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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批无敌级战列巡洋舰从英国的船台上下水的时候，无论是费舍尔还是英国海军部肯定都不会想到，这些新的战舰会极大的改变后世战列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深刻的影响了20世纪前半叶的海军战略格局。 要了解战列巡洋舰诞生的原因，就必然要追溯到她们诞生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背景，其中不仅包括是20世纪初期海军的战略战术需求，还包括更深层次的国家战略环境和政治军事体制。由于英国海军在战巡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期将以英国战巡的发展作为主线，探索初代战巡给海军战略战术所带来的影响。 长期以来，很多面向大众的海军科普类书籍对战巡都有这样的描述：“比最快的巡洋舰强，比最强的战列舰快。”，很多军事类游戏也将战巡设置成了介于巡洋舰和战列舰的过渡战舰。因此很多刚刚接触近代海军史的人，普遍认为战巡的战术职能是猎杀巡洋舰，其火力和防护是弱于战列舰的；它们不能被编入战列线中参与舰队决战，因此不能被视为和战列舰一样重要的主力舰；自20世纪30年代出现高速战列舰开始，战巡这一舰种就消亡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回到战巡诞生的前夜，即1900年代，了解一下英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以及海军在欧洲各国家的战略中所起到的作用。 大英帝国是一个海上帝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尽管英国只是一个偏居一偶的岛国，本土的人口和面积都不甚出众，但却凭借着其海上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获取了广大的殖民地——按照著名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估算的数据，在1913年时，大英帝国的人口总数达到4.47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4，其领地更是遍布全球，因此号称日不落帝国。 当时的大英帝国，拥有一支规模远超其他国家的庞大的商船队伍，其原因在于，英国本土所需要的食物与工业原材料，以及殖民地和世界其他地区所需要的工业制品，全都依赖海上交通来运输。毫不夸张的说，这个帝国的经济命脉，是依靠海上运输来维系的。为了保护其海上贸易体系，英国人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任何企图攻击英国本土的行为，都需要跨过不列颠群岛与大陆之间的狭海。因此英国的本土防卫需求，也可以凭借强大的海军来完成——即便是世界最强的陆军，只要无法跨越狭海，那也依然无法对英国本土构成威胁。 由于这些缘故，皇家海军在当时的英国拥有崇高的地位，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普通英国民众，都很清楚这支海上力量的重要性。 与坐落于不列颠群岛上的英国不同，德国位于欧洲大陆，且其大部分领土都位于内陆，只有北部地区毗邻海洋，是一个典型的大陆国家。由于这个缘故，德国并不是一个以海洋文明著称的国家。 自17世纪中期以来，德国一直处于小邦林立的状态，缺乏统一的政权。在这些邦国中，实力最强的，是普鲁士与奥地利。最终，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并于1871年时，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不含奥地利）。在建国初期，帝国首相俾斯麦对于殖民事务并无多大兴趣，但经过10多年的发展后，随着工业实力的不断增强与海外贸易的快速拓展，德国国内开始出现进行海外殖民的呼声——1882年时，德国殖民协会成立了，这是一个鼓吹殖民活动的团体。此后，德国也如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走向了海外殖民的道路——在1884-1899年间，德国陆续获得了德属东非、德属西非、德属西南非、以及德属新几内亚这几个殖民地，以及胶州湾租借地。 1888年6月15日，威廉二世继位；1890年3月18日，由于君臣不和，俾斯麦辞去了首相的职位。这两件事件，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此后，在国力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在野心勃勃的新皇的驱使下，德国人的野心开始进一步扩大——他们不再满足于先辈们创下的大国地位，而是鼓吹要将德国打造为世界强国；同时，他们也背离了俾斯麦时代的现实政策，并提出了所谓的世界政策——对于这种野心的最著名的表述，出现于1897年12月6日——时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的比洛，在帝国议会的辩论中宣称：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站在阴影里，但我们也渴望阳光下的地盘。在当时的德国人眼中，建设强大的海军，是实现其世界强国梦想的重要工具，因此从19世纪末期开始，德国人走上了建造大海军的道路。  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势力范围遍布全球，并通过海上贸易线路连成了一体，打造出了繁荣的贸易帝国；法国在非洲西北部建立起了一大片殖民地，此外还占据了马达加斯加和越南；至于美国和俄国，则是本身就拥有广袤的领土。相比之下，德国的本土面积远逊于美国和俄国，殖民地势力范围则远逊于英国和法国。若想要扩大德国的海外势力范围，并保护好德国的海外利益，一支强大的海军，的确是不可或缺的。 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使得俄国海军力量元气大伤，不再对英国海军构成威胁了。而签订于1904年的英法协约、签订于1907年的英俄协约、以及同样签订于1907年的三国协约，则标志着英国与法俄两国的关系跨入了新的篇章。与此同时，世界海军强国的排行也发生了变化，第二与第三大海军强国，已经变成了德国和美国。由于英国与美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英国海军的主要潜在对手就变成了德国海军——发展至1909年时，英德两国之间的造舰竞赛已经变得白热化了。受此影响，英国人于1912年时明确提出，其海军应具备对德压倒性优势（具体标准是在无畏舰数量上高出50-60%），这个建设目标一直延续到了战争爆发之时。  从这张图中，我们则能看到，德国的地缘环境，与英法俄等国是截然不同的——英国的地缘环境最好，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狭海是英国的天然国防屏障。法国和俄国的地缘环境次之，他们都与德国这个强大的邻居接壤，但其他陆地邻国则都不是一流强国。德国的地缘环境最差，他位于欧洲大陆中央，并且同时与法俄这两个一流强国接壤。 换句话说，从本土防御的角度看，英国对陆军的依赖是最少的，只要海军不败，英国本土就是安全的。法国和俄国则需要强大的陆军，来保护自身的安全。至于德国，由于法俄两国已经于1890年代时形成了同盟关系，因此德国陆军是需要同时对抗法俄这两个一流强国的陆军的——著名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Plan），便是专门用来应对法俄联盟的。 在此背景下，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才能确保其国土安全。幸运的是，自普鲁士王国时期开始，德国陆军的实力就一直是处于欧洲前列的；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普鲁士陆军也的确创下了不朽的功绩。在普鲁士，陆军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有人评价道，普鲁士是一个附属于陆军的国家。至于海军，普丹战争和普法战争都证明，即便海军不敌对手，只要陆军能够击败对手，他们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从这个角度看，建设一支大海军，似乎并不符合德国的国防需求——毕竟，海军建设是需要花大钱的，因此可能会侵占原本应属于陆军的经费，导致陆军战斗力减弱。 总体来说，政治野心与地缘格局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德国海军的尴尬地位——从欧洲大陆的角度看，德国需要强大的陆军，而海军则并不太重要；但从走向世界的角度看，他们又的确是需要海军的。长期以来，德国海军的地位远不如陆军重要，因此在19世纪末以前，与德国的整体国力相比，其海军的规模一直是偏小的。直到热衷于海军建设的威廉二世登基之后，德国海军才迎来了发展壮大的良机。接下来，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其发展历程。 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公主，外祖母是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受其英国血脉影响，这位德国皇帝对海军事务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此同时，作为德国国力和地位快速崛起的象征的他，又迫切希望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帝王伟业——他的祖父威廉一世有幸得到了老毛奇的辅佐，并借助强大的普鲁士陆军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而他自己则希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借此实现世界强国的野望。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威廉二世的确遇到了一位能够帮他实现大海军梦想的人——提尔皮茨——后者从1897年起开始担任海军部国务秘书，并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将德国海军的实力排名，从全球第五、第六的水平，快速提升到了全球第二，仅次于英国海军的水平。 提尔皮茨不仅仅是一名海军军官，他还是一名精明的政客、优秀的公共关系专家、以及专业的管理人员——为了达成大海军的目标，提尔皮茨与他的盟友们使用了理论依据、舆论宣传、政治游说、法律保障等多种手段。 提尔皮茨的海军建设理论叫做风险理论，而按照该理论规划的舰队则叫做风险舰队。风险理论是一套以英国海军为假想敌的威慑策略，该理论认为，由于英国海军不可能将所有的海军力量全部集中于北海区域，因此尽管德国海军的规模难以与英国海军匹敌，但只要其战列舰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具体标准是德英两国比例为10:15到10:16），便足以对英国海军形成威慑——在此等力量对比下，如果英国海军与德国海军发生决战，即便英国海军胜利，也会元气大伤，因而很可能被第三方渔翁得利（例如法国和俄国）。提尔皮茨认为，强大的德国战列舰队带来的威慑力，能迫使英国人在外交政策上作出妥协，从而使德国海军成为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筹码。 在提尔皮茨的支持下，1898年时，德国海军协会成立了。这是一个鼓吹海军建设的团体，会刊印自己的报纸——舰队报。一方面，这个团体会对议会投票施加政治影响，另一方，这个团体也会向普通民众传达海军的重要性，并激发国民对海军的热爱。通过10多年的发展，至1914年时，该协会的成员已经达到了110万人。通过其宣传，普通民众中出现了大批海军支持者。 在政治上，提尔皮茨与他的盟友们向帝国议会中的各个团体展开了游说——除了社会民主党和左翼自由派之外，其余的各个政治势力都被争取到了支持海军的阵营中，为此也使用了不少手段——例如在争取主要由地主阶层构成的保守派的支持时，就使用了利益交换的手段——在1898年和1900年时，保守派支持了舰队法；作为回报，这些地主们在1902年时获得了高关税政策，从而压制了进口粮食，为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在提尔皮茨的推动下，帝国议会投票通过了一系列的关于海军建设的法律及修正案，统称为舰队法。具体来说，又可细分为：1898年舰队法、1900年舰队法、1906年舰队法修正案、1908年舰队法修正案、以及1912年舰队法修正案。这些法律及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1898年舰队法：将德国海军的目标规模设定为：19艘战列舰、8艘岸防铁甲舰、12艘大型巡洋舰、以及30艘小型巡洋舰；同时还规定，战列舰与岸防铁甲舰应在服役25年后由新舰替换，大型巡洋舰应在服役20年后由新舰替换，小型巡洋舰应在服役15年后由新舰替换。对于建设这支海军所需的财政费用，该法规定了限额——总费用不超过408,900,000马克，其中用于军舰建造和武器制造的费用不超过356,700,000马克。 1900年舰队法：将德国海军的目标规模提升至：38艘战列舰、14艘大型巡洋舰、以及38艘小型巡洋舰；同时还规定，战列舰应在服役25年后由新舰替换，而巡洋舰则应在服役20年后由新舰替换。至于所需的财政费用，则并未设置具体的限额，因而在执行层面上获得了一定的灵活度。 1906年舰队法修正案：在1900年舰队法的基础上，增添了6艘大型巡洋舰，从而将目标规模提升至38艘战列舰、20艘大型巡洋舰、以及38艘小型巡洋舰。 1908年舰队法修正案：在1906年舰队法修正案的基础上，将战列舰的替换年限缩短至20年，换句话说，所有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在服役20年后，都将由新舰替换。 1912年舰队法修正案：在1908年舰队法修正案的基础上，增添了3艘战列舰与2艘小型巡洋舰，从而将目标规模提升至41艘战列舰、20艘大型巡洋舰、以及40艘小型巡洋舰。 面对德国海军的扩军举措，英国海军的反应会是什么呢？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回英国海军。 在英国海军中，最高决策机构叫做海军部委员会，而海军部委员会中最高阶的海军军官，即第一海务大臣，则是海军战略的主要负责人。但由于海军部委员会是一个集体决策机构，因此文职的海军大臣，以及其他几位海务大臣们，同样也具有一定影响力。 具体的工作，则是由海军参谋总局负责的。不过，海军参谋总局是在1912年时才成立的，在此之前，英国海军内并没有设置最高参谋机构，但设有海军情报局。后者成立于1887年，其长官是海军情报局长。1909年后，海军情报局中负责战争准备和人员动员的机构独立了出来，成立了海军动员局。至1912年，海军情报局和海军动员局重新合并，改组为海军参谋总局，下辖情报分局、动员分局、作战分局，后来又先后增加了贸易分局和反潜分局。在1912-1917年间，海军参谋总局由海军参谋长统领。1917年后，海军参谋长由第一海务大臣兼任，因此海军参谋总局相当于由第一海务大臣直接领导。 根据1914-1916年间担任大舰队司令，且1916-1917年间担任第一海务大臣职务的杰里科（John Jellicoe），在其著作中给出的描述，英国海军的主要职能，可简单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 保证英国船只在海洋上畅通无阻。英国是一个岛国，并且还是一个粮食无法自给自足的岛国，因此这是至关重要的。 2) 在战争时期，阻止敌国利用大海，借此对其施加经济压力，最终迫使其停战求和。 3)在战争时期，保护向海外输送陆军的航线，保护其交通和补给线，并对陆军作战进行支援。 4)阻止敌国入侵英国本土及海外领地。 达成上述目标的最快捷也最彻底的方式，就是摧毁敌人的海上武装力量，这也是我们舰队的首要目标。 然而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很难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于一个比我们弱小的海上对手。他们通常会选择将其舰队核心力量，即战列舰队，保留在守备严密的港口内，因此我们很难摧毁他们的舰队，而他们则可以对我们的海上交通造成威胁。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采用一种监视策略，力图在敌方舰队出海时，尽早发现其动向，并与其交战。 杰里科所说的监视策略，具体到底是什么呢？这就要从夺得制海权的方式说起。 所谓制海权的本质，即是交通能力。正如Sir Julian Corbett 所言，战争中的制海权往往不是绝对的，而是由双方共同使用、处于争夺之中的。维护本方在该海域的交通能力，同时试图剥夺和打击对方在海域的交通能力，即是所谓制海权之要旨，也就是海军行动之宗旨。 自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第一封消息抵达伦敦之时起，这场海战与这场战役的意义就双双坠入了历史评价的迷局。对这场海战与这场战役的历史形塑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基于种种目的的外部因素，它们在19世纪到20世纪曾成功地维系着一个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的历史图景，同时也在军界、学界与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误解与争议。基于这种图景的结论至今仍拥有相当广泛的受众，我们可以简要地用“决战神话”将其命名——这种观点认为，特拉法尔加海战是纳尔逊深思熟虑的战术全胜，同时也是打破拿破仑侵英计划、确定英国海权决定性优势的战略胜利。极力鼓吹海权优先与舰队决战的马汉学派正是这种观点的典型。马汉在《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一书中引用查尔斯·艾伦·菲弗(Charles Alan Fyffe)在《欧洲近代史》(1880)的评论，极力颂扬这场决战的历史意义： 特拉法尔加不仅是最伟大的海战胜利，它也是整场法国革命战争——包括海洋战场与陆地战场——中最伟大也是最重要的胜利。拿破仑的任何一场或任何一系列胜利都无法对欧洲造成与之相当的影响。……特拉法尔加结束了法国再次从海上对英国造成严重威胁的时代。自英国组建海军以来，法国一直抱有的击败英国海军的希望彻底破灭。此后，拿破仑只能将他的希望转移到用迫使所有欧陆国家排斥对英贸易的办法来耗尽英国的资源。特拉法尔加迫使他将枷锁强加给整个欧洲，迫使他放弃了征服大不列颠。……纳尔逊最后的捷报使得英国拥有了这样一种位置：除了那些终将导致欧陆解放的方法，没有什么还能给她造成伤害。 基于对口耳相传的旧日辉煌的沉迷，基于对陈陈相因的教条化的“海军传统”的自豪，19世纪后期的英国海军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种对舰队决战与海上目标优先的迷信。1902年，英国海军部在殖民地防卫会议上威严地宣称：制海权取决于海上决战的结果，取决于诸如萨拉米斯、亚克兴、勒班陀、无敌舰队之役与17世纪英荷战争中的那些双方集中所有可用兵力以求决定性结果的海战。任何海上强国的目标都必须始终是摧毁敌舰队。尽管大海战在它发生的地方不会留下痕迹，但不论它发生在哪，它的影响都会遍及整个世界。……我们之前的话中始终没出现过'防御’这个字眼。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英国海军的首要目标并不是防御任何东西，而是攻击敌人的舰队，并通过击败它们来保护英国的领土、物资和贸易。 然而，这种简单粗暴而又得意洋洋的想法恰恰是科贝特希望打破的幻觉。自《德雷克与都铎海军》开始，科贝特就力求破除传统海军史中的浪漫色彩，希望用历史科学的精神探求真正的海军传统与历史教训。而在费舍尔的改革步入正轨后，他的主要职责正是向未来一代的军官传授现代、科学的海军军事理念。基于坚实的文献基础，科贝特决定用冷静而理智的史学手法将在以往海军观念中如神圣图腾般存在的特拉法尔加拉下神坛，以此来清除那些附着在盲信、讹传与谎言上的错误观念。在《特拉法尔加战役》这部专著中，科贝特首次在英文世界内完整地构建了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历史图景，首次对流传甚广的“决战神话”提出了全面而有力的反驳。尽管他用意激进的著作最终未能阻止“决战神话”的继续流传，但书中的主要观点却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实践中得到了应验。 首先，科贝特认为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并不是单纯的海上战役，而是一场海陆联合战役。在1804-1805年的具体政治局势中，英国的战争决策者们绝不是在构思什么海权决战，小皮特试图在欧洲大陆组建的陆军同盟才是贯穿整场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战略关键。1804年末，英国开始与俄国展开同盟谈判，并在同盟缔结之前约定在南意大利组织一支陆上联军。由于英俄同盟是日后的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必要前提，直接关乎英俄同盟缔结的这支小规模的远征军便由此成为反法同盟政策的基石，具备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英国对本土防御极为自信，他们在1805年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打破拿破仑的侵英计划，而是在欧洲大陆上向拿破仑发起全面攻击。着眼于此，我们才能认识到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真实目的。这场战役中的英国海军不仅是要保卫了英伦本土的安全，不仅是要保卫庞大的大英帝国，更是要保卫英国向海外投送陆军和资源的交通线，这是组建欧陆同盟的必要前提。换而言之，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海军与海权只是实现国家政策的手段，而非目的；而评价这场战役成败的标准只能是决策者们设定的政策目标，而不能是后来者基于后见之明而建立的简单抽象的因果联系。 在此基础上，科贝特作出了更为激进的推理。科贝特认为，英国海军在这场战役的战略使命在法西联合舰队被迫退回加迪斯之后就已完全实现：拿破仑的侵英计划已经破产；英国派往那不勒斯与好望角的两支重要远征军已经安全；欧洲大陆上的反法同盟也已成型。法国海军本来就并不具备挑战英国的实力，因此，随后发生的、被视作英国海权与舰队决战之顶峰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战略意义。科贝特还指出，让拿破仑逼迫维尔纳夫驶出加迪斯、继而导致这场海上决战的直接动因恰恰是英俄联军在南意大利的陆上威胁；也就是说，这场最经典的舰队决战恰恰是基于陆军而非海权的逻辑。法西联合舰队的毁灭只是阻止了对西西里的海上入侵，并使这些兵力无法在将来损害英国的贸易；但拿破仑赢得的乌尔姆战役与奥斯特里茨战役却决定性地挫败了第三次反法同盟，粉碎了小皮特的战略目标，使法兰西帝国对欧洲大陆的统治格局得以长期存续。换而言之，英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成功远远无法抵消她在反法同盟上的战略性失败。海军行动只是这场战役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首相小皮特、海军大臣巴勒姆、海峡舰队司令康沃利斯，然后才是我们的传奇英雄纳尔逊。 而在另一方面，科贝特对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采用的海军战术也得出了颇具颠覆性的结论。长期以来，纳尔逊都被视为一位鲁莽好战的战略家与天才的战术家，但在科贝特的笔下，这一形象却遭到了逆转。科贝特认为，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几乎所有战略决策都秉持着谨慎而理智的理念，他绝不像时人所想象的那样鲁莽好战。相反，他却在此生最后也是最精彩的大海战中作出了严重误判，背离了战前设定的合理的作战计划，转而展开了一场并不必要的致命冒险。在科贝特之前，许多海军史研究者已意识到纳尔逊在战前制定的作战计划与他实际采用的战术大相径庭，他在海战中采用的纵队舰首对敌的阵型也完全与合理的海军战术背道而驰；可他们却被纳尔逊传奇的光芒与精心构造的掩饰所诱惑，反而试图弥合而非澄清这三者之间的差别。然而，基于对现代海军史学科与费舍尔改革的理解，科贝特却认为现代海军必须摈弃非理性的纳尔逊传奇，讴歌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战术错误无异于传播鲁莽不智的作战观念。科贝特在书中坦诚地表示，纳尔逊未按照预先计划重整阵型就匆忙发起进攻，这使得他事先设计的精妙战术无法施展，进而以反面教材般的糟糕姿态投入了战斗，“他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几乎超过了理智指挥的极限。” 然而，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历史。长期以来，它已成为英国海军与海上霸权的象征，在社会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正因如此，向这些象征符号猛烈开火的《特拉法尔加战役》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位牛津大学的近代史教师在书评中认为，科贝特拔高了陆军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地位，贬低了海军粉碎侵英计划的意义 ；而更大的反对声浪则指向他对纳尔逊的战术的批评——他们担心这将会动摇海军信奉的“纳尔逊精神”，甚至有损于公众的爱国热情。由于争议激烈、事关重大，议会指派海军部在1912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用以全面核验和考察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所用战术的全部相关证据”。委员会用15个月的时间查验了英、法、西三方文献，随后向议会递交了报告。尽管没有明确的承认，他们的报告却在事实上确证了科贝特的结论。 上述材料说明，在战巡诞生的前夕，英国海军就已经认识到通过在舰队决战中消灭敌方战列舰队并不是夺取制海权的最佳方法。大海广阔无边，主力舰队的覆盖能力极其有限。真正在大海上保卫交通线的只能是大量的巡洋舰。在1880年代前，主力舰队尽管无法控制大海上每一条航线，但可以通过近距离封锁战略直接封堵敌军海上交通线的末端，因此在风帆时代，占据兵力优势的皇家海军可用通过对海上贸易关键点的近距离封锁来掌握大海，而居于弱势的敌人要打破封锁，往往只能选择会战。这就是为什么马汉从海军史里读出了会战决定制海权。皇家海军在1740年代首次对布雷斯特展开近距离封锁，由此开始了慢速战列舰和快速战列舰最初的争端——英国人偏好于较慢速但决战能力更佳的粗短战舰，便于长期在敌人近海活动，法国人则偏好快速灵活的狭长战舰，有利于突围执行其远海任务。 让我们再次回到杰里科所说的“监视策略”的问题上。杰里科所说的监视策略，实际上就是一种封锁策略。英国海军在战前设想过的对德封锁策略，主要有“近距离封锁”，“中距离封锁”，“远距离封锁”三种类型。 所谓的“近距离封锁”，通常指英国海军在1912年前计划采用的，对德国西部的沿海地区进行抵近封锁的作战方法。 1. 近距离封锁，是一种沿袭自风帆海军时代的传统策略。根据Arthur J. Marder的说法：对敌方港口的近距离封锁，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已经被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英国海军会在敌方舰队驻扎的港口之外，布置航速较快的巡洋舰，更外围则布置有战列舰。被封锁的那只舰队若想要出海，很可能会被英国舰队抓住，从而爆发海战。 2. 在20世纪初时，英国海军拟定过多个针对德国的近距离封锁方案。在那个时代，想要知道敌方舰队到底是在港口内，还是已经出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过去看看。因此，为了确保英伦三岛不被德国人偷袭，英国海军必须要时刻紧盯德国的各个主要港口及主要基地。在这个背景下，如何确保对德国港口的不间断的监视，成为了英国海军作战计划的核心内容。 以1909年的作战计划为例，他们计划将最新锐、最强大的英国驱逐舰中队直接布置到德国的北海沿岸地区，并安排这些中队进行轮流换岗。这些驱逐舰的作用，是在发现德国舰队试图驶入北海时，将情报汇报给英国海军的决策机构。在这些驱逐舰中队后方，则会布置一道由轻巡洋舰和装甲巡洋舰组成的支援线，以确保这些驱逐舰不会被德国海军的轻型舰艇们击退。如果德国舰队大举出动，那么英国海军的主力（一支部署在英国北部，另一支部署在英国东南部）将会做好准备，前去迎战这支德国舰队。 在1910年时，威尔逊元帅接替了费舍尔元帅的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在这个时期，英国海军的战略规划受到了重大的挑战。根据Shawn T. Grimes的说法：威尔逊缺乏费舍尔那样的政治能力，因此无力抵挡内阁、陆军、以及帝国国防委员会对海军战略的刺探。其结果是，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为了应对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而在1911年8月23日召开的会议上，海军作战计划上的缺陷被暴露出来了。在这场关键会议上，威尔逊的拙劣表现，导致了陆军的“进军欧洲大陆”方案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进而导致了丘吉尔取代麦肯纳担任海军大臣、海军设立参谋总局、以及威尔逊的离职。 与此同时，1880年代之后，鱼雷与近岸防卫性武器的出现使得传统的近距离封锁战略成为泡影。1885年，皇家海军首次在海军锚地展开演习，试图寻找在新技术条件下维持近距离封锁的方式，但这一企图最终失败。很显然，停留在敌方近海的主力舰队极易遭到敌方鱼雷艇等武器的袭击。其结果是，英国海军被迫放弃了近距离封锁战略。对于这个决策，英国海军部向帝国国防委员会给出的解释是：随着鱼雷和水雷的不断发展，我们已经无法将大型军舰布置到赫尔格兰湾区域，来执行近距离封锁了。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便意味着这些宝贵的军舰会接二连三的因鱼雷和水雷攻击而遭受损失，这显然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打破英德两国之间的海军力量平衡。 另一方面，驱逐舰并不具备大型军舰那样的自持力，因此每隔3-4天就必须返回母港进行修整，但即便是距离德国最近的哈里奇基地，也有240海里之遥。如果要通过驱逐舰观察哨来封锁赫尔格兰湾，那么就需要两倍于我国现有数量的远洋驱逐舰。这些驱逐舰需要分为三班，一班在执行任务，一班在往返途中，还有一班在修整，因此在任何时刻，位于前线的军舰只有三分之一。德国舰队可能会用二到三倍于我方的力量，在精心选择的时刻发起偷袭，我方无力应对这样的偷袭。 当威尔逊元帅在1911年秋天时，卸下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后，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海军战略经历了持续的变化。在1911年底至1912年初时，这种战略上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海军内部出现了各种讨论和推测。至1912年初时，海军部得出结论，认为近岸作战已经无法实现了，并告知舰队：“使用英国舰队封锁整个德国北海沿岸地区的做法，已经被取消了”。这个决策代表着海军战略上的巨大变迁。 作为代替方案，海军参谋长欧内斯特·特鲁布里奇少将拟定了一种中距离封锁方案。 中距离封锁的巡逻线，后退到了北海中部。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警戒线，将在北海区域展开，从挪威沿岸延伸至纬度相当于纽卡斯尔的地点（北纬55度），随后再向南延伸至特塞尔岛及荷兰海岸。英国主力舰队将会在警戒线以西的苏格兰海岸巡弋，并对前者进行支援。一旦发现德国舰队，英国主力舰队就会前去拦截，并与德国舰队交战。 学界通常认为，中距离封锁是一种糟糕的策略，且存在时间很短。即便是当时的人也认为，这种封锁计划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其他海军军官们抗议到，海军参谋长忽略了近年来的海军演习中得出的各项证据。例如，1911年时，布里奇曼上将指挥的本土舰队举行的演习明确证明，当时英国海军所拥有的全部的新式驱逐舰（48艘），以及作为其支援力量的轻巡洋舰（8艘），连60海里的巡逻线都无法有效维持。德国的北海海岸线的长度达到了150海里，参谋长所提议的封锁线的长度则接近300海里。此外，由于当时的新式驱逐舰的数量很有限，因此敌方的袭击舰队很有可能会悄无声息的穿过我方的观察线，而没有引起我方的警觉（尤其是在迷雾天气下）。更为严重的是，巡逻的英国轻巡洋舰可能会遭到敌方潜艇或战列巡洋舰的袭击。如果大舰队全部集中于北方海域，那么大型军舰就没办法为观察线提供有效的支援。而如果派出一支战列舰中队作为支援力量，又有可能被敌人单独击破。 根据学界常见的观点，在1912年12月至1914年7月的某个时间点上，远距离封锁取代了中距离封锁，并成为了英国海军在战时所使用的封锁策略。 远距离封锁的策略，在渊源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荷战争。在1912年11月至12月时，本土舰队司令卡拉汉收到了基于远距离封锁策略的作战计划和命令。其核心思想是利用英国的地理位置优势，将德国的大洋贸易运输完全截断，保护英国海岸免遭入侵和袭击，以及掩护英国远征军前往法国。这种作战策略，与17世纪时英国海军在英荷战争中使用的策略颇为相似。旷日持久的远距离封锁，会对德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从而迫使公海舰队试图打破封锁，让他们不得不在远离已方基地的位置与我们进行舰队交战。 相比于中距离封锁，远距离封锁的范围会进一步后退。由装甲巡洋舰构成的北方封锁线，将沿着苏格兰的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与挪威海峡之间的航线进行巡逻，其目的是阻止德国方面的海上运输。由驱逐舰和潜艇组成的封锁力量，则会在多佛尔海峡进行巡逻，其目的是封锁英吉利海峡。英国主力舰队（由新锐军舰构成）的基地将设在苏格兰沿岸，并对北方封锁线予以支援，而海峡舰队（由老旧军舰构成）则会对南方的封锁线进行支援。大舰队下属的巡洋舰中队会在北海地区展开扫荡，其目的是寻找出击的德国舰队。 与之前的作战方案相比，这种扫荡行动更为安全稳妥1914年7月时，派出巡洋舰和驱逐舰去北海中部区域巡逻的计划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得到大舰队支援的轻型舰艇对北海区域展开的周期性的扫荡，后者的目的是震慑那些试图袭击英国海岸的德国舰队。之所以做出这种决策，原因并不是因为巡逻计划本身缺乏可行性，而是因为当大舰队本身驻扎在苏格兰北部时，巡逻舰队得不到有效的支援，因此在面对实力占优的德国舰队时，可能会被单独击破。   除了以上三种封锁策略之外，还有费舍尔提出的轻型舰艇防卫策略，以及额外的通商保护政策，它们对战巡的诞生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基于轻型舰艇的本土防卫策略 费舍尔想要创建一支主要由潜艇和雷击舰艇组成的部队，对于试图渡过狭海入侵英国的敌国运输船队及其护航舰队，这种轻型舰艇部队能够对其进行沉重的打击，从而打消敌方的入侵想法，或阻止他们的入侵行动。 费舍尔的这种想法，显然是受到了法国海军的影响，后者在19世纪末时发展出了一种基于轻型舰艇的英作战策略。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法国海军多年以来都在致力于发展雷击舰艇。至1890年代末时，法国海军海军采用了一种使用大量的雷击舰艇，来对封锁法国沿海地区的英国舰队进行报复性攻击的作战策略。首先他们计划要建造大量的雷击舰艇，并将其组织为能够对任何在法国水域内活动的敌舰造成重大威胁的轻型舰队。法国海军的作战策略，是使用这些雷击舰艇，日以继夜地不断袭扰英国军舰，尤其是那些在英吉利海峡中巡弋，并对封锁舰队起到支援作用的英国大型军舰。 潜艇的技术发展，也是费舍尔推行这种轻型舰艇策略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潜艇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在费舍尔对未来海战形态的想象中，也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在1899-1902年时，作为地中海舰队的指挥官，费舍尔成为了第一个需要面临潜艇攻击威胁的英国指挥官，原因在于，土伦是法国海军潜艇的主要测试基地。后来，他在1903-1904年时，又担任了朴茨茅斯港的指挥官，并亲眼目睹了雏形状态的英国海军潜艇部队的发展情况。随后，他开始相信，科技带来的变化，会对海战方式造成革命性的改变。 有鉴于这些变革，费舍尔认识到了近距离封锁的策略变得不再可行了。费舍尔相信，在数年后的将来，大型舰队就无法在地中海或英吉利海峡区域进行持续活动了。而在失去了大型军舰的支援后，近距离封锁策略也就无法有效实施了。封锁失效之后，敌军入侵英国本土，或对英国的海上通商线路进行袭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费舍尔所提出的轻型舰艇防卫策略，既不同于传统的海军策略，也与法国海军的策略有所不同。根据Nicholas A. Lambert的说法：费舍尔的轻型舰艇防卫策略，是在英国附近的狭海区域布置大量的雷击舰体，并通过攻势性行动，将他们部署到海峡中线区域。费舍尔指出，采用攻势战略的目的，是妨碍敌军的自由行动。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费舍尔希望达成的目标，同样也很激进——他并不想通过这种轻型舰艇策略来获取制海权，他想达到的是阻止对方利用大海。先前的策略都是以敌方的主力舰队作为主要目标的，而费舍尔的策略则是要求轻型舰艇忽略敌方的战列舰，直奔敌人的运兵船。费舍尔认为，除非敌方能够消灭这些轻型舰艇，否则他们便会受制于其带来的威慑，从而不敢驶向英国海岸。 由于费舍尔的这种想法过于激进，因此遭到了海军内部其他高级将领的普遍反对，就连他的亲信也不太支持这种策略。在这种背景下，费舍尔的轻型舰艇防卫策略并未全面铺开，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到了保留——例如在一战爆发时，英国沿海的防御，主要就是交给轻型舰艇部队的。他们被分为轻型舰艇巡逻中队（Patrol Flotilla）和轻型舰艇地区防御中队（Local Defence Flotilla），前者布置在亨伯河口、泰恩河口、福斯湾、以及多佛尔海峡等地，负责巡逻周边水域，后者则用于保卫各个海军基地，如朴茨茅斯、德文波特、诺尔等地。 通商保护策略 由于英国非常依赖海上贸易，因此早在风帆海军时期，与英国为敌的国家，如法国，就发展出了通商破坏作战（Guerre de Course）来对抗英国。因此，英国海军除了依靠封锁策略扼杀对方的海上贸易及军事行动之外，还要注意避免自身的海上贸易遭到对方海军的破坏。 在风帆海军时代，英国海军常用的保护海上贸易的措施，是护航制度。但进入蒸汽时代后，英国海军放弃了护航制度。根据Norman Friedman的说法：1870年代时，护航制度变得难以为继了。原因在于，商船的数量非常多，而英国海军所拥有的具备大航程的巡洋舰，远远无法为这么多的商船提供护航。因此，唯一的可行方案，就是消灭敌方的破交巡洋舰。1874年12月时，当时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的米尔恩，撰写了一份关于通商保护的分析，这篇文章对后续的政策造成了深远影响。他提出，执行破交任务的军舰，会被吸引至海上交通非常密集的区域，即后世所说的焦点海域。当袭击舰进入这些焦点海域后，便会遭遇英国巡洋舰，随后被后者消灭。米尔恩识别出了18个焦点海域。即便采用这种焦点海域防御策略，英国海军也还是需要建造海量的巡洋舰。英国人从未将焦点海域策略公诸于世，原因在于，这种战略背后的潜台词，是用战争初期时沉重的航运损失，来换取歼灭敌方袭击舰的机会。 不幸的是，袭击方并不需要英国海军那么多的巡洋舰，他们可以建造少量但强力的军舰，从而击败焦点海域内的英国军舰。而焦点海域内的英国巡洋舰，则需要对抗各种各样的敌舰。  然而，维持焦点海域策略的代价也变得越来越昂贵了。至1890年代时，新式的装甲钢出现后，各国海军纷纷开始建造具备高航速的装甲巡洋舰。当时英国海军采用的造舰政策，是两强标准，这意味着英国海军的实力应足以应对第二和第三海军强国（法国和俄国）。而在装甲巡洋舰的数量上，英国人的标准是两倍于法俄之和。然而，大吨位装甲巡洋舰的造价，几乎与战列舰相当。当时的皇家海军的军费，是英国政府预算中金额最大的一个项目，而装甲巡洋舰的兴起，导致了军费激增。 有观点认为，在1904-1910年间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的费舍尔，甚至希望停止建造战列舰，并打造一支由巡洋舰和轻型舰艇作为核心力量的舰队，从而实现降低海军预算的目标，但当时的海军大臣并不认同这种做法，因此该策略并未得到落实。根据Jon Tetsuro Sumida的说法：至1904年时，根据费舍尔的观点，由于潜艇及快速水面舰艇带来的雷击威胁，战列舰实质上已经过时了。在1904年夏天时，费舍尔提出，战列舰的建造工作可以完全停掉。不过，尽管驱逐舰和潜艇或许可以替代战列舰，完成近岸防御的任务，但由于这些舰艇的航程和适航性都很有限，无法护卫遍及全球的英国海上交通线，因此出于通商保护的目的，装甲巡洋舰还是需要保留的。费舍尔认为，一个国家的海军实力，以后不再会根据战列舰来衡量了，而是会根据装甲巡洋舰、驱逐舰、以及潜艇来衡量。但是，当时担任海军大臣的第二代塞尔伯恩伯爵否决了费舍尔的建议，后者并不认可“英国不再需要战列舰，英国的海权可以通过装甲巡洋舰和雷击舰艇来保护”的观点。 截止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战巡诞生前夕的1900年代，以费舍尔，科贝特为代表的英国海军新学派认为：舰队决战并不是夺取制海权的最明智做法；而鱼类等新式武器的崛起也使得对敌方海军的近海封锁变得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若英国海军想要维持制海权，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强力巡洋舰，另一方面则需要更高速度的主力舰—前者的任务是在重点海域进行保交，破交，袭击和警戒任务；后者的任务是在发现敌方战列舰队出海后，可以迅速从驻地集中将其歼灭。 面对英国海军所提出的远距离封锁政策，德国人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在德国海军中，最高统帅是皇帝本人。具体的工作，则是由海军总参谋部、海军部、以及海军内阁分别负责的。其中，海军战略是由海军总参谋部的长官——海军总参谋长负责的。但由于海军建设是由海军部负责的，而海军建设与海军战略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海军部的长官——海军部国务秘书，对海军战略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关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军战略，有一个非常流行且非常直白的说法：在北海海域内，泰晤士河口与赫尔格兰岛之间的地方，与英国海军决一死战。这个说法来自于提尔皮茨在1894年时撰写的IX号备忘录，反映了提尔皮茨强调海上决战的战略思想。提尔皮茨长期担任海军部国务秘书，在德国海军中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他的战略思想，通常也被认为是德国海军内部的主流思想。 一般认为，德国海军所设想的这种决战，是计划在距离赫尔格兰岛不远的区域展开的。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德国人认为英国海军会采取近距离封锁战略。不得不说，这种战略规划是非常一厢情愿的——如果英国海军不采用近距离封锁策略，德国人就很难实现其削弱对手的目标。但是，故事的全貌并不仅仅是如此。 德国人并非完全没有想到英国人可能会采用远距离封锁策略——实际上，早在1897年时，提尔皮茨就已经想到了远距离封锁的可能性了。根据Patrick J. Kelly的说法，提尔皮茨曾写过如下文字：我们应该等待敌人上门，然后再发起攻击。作战的目的应该是确保我们的海上交通路线畅通。但我认为，敌人不会上门来，当我们的舰队等待敌人上门的同时，法国人会封锁英吉利海峡和英国北部水域，从而掐断我们2/3至3/4的进口物资。不过，这不是我管辖的事（注释：当时德国的假想敌还是法国和俄国，而不是英国）。 德国海军的历任海军总参谋长们，同样也意识到了远距离封锁的可能性。1902-1908年间担任该职务的威廉·贝赫塞尔（Wilhelm Büchsel）中将曾写过如下文字：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敌人最危险的策略，是对我们进行远距离封锁，并避免采取任何攻势行动。 尽管如此，贝赫塞尔所制定的作战计划，还是基于近距离封锁的。贝赫塞尔制定了一个以威廉港和易北河口为核心的北海防御计划。如果英国人像预期的那样采用近距离封锁的话，德国人会使用鱼雷艇和潜艇来攻击并削弱封锁舰队，随后再进行舰队决战。 贝赫塞尔的继任者们，也意识到了远距离封锁的可能性。在1908年时，海军总参谋长，弗雷德里希·冯·波迪辛中将，就曾经发出警告：英国人可能会选择退至后方，守卫前往大西洋的通道。在此情况下，德国方面需要强行突破封锁，才能打通全球海洋运输路线。一年之后，波迪辛伯爵的继任者，马克思·菲斯切尔上将则说道：在战争模拟中，我们力图打破封锁，但通过北海前往大洋的出口，被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无论我们选择何种作战策略，我们本质上都是进攻方，我们都是在争夺敌方所拥有的东西。 为了解决可能的远距离封锁的困境，波迪辛和菲斯切尔曾提出过进攻性策略的设想。1908年时，波迪辛提议，在与英国爆发战争时，应采用更为积极主动的作战计划。如果公海舰队被动等待，德国的大西洋贸易路线就会被切断。在此情况下，他希望动用整支舰队，对封锁者发起攻击，攻击范围最远可达苏格兰，攻击时间则是以战争爆发前夜为最佳。继任的菲斯切尔同样也试图保持进攻精神。 但至1912年时，德国人最终还是选择采用削弱敌方并等待决战的策略。至1912年时（此时海军总参谋长已经变为奥古斯特·黑林根中将），主流的假设是，当战争爆发后，英国海军会冲入赫尔格兰湾内，并对德国的各个北海港口，迅速拉起近距离封锁线。德国海军的1912年11月的作战计划，就是基于这个假设的。德国人预计，英国人会进行快速动员，并将大量轻型舰艇派遣至北海沿岸，而更为强大的战舰则会在埋伏在更后方的水域。在这种情况下，波迪辛/菲斯切尔所设想的德国海军在开战时主动进攻英国沿岸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导致了德国海军采取守势策略：至1912年时，德国海军的舰队规模已经非常大了，需要两次涨潮才能使整个舰队通过亚德湾的浅滩区域。有鉴于英国人可能会采取的这种攻势行动，黑林根的应对策略是通过鱼雷、水雷、潜艇等方式袭击封锁舰队，以削弱其力量——换句话说，他采用的是战略性防御与战术性攻击相结合的策略。 德国海军在战前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依然认为英国人会采用近距离封锁的策略。1913年4月时，胡戈·波尔上将接替了黑林根，成为了新一任的总参谋长。在1913年秋天时，基于对英国和法国海军的1913年演习的情报分析，总参谋部认为，英国人可能有意将封锁线后撤。尽管如此，波尔还是延续了德国海军十多年来的过度乐观主义，认为德国海军依然有机会在有利的条件下与英国海军交战。 如前所述，在德国海军中，以提尔皮茨为首的主流观点，是强调与英国海军进行决战。另有一批军官，则支持采用小规模作战来对抗英国海军。所谓的小规模作战，是一个源自德国近代军事史上的概念，最初是描述陆军的小股作战行为，后又被引申到了海军领域，并融入了法国的新学派的思想——新学派是相对于旧学派而言的，前者强调运用鱼雷艇和潜艇打击敌方舰队，同时运用巡洋舰打击敌方交通线，而后者则是传统的战列舰派。 提尔皮茨本人，显然认为巡洋舰作战不适合德国海军。他认为，不同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小规模作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法国有两条海岸线，还有大量的海外基地和煤炭补给站，因此开展小规模作战是有成功希望的。而德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边缘国家，并且只有一个大型海外基地（青岛）。 对于潜艇作战，提尔皮茨也是不甚热衷的。对于早期的潜艇发展情况，提尔皮茨并不怎么关心。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潜艇并不能融入提尔皮茨在海军法中规划的设想——战列舰和大型巡洋舰构成的舰队，是用于在北海战场进行决战的，而在这种决战环境中，鱼雷艇和潜艇只是起辅助作用的。如果选择大规模建造潜艇，尤其是用于小规模作战，起到通商破坏用途的潜艇，则有可能危害到海军法和舰队建设工作——那可是提尔皮茨好不容易才实现的杰作。 对于那些支持巡洋舰作战或潜艇作战的军官，提尔皮茨会想尽办法予以打击。反对战列舰建造的人，在莱比锡广场（指代德国海军部）是不会得到容忍的。提尔皮茨恶毒地攻击过巡洋舰作战的支持者，例如弗雷德里希·冯·霍夫曼上将、汉斯·冯·克斯特上将、伊万·奥尔德考普中将、维克多·瓦卢瓦中将、库特·冯·玛尔赞上校等。提尔皮茨告诉格奥尔格·冯·穆勒上将（海军内阁长，负责人事），说这些人会危害海军。提尔皮茨连皇帝本人都没有放过，对于威廉二世提议的“快速战列舰”概念，提尔皮茨也是持反对意见的。至1904年时，提尔皮茨又表示潜艇只是一种只能在近岸使用的次要的武器，并认为如果花钱建造潜艇，最后只会建成一个实验品的展览馆（提尔皮茨认为早期潜艇技术不完善）。提尔皮茨在1904年时攻击过弗朗茨·鲁斯特少校，在1907-09年间攻击过卡尔·加斯特中将，在1908-14年间攻击过洛塔尔·佩修斯上校，在1908年时攻击时格奥尔格·施莱尼茨中将，原因都是因为这些人支持潜艇战。与巡洋舰或潜艇作战派走的太近的年轻军官，在德国海军中的职业生涯肯定不会很长。 根据日德兰海战时担任公海舰队司令的舍尔，在其著作中给出的描述：根据下发给公海舰队司令的作战命令：作战行动的目的，是对英国舰队造成损失，具体方式可以是：对监视并封锁德国湾的英国海军力量进行袭击，对英国海岸进行攻势布雷，使用潜艇攻击英国海军等。当这些行动有效削弱了英国的海军力量，使得英德双方海军力量达到均等，且我国所有海军力量都集结和准备就绪时，我们就会试图在对敌方不利的情况下，与其进行舰队决战。如果在达成均势之前，出现了有利于我方的作战机会，则应抓住机会出击。针对敌方商船的袭击行动，则应遵照国际法开展。那些位于海外地区的，计划用于执行此类任务的船只，应尽快开始作战行动。 比较英德两国的战略规划，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英国海军的战略理念是领先于德国海军的。尽管德国海军系统中确实有人提出了新的巡洋舰战术，并预测到了英国海军可能采取的远距离封锁，但由于德国海军系统的军政系统的原因，未能引起德国海军战略决策层的重视。一战前德国海军的战略规划，仍是围绕着突破近距离封锁和舰队决战制定的。由于提尔皮茨在德国海军建设和决策层的绝对权威，不受他喜爱的新海军学派受到了直接来自他本人的打压，这种过分的权力集中带来的弊端不仅仅导致了德国海军在战略战术理论上落后英国，也使得后来的德国战巡在设计理念上与英国战巡差异巨大，并最终影响到了两国历史进程。 在分析了两国海军的战略理论之后，可以看出，设计一种用来夺取制海权的高速主力舰是战巡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出于那个时代战列舰战术的需要。 出于便于指挥、便于机动、以及提高航行安全等目的，军舰通常不会随意分散在海面上，而是会组成某种队形来航行。在海军中，最为基本的战术单位队形，是纵队、横队、以及斜队。4艘军舰采用纵队队形，各舰之间的间距（从本舰舰桥至他舰舰桥）为2.5链（约500码）。无论是行军还是战斗，单个分队都会保持该队形不变。  在风帆时代，英国海军的标准战斗队形，是基于纵队构成的战列线。战列线战术，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中期。采用这种战术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在海上交战中强调秩序，并维持凝聚力。这种战术随后被写进了官方的战斗条令。至18世纪中期时，战列线战术已经成为了一种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以至于它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海军战术手段，而是成为了目的本身。 至铁甲舰时代，战列线曾一度让位于撞击战术，但在19世纪末时又得到了复兴。至1860年代时，火炮的重要性，让位于蒸汽动力、铁甲、以及撞角，进而导致了战列线战术的式微。在此后的将近30年间，近距离交战及撞角肉搏成为了海军战术的核心。至1880年代时，铁甲舰时代的近距离撞角肉搏，逐渐退出了海军战术的舞台，而火炮则再度成为了军舰的主要武器。由于这个缘故，在1890年代后期时，风帆时代采用过的单列纵队的战列线，又再度得到了启用。 至20世纪初时，英国海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普遍认可了战列线战术的价值。在1901年9月时，地中海舰队和海峡舰队举行了一系列的演习，这些演习对英国海军的战术思想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评估这些演习时，海峡舰队司令亚瑟·威尔逊中将写道：“最为安全的战斗队形，是在敌我双方进入有效射程之前，将本方舰队布置为一条大致垂直于敌人方位的单列纵队”。采用这种方式后，无论敌方采用何种队形，航向如何，我方都能将火炮有效指向敌舰。在1902年时，费舍尔还指出过：“海军战术的唯一目的，是将优势火力指向敌方，并避免已方火炮被烟雾遮蔽。只有单列纵队才能实现这一目的”。 作为这些演习的主裁判，费舍尔上将总结出了另一条重要的结论：“这些演习还表明，指挥官的战位应该在战列线的中央，原因在于，在单列纵队中，中央位置是最有利于发布命令，并将其传递给舰队中的其他军舰的”。在战列线的中央位置上，指挥官的信号旗既能被前方的军舰看到，也能被后方的军舰看到，因此可以大幅缩短将信号传递给所有军舰的时间。费舍尔还指出了中央战位的另一个优势：“如果将指挥官布置在战列线中的最前端，则很可能遭到敌方的集火攻击，而将指挥官布置在战列线中央，则可以有效避免这种风险”。至1903年时，海军部表示，在他们看来，担任海上指挥职务的将官们，尤其是那些在过去两年中参加过演习的将官们，普遍倾向于采用单列纵队或与之类似的战斗队形。 至于行军队形，英国海军经过研究后，选择采用并列纵队的形式。尽管战列线有着许多的优点，但也存在一个无法避免的缺陷：它是一个非常笨拙的队形，难以快速机动至更为有利的战术位置——如果领头的军舰调整航向的话，后续的军舰都必须顺次转向，因此舰队中的军舰数量越多，调整航向所需花费的时间也就越长。基于这个原因，舰队的行军队形，通常采用并列纵队，且每个纵队的长度较短，通常由1个分队组成，每个分队都由一名将官指挥，其旗舰作为队形中的先导舰，如此一来既能方便地通过信号旗传递命令，也可以较为简单而便捷地调整舰队的航向。 在将行军队形转换为战斗队形时，需要使用相应的队形转换技术。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使用并列纵队行军的情况下，如何将其转换为战列线，即如何展开战列线？如果并列纵队中的各个纵队间的间距，保持在“可机动距离”，即两个纵队之间的间距相当于每个纵队中的各舰间距乘以纵队中的军舰数量，那么只需要让各个纵队中领头的军舰，同时向左或同时向右进行8个罗经点（90度）的转向，而纵队中的其他军舰则跟随前方的军舰顺次转向，便能完成队形转换。这种机动方式叫做“等速机动”，原因在于，在这种队形转换技术中，各舰无需对航速进行调整。这种技术的最大优点，是队形转换速度很快，对于一支由多个4舰分队组成，并采用小间距（对于前无畏舰而言是400码，对于无畏舰而言是500码）的舰队来说，只需要4分钟便能完成队形转换。这种技术还能很好的适应各种不同规模的舰队——无论行军队形中有多少个纵队，在转换为战斗队形时，所花费的时间都是相同的。 与等速机动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叫做非等速机动的技术。当敌人的方位介于我方正前方至左右两侧约4个罗经点（45度）范围内时，等速机动具备良好的队形转换效果。但在北海区域，能见度经常是很差的，因此有可能在意料之外的方位上遭遇敌舰。针对这种情况，在1907-1908年时，海峡舰队司令查尔斯·贝雷斯福德上将，试验了几种“非等速机动”，如同其字面意思，在非等速机动中，为了到达战列线中的规定位置，每个纵队所需采用的航行速度是不一样的。在1909-1911年间担任本土舰队司令的威廉·梅上将，在其任期的第一年中，也花费了许多时间来试验各种不同类型的非等速机动，其目标是让舰队能在几乎所有的航向上都能组成战列线，并且各分队经过机动后，始终都会将指挥官置于战列线中央的位置。这种非等速机动的存在一个严重的短板：根据初始队形及机动方向上的差异，采用非等速机动将行军队形转换为战斗队形，需要花11-20分钟不等。相比之下，等速机动只需要花4分钟，速度要快得多，但限制是要求敌人位于前方区域。由于非等速机动所需花费的时间，远大于等速机动，因此在战术环境允许的前提下，英国海军更偏好使用后者。 为了确保展开后的战列舰队，能够最为有效地杀伤敌方，并避免自身陷入不利的境地，战列线的展开方向也是很有讲究的。早在1901年时，英国海军就发展出了将舰队布置为横跨在敌方舰队之前，即对其形成T头之势的做法。这也是大舰队司令杰里科，在日德兰海战时使用的战术。 最糟糕的展开态势，则是英德双方舰队迎头接近，且双方均采用纵队编队。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且一旦发生，德国舰队很可能会对着英国舰队迎头发射鱼雷。在此情况下，英国军舰会迎着鱼雷前进，因此敌方鱼雷的有效射程会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舰队会快速地与德国舰队擦肩而过，因此火炮的射击窗口很小，无法造成有效的打击效果。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杰里科希望将战列线展开为与敌方同航向，并且使双方保持平行状态。其原因在于，这种展开方式，能为英国舰队提供充足的射击窗口，从而向德国军舰倾泻大量的炮弹。另外，杰里科倾向于使用平行航向，可能也与当时的英国军舰的火控能力有关。双方的航向越接近于平行，距离变化率就越小，火控难度也就越低。   与战列线战术相对的，是一种被称为分队战术的思想。尽管在英国海军中，战列线的战术价值已经成为了得到普遍认可的共识，但反对意见也还是存在的。有一部军官提出应采用“分队战术”或者“分队进攻”，即将战列舰分为多个单独的单元，并在战斗中各自独立行动。这个派别代表人物是雷金纳德·康斯坦斯、弗雷德里克·斯特迪、赫伯特·里奇蒙德、以及威廉·雷金纳德·霍尔。除此之外，阿尔弗雷德·杜瓦和肯尼思·杜瓦也是不得不提的，这两兄弟在战前还很年轻，但已经积极参与到了战术讨论之中（尤其是肯尼思），战后他们还在围绕日德兰海战的战术争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人都属于一个自称为“历史学派”的团体，他们会研究历史经验，尤其是风帆时代的海战案例，并从中萃取出战术教训。他们认为，一支由多个独立分队构成的舰队，有助于提高分队指挥官们的主动性，并发挥他们的进攻精神，并且更有希望将兵力集中于敌方舰队中的特定部分。在他们眼中，战列线是一种死板的、偏向防御性质的队形。 分队战术本身不乏可取之处，但却并未成为主流观点。然而，这些人互相之间观点各异，从未形成过观点一致的战术学派。另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大多都属于性格怪异的类型：康斯坦斯被认为是顽固不化，且未能对技术进步形成充分的认识；斯特迪骄傲自负，惹怒了很多人；里奇蒙德虽然智力超群，但也因此非常傲慢，且对他人缺乏容忍度。因此，尽管分队战术的支持者们的许多观点都是颇有价值的，但由于这些人的性格问题，导致了这些观点难以被推广，并得到他人认可。 尽管如此，英国海军也不是完全没有尝试过分队战术。尽管这些人自身存在性格缺陷，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将其思想付诸于实践了。在1907-08年间，在海峡舰队就曾在演习中尝试过分队战术，当时该舰队的司令是查尔斯·贝雷斯福德上将，而副司令则是康斯坦斯。很可惜的是，目前尚未发现关于这些演习的详细信息。更广为人知的分队战术演习，则是在威廉·梅上将担任本土舰队司令的时期开展的（1909年3月至1911年3月）。里奇蒙德当时是梅的旗舰舰长，他曾给梅写了一封信，建议后者在演习中使用分队战术：在一些演习中，可以由其中一支舰队采用分队战术，另一支则采用战列线战术；而在另一些演习中，甚至会让两支舰队同时采用分队战术。起初，梅是本能地反对这种偏离传统观念的战术的，但后来接受了这些建议，并在其本土舰队司令任期的后期，开展了不少分队战术演习。 这些战术演习的结果，大多是战列线战术胜过分队战术，但梅显然充分认识到了分队战术的价值。在梅担任本土舰队司令期间，他总共开展过15次分队战术演习。其中，有12次是分队战术与战列线战术的对抗演习，在这些演习中，他们会计算双方的有效输出火力，其结果是，战列线战术赢了12次中的9次。尽管如此，梅对分队战术的态度却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他写道：“将舰队分开的做法，为下属赋予了自由，并将战术风格从防御风格的战列线，转变为积极进取的进攻风格”。基于这些演习，梅还总结出了一个教训：“分队的速度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拥有速度优势，不然分队很难机动到正确的位置”。 分队战术若想成功，需要搭配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这些演习很快就揭示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分队战术的演习结果并不理想，如果换作实战的话，甚至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失败，但问题并不在于战术本身，而是在于指挥体系。当时的舰队司令们，往往不喜欢事先下发指导性质的基本条令，也不喜欢鼓励下属的指挥官们发挥主动性，在遵循基本作战方案的前提下，根据战场信息灵活应变。相反，他们更喜欢通过信号旗发布命令，从而对麾下的各个中队进行直接指挥。 在梅的任期的最后两个月内，分队战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尽管是非官方性质的做法，但有几位在演习中扮演舰队司令的资历较浅的将官们得到了如下建议：采用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可能会取得更好的结果。这种建议的成效几乎可以说是突破性的。在1911年1月24日的演习中，有两个分队攻击了对方的前卫，另外三个攻击了对方的后卫，其结果是，采用了战列线战术的舰队，被瘫痪、乃至消灭了。另一个例子是，在1911年2月，本土舰队与地中海舰队在西班牙沿岸进行演习时，指挥红方舰队的乔治·沃伦德少将，在雷金纳德·霍尔上校的辅佐下，拟定了一份通过分队战术对抗蓝方舰队的方案。他们的计划，是将蓝方舰队的中央部分孤立起来，并从前方和后方分别包抄蓝方的前卫和后卫。通过去中心化的指挥，这个作战方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梅的后继者们，则更偏向于使用战列线战术，至杰里科时期，分队战术已经式微了。根据里奇蒙德的说法，自1911年3月，梅上将从本土舰队司令任上退下来后，分队战术的研究工作就被搁置了。有不少历史学家，也附和了这种说法。但弗雷德里克·德雷尔的说法，则是与之相悖的。在这段时间，德雷尔一直是在本土舰队任职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11年晚些时候，他们也尝试过分队战术，但并不成功；在1912年时，他们在跨舰队对抗演习中再次使用过分队战术，但他们发现，战场指挥很容易失控。后面的这场演习，显然是在卡拉汉担任本土舰队司令期间开展的，后者的任期是1911年11月至1914年8月。遗憾的是，关于卡拉汉所开展的分队战术演习，并没有更详细的信息可供了解。 自1914年8月，即杰里科接替卡拉汉，至1916年5月31日，即日德兰海战的这段时间内，与分队战术有关的证据是非常少的。不过，在大舰队中，至少有一位分队战术的坚定支持者：斯特迪中将。他在福克兰海战中取得了胜利，并在1915年2月7日时，接过了第4战列舰中队的指挥官职务。他到任后，很快就开始要求在接敌阶段使用分队战术。不过，对于斯特迪的主意，杰里科并不感兴趣。在日德兰海战爆发的十天之前，杰里科给第一海务大臣写信道：“对于斯特迪这个人，我永远都不会放心让他指挥舰队中最重要的中队，并担任前卫。很抱歉的说，我信不过他在战术问题上的判断。我的观点是非常坚决的，并且我知道，其他将官们也持有同我有一样的想法”。至日德兰海战时，分队战术显然已经不在杰里科的考虑范围内了。 总的来说，分队战术是一种更为积极，甚至可以说略微有些激进的战术，因而必然会带有一些冒险性质。在那些支持分队战术的少数派军官看来，战列线战术对敌方舰队各个部分所造成的压力是相同的，因此往往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如果派遣一支具备优势战力的分队，集中攻击敌方战列线的一部分，甚至说对其形成合围，那么这部分敌人的败退将会导致整个敌方战列线的崩溃。 持反对意见的人则更多。例如，有人认为，此类分队战术的指挥与协调，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人认为，采用分队战术，会导致分队不得不承担被歼灭的风险。而如果那个分队选择不冒险，则又可能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分队离开了本队之后，又会导致本队的力量得到削弱。  此次演习中，用白底标识的舰队采用了分队战术，用黑底标识的舰队采用了战列线战术。演习时的能见度为14,000码，并规定10,000码以内的射击是有效的。演习开始时，双方距离最近的军舰，相距12,500码，6分钟后距离进入10,000码以内，白底舰队开始射击，而黑底舰队仍在通过非等速机动，将并列纵队（行军队形）转换为战列线（战斗队形）。尽管黑底舰队在机动过程中也有开火，但由于部分军舰阻挡了另一部分军舰的视线，外加一部分军舰位于有效射程之外，因此在组成战列线之前，黑底舰队的火力输出一直不如白底舰队——后者通过分队战术，对前者的首尾进行了包抄，且将大部分火力集中在了前者的队伍尾部。直到黑底舰队组成战列线之后（自演习开始大约20分钟后），他们的火力输出才开始反超白底舰队。 除了分队战术之外，当时还有一种快速侧翼战术，这两者有类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分队战术的具体形式，经常是借助快速侧翼去打击敌方舰队的首尾两端。霍尔和里奇蒙德都建议采用这种战术。然而，尽管分队战术和快速侧翼战术，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绝非是同义词。对于分队战术的支持者来说，分队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而与本队保持紧密联系的快速分队，仅仅只能算作是战列线的延伸部分。 早在前无畏舰时代，快速侧翼战术就已经存在了。皇家海军的战术家们对快速分队战术的喜好，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早在1901年时，他们就写道：“对于装甲巡洋舰的运用方式，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凭借其速度与防护水准，这种军舰应该在战斗打响的那刻，就被派去攻击敌方的前卫和后卫”。这种使用快速军舰攻击敌方侧翼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集中兵力的做法——由于敌方舰队首尾两端的军舰，本身就已经在和英国舰队的主体部分交战了，因此即便被快速军舰夹击，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还击。 从英国海军的战术可以看出，在战巡诞生的前夕，出于战术上的需要，英国海军需要一种比无畏舰更高速度的新型战舰，来担任战列线中的快速侧翼，由于快速侧翼的任务是在舰队决战中攻击敌方战列线的首尾两端，由于此前英国海军使用装甲巡洋舰充当快速侧翼，因此新型战舰的火力和防护应不低于同时代的装甲巡洋舰。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英国海军在战略和战术需求合并，探讨以下英国海军需要的新型战舰到底需要哪些指标要求。 从速度上看，这种新型战舰的航速应当显著高于英国海军目前拥有的战列舰，高航速不但是为了满足充当战列线快速侧翼的需要，更是为了和巡洋舰配合来夺取制海权：一旦在大洋上巡逻的巡洋舰队发现敌方战列舰队出海，这种新型战舰将立刻从驻地迅速集中到敌方战列舰队所在地，并将其歼灭。 从火力上看，无论是执行战列线快速侧翼任务，还是执行夺取制海权任务，这种新型战舰的主要交战对象是敌方战列舰，考虑到当时用来充当快速侧翼的装甲巡洋舰主炮已不足以击穿新锐战列舰的装甲，因此这种新型战舰的火力应当不弱于当时的主流战列舰。 从防护上看，如果是执行战列线快速侧翼任务，考虑到当时充当快速侧翼的主要是装甲巡洋舰，因此这种新型战舰的防护应不低于当时的主流装甲巡洋舰；然而，新型战舰还会执行夺取制海权的任务，也就是可能在公海上与敌方战列舰交战，而装甲巡洋舰级别的防护并不足以保证新型战舰在与敌方战列舰的交战中获胜，因此，新型战舰的防护应尽可能的提高，与战列舰防护相当为最佳。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当时的英国海军需要的是一种高航速的主力舰，其火力要相当于同时代主流战列舰的水平；在满足前两条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提高装甲防护，最好可以达到同时代战列舰的防护水平。 至此，英国海军对新型战舰的性能指标已然确定，在费舍尔等人的推动下，新战舰以“新式装甲巡洋舰”的名义获得了拨款，并于1906年开工，并最终命名为无敌级战列巡洋舰。 关于无敌级战列巡洋舰的定位问题，费舍尔曾经作出过详细的解释。   在1905年1月英国海军部应费舍尔之请召集的战舰设计会议上，费舍尔就无敌级战列巡洋舰的性能，作出了以下解释： 费舍尔或秉承其意旨起草报告的海军部官员即明确指出，被后世称为战列巡洋舰的新式装甲巡洋舰，实际上是一种高速战列舰。 无畏级和无敌级在内的这些战列舰，可以通过高速机动，实现火力的集中；而统一的重炮，更能强化这些高速战列舰的巨大威力。 在具体讨论新式装甲巡洋舰(特指无敌级战列巡洋舰)的设计时，同样的意思再次出现，强调无敌级战列巡洋舰应该利用重炮在远程与战列舰交战，并强调其参与战列线战斗的能力。报告再次指出，这些战列巡洋舰就是打着巡洋舰伪装的战列舰。 这时可能会有人问，既然费舍尔认为战列巡洋舰是高速战列舰，那为什么无敌级战列巡洋舰不直接以“新式战列舰”的名义获得拨款，而是要伪装成“新式装甲巡洋舰”呢？这就要从费舍尔的性格说起。 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费舍尔本人的头脑极为灵活善变，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其实践背后的诸多构思从未被公开表达出来，或者事后有意伪饰，这个特点在战巡起源问题上尤其突出。在他本人对于主力舰防御问题的理解里，主炮火力和航速是主力舰性能指标中最重要的因素，而防护相对于这两个指标是可以被牺牲的。但是他本人并不反对增加主力舰防护，相反的，他在英国海军的后续战巡中做了很多增加防护的举措，他并不是为了速度和火力牺牲防御，而是为了通过预算而牺牲防御。反过来也一样，也可以为了通过预算而强化防御。一切都是为了把速度和火力付诸现实。 如果预算足够造重甲的高速主力舰，或者暗示重甲高速主力舰能够取代重甲低速主力舰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支持重甲主力舰方案。如果预算要求限制支出，他毫不犹豫的砍防御。他这样随意取舍的另一个东西是副炮。如果大臣、海军喜欢6寸副炮的高速主力舰，他就会支持它，亲自出方案。如果大臣、海军要在有限的吨位、预算里上6寸副炮，挤占主炮和动力的吨位，他就坚决反对。 无敌级战列巡洋舰就是费舍尔为了通过预算而牺牲防护的典型案例，尽管费舍尔真正想要的无敌级是26节航速、且火力和装甲都不逊于无畏级的高速重甲主力舰，但费舍尔明白，在议会刚刚批准无畏级建造计划的情况下，如此优秀的性能指标，无敌级的造价不可能被议会所接受(例如1905年提出的高速重甲战巡方案”X4”被议会直接以财政问题否决),因此，为了让无敌级通过议会批准，费舍尔牺牲了他认为最不重要防护指标，如此种种，说明他很懂得在防御问题上做交易，换取保守派的支持。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战巡是不是战列舰？ 我想答案很清楚了，战巡是为了夺取制海权、充当战列线快速侧翼而专门设计的高速战列舰，它的假想敌是敌方战列舰队而非敌方巡洋舰。和传统的低速重甲战列舰相比，它的主要区别仅仅是航速更快，并没有脱离战列舰的主要职能。由无敌级开启的战巡与低速重甲战列舰之争，其本质仍然是高速主力舰和低速主力舰的战略战术价值之争。在后续的讨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高速主力舰在一战时期存在的强火力—高航速—足够的防御—可接受的价格这个不可能四边形，在一战后随着轮机技术进步得到了解决，随后高速主力舰的战略战术价值彻底压倒了低速主力舰，在1930年代，除了日本以外，各国都放弃了低速重甲战列舰，转而建造高速主力舰。因此很多资料声称的“战巡在一战后走向了消亡”，“战巡因防御不足被高速战列舰淘汰”其实并不正确，实则是战巡随着轮机技术进步以后，不再需要在不可能四边形中做出选择。它们进化成了维内托、黎塞留、依阿华这样具有良好防护的超级战巡，并彻底淘汰了传统的低速重甲战列舰。 随着英国的无敌级战列巡洋舰下水，德国人又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为什么德国海军将他们的战巡称为大型巡洋舰？而费舍尔又会怎样改进英国后续的战巡型号的防护？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期和大家详细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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