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还是西方现代文官选用制度、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都是从选用人才角度，设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起于汉初的察举制，通过强制官员举荐治国理政人才（“举贤良”），逐步替代任用王公贵族子孙为官（“任子”）、以拥占财产为入选资格（赀选）和以军功晋封官爵等方式，而成为当时选用官吏的重要途径，开创了士人政治之先河，为汉帝国的政权巩固和兴盛提供了人才保障。 西汉晚期，随着察举的各种行贿谋私日渐猖獗，公卿大臣和地方官吏利用举荐权力网罗关系，培植门生党羽，增强自己的势力，削弱了皇权的管控能力，加速了西汉的衰亡。虽然，察举制演进中形成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影响，对我国现行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消极作用影响依然还有残存，但不能否认，察举制开创了以才能为任用官吏标准的士人政治之先河，为中国古代世俗治理政治奠定了以才选吏的制度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魏文帝曹丕开始将品评举荐人才大权从权贵名士手中收归中央委派的专职官吏（中正官），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并延续了300余年，但由于举荐的本质依旧是人评人，人情利益关系的影响最终还是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由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力图通过客观的科举考试，不分出身和门第评估甄选人才，有效地减少人情利益关系对官吏甄选的操弄，中央集权治理政治得到了较好的人才保障。由此，历经1300多年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便与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王朝兴盛与衰亡非常紧密地联系起来。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仅就其兴邦的直接成就而言，面向全社会用客观考试方式选拔治国理政的人才，畅通社会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助推中华文明文化发展的巨大积极历史性影响，就是不世之功。 在科举考试内容设计方面，隋后几个主要朝代初期的科举考试均相对较为注重社会时政，如方略策、策论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所谓的科举考试发展改进，到各朝代中晚期，科举考试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偏离了甄选治国理政人才的基本目标。以唐代为例，在大唐290年的历史中，进士科考试就经历了由“不试诗赋”到“试诗赋非定制”再到“专试诗赋”的一个演变过程。宋朝初期进士科考试依然沿袭晚唐、五代旧制，重诗赋、轻策论倾向也很明显，以至于真宗、仁宗都多次下诏强调要“兼取策论”。北宋中晚期，以思想上占“正统”优势的经义开始逐步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明朝初期，科举取士成为永久定制，在一应成为定制的考试内容、体式、规则中，以程朱注释为准的四书五经是考试的主要内容，文章体式要“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渭之制义”（即八股文体）。清朝科举沿用明制两百余年，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 清废科举并非简单因“八股文”弊端所致，而是科举文化积淀的弊端在近现代世界文明紧密冲撞中再次凸显所致。皇权之下科举文人群体主导把持治权，不断地强化中华文明的“尚文抑武”、“重文轻商”等农耕思想文化偏差。游牧族群蒙元灭文宋，满清灭明阶段性地扭转了“尚文抑武”偏向，而在西方和日本依仗工商业领先发展优势再次将地广人众“重文轻商”的中华民族推到亡国的边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入全球工商贸易体系，才使中华民族踏上复兴强国之路。 审视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轻商”的文化烙印依然深深地影响社会众多群体的认知。当今社会高度关注的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虽然不同于历史上的科举考试，但是一些倾向性问题还是需要更多的清醒审视。 公务员队伍在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下是国家治理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延续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华民族的兴邦与误国影响，更需要引起公务员考录工作者深入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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