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杰 | 唐宋墓葬出土人首鱼身俑研究

唐宋墓葬出土人首鱼身俑研究

丁子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内容提要：人首鱼身俑是唐宋墓葬中时有出土的一种镇墓神怪俑，唐代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五代两宋时多见于南方，分布和使用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其内涵在唐宋时期亦有不同。在唐和五代，它是镇墓压胜、丧葬礼制的一种表现，而在两宋时，则和道教思想关系密切。

关键词：人首鱼身俑 镇墓神怪俑 丧葬礼制 道教

人首鱼身俑是唐宋墓葬中时有出土的一种随葬器物，它们造型独特，形制多样，置于墓中有着独特的意义，为行文简洁，以下简称为人鱼俑。目前学界对其已有不少研究，如徐苹芳和白彬两位先生主要对其性质进行了分析，前者认为人鱼俑是墓葬中名为“仪鱼”的随葬品［1］，后者则认为人鱼俑实为道教雷神［2］。崔世平则重点论述了人鱼俑的分类和葬俗的传播［3］。本文受教于前辈学者的论述，结合目前为止已出土的人鱼俑材料，拟从类型、时代、地区、内涵几个方面对人鱼俑进行研究分析，如有不正，恳请诸位师长不吝批评赐教。

一、人鱼俑分类

目前出土人鱼俑的墓葬，笔者共收集有40余座（表一）。根据出土的人鱼俑造型，本文将人鱼俑分为A、B两型。

表一 人鱼俑出土信息一览表

A型：人鱼俑鱼身扁平，人脸转向身体左侧，鱼尾右摆，身体中部弯曲，整体轮廓呈“S”形（图一），鱼身下多连有底座，大都也为“S”形。该型不仅造型接近，大小上也十分接近，俑身长度都在20～22厘米之间，高度在8～10厘米之间。

图一 A型人鱼俑

1.天津军粮城唐墓 2.辽宁朝阳黄河路唐墓(M1︰20）

B型：该型人鱼俑数量较多，约占人鱼俑总数的四分之三。鱼身笔直，无弯曲现象，头尾偶有上翘，轮廓总体呈直线形。身体部位上，除了常见的鱼鳞、鱼鳍外，还出现有足、角等。B型人鱼俑种类较多，根据人面部朝向可分为Ba、Bb、Bc三小型。大小差距也较大，大的人鱼俑长30、高13厘米，小的仅长13、高4.8厘米，多数长度集中于15～27厘米，高度在7～13厘米。

Ba型：该型人鱼俑脸部均朝上或微向上（图二︰1），多有鱼鳞和鱼鳍，在B型中数量最多。

图二 B型人鱼俑

1.李璟墓南Ⅱ︰81（Ba型） 2.江苏蔡庄（Bb型） 3.李昪墓南Ⅰ︰189（Bc型）4.江西彭泽墓（Bc型）

Bb型：该型人鱼俑脸部均向下或微向下（图二︰2），身体部位上除了常见的鱼鳍鱼鳞外，目前有角的人鱼俑也仅见于此型，即太原金胜村唐墓出土人鱼俑。

Bc型：该型人鱼俑脸部均向前（图二︰3、4），该型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其鱼身前部多设有足部，像范澄墓人鱼俑鱼身下有双足，而李昪墓和江西彭泽墓人鱼俑则是以鳍为足，双鳍突出于身体两侧并支撑于地面。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一件人鱼俑，长22厘米，脸转向身体右侧。目前为孤例，且这件人鱼俑为征集品，具体的背景信息亦缺乏，故本文未加分型，将其列入特例，亦未深入探讨。

最后简要提及各型人鱼俑的材质和底座。目前出土的人鱼俑多为陶质，其中，A型人鱼俑均为陶质，B型人鱼俑在唐代均为陶质，而五代两宋时期质地就较为多样，如江苏蔡庄五代墓的木质人鱼俑、福建南宋陈元吉墓的石质人鱼俑，可见唐代的人鱼俑不论何型，均为陶质，而五代两宋时的南方，人鱼俑并不局限于单一材质。至于底座，A型人鱼俑由于身体扁平且弯曲，需要底座来保持平稳，故A型人鱼俑均有底座；B型人鱼俑底部大多宽大平直，对底座要求较低，在唐代不少仍有底座，但五代两宋就很少见了。底座形状则大多取决于人鱼俑的类型，A型人鱼俑多为“S”形底座，B型人鱼俑为长条形或长方形底座。

二、人鱼俑的使用历程

人鱼俑虽盛行于唐宋，但在唐之前也有发现，目前发现最早的人鱼俑时代为隋大业元年（605年），原报告中推测其可能为墓葬中的随葬品，而有明确纪年的人鱼俑中最晚的是浙江云和正屏山宋墓人鱼俑，时间为1248年。人鱼俑以唐代发现最多，其中又有近半数集中于初唐，时间在650—700年左右，中、晚唐时亦有发现，但数量较少，五代时人鱼俑的使用有所回升，仅南唐二陵中就出土有13件人鱼俑，后来的两宋时期时有出土，但人鱼俑数量较之之前已经不多。由此大致可以得出，人鱼俑在隋朝时就已出现并可能已经被当作随葬品使用，唐代则是人鱼俑盛行的重要时期，其中尤以初唐时最为流行，虽然在五代时使用又有所增加，但不可否认的是，初唐以后直至南宋，人鱼俑虽一直有使用，但数量已有明显减少，南宋以后目前未见有人鱼俑出土。

具体到类型上，明确出土有A型人鱼俑的墓葬，除天津军粮城唐墓时代没有进一步精确，辽宁黄河路唐墓、河北献县唐墓时代接近中唐外，其余均为初唐时期，唐以后就不见有A型。因此A型人鱼俑仅在唐代使用，初唐时尤为流行，初唐以后数量减少，唐代以后则不再见到。B型共有30余例，唐宋时期均有发现，南方北方都有出土，且目前已知年代最早和最晚的人鱼俑均为B型，可见该型使用时间之长，使用地区之广。不过各小型的发展有一定区别，Ba型、Bc型人鱼俑唐至两宋都有发现，其中Ba型在唐代占据主流，虽然到了五代两宋仍有发现，但是数量都不及唐代多，Bc型则一直存在，唐宋时数量变化不大，而Bb型只见于唐和五代，两宋时已不见。

三、人鱼俑的传播和地域特征

唐代人鱼俑多在北方地区，主要是河北和山西两地，辽宁也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南方仅见有福建漳浦县刘坂乡唐墓和江苏无锡皇甫云卿墓。五代两宋时，除了陕西洋县南宋彭杲墓外，基本都在南方地区，五代时多见于江苏，两宋时多在江西、四川等地。人鱼俑在北方流行时南方鲜有发现，在南方流行时北方也鲜有发现，因此人鱼俑的主要使用地区随时代发展不断转移，不同时代各有不同。在唐、五代、宋三个不同时期，使用的中心地区由河北、山西向南到江苏，再由江苏继续向南至江西、四川等地。而在转移过程中，A型未离开北方地区，唐以后就不再见到，B型则进入南方地区，五代时流行于江苏，此时三小型皆有，两宋时Ba、Bc型向更南的江西、四川等地传播，Bb型不再见到。

人鱼俑除了使用地区不断向南之外，南北之间的分布也各有特征。从图三中可以看到北方地区人鱼俑分布密集，而南方却较为分散。先看北方地区，该区人鱼俑多属唐代，主要集中的地区为山西襄垣、长治地区和北京以南的河北大部地区，该区内人鱼俑A、B两型皆有，时代大都在初唐时期，北京地区的大业元年人鱼俑更是目前可见时代最早的人鱼俑，可见这一地区可能是人鱼俑流行的重要地区。而北方另一个特殊地区是辽宁省朝阳市，该市附近出土了数例人鱼俑，这是目前所见人鱼俑位置最为偏东北的地方，与中原诸地相距较远且周围并未再见有人鱼俑的发现，显得较为孤立。该区人鱼俑A、B两型都有，形制上和河北、山西地区的人鱼俑也有相似之处，人鱼俑年代上以初唐时期最多，也有中唐时期的，因此朝阳地区虽然较为偏远，但人鱼俑类型和流行时间和北方山西、河北地区有很多相似之处，总的来看，北方地区的人鱼俑不仅分布密集，使用上也具有相当的统一性。

图三 人鱼俑出土地区分布图

1.北京 2.长治、襄垣 5.文安 6.朝阳 7.安阳 13.元氏县 14.南和 19.定县21.太原 23.安国 24.南吕固 25.献县 26.无锡 27.天津 28.漳浦 29.南京31.福州 32.蔡庄 33.景德镇 34.邛崃 35.进贤 36.彭泽 37.洋县 39.绵阳40.云和 41.罗田
（注：图中标号与前文表一墓葬编号一致，地区相同的墓葬标注表中首次出现的编号）

和北方相比，南方的人鱼俑分布特征则是总体分散，局部集中，总的来看南方人鱼俑散布于南方各地，而局部地区又有明显集中，如东南地区的江苏，西南地区的四川。这种分布当有不少可以讨论之处。第一，五代时期，江苏是人鱼俑使用的重要地区之一，这种现象应和南唐政权有密切关系，江苏大部分地区在五代属南唐，南唐建国时吸收借鉴了不少唐代制度和文化，这可能是人鱼俑在南方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五代时期南方出土人鱼俑的墓葬的墓主地位大都很高，如南唐国主、闽国王室等，可见此时人鱼俑应是南方地区上层人士常用的一种随葬品。而在五代之前，江苏无锡唐墓和福建漳浦刘坂乡唐墓就出土过人鱼俑，唐代人鱼俑主要分布于北方，因此这两座南方墓葬出土人鱼俑是较为特殊的，且刘坂乡唐墓的人鱼俑属B型，南方地区的人鱼俑也只有B型，在人鱼俑类型上也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江苏、福建地区在唐代就已有使用人鱼俑随葬的现象，因而东南地区在人鱼俑葬俗上可能有着一定的文化共通性和较为连续的文化渊源，这可能也是东南地区人鱼俑分布较为密集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两宋时人鱼俑集中于江西、四川两地则应和道教关系密切，下文将有论述。而陕西洋县南宋墓出土的人鱼俑为当时唯一一个北方地区人鱼俑，洋县位于陕西西南部，隶属汉中，汉中为道教起源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是通向巴蜀之地的重要门户，和四川联系紧密，因此该人鱼俑可能和道教有一定关系，也不排除四川地区的影响。

四、人鱼俑内涵试探

人鱼俑形制独特，是唐宋时期的一种镇墓神怪俑，在出土人鱼俑的墓葬中，大多还有其他镇墓神怪俑，不少即位于人鱼俑附近，这些神怪俑共同在墓中起着镇墓辟邪、吉祥压胜之类的作用。不过虽然唐宋时期的人鱼俑性质上均属于神怪俑，但背后的内涵体现是有所区别的。

唐代墓葬中随葬陶俑盛行，《新唐书·唐绍传》中唐绍曾上书道：“比群臣务厚葬，以俑人象骖眩耀相矜，下逮众庶，流宕成俗。”［46］可见无论是官员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热衷于在墓中随葬陶俑，而唐代镇墓神煞、地理风水之说大为流行，对葬俗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唐书·艺文志》中记录：“右五行类六十家，一百六十部，六百四十七卷。”［47］而其中和丧葬直接有关的书目就多达几十卷，如《葬经》《葬书地脉经》《墓书五阴经》等［48］。在这类背景下，唐代不仅陶俑发展迅速，镇墓俑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唐代的镇墓俑已形成一个统一度很高的体系，以两件镇墓武士俑配两件蹲踞状镇墓兽最为常见，同时还见有人鱼俑、双人首蛇身俑、十二生肖俑等神怪俑。唐代出土人鱼俑墓葬的墓主大多有一定的身份或地位，身份较高的有五品以上官吏，较低的也大都为中下级官吏，至于五代，墓主身份更加显贵，像南唐皇帝、闽国王室等，可见这一时期人鱼俑的使用更有讲究。总的来看，唐和五代，墓主身份差距虽较大，但大都为官员，基本都是具有一定地位或身份之人。而这一时期人鱼俑形制的统一程度也很高，唐代人鱼俑中，A型人鱼俑前文已经提及，造型统一，B型以Ba型为主，五代人鱼俑以南唐二陵为代表，虽然出土B型种类多，但除了面部朝向不同外，整体造型、身体特征等基本相同（图二︰1、3）。所以唐和五代，人鱼俑葬俗不仅是镇墓神煞、地理风水等思想的表现，俑造型较高的统一性、所属墓主有一定身份等又在一定程度表明人鱼俑使用的特殊性，也是当时丧葬礼制的一种体现。

宋代统治者推崇道教，其中尤以真宗、徽宗时期为代表，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49］此后天书屡降，而徽宗时期，一方面和道教保持密切联系，如政和三年（1113年）“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50］，政和六年（1116年）“会道士于上清宝箓宫”［51］。一方面又大修宫观，比如在茅山建元符万宁宫，在龙虎山迁建上清观，增建靖通庵、灵宝观，又“令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52］。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道教在宋代快速发展，在民间的影响也不断增强，对当时的葬俗也有重要影响。在两宋墓葬中，唐代常见的镇墓武士俑、蹲踞状镇墓兽几乎不见，但造型特殊的神怪俑不仅没有消失，种类反而更加多样，宋墓中的神怪俑除了唐代已有的类型，还有四神俑、星宿俑、仙人俑等。出土人鱼俑的宋墓规格大多较小，墓主身份也多为平民，墓中的人鱼俑造型也更加多样，各人鱼俑的细节特征也互有不同，可见人鱼俑的使用在下层更加普遍，造型设计也更加灵活。出土人鱼俑的墓葬中也会有其他和道教有关的器物，如湖北罗田汪家桥宋墓除了人鱼俑外，还出土有完整的十二生肖、四神、塔式罐，报告中指出这些“正好是一套伴随着道教盛行而出现的器物组合”［53］。而在江西、四川等地，即使是未出土有人鱼俑的墓葬，墓中或有其他神怪俑，或有道教色彩浓厚的买地券、符箓等物，由此可见当时道教在民间的普及以及对当地葬俗的深刻影响。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宋墓中的人鱼俑虽然仍属于镇墓神怪俑，但它们和道教的关系更加密切，是道教思想对葬俗产生影响的重要表现。

综上，本文认为，首先，人鱼俑实质是一种随葬于唐宋墓葬中的神怪俑，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方特色，是唐宋时期丧葬习俗、神怪观念的重要体现。其次，人鱼俑的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体现，在唐和五代，它是镇墓辟邪、丧葬礼制、地理风水影响下的产物，在两宋，则和道教关系密切。

［1］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2］白彬：《雷神俑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3］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见“仪鱼”与葬俗传播》，《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

［4］高桂云：《北京出土青釉红陶人首四足鱼身俑》，《文物》1983年第12期。

［5］山西省考古所、襄垣县文物博物馆：《山西襄垣唐墓》，《文物》2004年第10期。

［6］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县宋家庄唐代范澄夫妇墓》，《文物》1989年第6期。

［7］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拏墓》，《文物》1987年第8期。

［8］廊坊市文管所、文安县文物管理所：《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文物》1994年第1期。

［9］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七道泉子唐墓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6期。

［10］安阳市博物馆：《唐杨偘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30—133页。

［1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

［12］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唐代王惠墓》，《文物》2003年第8期。

［1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朝阳唐张狼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9页。

［14］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7年第5期。

［15］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

［16］刘超英、冀艳坤：《元氏县大孔村唐吕众墓》，《文物春秋》1999年第2期。

［17］李振奇、辛明伟：《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文物》1993年第6期。

［18］辛明伟、李振奇：《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1993年第6期。

［19］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唐代冯廓墓》，《文物》1989年第6期。

［20］山西大学文博学院、襄垣县文物博物馆：《山西襄垣唐代李石夫妇合葬墓》，《文物》2004年第10期。

［2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年第2期。

［22］信立祥：《定县南关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0—116页。

［2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朝阳市双塔区中山营子村唐墓出土文物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3—80页。

［24］山西省文管会：《太原南郊金胜村3号唐墓》，《考古》1960年第1期。

［25］辽宁省考古所等：《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8期。

［2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安国市文物管理所：《河北省安国市梨园唐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

［27］邯郸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邯郸南吕固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

［28］王敏之、高良谟、张长虹：《河北献县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5期。

［29］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发现唐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22—125页。

［30］天津市文化局考古队：《天津军粮城发现的唐代墓葬》，《考古》1963年第3期。

［31］福建省文管会：《福建漳浦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32］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

［33］同［32］。

［34］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

［35］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8期。

［36］彭适凡：《景德镇市郊出土宋瓷俑》，《考古》1977年第2期。

［37］邛崃县文物保管所：《邛崃县发现一座北宋墓》，《成都文物》（内部刊物）1987年第4期。

［38］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5期。

［39］江西省文管会：《江西彭泽宋墓》，《考古》1962年第10期。

［40］汉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洋县文博馆：《陕西洋县南宋彭杲夫妇墓》，《文物》2007年第8期。

［41］张焕新：《福建博物院藏南宋陈元吉墓出土器物》，《文物》2011年第7期。

［42］何志国：《四川绵阳杨家宋墓》，《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4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44］罗田县文管所：《罗田县汪家桥宋墓发掘记》，《江汉考古》1985年第2期。

［45］呼啸、师小群：《解读宋三彩陶俑》，《收藏》2011年第8期。

［4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三《唐绍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185页。

［47］同［46］，卷六十《艺文志四》，第1559页。

［48］同［46］，卷六十《艺文志四》，第1556—1557页。

［49］元·脱脱等：《宋史》卷七《真宗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135页。

［50］同［49］，卷二十一《徽宗三》，第392页。

［51］同［49］，卷二十一《徽宗三》，第396页。

［52］同［49］，卷二十一《徽宗三》，第396页。

［53］同［44］。

作者简介 丁子杰（1996—），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