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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文学】王宏民​:【我和杰民兄】(散文)

 三秦文学 2022-02-12




我和杰民兄
文/王宏民

活跃在古都西安文化圈内的商洛人中,杰民兄是我最为敬重的一个人,也是唯一一个一见面就称兄道弟的人。

我之所以在任何场合都称他为“杰民哥”,而非随着他的工作变动和升迁,先后称其为李老师、李经理、李校长、李馆长、李主席等,并非套近乎,而是当初我俩结识时的特定历史使然,而且这一称呼一叫就是半个多世纪,无法改口了。

我十几岁时,我二姐在文化馆担任临时讲解员期间,跟一个叫焦水芹的讲解员过从甚密,后来干脆结拜成干姊妹。由于她不时跟我二姐到乡下我家里来串门,一来二去就熟悉了。既然她是我姐的干姐妹,我称其为水芹姐名正言顺,也很自然。

一年春节,水芹姐给我家拜年时,极为慷慨地给我发了一块钱的压岁钱。当时我深为感动和震惊——这可是我长这么大收到的最多的一笔压岁钱,也是我少年时代意外得到的第一笔财富。在五分钱就可买一斤鸡蛋的年代,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它无异于一笔巨款!当时,她们在县文化馆当讲解员,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二十多元。

这天夜里我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睡,为如何才能把这笔巨款花完直发熬煎。这件事温暖了我这一年的春节,温暖了我的少年时代,也温暖了我的一生。

不久,听我二姐说水芹姐已结婚,男方是县电影院的,主要负责放映电影和宣传,名字叫李杰民,毕业于商洛林校,陕西丹凤人,很有才华。

在我这个酷爱看电影的少年心目中,电影放映员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所以,我缠着我二姐介绍我认识一下他。好在这也不是求见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我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走进电影院后面他的宿舍后,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热情随和,开朗健谈。他中等个子,天庭饱满得出奇,眉毛浓黑得过分,让我一见他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上小学时语文课本中华佗画像的额头和勃列日涅夫的眉毛。也许是因了水芹姐和我二姐这层关系,他并没把我当一个少不更事的毛孩子看,而是把我视为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又是让座,又是倒茶,让我感动而又有几分局促不安。由于他是水芹姐的爱人,我就很自然地称其为杰民哥,没想到这个称呼一叫就是一辈子!

当时他可能高估了我这个农村孩子的知识层次,一见面就给我大谈哲学,说起古今中外哲学流派,他如数家珍,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在他居住的那间的平房里,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艾思奇这位名字颇似外国人的中国人以及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知道了赫格尔、康德、柏拉图等外国哲学家的名字。

少年时代,在我们这座山区小县城,只有两个人曾以卓尔不群的行为震撼了我,也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一个是杰民兄,一个是教我打拳的师傅——也是我的忘年交赵子忠。在他工作的农械厂的宿舍,我第一次看到了《高等数学》《概率学》《拓扑学》这些我现在依然陌生的数学书籍以及好多外国文学名著,令我肃然起敬。他俩共同点都是毕业于中专、中技,但他们追求和向往的却是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看来高不可攀的高层次的知识。这样的人让我如何不敬仰?

杰民兄当时见我一脸崇拜,谈锋愈健。很自信地告诉我,只要学好哲学,就会抓住一切事物的本质,客观地审视当下,预测未来。我傻乎乎地问:“得是就跟算卦一样?”他哈哈一笑说,“那是两码事!哲学是研究人的思维和世界观的一门科,算卦那是胡蒙乱谝哩。”出于礼貌我点点头,可心里对哲学的概念还是一片茫然。

虽然他说的那些我一点儿不懂,但他已经工作了还孜孜不倦地学习的精神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后来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那几年,之所以一直没放弃学习,与杰民兄这次为我一个人举办的对牛弹琴式的哲学讲座不无关系。有位作家说过,一个人一生中能遇见一两个对他的人生产生很大影响的人,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从这一点说,要说杰民兄是我人生导师之一,一点儿也不为过。

如果说在知识贬值的年代,杰民兄逆风而行在古今中外的哲学经典里寻奇探幽的精神让我认识到了知识的价值,养成了好学的习惯,那么,我在杰民兄的放映室里一次意外的收获,则成了我十几年后人生和工作中的“真金白银”——

一天下午,我再次到他宿舍串门时,鼓足勇气问他,杰民哥,能不能让我参观一下你的放映室?他爽快地答应了。刚好半个钟头后有一场电影,他就把我带到了电影院后楼上的放映室。从没进过这种地方的我对屋内一切都感到新奇。我一一询问着,他也耐心的回答着。在一边的一张桌子上面,我看到了一本厚厚的从没见过的铅印文本,每一行都写着几分几秒某某在干什么,某某在说什么,而且旁边还标着远景或中景、近景、特写这类文字。我问杰民兄,这是啥?他看了一下说,电影的台本、银幕上的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话都是从这上面来的。我“噢”了一声,不错眼地看着哪一行行的字。他见我很感兴趣,就说,你喜欢看就带回去看吧。我慌忙说,不不不,我看看就行了。他说,没关系,每一部电影都带一本完成台本,以防断片时连接胶片用。你看的这部电影已经入库了,留下也没用,你拿走吧。

我如获至宝地把这本电影台本带回了家。由于我正好看过这部电影,就一边回忆着电影的画面一边看着台本。看完后我很激动:噢!电影制作原来是这么回事!嗣后不久,我无意之中得到了一本封面只剩一半的旧杂志《电影文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电影文学剧本这一文字形式,倍感新奇。我把上面登载的几个电影文学剧本和从杰民兄那里带回来的电影完成台本对比了一下,觉得二者大同小异,主要区别是前者有叙述、有描写,而后者则全是干货,没一点虚的东西。就这样,我初步了解到了电影文学剧本独有的结构方式和叙事方式,懂得了它和小说的区别。当时,我只是为自己无意中认识了一种崭新的文字表达方式感到高兴,没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也会自己动手写电影文学剧本,而且好几次差点儿搬上银幕!

高考制度恢复后,由于我报考志愿填的是理工科,而且在“服从组织分配”一栏打了个勾,加之高考作文得了满分,结果差阳错地被录到了陕西中医学院(即现在的陕西中医药大学)——在招生的看来,语文成绩好的,一定会学好中医,但他绝不会想到我的理想并不在此。专业不合我的兴趣和志向,令我万分苦恼。我到省高教局跑了五十多次要求转学,均被“不安心学习”、“异想天开”等呵斥声卷了回来。万般无奈,我分别给教育部信访室和人民日报写了一封长信,恳切请求允许我转入有文科的大学,并附上我上大学前在省上几家刊物发表的几篇习作。后来,在这两家的过问下,我终于在1978年年底转入西北大学中文系。

翌年四月的一天,我在西大图书馆文科阅览室阅读文学杂志《鸭绿江》时,看到了一篇题为《来自西半球的客人》的短篇小说,颇感兴趣。这篇小说讲述的是日寇侵华期间,上海大学一名美籍教授的儿子阿毛随同全家迁徙到皖南山区后,跟当地一个农村男孩纯真的友谊。当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居然是在朝鲜战场兵戈相对。而第三次在北京见面时,两人都已成为农业方面国家级的专家。真是往事历历犹如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篇小说充满了人性的温馨和发人深思的东西。我虽然没接触过美国小孩,但那种城乡孩子交往的情趣我曾感受过(当年我小学同学那个来自西安的外甥第一次来山区时,居然当着我面,皱着眉头把一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青皮核桃的皮啃了一半,还连说核桃真难吃!)于是,我萌发了将这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的念头。我当时之所以有此勇气,完全是基于当初反复阅读了杰民兄赠送我的那本电影台本和那本封面只剩一半的《电影文学》,自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电影文学剧本的这一艺术形式。如果没有当初杰民兄赠送我的那本电影台本和那本《电影文学》诱导,这篇小说再好,我也不会产生把它改编成电影文学基本的念头的。

剧本改编的过程很辛苦。第一次写电影剧本我非常认真。我既没按照杰民兄送我的那本电影台本的格式写,也没按照后来看到的电影文学剧本的格式写,而是取二者所长,避二者所短,该详细的详细,该简略的简略,力争文字简洁而又不失文采。为了更加真实,我央求我们班英语学得最好的一位同学把剧本中阿毛和其家人的对话全部翻译成英文,在后面的括号里再翻译成中文。

经过一个月多的改编、修改和复写,电影文学剧本《来自西半球的客人》终于完成了。我长舒一口气,斟酌再三,把剧本投到了珠江电影厂。说心里话,我当时并没有奢望我平生第一次写的电影剧本会被采用,如果珠影的编辑能认真阅读完并给我提一些修改意见,我就非常的满足了。然而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半个月后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给我们系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我的剧本他们厂决定拍摄,他们想了解一下作者个人情况,如果没啥问题,让作者尽快拿到原作作者同意改编的授权书,转寄给他们。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一消息一下轰动了我们中文系乃至全校。就连77级(我本来也属于77级,从陕西中医学院转到西大时,系上以我缺席两学期的课为由,把我安排在了78级)那几位高傲自负的老三届北京知青,也屈尊降格地跑到我们宿舍,一脸谦恭地询问我改编剧本和投稿一些问题,还特意把我写的剧本带回去阅读。这个喜讯降临得太突然,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所以,当时虽然也很激动,但脑子里一片茫然。

如果说在老师同学心目中,我这次尝试为我们中文系乃至西大书写了一段传奇,也情有可原,因为这种事西大过去还未曾有过。可是放在老家洛南,则以讹传讹,演绎成了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神话——

八年后,我在省群众艺术馆《百花》杂志社担任执行副主编时,一天下午接待了一位来自潼关的业余作者。交谈几句后,他问我是不是洛南人。我说是呀,跟你们县是邻居。他说,难怪我听你一开口就是洛南口音。接着他很认真地说道,听说你们洛南有一个家在农村的小伙子,一边放牛一边写电影剧本,后来几个剧本电影制片厂都拍了。我闻之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我说,这都是胡乱编的。不瞒你说,我就是那个农村小伙子,在农村也确实当过养牛的饲养员,但与写电影剧本八竿子都打不着。第一次写电影剧本是上大学后的事!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剧本最后也没拍成。

确实如此,当时《来自西半球的客人》的剧组已经成立,我也把原作作者同意改编的授权书寄给了珠影,但由于没过多久美国违背《上海宣言》,私下卖给台湾27艘什么舰,中美关系骤然降温,这类涉及中美题材的影视作品都统一叫停了。

虽然我在电影方面的处女作最终未能搬上银幕,但我内心由此激发的对电影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嗣后半年多,我几乎读遍了西大文科阅览室所有带“电影”二字的书籍——包括电影制作技术方面的。文科阅览室的负责取书的中年女同志打趣道:你是来上中文系的还是上电影学院的?书架上电影方面的书都快让你借完了!我笑着说,你这样说,说明还有我没借过的书嘛!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虽然我第一次创作的电影剧本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最后不了了之,但在创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却给我后来在电视剧方面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虽然电影跟电视剧的篇幅、容量有很大区别,但在创作方法上大同小异。会推磨子的人,肯定会推碾子!当时全国电视剧创作势头正劲。于是我在坚持电影创作的同时,把目光又投向电视剧创作方面,并私下悄悄搞起了电视剧创作。

1980年元旦晚上八点,当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播放我创作的由陕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果乡情》时,我百感交集。依稀之中,我的目光穿越了十几年的历史,又看到了杰民兄当初在他的放映室送我的那本电影台本……

如果说在老家洛南跟杰民兄的交往是我俩这辈子第一次交集,那么,我俩的第二次人生交集已在商洛地区的所在地商县——也就是现在的商州市了。

1982年大学毕业时,由于我在校期间陕西电视台拍过我写的电视剧,西安电影制片厂那年也差点儿把我创作的电影剧本《西峰泪》搬上屏幕(也是政治形势的原因中途叫停,不过它并没白写,而是按照有关规定充作了我的毕业论文,使我成为当时我们班唯一没写毕业论文也最为轻松的人。想到这一点我就格外感激杰民兄当初送我那本电影台本!),所以,毕业前夕西影和电视台都派人到学校找我,希望我毕业后能去他们单位。当时电视台是一个新兴的事业单位,朝气蓬勃,前途无限。经过反复斟酌,我最后选择了陕西电视台,而电视台也给我要了个定向名额。报志愿后的一个月,无一人跟我争抢这个单位。然而就在宣布分配名单前夕,哪位心生嫉妒的老兄给系上写了封匿名信,举报我上大学期间擅自结婚,质问系上:为什么违法学生手册的人不处分还能分配到新闻单位?系上深感意外,找我落实情况后,只好把我改派到一直没人报名的安康师专。我没向厄运低头。在校硬扛了半年后,最后在中国青年报住陕记者站的帮助下,改派到商洛,在地区群众艺术馆担任文学干部一职。由于我上大学前就在县文化馆工作,早已习惯了这种单位的工作节奏,所以,无拘无束,倒也潇洒。

当时,几年前从洛南县电影公司调到商洛地区电影公司的杰民兄已擢升为总经理了。当他得知我分到群艺馆后很是高兴。由于地区文化局跟群艺馆就在一个院子,他又经常为工作的事来文化局,所以我们隔三差五都能见上一面。此时的杰民兄比当年深沉老成了许多,不苟言笑,一脸的总经理气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见面也没心思谈论赫格尔和康德的哲学了。在地区群艺馆工作那两年,我曾去电影公司的家属院看望过水芹姐几次,每次见面她都很热情,嘘寒问暖,让我情不自禁地又想到那年春季她给我的面值为一元的压岁钱。

1984年过完春节后的一天早上,杰民兄煞有介事地打来电话,让我和同事方英文以及文管会的洛南乡党王昌富去他家小酌几杯。我们三个也不客气,如约而至。进屋后稍加寒暄,杰民兄就从柜子里逐次端出七八盘内容丰富、摆放齐整的凉菜,看来早有准备。

趁杰民兄去里屋拿酒之际,方英文小声说道:会不会是人家本来要招待贵客,对方因故未到,让咱几个捡了个便宜?我说,杰民兄能让咱几个来喝酒,说明他心里还有咱几个。咱文化局大院那么多人,咋没叫其他人?别想那么多了,既来之,则喝之,今天谁坐到这儿,谁就是贵客!他俩连说对对对。

这次小酌之后不久,我就被借调到了省文化厅群文处。由于路途遥远,天各一方,后来见面的机会极少。几年后的一天,我俩在文艺路大十字北不期而遇。此时我已调到陕西电视台多年了。当我知道他已借调到省电影公司上班后,非常高兴。他从口中得知,将来正式调动手续办理后,文化厅将拟任他为省电影公司办公室主任。看到他从一个学林业的电影放映员,从山区小县的电影公司一直奋斗到省电影公司,从而完成了圆满的三级跳,我很是钦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没去省电影公司,而是当上了陕西省电影电视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一向喜欢教育行业,所以心眼里替他感到高兴,觉得比去电影公司更能发挥他的特长。

他当时住在省电影学校前院的二楼上一间狭长的房子里。由于我一个人在西安,无牵无挂,所以经常去他那儿串门,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屈指算来,这算是我和他第三次交集的开始。

那时,他已由痴迷中外哲学转移到痴迷中国书法了,而且非常勤奋,我每次去他那儿,都会看到厚厚一摞写过字的报纸或麻纸。他的特点是很喜欢当着朋友面挥毫泼墨,而且写一张字就问客人一句:怎么样?朋友刚喝了人家沏的好茶,口里余香犹存,无论好不好,只能说好字好字。他一听,劲头更足了,而且临走时非送客人一张字不可。

一次,他给商洛乡党——作家、评论家孙见喜写了一幅竖式条幅。老孙是个蔫怪,把条幅裱好后,特意跟贾平凹给他写的一个条幅并排挂在客厅的墙上,人为造成贾、李PK之势,结果来客大多数人都夸杰民兄写得好,惹得老贾嘟嘟囔囔地说,那些说这话的人就不识货。好在三人关系都很铁,否则还不打起来。

当时,朋友们都把杰民兄的住处戏称为“商洛会馆”,原因是经常来他这儿的人多而杂,上至地区专员、局长、县委书记和县长,下至昔日朋友同事、工人、农民、贩夫走卒,他都热情接待,一视同仁,大有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风范。我每次去他那儿时,他的门后都会堆放着一大卷布料或其他商品。我问他买这些东西干啥,他说不是我买的,是商县那些做小生意的熟人临时寄存在我这儿,一有便车就拉走了。这听了我非常感动。当今之世,能关心体谅底层劳苦大众的人毕竟不多了。那些缺乏大爱的人,绝不会甘心情愿受这份麻烦的!

一年后杰民兄一家人搬到了电影学校后院的平房内。为了让那些思绪飞扬的朋友坐而论道时有思维有足够的空间,他在门前布置了一个茶台,周围有花草点缀,一下多了几分优雅和诗意。我很喜欢这种情调,所以常过去聊天喝茶。

大约一年后吧,他们一家搬到了西边的家属楼七楼。当我第一次气喘吁吁地走到他家门口时,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李白名篇《蜀道难》的第一句:噫吁嚱,危乎高哉!从此,我将去杰民兄家视为畏途。每次前去,不是边上楼边吟诵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是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估计他住七楼那几年,除了酷爱水芹姐做的酸菜包谷糊汤的贾平凹不畏艰险三天两头前去打秋风外,其他人肯定到非去不可时才会冒着累死的危险迎高而上。

鉴于杰民兄在书法上的造诣日益提高和灵活多变的管理能力,在省电影学校工作了七年后,他被调到了刚落成不久的陕西省美术博物馆担任馆长之职。他这个酷爱书法的人到了这种单位,简直如鱼得水!他倾尽全力,恪尽职守,把偌大的一个美术博物馆管理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在这充斥书法美术精品的文化海洋的耳濡目染下,他的书法造诣日益深厚,一不小心也成了一位颇有影响的书法家,后来还当上了书协副主席。我对书法不懂,不敢妄评杰明兄的书法艺术,但每年春节前后看到那些热爱书法的西安市民对城门洞两边那由杰民兄书写的巨幅对联啧啧称道时,才知道他的书法已是自有面目不同凡俗了。

由于我平时也喜欢欣赏书法、美术和摄影,所以,只要听说美术博物馆有此类的展览,我一定会前去参观,而且一举两得,既满足了精神上的享受,又拜会了杰民兄。此时杰民兄办公室和在电影学校的办公室比,已是鸟枪换大炮了。地方宽敞,光线充足,那些高档的办工桌和沙发都很有气派。如果把桌子上那面小国旗一换,和非洲那些小国家总统的办公室毫无二致。当然,这也是工作的需要——省级美术博物馆好歹也是个艺术殿堂嘛,作为东方罗马的美术博物馆馆长办公室,既要接待国内的有关领导和有影响力的内宾,还不时要接待外宾,总能过于寒酸吧?否则人家会觉得馆长的办公条件也太谦虚了。

后来我发现,在如此惬意的办公室里,一边喝茶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不失为一种享受,于是我来访频仍,过不了十天半月,就要骑着我那辆已骑了十多年的私家自行车,访问一下杰民兄。来得次数多了,而且一进门就哥长哥短的,个头也接近,杰民兄的同事还以为我是杰民兄的弟弟,后来一看两人眉毛浓淡有别,才明白我俩不是一个蔓上结的瓜。

我在美术博物馆有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有一件事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感慨良多。

2017年3月底的一天,我和杰民兄共同的朋友——前些年一直在北京发展的洛南籍书法家何伯群先生不幸身患绝症,而且已到晚期。面对病情他从容淡定,拒绝一切治疗,但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我能给他拍一部专题片,对他一生作个小结;二是希望再举办最后一次书法展览。我震惊之余立马行动。从他清明回家最后一次祭祖就开始跟拍,回来后夜以继日地查找资料,采访书法界的名家以及他的熟人、朋友,很快就满足他的第一个愿望,他看后很满意,动情地说道,你真是我的好兄弟。书展的事在他的家人和学生的紧锣密鼓的筹备下,也很快有了眉目。在杰民兄的斡旋下,本来一个月后才能举办的展览提前一个月如期举行。布展那天,杰民兄亲自坐镇指挥,在闷热的展厅里整整待了一天,直到每一幅字的位置、每个细节恰到好处,他才回家吃饭。这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当我把这一切告诉已经虚弱至极的何老师后,他含着泪说:谢谢杰民,谢谢杰民!

这次展览举办的非常成功。参观者好评如潮,纷纷在和老师的书法作品前合影留念。为了弥补何老师不能前来的遗憾,我让人把展览盛况都拍下来,通过医院病房的电视机放给何老师看。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消瘦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欣慰……

开展后第七天,何老师安详地离去,看不出一点儿遗憾。

事后,当我每次想起杰民兄在展厅顶着高温,雷厉风行地指挥布展的情景,就感慨不已。论交情,他和何老师不算深交,仅仅是惺惺相惜的书道同好而已,但在何老师即将离世之际,他布展时是那样的认真卖力,一丝不苟,无一丝一毫的功利目的。这是何等高洁的品行!别说令我这旁观者动容,就是何老师的在天之灵也会永远心怀感激的……

有人说过,两个人若是有缘,躲都躲不开。我从台里退休后,被曲江一家文化公司聘为总编导。上班两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刚下楼,意外地看见杰民兄满面春风地迎面走来。亲切地打过招呼后,他问我:你来这儿干啥?我说上班呀,退休后被聘到了21楼的一家公司。他惊讶地说道:啊?多长时间了?我说,已经两个月了。紧接着我又问他:杰民哥,你到这儿干啥?他说,我的工作室就在这九楼呀!这次轮到我惊讶了:啊?!那、那我咋一直没碰见过你?他说,我一周只来两次,而且来得较晚,你们是按时上班,所以,肯定碰不到。走!到我工作室喝茶去!我想都没想就说,走!

从此,在这座大楼上,我多了一个喝茶聊天的好去处。每礼拜一到他来工作室的日子,我再忙都要到他那儿小坐片刻。在他那里,我挑最好的茶喝,也不管他心疼不心疼;挑他写得最好的字拿,也不管他一幅字的润格是多少。

每当我俩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时,我就想,我和杰民兄真是有缘分哪,从他给我一个人举办对牛弹琴的哲学讲座那次开始,迄今已半个多世纪了,一声杰民哥也叫了五十多年,从洛南叫到商州,从商州叫到西安,从电影学校叫到美术博物馆,退休了退休了,又从博物馆叫到了这座大楼,还是那样的随意,还是那样的亲切。即便是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呀!

有一天跟杰民兄喝茶时我忽发奇想:环顾一下自己周围,看看类似我跟杰民兄的情况还有没有第二个,第三个。我屈指数了一圈,还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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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宏民,陕西洛南人,1953年生,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编辑、国家二级编剧,多年来在省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以及影视文学剧本三百余万字,先后在央视和陕台播出其创作的电视剧、电视专题片、戏曲小品、喜剧小品四十余部,多次荣获星光奖、金鹰奖、金狮奖、文华奖以及广电学会奖等国家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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