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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俊 我国的制瓷史上，窑具种类丰富多样，历代瓷器装烧工艺风格独具特色，时代特征比较明显。不同的装烧工艺有其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都会通过遗痕的形式在瓷器上留下时代的烙印。本文将从瓷器上遗留的痕迹入手，去获得一个较完整的时代依据，从而为瓷器的鉴定提供一条新途径，弥补传统目测法在瓷器鉴定中的不足。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1.商、西周 处于原始初创阶段，坯件均直接置于窑箅之上，成品底多见生烧现象，釉面浑浊发黄，器型不规整。 2.春秋战国至三国两晋南北朝 此时瓷器从原始走向成熟，反映了装烧工艺的进步。除南朝时的湘阴窑、江西丰城龙雾洲窑发现匣钵外，其余南北窑址均未发现，明火叠烧法是此时的主流。支垫具承托单烧法也有使用，但其反映在器物上的遗痕不甚明显，且使用不甚广泛，故不作论述。 从德清原始青瓷窑址群的发现来看，至少不晚于春秋早期火烧山窑址[1]就已经初创明火叠烧法，只是运用较少，春秋中期大量使用，往往在器物上留下三个扁圆形的垫珠痕。到战国时期，改用一种白色粉末状物质作为器物之间的间隔物，器物的内外底多留有此类白色物质，也有少许采用砂垫的。此外，在浙江绍兴吼山和东堡两座春秋战国时期的窑址[2]及绍兴县富盛窑[3]同样发现了器物内外底都有三颗扁圆形垫珠痕。 秦汉时烧造工艺停滞不前，仍使用垫珠作间隔。到东汉时则在器物内外底发现有不规则的泥点形成的泥团状遗痕，应该是叠放坯件后施力挤压造成的。中晚期圆型垫饼广泛使用，常在盘、碗等器物内留下一圆圈垫痕[4]。而东汉后期则出现了新的垫烧具——三足垫烧具，使用时三足朝下，托面朝上，常在器物内底留下三个规则的支钉痕[5]。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地区的瓷窑至今只在山东发现一处[6]。三国时期三足垫烧具得到广泛应用。由于三足支撑点小而尖，承受力集中，支钉易陷入坯件内，所以常在器物内底留下三个很深的规则的支钉痕，甚至会在器物上留下断裂的支钉[7]。 西晋时，垫烧具采用锯齿口的盂形窑具。使用时齿口朝下，在器物内底形成齿数不等的支钉痕，多5～8个不等（图一）。在江西南昌青云谱岱西晋墓中出土的I式青瓷钵钵心靠边处有8处支烧痕；山东苍山西晋墓中的青瓷碗内底也发现8处支烧痕；在南京江宁谷里西晋末到东晋初墓中出土的盏和四系罐上也发现了5到7处不等的支烧痕[8]。 东晋时支烧痕增至十余，多是使用垫珠造成的（图二）。
代表实例是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代家族墓10号墓中出土的器物。在编号为M10：9的鸡首壶壶底13个支烧痕，盖罐（M10：39）口沿处有12个支烧痕，四系罐（M10：10）底有12个支烧痕，以及盘（M10：26）内底有15个支烧痕，而且还有受压后形成的一片圆形的深褐色支烧痕[9]。同样在江西丰城龙雾洲窑址也发现了数目不等的锯齿状垫具及内外底上留有支钉痕的青瓷碗等[10]。可以看出，西晋时器物上遗痕规整，分布均匀；到东晋则大多随意，分布不均，且从西晋到东晋器物遗痕表现出由少到多的发展趋势。 南北朝至隋，三叉垫烧具被广泛应用，在碗、盘等器物内底往往可见3个支钉痕迹，三点连线呈正三角形，支钉痕类似三足支钉所留，只是钉痕较浅。 在南京市江宁区胡村南朝墓中发现的盏和盘的内壁均有3个支烧痕，盘的内外壁皆有三个“品”字型排列的支烧痕；在福建南朝宋齐时的墓葬中部分碗内底还有因使用三叉垫烧具叠烧而成的“人”字形刻釉露胎的特征[11]。北朝实物有淄博和庄北朝墓葬出土的三件青釉碗内底皆有三个支烧痕，从文中图片可清晰看到内底三支痕形成一个正三角形，钉痕呈蚕豆状[12]。隋代遗物见于洛阳市隋东都外郭城隋代窑址中的青釉碗，内外底留有3个支烧痕；隋代邢窑窑址中三岔垫具的发现和窑址内器物腹内留下的三个支钉痕以及某些器物底足留有垫片印记证知[13]。除上所述，使用明火叠烧法烧造的瓷器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釉不及底”，这是为了防止在烧瓷时流釉而粘连器物和窑具，降低废品的烧成。 3.唐宋 唐宋时期是中国制瓷业的大发展时期。此时，装烧工艺也有很大进步，不仅表现在匣钵的广泛使用，支圈覆烧法等的发明，而且垫烧具的使用也呈现出多样化，广泛化。据熊海堂先生《中国古代的窑具与装烧技术研究》一文分析来看：在唐宋时主要流行的垫烧具有垫珠、三叉垫烧具、垫饼和垫圈四大类。另外，不同的窑具也同时被同一窑场所用。由于南北各地窑场的烧瓷技术参差不齐，窑具的使用情况纷繁复杂。这样表现在器物上的痕迹也就十分复杂。所以对这段时期器物遗痕的研究也需视具体情况而论。 唐宋窑址中使用垫珠的代表是越窑。越窑系统青瓷在战国就开始在底部用托珠垫烧，一般用三个，器物底部遗痕明显。此后，垫珠数逐渐增多至十多颗左右，在器底紧密地排列成一圈，垫珠所留痕迹形状不同。以越窑为例，初唐到盛唐器底痕迹呈蚕豆形，盛唐到晚唐痕迹呈松子形，晚唐五代为豌豆形，五代至北宋为狭窄的长条形（图三）[14]。唐代后由于制瓷工艺的娴熟，垫珠制作较精细，比较规范，在器物底部留下的痕迹也相当规整。 唐宋时三叉垫烧具多在北方白瓷、三彩瓷生产区域流行。在器物上遗留同样的三点连线成正三角形的痕迹，三点呈“品”字形排列在器物底，只是支钉极细。 垫饼和垫圈最早在东汉中晚期湘阴窑中使用，两者同时出现，配合匣钵使用[15]。唐宋时更是如此。唐晚期，定窑就是用漏斗形匣钵与垫饼的组合装烧具[16]。匣钵普遍使用，垫饼和垫圈的使用也随之普遍开来。唐以后，垫饼和垫圈同时使用的例子就多达58例以上[17]。从器物上遗痕来看，使用垫饼类装烧具的器物都在器心或器底留下大而明显的垫饼痕迹（图四）。有时为防止釉的粘连，还在器物的内底刮去釉层。繁昌窑青白瓷器坯入窑装烧时，都采用和足底大小基本相同的圆形垫饼垫烧，足内壁和底都露胎。宋时广西窑在仰烧时在器物与匣钵之间用垫饼支垫，因而器物圈足内均留有一块圆形颜色比胎深的墨褐色或黄褐色的支烧痕，并成为宋广西青白瓷的特点之一[18]，使用垫圈者则在器物上留下圆圈状的支烧痕迹（图五）。北宋前，越窑秘色瓷裹足满釉支烧，圈足器、平底器皆用瓷质垫圈垫底[19]。浙江武义县水碓周五代宋窑址中也发现一件器物用固定的一种匣钵和垫圈装烧[20]。 北宋中后期定窑创造了支圈覆烧法，常在器物口沿部留下芒口的特征，成为定窑在北宋中后期至金前期烧造器物的断代标准。受其影响，磁州窑、山下窑、霍窑、吉州窑、景德镇窑、繁昌窑等窑也竞相采用[21]。
4.金元 金元时涩圈叠烧法广为流行。此时所见器物内底都留有一环状涩圈（图六），器外底足无釉。实例见于报道的较多：见于墓葬出土报告的有河北宣化元代葛法墓中编号M1：4的黑瓷盒，内底部刮釉一圈，器外露胎；窑址报告的有重庆涂山窑—酱园窑址中D型葵口碗（T0201○13：88）和Ba型碟（70301○13：3）有涩圈；金代山西介休、襄垣、乡宁等窑的黑釉印花和黄釉印花碗、盘，都不惜破坏其图案纹样而开了涩圈，霍州窑精美的白瓷印花制品上也有这种情况[22]。笔者曾于2008年5月和10月先后两次前往太原市孟家井金元时期的榆次窑址考察。在窑址的瓷片堆积中发现了大量带有涩圈的碗、盘等器。并采集到采用涩圈叠烧法发生窑粘的实物标本数件。涩圈叠烧法在金元的运用可见一斑。 5.明清 明清时瓷器的烧造中心集中于景德镇，因产品多为细瓷，装烧工艺主要采用匣钵单件仰烧法，装烧方法趋于统一，只是器物的足沿处一圈无釉，装烧工艺所留遗痕已基本失去了时代鉴定的意义。 [1]朱建明《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窑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9期。 [2]沈作霖、高军《绍兴吼山和东堡两座窑址的调查》，《考古》1987年第4期。 [3]李毅华《浙江绍兴富盛窑战国窑址》，《考古》1975年第3期。 [4]徐军《浙江东汉龙窑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4期。 [5]林世民《浙江东汉宁波汉代窑址的勘察》，《考古》1986年第9期。 [6]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古窑址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7]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8]江西省文物工作组《江西南昌市发现三座晋墓》，《考古》1986年第9期；临沂市地区文管会、苍山县文管所《山东苍山县晋墓》，《考古》1989年第8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谷里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3期。 [9]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10]万良田、万德强《江西丰城东晋、南朝窑址及匣钵装烧工艺》，《江西文物》1989年第3期。 [1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胡村南朝墓》，《考古》2008年第6期；林忠干、林寸琪、陈子文《福建六朝隋唐墓葬的分期问题》，《考古》1990年第2期。 [12]淄博市博物馆、淄川区文化局《淄博和庄北朝墓葬出土青釉莲花瓷尊》，《文物》1984年第12期。 [13]四川大学历史系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外郭城五座窑址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2期； 杨文山《隋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文物》1984年第12期。 [14]李知宴《陶瓷发展的历史和辨伪》，华龄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15]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发展》，《文物》1978年第1期。 [16]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组《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 [17]熊海堂《中国古代的窑具与装烧技术研究》（前编），《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18]江筱琴、张为邦《宋代青白瓷系及其烧造探讨》，《中国陶瓷》2005年第6期。 [19]王莉英、王兴平《秘色越器研究总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 [20]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武义水碓周五代北宋窑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5期。 [21]刘毅《定窑基本特征和仿定瓷的窑口鉴别》，《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 [22]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元代葛法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7期；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涂山窑——酱园窑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刘毅《定窑基本特征和仿定瓷的窑口鉴别》，《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水既生《山西古代窑具及装烧方法》，《陶瓷研究与职业教育》1984年第4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旅游职业学院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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