方的政治体制。
虽然说自由主义曾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没有弊端,相反,在最近一个世纪,自由主义的弊端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很大的灾难,比如说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右翼分子把控政权,弱势群体得不到足够保护等等。而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自由主义的弊端越发明显,社群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和自由主义相反,社群主义反对把自我当成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政治制度的基本变量,而是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人所在的社群所决定的,因此,社群才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变量。在价值观上,社群主义强调集体权利优先的原则。
而这也正是桑德尔所认可的观念,社群主义者始终无法接受个人主义者的散漫和自私自利,在理解社会的善和至善社会的基本原则的判断中,社群主义毅然地选择了历史的维度,将整个人类的幸福,也就是至善,融入了自己的信仰体系。在桑德尔看来,若社群主义的发展想要再进一步,就必须要从中国哲学中吸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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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社群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的关系

因为在桑德尔看来,社群主义和儒家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正如前面所说的,社群主义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一社群之中,而这个社群则赋予社群成员以共同的目的和价值,进而,他们强调社群的公益和至善是最重要的,并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社会应当提倡美德,民众应当为了善的目的尽义务,而国家也要积极地进行福利建设,以及对民众进行教育,以追求至善,而儒家哲学思想则与社群主义的这些观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拿关于自我方面的观点来说,儒家与社群主义相同,即同样强调道德优先,义务优先和目的优先。
其次,和社群主义一样,儒家又肯定个体依赖于社群,而个体对社群具有优先性方面。就国家观念来讲,儒家在强调国家应对民众进行教化,并具有教化权利方面,与社群主义观点是相同的。但儒家更为强调教化中的个人人格成就方面,即礼乐教化。儒家思想认为,任何人并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而是都有其生活的伦理环境,每个人都不可能离开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去实现一个人的道德,所以,儒家的道德是人伦道德,所以个人主义标榜的是独立自我,必然是为儒家所反对的。
儒家从普遍人性的角度立论,不仅将各个家庭、社区、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同体看作社群,而将整体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看作一个最大的社群。而这个最大的社群也是具有共同的善,正如《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般说儒家是从本质上肯定人性善的,也就是常说的“人之初,性本善”。
这就确定了一个基本的道德价值标准,从而确立道德普遍性,儒家是从自我向外扩展的过程来论述社群建构的,并将自我所属的社群分为三层,即自身所属的国家,自身所归的人类总属,自身所在的宇宙整体。在这样层层外推的过程中,儒家逐渐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社群观,也就是“天下”的概念。
在儒家看来,作为性本善的自我,会把社群共同的利益,看作真正的至善,把所有同胞的饥寒饱暖看成自己的事情,会把整个人类生活的改良看成自己的分内之事,会把整个宇宙的生生大德之实现作为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只有大群的善实现了,个体的善才算完成。
所以,儒家的社群观,是一种由自我而层层外推的社群观。这就使得儒家的社群不仅仅局限或封闭于家庭、民族和国家,而是超越了国家、种族文化的限制,推广到天下和宇宙,这样一种宏阔的视野正是一些社群主义思想家所找寻的。
如同前面所讲的,儒家的自我观是一种既普遍又特殊的自我观,这种模式投射在国家观念上,便也是既普遍又特殊的。从普遍的人性善推导到国家上,那么由个体组成的国家也应当是善的。所以人们应该在国家中接受国家的价值观教育,而国家也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责,也就是让百姓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获得满足。
而因为特殊性,所以国家的价值观可能会存在问题,它也许会不能很好得履行职责,这个时候就要坚持“民为贵”的个体性,而民众也有义务起来对国家进行批判和改变,以使国家弃恶从善,也正是因为此,民众所应当接受的教化和国家应当进行的教化不能以国家为核心,而应当以个人人格和文化养成为核心。
所以,在儒家看来,生活应当容纳政治,所以教化的内容是如何进行合理而恰当的生活。这就是礼乐文明。所以,作为儒家文化的礼乐,在儒家来看,是最适合的生活方式,也是最恰当的政治形式。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儒家和桑德尔的社群主义有相同之处,不过也存在着一些区别。而经由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发现,儒家的当代意义。通过儒家的礼乐制度,来规范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和谐与适度,另外,儒家可以通过天下最大社群的观念,为各种文明间的相处提供资源,从而实现整个世界的和平。
最后,儒家通过普遍性自我观和以整个天下、宇宙为最大社群的观念,将生态环境纳入到自我中来。于是,我们便可以在一个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下关注生态环境,并给予它更多的关怀。因为,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桑德尔的社群主义,自我观说到底都是自我实现。只不过,一个是个人主义的自我功利的实现,另一个是社群公益下自我价值的实现。
但儒家则不同,它认为整体、目的的善,和个体的道德之间,是融通无碍的,所以,我们真正的自我不是后天那个个别的自我,而是那个本质上与至善同在的道德自我,这个道德自我显然要求我们,不能局限在自身之内,仅追求自我的实现,而必然超越自身之限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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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中国:中西哲学的一次对话》
作者:[美]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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