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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经过了明成祖朱棣“永乐盛世”的万国朝圣，经过了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的“仁宣之治”，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也让后世子孙开始忘记了居安思危的道理。为了找出帝国一夕没落的原因，各种阴谋论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场。众所周知，明朝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都是以武功得天下，因此武将功勋集团在明朝的朝堂势力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土木堡之变后，武将功勋集团死伤殆尽，文官集团势力膨胀，后继的武勋势力再也无法“雄起”，于是就有人秉承着谁得利谁就是加害者的简单逻辑将黑锅扣在了文官集团身上，得出了土木堡之变是文官集团精心策划用以打压武勋集团的阴谋论。 事实上，土木堡之变中，武勋集团虽然死伤惨重，但是文官集团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当时死难的文官共有五十余人，其中还包括了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等高级官员，如果文官集团策划了这场“阴谋”，那么必然要保留自己集团内部的首脑级人物，怎么会让他们白白送死呢？而且自古以来，文官多喜各自为政，不如武官秉承军队意志，能够集积成群，统一作战，要将一团散沙的文官们归拢一心，如同军人一般秉承独一意志，实在是比登天还难，更何况阴谋对抗武勋，导致国难当头，素以气节闻名的文官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自古以来，一个国家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武官势力让渡文官势力本就是治理天下的必然趋势，所以，因为文官力量增强就将祸国的帽子扣给文官集团，实在是有欠公允。 传统的史学家们也知道“文官阴谋论”是立不住脚的，因此他们将此次大败的元凶定为朱祁镇宠信的宦官王振。一个阉人，为什么会被这些史学家们定为土木堡之变的元凶呢？王振，他会不会又是另外一场阴谋论里的背锅侠呢？ 要说起王振，之所以被人说成是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也确实是有迹可寻。明朝宦官势力大是出了名儿的。英国公张辅是明成祖朱棣麾下的名将，这种元老级别的人物都曾被宦官欺负。《明史》中记载，宦官喜宁想要侵占张辅的田宅，张辅不答应，喜宁弟弟就带着自己家的自净奴毁掉了张辅佃户的房子，还把人家老婆给迫害死了。张辅知道后，就将喜宁告了，可是因为皇帝维护喜宁，喜宁就此觉得自己得了势，再也不把张辅放在眼里，多次欺负他。想想相比于王振，喜宁还不过就是小角色，都敢欺凌到一国元老头上，更何况作为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的王振呢？王振声威外露，又被皇帝朱祁镇奉为先生，朝廷官员也多尊称他一声“翁父”，被其威慑。在朱祁镇北伐之中，种种军事指挥命令均由王振代皇帝发出，即便文官武将们对命令有所异议，都被其强硬压制。 《明实录》中记载，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佯装退兵，想要引诱明军北上，来个瓮中捉鳖。当时毫无军事素养的王振就觉得瓦剌是怕了明朝的皇帝，于是要继续追赶也先军队。兵部尚书邝埜提醒他，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恐怕是也先“诱敌深入”的计策，但是王振自以为是，拒不听从，依旧挥军北上，直到太监郭敬密报前线惨败，他才禀告皇帝急急下令撤退。撤退路线至关重要，可是王振一会一变，一开始走紫荆关，半途又改道宣府，耽搁了行军路程，最终被也先追上，惨败于土木堡。有着史料作证，王振好像确实应该为土木堡之变负责任。不过，当代史学家却跟传统史学家有着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王振仍旧是个背锅侠，罪魁祸首另有其人。 王振背后的支持者是谁？自然就是明英宗朱祁镇。有人认为朱祁镇不过是个傀儡皇帝，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中的所有骚操作都是他自作自为，比如追也先北上，撤退路线随意更改，而且王振自己也说，之所以选择走紫荆关，是因为走紫荆关路过自己的家乡蔚州，可以邀请朱祁镇到自己家乡做客，又担心大军损坏自己家乡的庄稼，所以才转道宣府。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事实真如王振所说吗？也先大军紧追明军，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还想得到踩坏自己家乡庄稼这事儿？这恐怕是王振为撤退路线改弦易辙找的借口，为的是怕失了皇帝的面子。说白了，真正下命令的人，其实不是王振，而是朱祁镇。王振不过是皇帝的代言人。忠于皇帝的宦官为皇帝背锅是再正常不过了，这也能解释为何土木堡之变中王振死后，朱祁镇还给王振立碑平反，说他是因自己蒙尘自杀了。 既然王振只是一个背锅侠，那么当初所谓王振怂恿朱祁镇北伐的事情也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王振是一个“善察上意”的人，说白了，就是皇帝的应声虫，皇帝不好说的话，他就代皇帝说了，这样完美地全了皇帝的面子。当初明宣宗朱瞻基将王振派给自己的儿子朱祁镇做陪读，也是看中了王振这点。那么朱祁镇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北伐呢？ 因为朱祁镇想要稳固皇权。在朱祁镇统治的正统年间，明朝一共进行过四次北伐，土木堡之变是第四次，前三次北伐其实真正做主的人并不是朱祁镇。朱瞻基去世后，作为太子的朱祁镇才只有九岁，因为年幼，当时朝臣们曾考虑过选择皇族其他人做皇帝，倘若不是太皇太后张氏的支持，坐上皇位的可能就不是朱祁镇了。张氏因支持幼帝得掌大权，和当时并称“三杨”的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一起合管朝政。客观地说，这四人的管理很有效，在此期间，明朝政权稳固，国泰民安。但是，对于皇帝来说，他们管控得越好，威望就越高，势力就越大，而皇帝的权限就会被不停地削减，皇帝的威望也随之而减弱，臣子对皇帝能力的信任度也就不停降低，对于皇帝处理朝政来说，自然是大大的不便。 在这四人活着的时候，朱祁镇的皇帝位置不过是个摆设，他只能当个牵线木偶，好在朱祁镇足够年轻，他先熬死了张氏，然后又熬到了正统十一年，“三杨”中的最后一杨杨溥去世。不过，虽然张氏和“三杨”去世了，他们的影响力还在，如果要想将权力全部握在手中，重新提升臣子对皇帝能力的信任程度，他必须要有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正统十四年，瓦剌入侵明朝边境，这个机会就来了。王振知道朱祁镇内心中的渴望是证明自己有作皇帝的资格，于是便劝说他借这个机会学习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这个建议显然正中朱祁镇的心怀，于是欣然采纳。但这是个作死的决定。朱祁镇的曾祖父朱棣本就是武将出生，常年征战沙场，而父亲朱瞻基自幼被朱棣带上战场，深受炮火洗礼，也懂得作战，可朱祁镇是长年蜗居深宫，从未见识过真正的战场，却想凭借着一腔意气，模仿自己的先人以便证明自己，自然失败率极高。 不过话又说回来，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虽然是朱祁镇，但朱祁镇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是偶然。木堡之变的出现，偶然之中早有必然。 明朝自朱棣北伐之后，边防趋于平稳，瓦剌内部不合忙于统一也没有大的侵扰行为，于是明宣宗无意北征着力缩边，这导致边境守卫疏忽防备，军屯被肆意占夺，士兵们被各类差役驱使，疏于训练。高级将领们因宣德之后缺少大型军事斗争，也开始疲软腐败，各种混日子。朱祁镇亲征时瓦剌业已统一正是势力极盛之时，而跟随朱祁镇随军的武将，真正既上过战场又威名赫赫的只有英国公张辅，可是当时张辅已经多年未碰弓马，垂垂老矣。顾兴祖、陈怀、王贵这些人虽在外带兵，却是一窍不通的兵油子，更别说那些连战场都没有上过的“勋二代”、“勋三代”，继承了祖宗的地位却没有继承祖宗的能力，年轻气盛狂妄自大，都是些纸上谈兵的赵括。御史陈智曾在正统四年大骂这群人，说他们平日里走马逗鹰遛狗，一说起训练骑射，就各种偷懒，只不过是承袭了祖上荣光的蛀虫，倘若一旦遇到战事，肯定误国殃民。果然，一语中的！明朝在这群蛀虫的日夜蚕食中，脱掉了外表华丽的袍后，就露出了里面早已千疮百孔的身躯，最终在多种偶然的聚合下，造成了将明朝推向死亡边缘的土木堡之变，明朝也就此盛极而衰，开始吟唱起走向没落的哀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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