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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送别奶奶，外婆在我们家住下，等母亲“落月”（生孩子）。这是母亲唯一一次有人陪着的生产，而且还是自己的母亲。十天后，小弟弟出生。仍是母亲赐乳名：孝林；无疑是纪念奶奶之意。我问为什么是孝林而不是孝儿或其他随便什么字？母亲认真地说，“孝林好听啊，孝林好听”。 先年秋，队里的男人们打（挖）完晚稻田里的沟，都上了水利工地，同时具有党员和队委会会员身份的父亲，更是要起带头作用，总在最先出门的一批里。家中的重头农活，就落到了那些铁姑娘妇女的肩上。父亲说，母亲曾经多次获得劳动模范的殊荣，这可不是虚的，而是实打实干出来的。这种时候，母亲还怀着小弟，仍然一如既往，不甘落后；那些平时多由男人们干的活，都少不了母亲的参与，比如割晚稻谷的田里，拖（移动）打稻机，踩打稻机（脱粒）等。 打稻机与扮桶比，算是进步了，脱起粒来省时省力，效率提高了不少。扮桶是最原始的脱粒工具，一种邻边长度稍有区别，口大底稍小的梯形大木桶，用白大布缝制的帷子，绑在两个长边加一个短边上的铁环中立着的长篙上，围起三方；空着的一方傍桶壁按好竹质的扮塞，可容两人同时工作，双手紧握稻把，一下一下抡起来扮打进行脱粒。还有一种简单高效的脱粒方法，就是把稻穗留高茬割下，挑回队棚，在大稻场上铺匀晒干，用几条牛拉几个大石滚，排成长队阵，一个紧跟着一个打着转转，一圈紧挨着一圈地碾压。这两种方法，对谷粒此得梆紧的新稻种“农垦58”，都无能为力，必须打稻机脱粒才行。打稻机则是在田间，和扮桶扮打一样，须带低茬割下带长秆的稻穗，方便握拿，一脚立定载人踏板，一脚用力踩踏连着支干的小踏板，带动滚筒，将谷把放在转动的滚筒上，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地移动和滚动，进行脱粒。用这种方法收割，可以收集好品质的稻草，用作编制和捆扎，这也是每年都必备的东西，打草鞋，搓绳子，织草袋等都需要。谷粒在桶内溅落，不时有飞溅出来，落到人身上的，踩踏越用力，脱粒越快，谷粒飞溅的力度与高度也越大，头、脸都有机会碰上。 农历九月初九，母亲又在打稻机上“打谷”（脱粒），被从里面飞溅出来的“农垦58”团团（圆圆）的谷粒击中了左眼，难受半天，晚上开始剧痛，初十晚再一夜疼痛后，母亲受伤的眼睛就完全看不清东西，几近失明了，眼珠子上盖住了一团白“云”。疼痛持续了几个月之久，医生说眼睛的玻璃体破裂，没有办法治好了。幺妈听说后，不无惋惜地悄悄告诉奶奶：“小姐姐（受伤）的眼睛，只怕是要瞎掉了”。我们的小爹幺妈，一辈子都是“大姐姐”、“小姐姐”地称呼他们的两位嫂子，老了也没改变。奶奶叮嘱幺妈，别让母亲听到，怕她受不了。可是，年纪尚轻，才不过刚过而立之年的母亲，就这样受下来了，甚至都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 在自己脚步能够到达的地方，父亲陪着母亲，远近闻名的眼科和医生看了不少，大约两三年后，都还在村小学的齐校长和爱人张伯伯的带领下，去与他们相熟的津市市一家医院眼科就医，还带着刚刚会跑，正是淘气的小弟弟，一下跑进人家柜台，有人大叫，“这是谁家的孩子？”一下抓了人家的粑粑就吃，父母忙着去付钱。那次又是开了很多的中药回来。母亲说，几年时间里，吃了无数中草药和中成药，一碗碗苦药水，一颗颗“算盘果子”大小，“牛屎果子”样的“上清丸”等，却始终没有把母亲的视力给救回来；并且，一场完完全全的工伤，连一个工分的补助都没有得到过，把父母的与世无争，体现得淋漓尽致。 突然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另一只眼睛也受到连累；母亲看东西总是要皱着眉，长期不能够舒展的眉头间，也持续性地疼痛难忍，母亲便用手去扯（揪），眉间经常都被扯出一条紫红紫红的粗杠，说是扯出的沙。 就这样熬过了几年后的一天，母亲和爷爷奶奶的干女儿，我们的玉珍姑妈一起搞事（出工），自己突然想到要试戴一下她的老花镜，刚一戴上，眼前陡然就亮堂起来，母亲顿生惊喜，舍不得取下。后来又戴了齐大伯娘的老花镜，也是同感，当时就想买过来。齐大伯娘告诉了母亲买地，母亲去东岳庙，花了两块多钱。为自己买到了第一副250度的老花镜。 从此，除了睡觉，眼镜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母亲。父母金婚纪念日，我们姊妹几个相邀，带着父母去风光照相馆拍纪念照。师傅说要取下眼镜拍才好，母亲高低不肯照办，我们一齐上阵，好说歹说，最后才依了我们一次。十年以后，为纪念父母的“钻石婚”，我们再次来到风光照相馆拍照，就再也没能成功让母亲摘下眼镜来。我们当时都认为母亲固执，像个小孩子不听话，过后也没有细想。写到这里，我才猛然意识到我们的残酷，哪里怨得着母亲——眼镜已然是母亲的眼睛，取下了母亲就什么都看不清了，还怎么感受镜头？那取下的一刻，母亲是处在黑暗中的，因为母亲的视力实际上只有一只严重老花的眼睛，得在五百度以上的老花镜下才看得清楚。 坚韧、勤劳、慷慨、豁达的母亲，其实大半辈子都是一个残疾人，而在我们的心中，母亲从来都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她在生活中，从来都没有示弱过，没有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母亲的眼镜，下田下地上街都戴着，一刻也不摘下，不像老人们，只有穿针引线，看细致的东西才戴。农村这样子的很少见，不乏有熟人用不解的眼光打量母亲。母亲说，“一噶时（开始）戴眼镜，张主任还问我，'你是有好大的年纪了哦，就戴眼镜子？我说要港（讲，后同）年纪，（列）就但真话（真的）港不好，我是一哈（下）都少不得它打（了）'”。 借助眼镜，母亲又像过去一样，夜里常常坐在床上，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绣鞋垫，或做其他针线活。 母亲的眼睛受伤以后，队里总算没有完全无视，照顾性地安排母亲当了猪场饲养员，猪场曾几易其所——队棚屋旁，桃园岗上，绪福大爹湾里；后者是队里离我们家最远的地方。看起来是件轻松的事情，实际上也很具挑战性。无论季节怎样变换，天气怎样变化，猪的一日三餐都不能少。有一次下了大雪，四野无路，不见行人，其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只有母亲的事情不得不做，并且还要准时做。母亲拿了大扬锹，一边撮雪一边走，撮一步走一步。两里开外的路程，母亲就这样一锹一锹撮着过去给猪喂食。这照顾衍生出来的辛苦，也全当照顾了。 这期间，即80年代初，也就是我们有了小弟弟之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影响到我们的家乡，结育手术台都搭到了乡村卫生院。一开始，乡亲们接受不了这种有违传统的新观念，工作难度大；一下有人怀孕跑出去了，要找回来引产，一下又有人怀孕，要督促去刮胎（人工流产）。最具吸引力的动员，莫过于少生孩子，可以改变儿多母苦的境地，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有的小辈愿意响应计划生育号召，老一辈的却想不通，没有儿女双全，特别是没有儿子的家庭，都是计划生育的“困难户”。干这项工作的干部们，不知被人家骂了多少回“绝代的”。政策是循序渐进，越来越紧的。和后面相比，起头可说够宽松的了。我们家乡是从要求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绝育手术，和大龄的育龄妇女上节育环开始，后来是两个，我们村小学的一位老师，就因为生了三孩，失去了三尺讲台的岗位。再后来是一个，即独生子女时代的来临。 上节育环，本是最普通的节育手术，不想对母亲来说，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从卫生院回家，人就病倒了，到了夜里，病情越来越重，父亲请来大伯和队友帮忙，一起送母亲去卫生院，同时请来大伯家的四姐姐，给我做伴招呼（照顾）弟弟妹妹们。母亲出门前，都在交代后事了，说如果自己回不来了，请姐姐们多关照我们。母亲说，我让母亲放心地去治病，自己一定带好小弟弟，不让他掉到床下去，但我自己却没有这样的印象。去到卫生院，母亲并没有马上得到救治，一晚上手脚冰凉，人事不省，听天由命地捱到了第二天医生上班。好在医生分得清孰轻孰重，已经安排好的结扎手术都推后，先替病情危重的母亲取下了节育环，身体才慢慢恢复正常。 由于母亲的这一身体状态，计划生育只能作人性化让步，这让我们家有幸多了两个成员——小妹和幺妹。这都是我叫出来的，因为我很排斥用数字来当名字，而且那时，我已然成为了我们家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母亲毫无保留地把取名的权利让给了我，连自己的意见也没有。小的时候，队里人出工，天天一堆人在一起，分组一小堆，不分就一大堆，常听人拿小名来取笑人，觉得小名就是个笑柄，主张直接取书（大）名，省得以后遭人取笑。到我自己生了孩子时，却以为小名即昵称，属于最亲近的人私有，又多一个寄托情志的机会和载体，何乐而不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人的见解，看来往往也是主观需求的体现。 小妹出生时，正值我们李家村小学，和相邻的湖北省卷桥村小学，举行盛大的文艺和体育联欢运动会的准备阶段。我是骨干分子，参加乒乓球比赛，文艺表演，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等多项节目。学校请马学长当我们的乒乓球临时教练，他让我们拿着拍子做推球的动作练习，我看着像推磨，笑得前仰后合，眼泪汪汪，怎么也不肯学，只接受实打实的练习，是个不受教的学生，教练则好脾气，一点也不和我计较；结果在联欢中居然还拿了女单“冠军”。晚饭后还要回到学校排练文艺节目。可笑的我，一天到晚心里七上八下，担心父母因为计划生育的要求，对小妹不利，回去后就急忙先去床上摸摸她，看她还是不是好好的？ 那时，小弟也才刚过两岁。没了奶奶，他们便少了许多照顾和疼爱。母亲要出集体工，干外面的活，就把堂屋捡拾好，用一块门板横挡住大门，把还爬不动的小妹拦在里面。爬得动后，小妹就不干了，看到母亲收拾厨房门，自己赶快往大门外爬，翻过门槛，像只青蛙，趴坐在地上守望着，等母亲出来。母亲回忆到此，说：“一想都招叶（可怜）哋”。能够扒着门板上往外翻了，母亲也不敢再用老办法，便带着她和小弟一起到田头地边，小弟已经会跑来跑去的玩耍，小妹则乖乖地坐在父亲编织的大四角篮里，母亲给她偎上衣物当坐垫和靠背。有时也就近搁在劳动场所附近的人家家里。母亲说，一次把她放在曾婆的纺车边，她也乖乖地坐在旁边看着曾婆纺纱，不哭不闹。也许在她的本能里，早就能够掂量得出，有人陪着，比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家里要好得多。 不少家庭在这样的情景下，大的孩子是该早早地为父母分忧的，干农活，做家务，带孩子，因此而辍学的大有人在，从学校请假回去帮忙的就更多。可我却是少有的例外，不管父母有多忙，多么需要帮手，从来没有让我在学校向老师请过一节课的假。 但是，从学做事开始，假期和早晚出集体工挣工分，却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我一直记得，小学毕业那年，自己得了950个工分。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有妇女工怀疑自己的工分有误，拿了我的作参照，说自己怎么会比一个孩子的还少？平时早工0.8分，晚工1分，“双抢”、“秋收”假期，或和父母一起，或小伙伴们相邀，全天劳动，农忙时一般都是按既定工分标准，多劳多得，基本上是全勤，才能得到这么多。 我有位好小伙伴，比我大一岁零一天，“双抢”期间生日。大概十岁左右，她生日那天，我们都在出集体工，她主动约我第二天我生日，我们都不来了，一起在家玩一天。当我要履约时，母亲却极力劝阻，并料定她也会出工，还去菜园给我撅了一根沙高粱，一种像甘蔗一样的食物，专吃茎秆，肉质松脆，清香，甜而不腻。我经不住母亲的思想工作，还是去了。在母亲的心里，工分有多重要，可见一斑。我当时也很庆幸听了母亲的话，因为闺蜜已经先我们在田里了；别人家的母亲，也不见得不是一样看重工分。 新搬来与我们做了近邻的海先生家，成了小弟小妹他们的托儿所，给一心多挣工分的母亲帮了大忙。海先生解放前当过私塾先生，地主成分，不会干什么农活，队里安排他看看田里的水，长期肩上扛着把锹，一副老实巴交，斯斯文文的样子，一天到晚难得听他说句话，一点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地主样。女主人是母亲的平辈本家，特别的热情和善。我们叫她姨妈，她叫我们外甥，从来连名字都不捎带的， 和母亲姐姐妹妹的也叫得跟亲姐妹似的。不过几十年时间，老人和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去世，由他们带大的孙女也离开后出嫁成家，老屋破败直至消失，眼前的景物，也早已沧海桑田，只有人事与感恩，永远在我们心中。 家庭不断壮大，家务事自然越来越多，生活负担也越来越重，生存的压力，更严峻地考验着父母。而队里的生活环境，却依然没有什么改善，有的方面，表现甚至比过去更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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