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和拜占庭时代的货币

古罗马银币

古罗马和拜占庭时代的货币

苗延波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亚历山大金币不仅是使用范围最广的金币，而且也是使用最长的金币之一。直到公元前197年罗马总督提图斯·奎恩科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在希腊东部的色萨利击败了马其顿王菲利普五世，宣布希腊所有城市为自由城市，结束了马其顿的统治为止，亚历山大的铸币在希腊、埃及、印度等大部分地区已经流行了150年之久。为了庆祝胜利，也是为了宣告马其顿时代的结束，弗拉米尼努斯将菲利普五世的贡金熔化，重新打造新币，并在其上印刻上他本人的肖像。自此，罗马金币开始代替亚历山大金币，成为新的帝国——罗马帝国的货币及象征。

罗马长久以来一直在使用金币。但是，他们仅有少量的黄金储备。因此，早期的罗马人并没有把黄金作为支付手段，仅作为贮藏的对象，并且都贮藏于神殿之中。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在公元前390年的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意大利的敌人高卢人趁着夜色悄悄地正在逼近罗马城。而此时的罗马人正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中，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丝毫不知。当敌人走近神殿附近的时候，突然生活在神殿附近的鹅群发出了“咯咯”的叫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罗马人。心存感激的罗马人便为这些发出警告的鹅群建立了一座神殿，神殿的名字叫做莫内塔（Moneta）。之后，由“Moneta”一词衍化出“Money”（货币）和“Mint”（铸造）两个词。

罗马在统一了意大利（公元前265年）之后，历经百年的三场恶斗（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公元前218—公元前201年、公元前149—公元前146年的三次布匿战争）终于打败了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劲敌迦太基，占领了阿非利加；公元前197年，击灭了马其顿，横扫希腊城邦诸国；公元前69年，征服小亚细亚，并吞叙利亚；公元前58—公元前50年，剿灭了高卢，攻入了英国，征服了西班牙；公元前0年，夺取了埃及。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前所未有的超级帝国。这个时期（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50年）被称为罗马的大扩张时代。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使得军需物资的需求不大上升。由此，罗马人对黄金的需求也大大地增加了。仅罗马大扩张的主要力量——罗马军团，在百年扩张中就耗费了无数的金钱。罗马军团前高擎的金质鹰像，用纯金打造，在阳光下熠熠闪烁，被看做是罗马军团的信物和象征。罗马军团战士的每年薪俸曾经达到12块黄金，除了薪俸之外，一名罗马军团的战士还享有住房、食品、医疗等福利保障。因此，年薪不是罗马军团战士的唯一的待遇和福利。一些罗马帝国的总督还自己铸造铸造金币为他们的军队发放俸禄。为了罗马城的稳定，政府还要向20万罗马公民提供免费的粮食，每年罗马必须从埃及输入15万吨谷物来满足这一需求。逢年过节罗马政府还要请这20万帝国公民看大戏。这样的娱乐费用和维稳费用是政府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这样的娱乐福利和免费粮食供应，一直持续到帝国灭亡。而这些福利措施所需要的物品，都要从意大利以外的地区用铸币来采购输入。

为了应对似乎永无止尽的对于黄金的需求，在儒略·凯撒 征服了高卢 之后，古罗马从那里掠来了10万奴隶开采意大利境内的金矿。这一时期，罗马开始发行奥里斯金币，其含量为8克左右，其价值相当于25个银第纳尔。但由于奥里斯的价值太大，较少作为流通货币，更多地用于大额贸易和赏赐。

在早期罗马时代（从公元前9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历经罗马王政时代，到公元前510年罗马建立共和国）罗马并没有造币，商品贸易的最早媒介是牛羊，10只羊的价值等于1头牛。和中国等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取代牛羊等实物货币的是铜，铜以罗马磅为计量单位，又名阿斯（AS），1磅重约328克，最早的罗马货币便是青铜铸造的阿斯锭，它们一般重达5阿斯，约合1.6公斤。后来为了适应日常生活的小额交易的需要，将每枚阿斯锭定为270—340克之间。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之前，阿斯一直都是罗马共和国最流行的货币。但是，随着战争时间的无休止的延长，罗马共和国开始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从而银本位取代了铜本位，自此，白银第纳尔（Denarlius）逐渐淘汰了铜阿斯币。发生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罗马军团击败了迦太基，原来属于迦太基的西班牙的大银矿也属于了罗马，罗马自此结束了缺乏银矿的历史。于是，挟带着消灭迦太基的胜利之威的罗马人，于公元前211年开始在全国统一发行白银第纳尔。第纳尔含银量为4.5克，其价值被规定为1白银第纳尔相当于10罗马磅的青铜阿斯币。从此，第纳尔成为了罗马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虽然罗马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第纳尔，可是，罗马对于黄金的需求量却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

第一，罗马的货币流通量猛增。

从公元前150年到公元前50年，在罗马大扩张的这100年间，罗马的货币流量猛增了10倍，其中大部分是银币第纳尔。

第二，罗马的经济模式发生了转型。

在罗马扩张的100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从四面八方涌向罗马。例如，来自埃及的小麦、亚麻，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地毯，高卢的谷物、肉类，西班牙的各种矿物，波罗的海的琥珀、皮毛，南非洲的象牙、黄金、奴隶，亚洲的香料、宝石，中国的丝绸，等等。这样巨大的商贸规模，使得罗马的经济模式由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型社会，向以工商业为主的消费型经济模式转变。

第三，畸低的价格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基础。

在奥古斯都（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Gaius Octavian Thurinus，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元首政制的创始人，统治罗马长达40年）皇帝及其继任者们的推动之下，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4600多座城市，这个数量惊人的城市群，再加上广袤的村镇，罗马帝国的总人口应在8000万到1.2亿之间。 仅罗马城的人口就达100万，另外，还要供养几十万的常备军和庞大的官僚体系。为了维稳罗马帝国刻意压低粮价。当时，较大的罗马田庄每亩的小麦产量价值为10个第纳尔，帝国初期的1个第纳尔约合15元人民币，那么，罗马帝国粮食亩产价值仅为人民币150元。刻意压低的粮价从根本上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粮食生产。这就导致农民大规模破产，奴隶成为了罗马主要的农业生产力。这更使得粮食生产的价值和价格大大低于畜牧业和经济作物。大地主们也放弃了不赚钱的谷物和粮食生产，转而以生产葡萄酒、橄榄油和羊毛为主要产业。罗马越来越像一个超大型的消费城市。罗马畸形的生产和消费，严重摧毁了罗马的经济基础。从而，越来越依仗于金属货币的发行与刺激。

第四，罗马的富人奢侈豪华的生活和消费所需。

在罗马帝国时代，富人集团主要包括元老院的贵族、各省的总督、骑士阶层和豪商。而豪商主要包括拥有千顷良田的大地主、包税商和承包商。后二者经营着包税、高利贷、投资等业务，他们掌控者帝国巨大的资金流。在罗马城卡斯托尔神庙附近的公共广场中，每天挤满了豪商的代理人和投机者。他们买进、卖出包税商的债券，交易着各种货币和信用货物，竞购着帝国的地产、农庄、店铺、船只和货栈，以及来自各国被拍卖的奴隶和牲畜。

掌握着巨额财富的富人，为了炫富，用黄金装饰自己的身体，装扮他们女人和房间。他们以黄金铸币积累数量的多寡，作为衡量财富的依据。

罗马富人们对奇珍异兽的需求也显示出畸形的心态。一位庄园主饲养了一大群鸡、鸭、鹅、孔雀、野猪等，他依靠出售这些家畜和动物，每年的盈利高达1250第纳尔，远超那些经营农庄的大地主的收入。一个养鸟的专业户饲养了5000只鸟，每只售价3第纳尔，仅养鸟盈利就高达1500第纳尔，其利润相当于经营200罗马亩（1罗马亩合3.78市亩）的农庄的两倍。一只孔雀售价50第纳尔，用于孵化的孔雀蛋一颗售价5第纳尔。

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时期，金钱是获取权力的敲门砖。一个人在帝国事务中有多少话语权，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黄金数量。反之，一个人在帝国事务中有了多大的话语权，也就决定了他能够获取多少财富。

例如，与凯撒同为前三巨头的克拉苏，他所拥有的地产价值就高达4亿第纳尔，相当于60亿元人民币。他组建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消防队，这支消防队只有预先收费，才执行消防灭火任务。一些业主就是因为没有支付预先的费用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吞噬在烈火中。克拉苏于是便按照被损毁的房屋的残值买下，并将其修复，然后以可观的价格出售。克拉苏还通过放高利贷、经营银矿、农庄敛取财富。他还收买官员，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被罚没充公的不动产。他常说，一个无力用自己的财产维持一个军团的人，算不上是一个富人。而当时维持一个罗马军团一年的费用高达150万第纳尔，相当于2250万元人民币。

凯撒曾在西班牙主管财务，他在西班牙利用职权搜刮的黄金，足以让他在帝国的上层谋得一席之地。

正是在对于黄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的背景之下，罗马帝国逐步走向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深渊。

在有史可考的记载中，历史上第一次主动采用使货币贬值而度过财政困难的君主是公元前8世纪由希腊城邦科林斯所建的叙拉古城邦的君主戴奥尼修斯（Dionysius，公元前405—公元前367年在位）。当时，戴奥尼修斯向其城邦的人民大肆举债，欠款很多，但又无法偿付所负债务。于是，这位老兄想出了一个“金融创新”的“高招”——下令收缴全城所有的铸币，若有违抗者将处以死刑。他将这些收缴来的铸币重新熔化铸造成新的铸币，把原来1德拉克马（Drachma，古代希腊货币单位）重量的铸币，重新改铸为2德拉克马重量的新铸币。再利用强权把这种新的铸币强行推向城邦，这样一来，他就非常轻松地偿还了所欠的债务。戴奥尼修斯这一在当时来讲尚属于“金融创新”的举措，可以说是深得货币的精髓，成为后来者纷纷效仿的典范。这一“金融创新”自然也被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乐此不彼地效仿，并且，蕴含了新的“创新”内容。他们使用的使货币贬值的最常用的方法，是在铸币过程中，不改变铸币的面值，只减少铸币中的贵金属含量，由此可以做到用旧币中原有的一定量的贵金属，能够铸造出更多的新的铸币。也就是说，用原来旧币所含的一定量的贵金属，铸造出比旧铸币更多的新的铸币。这种做法会促使人民将旧币熔解，并将这些熔解后的贵金属送至铸币厂，以便换取比原先更多的铸币。而国家则从这过程中所导致的贵金属流入量的增加额中获益。货币贬值的过程，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这种收益和税收就是所谓的铸币税 。

自从公元1世纪中期开始，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几乎个个都是“金融创新”的典范：

首开货币贬值先河的是尼禄皇帝（Nero，54—68年在位），将第纳尔的含银量降低到奥古斯都时期的90%；

图拉真皇帝（Trajan，98—117年在位），将第纳尔的含银量降到了85%；

马可·奥勒留皇帝（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位），继续将第纳尔的含银量贬低到75%；

卡拉卡拉皇帝（Caracalla，211—217年在位），又搞出一个更加大胆的“创新”——于215年开始发行新银币“安东尼币” ，帝国的民众纷纷开始囤积老的第纳尔银币和银锭，而商家们则根据新币的含银量来重新上调商品的价格，物价立即开始加速飞涨；

加里恩努斯皇帝（Gallienus，260—268年在位），将银币第纳尔的含银量减少到了60%，到了240年，银币的贵金属含量仅为40%，但到了270年，银币的贵金属含量急速下跌到仅剩4%；

奥勒良皇帝（Aurelianus1，270—275年在位）又推出了“奥勒良币” ，于是，便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超级通货膨胀，人们冲上街头疯狂地购物，其结果就是粮食短缺，商业瘫痪，人口锐减，仅小麦价格就已是30年前的200倍；

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us，284—305年在位）为了挽救货币体系，和他的前任们一样，继续施展他的“金融创新”的“才能”。他重新发行了新的高纯度的金币、银币和其他辅币，但是，投放市场的新币悄悄地在市场上被劣币瞬间吞没。万不得已的他又实施了更为“开放”的敕令：规定了数千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限，违反者死罪。但是，官方所规定的价格，远远低于生产者的成本。物价改革走向失败。他又不得不实施了配给制，以保证军队和政府的供应，而任由普通民众在超级通货膨胀中自生自灭。于是，292年，他不得不被迫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由四帝共治。坚持到了305年，心力交瘁的戴克里先皇帝，自动退位，前往一处靠近海边的迷人的皇宫颐养天年。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 Magnus），306年—337年在位）继位为罗马帝国的皇帝。

又过了184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那么，为什么罗马帝国要用这种货币贬值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走自取灭亡之路呢？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军事扩张的停止

从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50年这100年被称为罗马的大扩张时代。那时的罗马帝国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通过军事扩张从地中海沿岸地区攫取黄金和白银，然后将它们铸造为货币，豢养着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臃肿的帝国政权机构。货币的循环通过两条线路运行：一条线路是集中于首都罗马和军队的驻防地区，通过政府的行政和维稳开支以及军队饷银和物资的耗费，将货币注入帝国的经济循环之中；另一条线路是帝国的各行省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货币，然后通过向人民收税，使货币再从各行省回流首都和军队。这一循环过程能够正常运行的前提，就是帝国需要保持那永不停止的对外扩张的步伐，只要这个步伐不停止下来，这个循环的过程就不会停止，这个循环就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就像一个依靠出口创汇而使经济规模不断增大的国家一样，只要出口的势头不减弱，这个经济体就会处于一种貌似繁荣的良性循环之中。但是，如果出口创汇的步伐一旦戛然而止，那么，这个经济体的发展势头和经济规模，必将进入恶行循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继续实行对外经济扩张政策，继续加大政府对于国内外基础建设的投资，以无数的真金白银的投入来寻找经济的增长点，以求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无限又无序的投入究竟能够获得多少真金白银的回报，确实是一个未知数。其结果可能就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搬空了国家的储备，掏空了人民仅有的一点积蓄。这种饮鸩止渴做法的最终结果，就是社会无可避免地陷入持久的衰退乃至崩溃。

当年的罗马帝国，在停止了对外的军事扩张之后，货币的循环也随之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货币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因为，一旦停止了对外扩张，就没有了新的财富和货币来补充和充实为了维持超级庞大帝国的存在每天需要承担的行政、军备、冗员、浪费、贪污、腐化、奢靡等无法预计的开销，而这些无法得到补充的开销，却在日渐消磨着帝国原先掠夺和储存的财富。而罗马对外扩张的战争在共和时代就已经基本完成，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就已经放弃了继续扩展他所统治的世界的范围的雄心。因为，他深知那些围绕在帝国四周的蛮族是无法征服的，只要对他们稍作让步，就能保持罗马的尊严和安全。而且，以当时各蛮族之力，已无法与傲视天下的罗马帝国相抗衡。罗马帝国已经扩张到了帝国国力的极限！于是，他将罗马帝国的疆域界定为：西到大西洋，北至多瑙河与莱茵河，东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南到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

即便停止了征战和扩张，奥古斯都也深感帝国财政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于是，奥古斯都不顾权贵们的强烈反对，坚持推行了税法改革。这次税法改革涉及到开征商品关税、输入税、消费税和遗产税。在奥古斯都无法比拟的强大的权威的高压之下，元老院才被迫默认了新法。但是，税法的改革，仍然没有彻底改变帝国日益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万般无奈的奥古斯都也被迫采用了戴奥尼修斯发明的老办法——贬值货币。他将第纳尔的含银量从共和时代的4.5克降到了3.9克。从而，开启了40年后帝国依靠贬值货币应对通货膨胀的危机的先河。

第二，农业不断遭到削弱

罗马帝国的货币问题的根子究竟在哪里？在农业。罗马是一个农业国，虽然它拥有4000多个城市，但农业仍然是它的命脉。而自罗马共和国时代就开始的军事扩张，其结果却是出现了无数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出现，增加了帝国需要供养的人群。因为，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意大利的农业已经濒临破产。究其原因，乃是罗马政府放弃了本土意大利的粮食生产。因为，埃及、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各行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很适合粮食的生产，其粮食价格要远低于意大利的谷物生产成本。而意大利低廉的物价，又使得意大利的农田价值大跌。按照当时意大利的粮食价格，中小农户根本难以为继，大量破产。这为权贵们提供了大规模兼并土地的良机。而在农业时代的贵族集团，始终把土地当做最佳的投资项目。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是最可靠的财富，有了土地就可以役使奴隶和失地的农民为自己耕种粮食和经济作物。可是，意大利本土极其低廉的粮食价格，又使意大利的农业生产毫无利润可得，那些拥有千顷良田的权贵们便不再生产粮食，而种植那些回报率远比种植粮食要高得多的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这样长此以往的结果，只有一个——荒废了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的农业，逼得大量失去土地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无业流民。而当时的城市手工业还相当粗陋，也没有后来那样精细的分工，根本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再加上那20万有资格领取政府免费救济粮的罗马男性公民，这样一来，意味着在城市中，涌动着数十万依靠政府提供“维稳粮”而维持生计的人群。这就更加重了罗马帝国的财政负担。而罗马帝国开展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也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无奈的政治选择。然而，过渡超前的城市化运动，使得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得农业经济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和衰退。但是，城市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完全符合那些权贵阶层对土地兼并的贪婪需求。正是在帝国的农业政策、城市化国策、维稳国策和权贵们贪婪的多重打击之下，使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了维持罗马帝国财政不致于立刻崩盘的唯一出路。罗马帝国的国运也就此渐渐地走到了尽头。

第三，维持帝国庞大开支的拖累

农业的衰退和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也导致了帝国军队性质的变化。这些流入城市的无业流民，逐渐成为了罗马军团的主力，帝国那些野心勃勃的权贵们，纷纷通过招募这些无业流民，组成忠于自己的军队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样一来，在帝国时代，曾经所向披靡的罗马军团的组成成分，已经由共和时代的有产的农民，变成了那些仇视夺取他们农田的权贵阶层的无产流民。为了政治家和野心家们的需要，到了帝国后期，罗马军队已经由原来的不足20万人，扩充到令人瞠目的60万人。而且随着货币的不断贬值，每个士兵一年的军饷也由原来的225第纳尔飙升到750第纳尔，要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至少需要4.5亿第纳尔，已是过去的20倍。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又哪里是长期处于严重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帝国所能够承受得起的呢？于是，这些对于现实极为不满，对权贵极端仇恨的帝国士兵们，就利用他们手中的武器，玩起了更换帝国皇帝的游戏。自从217年卡拉卡拉皇帝被谋杀后的40年间，被军队更换、杀掉的皇帝就达57个之多，平均每年更换1.425个皇帝。那时罗马帝国皇帝这个职位真正成为了名符其实的高风险职位。这种更换皇帝的高频率也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之最。可见，长期维持庞大帝国军队的超重负担，使得帝国也不得不以持续货币贬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异常棘手的难题。然而，正是这种匪夷所思的货币政策，最终压垮了帝国的脊梁。

第四，社会失去创造的动力

随着支柱经济——农业的崩溃，随着政治局势的急遽动荡，随着大量涌入城市的无业流民因为仇恨而成为暴虐的军队，随着长期以来的通货膨胀对于整个帝国社会经济的摧残与破坏，随着社会财富分配矛盾的空前尖锐，罗马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勃勃生气和创造力。人们整日生活在对通货膨胀和嗜杀成性军队的恐慌和恐惧之中。仅在尼禄皇帝死后爆发的69—70年的内战中，内战双方的军队大肆屠戮意大利和罗马城内的权贵家族，整个帝国境内一时间人头滚滚，血雨腥风。在这种氛围内，帝国内的人民何来创新的动力和兴趣。一个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国家，是无法激发出新的创造力的。失去了创造力，社会财富又从哪儿来？没有财富的支撑，又如何能够支撑这个社会。到此为止，要想继续延续这个社会也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办法——继续贬值货币，继续制造更加恐慌的通货膨胀。于是，等待这样的社会的结果只有一个——整个帝国的最后崩溃。

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发酵，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最终走上了货币贬值这一饮鸩止渴的自取灭亡之路。

可能有人已经注意到，在罗马货币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小面额的罗马银币第纳尔遭受到了接连贬值的厄运，可是，罗马金币的境遇要好得多。如果问到：为什么在银币第纳尔体系已经崩溃的情形下，罗马帝国依然又继续存续了180多年呢？究其原因就要归功于罗马人对于金币的执着和坚守。

古罗马金币

在让银币第纳尔连续贬值的过程中，罗马人并没有削减金币的成色以及铸币的大小。在罗马，金币始终以一定数量的黄金铸就，罗马人拒绝如同他们的铜币和银币那样在金币中掺入合金成分。

继戴克里先皇帝之后继任罗马帝国皇帝的君士坦丁大帝，上任伊始立即着手通过颁行一种名为金“索里得”（Solidus）的金币，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拜占庭金币” （Bezant）。君士坦丁所发行的第一枚拜占庭金币重达4.55克，纯度为98%。毫无疑问，这种金币具有极高的价值，即使在金币开始发行后的100多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旧的拜占庭金币还是新铸造的拜占庭金币，都一直保持着它的不变的重量和纯度。拜占庭金币可能是历史上发行得时间最长的金币。

就这样，拜占庭金币的光辉在一直照耀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之后，又继续照耀着后来的千年帝国——拜占庭帝国（The Byzantine Empire，395年—1453年）。

与罗马帝国时代一样，在拜占庭时代，黄金依然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拜占庭历代皇帝有一个共同的心结——对黄金的无上崇拜。他们把拜占庭金币的完整性、纯度和声誉，看做帝国的荣誉和支柱。

拜占庭金币

首先，他们把黄金用于雄伟教堂和宫殿的修建之上。查士丁尼（Justinian，拜占庭帝国第20任皇帝，527—565年在位）将30万磅黄金用于修建圣·索菲亚教堂，仅其用于穹顶装饰的黄金就达12吨。帝国内几乎所有的宫殿都以大量的黄金敷设装饰。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西奥菲雷斯（Theophilus，拜占庭第41任皇帝，829—842年在位）用一株用黄金建造的大树遮蔽他那金质的御座，大树、御座上饰有金鸟、金狮、金兽。当有客人来时，这些金制的雄师会摆动它的尾巴，并发出低沉的怒吼声；金制的鸟儿会以清脆的啼鸣对客人表示欢迎。

其次，皇帝们集聚和贮藏了大量的金币与金条。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拜占庭帝国第13任皇帝，491—518年在位）皇帝拥有30万磅的黄金。巴齐尔·伯格罗克图努斯（Baisl Bulgaroctonus，拜占庭帝国第51任皇帝，976—1025年在位）皇帝拥有20万磅的黄金。齐奥拉杜（Theodora，拜占庭帝国第56任、58任皇帝，1042—1055年及1055—1065年在位）皇帝驾崩时拥有10万磅黄金。

再次，皇帝们用黄金贿买和平。公元6世纪60年代，在撒克逊人 和斯拉夫人 的帮助下伦巴第人 于568—569年入侵意大利北部。伦巴第人的入侵威胁到了拜占庭帝国的珍珠宝城——威尼斯、拉文纳这两座城市。为了解除伦巴第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拜占庭帝国第21任皇帝，565—578在位）用黄金贿赂了伦巴第的一些支派，使之与另外一些派系勾心斗角，然后，拜占庭帝国通过赠送黄金与法兰克人 结盟。754年和756年，拜占庭贿赂法兰克人5万金索里得，以支持其对伦巴第的入侵。但是，在击败了伦巴第之后，法兰克人继续从拜占庭帝国每年收取1.2万索里得的贡金。这就造成了墨洛温王朝继续铸造金币，以使得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继续使用金币。因为，通过与拜占庭帝国的结盟，法兰克人在几百年间积聚了大量的黄金。

最后，用黄金为支撑开展广泛的贸易活动。由于居于欧亚大陆的连接处，拜占庭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拜占庭居中，西方的欧洲和南方的阿拉伯世界就像两只翅膀，支撑起拜占庭的商业天空。拜占庭向欧洲出口极为精致的纺织品和金匠制造的以黄金打造的艺术品和奢侈品。拜占庭拥有世界历史上堪称最杰出的金匠。最杰出的金匠的代表莫过于圣·埃卢瓦（St. Eloi，641—660年）。他是7世纪时高卢的一位僧侣和铸币厂的厂长。他曾经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制金技艺。此人在制金领域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拜占庭的黄金工匠所制造的珠宝、金饰品，在欧洲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们所制造的金制饰品，为拜占庭挣得了无数的黄金，这些黄金足以平衡拜占庭帝国长期以来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逆差和帝国的开销。为了保证帝国黄金的储量不至因过度的开销而日益减少，帝国的皇帝们对诸如黄金以及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等出口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并且长期坚持有限度地进口帝国境内并不生产的食品和原材料。官员们甚至查验旅客的包裹，突击检查店铺，了解和监控金条和拜占庭金币的流动情况，以防止走私和伪造金币的行为。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对于黄金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认识到，黄金不仅是货币，而且也是维护和促进帝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以及强化皇权和财富的重要手段和依靠。正是由于拜占庭帝国的深刻影响，阿拉伯国家也充分认识到了黄金的作用，以至于铸造出了沿用了数百年之久的阿拉伯的第纳尔金币。

拜占庭金币，它已不仅仅是一种货币，它更是一种象征，一种信仰。黄金是国家向它的国民恪守的一种信用，是促进国家之间交往的大使，是评估一个国家实力的依据，是国家展示其强盛的标志，是保卫国家和平安宁的利器，是维护世界稳定的平衡器。黄金的这些特质和作用，在古代如此，在当代仍是如此。只是可能表现得更加突出了而已。

闻名千古的拜占庭金币，在早期，其币面描绘的是皇帝、皇后和皇子们的画像。只有查士丁尼二世（Ιουστινιανός Β' ο Ρινότμητος，拜占庭第31任皇帝，705年—711年在位）发布敕令，在他铸造的金币上，展示的是耶稣身披光环的半身像。而令这位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开启了长达100年的反圣像崇拜的时代 （Iconoclasm）。这一运动主要针对的是教堂内四周墙壁上所装饰的带有金色晕轮的圣像。其结果是，皇帝们得到了从圣像上所铲下来的黄金。这些黄金不仅成为了帝国金库里贮藏的黄金，还被铸成了金光闪闪的金币。但是，随着843年齐奥杜拉皇帝颁旨下令宣告反对圣像崇拜时代就此结束，圣像又回到了圣坛上，铸币上也刻上了带着头盔、手持十字架的皇帝的肖像。在铸币的背面也出现了耶稣的肖像。而约翰一世·提米斯（John I Tzimisces，拜占庭帝国第50任皇帝，969—976年在位）颁行的金币上，刻有圣母玛利亚为其加冕的画面，在画面的上方还有一双上帝之手。

但是，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霸权是永世不衰的。到了13世纪初的1204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于十字军之手，拜占庭帝国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迫使金币贬值，自此，拜占庭金币失去了原有的纯度和信用。50年后的13世纪50年代，意大利的新兴城市佛罗伦萨（Florence）、热那亚（Genoa）、威尼斯（Venice）开始铸造自己的金币。这些金币享有极高的声誉，以至于到了14世纪中叶，拜占庭的臣民也开始以威尼斯金币纳税。而当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之时，时任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Κωνσταντίνος ΙΑ' Δραγάσης Παλαιολόγος，拜占庭帝国第91任，即最后一位皇帝，1449—1453年在位）尚未来得及铸造自己的铸币就英勇地牺牲在与土军的巷战之中。自此，在历史上存在了1000年的拜占庭帝国也走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尽管如此，拜占庭帝国遗留给我们的拜占庭金币，却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拜占庭帝国，从立国之日起，就以专注于黄金并以其金币为自豪而闻名于世。拜占庭的一部兴衰史，也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积累的黄金，如果仅仅是拿来加以炫耀和贮藏，而不加以利用，那将也是一种灾难。发现黄金，冶炼黄金，利用黄金，才是人类得以延续、发展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