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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嘉(梅林):张浚隆兴北伐及历史意义(三)

 远山星际 2022-02-13
刘 嘉(梅林):张浚隆兴北伐及历史意义(三)







刘嘉,网名梅林,重庆人。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访学于日本明治大学,现任职于重庆出版社,著有《张浚大传》《鯼环阁》等。




三、隆兴北伐的经过及隆兴和议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张浚最终拿到了孝宗的手令——出师。
(一)隆兴北伐的规划
史书中并没有对张浚这次隆兴北伐的全盘规划作出记录。建炎三年(1129年),张浚在经略川陕前,对恢复中原曾有过自己的规划:“高宗问浚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川,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跸来武昌,复以张俊、刘光世与秦川相首尾。”这个计划就是占踞秦川与淮东东西两端,高宗居中心武昌,摆成一字长蛇阵,再以张俊和刘光世居中作为机动,使首尾相顾。这是陕西未失之前的一个防守方案。
但隆兴时代的形势已出现巨大变化。陕西诸府早已沦陷,吴璘驻守蜀口保卫陕南与四川,他在绍兴三十二年曾发动了陇西战役,牵制了相当一部分金国兵力。在北方金国的核心地区,金军平定了契丹人窝斡的反叛后,大军屯驻河南黄淮区域,兵锋直指南宋的淮南。因此,此时的金国重兵主要屯驻于陕西河南地界,相对来讲,山东的登、莱地区兵力略显空虚,也正因为如此,魏胜才能以三百义士轻取苏北重地海洲,并在李宝、张子盖的帮助下成功守住了海洲城。
胸有万卷、笔无点尘的辛弃疾,在绍兴三十二年来到建康接受高宗召见,事后前往府中谒见了张浚,并向他提出了用兵的建议。现在虽不知辛弃疾当面向张浚提出了什么建议,但后来他在乾道六年(1170年)献给孝宗皇帝的《美芹十论》中,全面提出了恢复中原的计划。在“详战第十”中,他提出趁金人山东兵力相对空虚,宋军海陆两路进击山东的构想:“山东虽虚,切计青、密、沂、海之兵犹有数千,我以沿海战舰驰突于登莱沂密淄淮之境,彼数千兵者尽分于屯守矣。山东诚虚,盗贼必起,吾诱群盗之兵使之溃裂皿出;而陛下徐择一骁将,以兵五万,步骑相半,鼓形而前,不三日而至兖郓之郊,臣不知山东诸郡将谁为王师敌哉!山东已定,则休士秣马,号召忠义,教以战守,然后传檄河朔诸郡,徐以兵蹑其后,此乃韩信所以破赵而举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著,则契丹诸国如窝斡、鹧巴之事必有相轧而起者。”
辛弃疾向张浚所进的建议,想来应该是尚未臻于成熟的向山东进击的规划。辛弃疾本山东人氏,对故乡的偏爱也在所难免。从张浚实际实施的对策中,应该说是部分采纳了辛弃疾的建议。他拟组建福建舟师泛海以威慑山东,以张子盖为陆路相互呼应。可惜这个策略后来被史浩破坏了。
张浚心中对隆兴北伐的规划,应该还是以河南为重心。得中原者得天下,这个古训太深刻了,早在绍兴六年张浚都督诸路军马布署北伐时,他就采取的这个策略。
这次北伐,张浚最倚重的人是大将李显忠。李显忠本是绥德清涧(今陕西清涧县)人氏,乃大唐皇族后嗣,17岁就从军,跟父亲李永奇出生入死,武艺超群。金人攻陷延安府,李永奇父子俩同时被俘,被金人授予官职。后刘豫征调中原民兵攻宋,显忠奉命率军入东京(开封),父亲李永奇告戒他,若有机会就率军南下归宋。金兀术很看重李显忠的军事才能,让他以承宣使治理同州(今陕西大荔),显忠秘密与南宋取得联系,报以南归之事。事泄,父亲李永奇及家人200余口尽被金人杀戮,显忠仅率20余骑奔西夏,向西夏借兵20万复仇。由于显忠一心向宋,与夏人发生冲突,显忠带所部人马拒之,杀夏人万余,获战马400余,并出榜招兵,十余日竟得万人。四川宣抚使吴玠抚慰之,显忠率所募士兵投奔吴玠,沿途竟收兵达4万人。后来他来到临安,受到高宗赵构接见,赐田镇江,赐名显忠,在后来的绍兴抗金战场上与张俊配合,屡获战功。孝宗即位后,赐田百顷,授予御前诸军都统制,所部兵马受张浚都督府节制。
这是一位屡立奇功、能征惯战的将领,且与金人有不共戴天的家仇国恨,所以张浚对他十分倚重。金人占踞了虹县和灵璧之后,李显忠向张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显忠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请出师自宿、亳趋汴,由汴京以通关陕;关陕既通,则麟延一路熟知显忠威名,必皆响应;且欲起其旧部曲,可得数万人,以取河东。”
显然这是一盘大棋局。以李显忠的建议,他首先以萧琦为内应不战而拿下灵璧,自请出兵宿、亳,直取汴梁,得黄河以南地区,从这里与吴璘相配合向西发展,打通西京(洛阳),联通关陕,而关陕的麟、延一路(今陕北)是李显忠的故土,他在那里声望极高,而且还有很多旧部曲散落民间,他会联络当地民众起兵响应,可得数万之众,然后从那里东渡黄河直取河东(今山西),再与太行山区的义军相配合,动摇金国的腹心地区。到那时,淮东与海路大军直指山东,与河东形成两翼,相互应援。
这应该代表了张浚隆兴北伐的总体设想。
(二)隆兴北伐的进程
当朝中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张浚便离开临安回到都督府,开始了紧张的出师北伐的战前准备工作。他授命对出师的每一步方案进行仔细审定。在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6中,尚保留着一篇《赐都督张浚审订北讨长策诏》,其中说:“比得李显忠、邵宏渊奏北伐,已令条具,专委卿审订。卿可更诏显忠、宏渊并素有谋略将校……将前项事宜,密加熟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张浚首先对后勤保障工作加以强化。四月二十二日,张浚奏请调向子忞兼都督府随军运副,作北伐的后勤工作。
四月二十八日,张浚在扬州下令大军出动。据周密《齐东野语》卷2说,在扬州,张浚会合江淮之兵8万,实际只有6万,分隶诸军,号20万,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出定远,以邵宏渊为副使出盱眙。
五月,正是盛夏,烈日当空,人们挥汗如雨。可这时,战事比天气更火。根据计划的第一步,张浚命令李显忠军冒暑直奔灵壁,邵宏渊军兵指虹县。张浚又令两军将皇上的出师诏令张榜旗上,既鼓励军心,又安抚民意,造就强大的政治攻势。自己率领都督府紧紧跟随大军向北进发。
且说李显忠大军从濠梁渡过淮河,直抵灵壁城下,不仅未见到事先约好的前来接应的灵壁守将萧琦,反而迎面撞上了左右两支严阵以待的金国铁骑,这是金军战术杀手锏之一的“拐子马”阵形,是一种攻击型阵形。久经战阵的李显忠毫不慌乱,当即命令宋军左右结阵以对。面对金兵铁骑一轮又一轮左冲右突,宋军阵形不乱,以劲弩挡住来势,趁金兵阵势稍挫之机迅速发起反攻,大败“拐子马”。这时萧琦出现了,他带领大批金兵涌出城门,背城列阵,与宋军相对峙。原来这萧琦不知是故意诈降还是临时反悔,总之他背弃了与李显忠的盟约,出兵与宋军相抗。李显忠大怒,率领宋军发起进攻,与金兵鏖战,再次大败金人,萧琦败走。五月七日,李显忠收复灵壁城。宋军入城,向城里居民宣扬宋国皇帝的德政,不杀一人,迅速安定了民心,而且前来归附的中原遗民络绎不绝。
当李显忠顺利收复灵壁时,邵宏渊部却在虹县城下与金兵形成胶着,虹县久攻不下。李显忠马上派出灵壁城内被俘的金兵,让他们前去虹县劝说守城的金国贵戚大周仁及知泗州蒲察徒穆,讲述宋军的仁德,结果大周仁与蒲察徒穆一起出城投降,宋军进入虹县。
这邵宏渊却是个心胸狭隘之人,这次出兵,李显忠取了灵壁,又获得了取虹县的功劳,自己白忙活一场却什么也没捞到,便对李显忠心生怨气。正在此时,一个投降的金国千户又来向李显忠投诉邵宏渊,说他已投降,按李显忠事前约定,不许抢劫降者的财物,而邵宏渊的一个部下却抢了他的佩刀。李显忠大怒,这次说降大周仁和蒲察徒穆,正是因为严格执行了宽仁分化的政策。为了严明军纪,李显忠下令斩了邵宏渊那个部下,于是邵宏渊对李显忠已不仅仅是怨气了,而是由怨生恨。
在身后督军的张浚哪会知道这些过节。十二日,他渡江前来视师,并派遣戚方率舟师直趋淮阳。他担心的是李显忠轻敌深入,因此派上水师与李显忠形成呼应,而自己率领都督府成员前驻盱眙。
李显忠决定乘胜进攻宿州(安徽宿县)。李显忠大军先发,抵达宿州城下,逃来宿州的萧琦带兵出城迎战,李显忠挥师出击,再次大败金军,斩杀其左翼都统及金军数千人,追奔二十余里,萧琦与家属及千户头领百余人降。邵宏渊随后才赶到,酸溜溜地说:“将军真乃关西勇将也!”
李显忠屯军城下作攻城之计,邵宏渊却不赞成硬攻,李显忠无奈,只得率领本部人马攻城。在李显忠命令下,宋军将士蚁附而上,显忠部下杨椿率先攻上城头,打开北门,宋军鱼贯而入,攻入城内,这时邵宏渊部才从后面跟上投入战斗。在城内巷战中,宋军又斩首金兵数千人,俘获八十余人。五月十四日,宿州城重新回到宋军手中。
宿州捷报传来,兴奋不已的宋孝宗给张浚手诏:“近日边报,中外鼓舞。数十年来,无此克捷”。同时,升李显忠开府仪同三司、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进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
王师初战告捷,也给朝内的主和派人士以沉重打击。就在攻克宿州的第二天,王十朋连劾史浩八罪,史浩罢相。
然而,孝宗皇帝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纸任命非但没有提升士气,反而加剧了李显忠与邵宏渊的矛盾。
宿州城内,邵宏渊耻居李显忠之下,向张浚提出不受李显忠管制。在大战中,朝令夕改是兵家大忌,张浚没有理由接受邵宏渊的无理请求。接着便是面对军库中这耀眼的金钱,李、邵双方开始瓜分钱财。据周密记述,“乃纵亲信部曲,恣其搬取,所余者,始以犒军人,三兵共一缗。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赏三百,得南京,须得四百。’既而复出战,悉弃钱沟壑。由是军情愤詈,人无斗志。”
这钱财的瓜分不公立即让士兵士气瓦解了。就在这要命的时刻,金人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亲率十万大军兵临宿州城下。这时天气暑热,不宜作战,张浚考虑到天气因素,因此急召李显忠等班师。《宋史·张浚传》云:“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会金帅纥石烈志宁率兵至宿州,与显忠战”。敌军大至,想要班师已不可能,李显忠只能冒暑与金人决死一战。
清晨,纥石烈志宁在城外列下军阵。李显忠率军在城南与金兵大战,大败孛撒一部。次日,更多的金兵赶到,李显忠请邵宏渊一起出战,并力夹击,可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还说什么当此盛夏,摇着扇子还嫌不凉快,何况在大日头下披甲苦战。李显忠无奈,只能自己率所部独立作战。
《金史·纥石烈志宁传》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场战事。五月二十日,纥石烈志宁命令少部分金兵手执各色旗帜列在西面为疑兵,以三猛安驻在南方,自己亲率大军驻守东南,以阻断宋军归路。李显忠望见西面旌旗蔽日,以为主力在西方,而东南方兵少不足虑,于是决定先击败东南方的金兵。李显忠以步骑数万人出东南,手执盾牌,背城列阵,阵前横以行马以阻挡金兵战马;另派3000精兵出东门,准备绕到东南金兵军阵后方进行夹击。战斗首先在东门外暴发,金兵万户蒲查拦住宋军厮杀,最后将宋军赶回城内。金兵右翼以万户夹谷清臣为前锋,先行拆除行马,然后短兵相接,李显忠军乱,被追杀至城下。当晚,李显忠怒而欲杀败将,结果统制官常吉逃奔金营,使金方尽知宋军虚实。
次日,李显忠尽出本部人马,以骑兵居前,纥石烈志宁仍令夹谷清臣率兵挡住,李显忠以五六千骑兵为一队,与夹谷清臣大军相厮杀,两军成胶着状。此时纥石烈志宁自率主力出击,李显忠大败,死伤枕藉,争相往城门内奔逃,结果自塞城门,金兵用弓箭在后面猛射,宋军死伤累累,《金史》中说“杀骑士万五千,步卒三万余人。”李显忠军当夜突围而出,次日金兵追击,斩首四千余,赴水死者不可胜数。
《金史》记录的宋军死亡人数,显然含有极大水份。按《齐东野语》的说法,李、邵两支北伐大军,共有六万人马,另有文献说有八万,我们就以八万计吧。李显忠孤军奋战,也就四万兵马,按《金史》统计,仅斩首者便达四万五千人,还有更多的伤者呢?如果那样,李军早已无兵可溃了。
而《宋史·李显忠传》的记录略有不同。在交战中,因为统制李福、统领李保各以所部退避,李显忠杀以徇。次日,围城的金兵越来越多,李显忠请邵宏渊部一起出战,并力夹击,而邵宏渊依然按兵不动,李显忠无奈,只得率领本部将士独立支撑,与金兵激战百余回合,杀金国左翼都统及千户、万户,斩首金兵五千余人。金兵再次增兵前来围城,李显忠令将士用弓弩射敌,打退了金兵的进攻。
当天夜里,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自为鼓噪,扬言金军来攻,邵宏渊军遂不战自溃,只留个光杆司令邵宏渊不敢逃去。李显忠将自己的部队移入城内,但手下也有一些将领跟随邵宏渊的部队跑了。
金人趁虚来攻,李显忠竭尽全力抵抗,斩首金兵二千余人,金人所积尸体都快与羊马墙平了。这时城东北角已有二十余个金兵登上城墙,距自己只有百余步距离,李显忠取一柄板斧挥斩登城之敌,敌军稍退。
李显忠对邵宏渊说:“若使诸君相与掎角,自城外掩击,则敌兵可尽,金帅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复矣。”邵宏渊说:“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倘我军不返,恐不测生变。”李显忠知邵宏渊殊无斗志,自己势单力薄,不能独撑,乃仰天长叹:“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扰如此!”只得随军撤出宿州城。
南宋北伐数万大军,一夕而溃。经此一战,所有的军资器械丧失殆尽,史称“符离之溃”。
(三)张浚在“符离之溃”后的措施
当“符离之溃” 的消息传来,张浚率领的都督府正在宿州东南约400里外的盱眙。一时之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风传金国铁骑转眼即至。这时官属中有从前线逃回来的人,带着金人张贴的檄报,其中多有恫吓之辞。督府中有人也慌了,忙劝张浚赶快率督府南撤回建康。
面对这突然出现的形势逆转,张浚采取了四个措施来稳定时局。
1. 北上抚兵
在从上到下一片恐慌的情绪中,张浚思索了一下,非但没有南撤,反而率领都督府迎着宿州的方向前进,北渡淮河进入泗州城。这时泗州城里挤满了逃回来的宋兵,其中还有不少是伤员。张浚来到他们中间,“军士归者劳而抚之,视疮痍,拯疾病,存录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悦”。当此兵败人乱的时刻,正是考验主帅能力的时候,张浚迎着宿州方向北渡淮河抚慰将士,对稳定人心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2. 退守扬州,布防两淮。
六月,当张浚安顿好泗州城的败兵后,即刻经盱眙退守扬州,同时向朝廷上疏请求自罢并致仕。
六月十四日,朝廷的处罚命令下来,张浚降授特进,但仍担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改为江淮宣抚使。都督府所有属官,一律降职二级。孝宗手诏张浚,进行勉慰,让他好好组织江淮防御,勿使金人南渡。
张浚授命,在扬州大力整饬两淮守备。此时师溃未久,金国大军屯师淮北,随时可以南下,江淮人心浮动,人人皆有自保不能的惊恐。为了尽快稳定人心,他令张栻把张杓及自家的全部亲属接来扬州居住,表明了自己誓死也不放弃扬州的决心,于是人心稍定。接着,他传令对诸将进行赏罚,命魏胜坚守海州,陈敏率新组建的御前万弩营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又在高邮、巢县两城修葺关隘,以扼敌之来路。聚水师于淮阳,骑师于寿春。经过一系列有力措施,两淮的防御体系重新建立起来。《宋史·张浚传》也载:“凡要害之地,皆筑城堡;其可因水为险者,皆积水为匮;增置江、淮战舰,诸军弓矢器械悉备。”
 3. 力陈不可与金谋和
符离师溃,给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孝宗皇帝打击是巨大的,产生了与金谋和的念头。于是七月四日,他重新起用了主和派大臣汤思退为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枢密院使。然而他也并未完全放弃希望,在都督府参赞军事陈俊卿、殿中侍御使周操等人的疏谏下,张浚再次由宣抚使改为都督,恢复了他都督沿江军马的兵权。孝宗皇帝依然把守住江淮的希望放在张浚身上。
汤思退为右相后,一批主战派人士被贬逐出朝,这里面就有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孝宗还采纳了汤思退的建议,派出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住金国大营议和。
七月十九日,金国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再次致书宋廷,索取海、泗、唐、邓四州及岁币。据《宋史·孝宗纪一》记:“戊寅,金纥石烈志宁又以书求海、泗、唐、邓四州地及岁币。”《张魏公传》记载:“虏元帅仆散忠义贻书三省、密院,欲索四郡及岁币,且云:'今兹治兵,决在农隙。’浚言:'虏强则来,弱则止,不在和与不和’。”张浚的言下之意,即便今日答应其条件,待到其强起时他依然会再来勒索,永无竟日。同时他奏言朝廷遣卢仲贤前去议和是找错了人,“仲贤小人多妄,不可委信。”
不幸的是张浚这次又说中了。十一月,卢仲贤从宿州金营带回了议和的条件。在宿州,卢仲贤果然受金人胁迫,带着充满金人意图的协议南归:金帝与宋帝由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宋朝归还已夺回并正在备战的海、泗、唐、邓四州,归还降宋和迁移南来的金国境内人口,补纳绍兴末年以来所欠的岁币。
面对卢仲贤带回来的和议条件,朝廷中的大臣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据《宋史·汤思退传》载,孝宗非常恼火,他认为最多只能割让海、泗两州,而唐、邓绝不可割让。于是汤思退马上奏请重新派出使者赴金营谈判,他推荐吏部侍郎王之望为通问使,知阁门事龙大渊为副使。张浚在扬州闻知此消息,当即派张栻入廷,奏言卢仲贤辱国无状。此时侍御使周操也论罪卢仲贤,说他不当擅自答应割让四州之地。因此孝宗皇帝大怒,把卢仲贤下到大理寺究问。于是召张浚还朝。
这次把张浚从扬州召回临安,是因为金人提出的议和条件太过苛刻,孝宗又想要打了。张浚见到孝宗,仍力言议和之失,在张浚一番陈辞后,孝宗决定快马留住使者,让王之望和龙大渊待命境上,另委派胡昉、杨由义前往,谕告金人四郡不可割让之意。孝宗还与张浚密谋,如果虏帅一定要以割让四郡为议和的先决条件,那么南宋国当召回使者,罢和议。
十二月,年迈的宰相陈康伯因病请辞,并推荐张浚继任相位。于是二十二日诏令下达,以汤思退为左仆射,张浚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浚同时仍然都督江淮东、西路兵马,孝宗把京东地区的防务托付予他,与京西方面的虞允文相配合,共同防御江淮防线。孝宗还手书《圣主得贤臣颂》赐予张浚,以示特别的恩宠和信任。
自淮西兵变张浚去相位,26年以后,67岁的张浚再次登上了南宋帝国右丞相的高位。
4. 提拔重用一批贤能之士入朝
 张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时机,拜相伊始,便举荐了一批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能臣贤士。据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2《跋张忠献公所与张忠简阐三帖》云:“张忠献公再相,首荐张忠简公(阐)及虞忠肃(允文)、陈正献(俊卿)、王文忠(大宝)、汪端明(应辰),皆可备执政;刘忠肃(珙)、胡忠简(铨)诸公可备风宪。然大抵皆绍兴末年与同谋者也……此帖盖隆兴癸未(隆兴元年)末督府所书,时六十有七,距卒之日才一年耳。”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8中,载有《张魏公荐士》一文,所列更为详细:“隆兴初,张忠献公再入右相,上意甚厚,使公条奏人才可用者。公奏:虞雍公(允文)、陈魏公(俊卿)、汪端明(应辰)、王詹事(大宝)、张尚书(阐)可备执政;刘观文(珙)、王阁学(十朋)、杜殿院(起华)宜即召还;胡资政(铨)可备风宪;张舍人(孝祥)可付事任;冯提刑(时行)、冯少卿(方)可备近臣;朝士中林侍郎(栗)、王侍郎、莫少卿(冲)可任台谏。皆一时选也。时刘、王、杜三人皆以论事去国,故公请召之。其后悉为名臣,终孝宗朝不显用者数人而已。”
正是在这一次举荐中,张孝祥从知平江府任上升迁为中书舍人,迁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领建康留守;杨万里除临安府教授。
(四)“隆兴和议”
隆兴二年(1164年)二月,南宋出使金国的使者胡昉、杨由义从宿州归来。据《宋史·张浚传》记,胡昉等来到宿州金国帅营,宣谕了宋廷不割四郡之决心,金人竟然用刑具枷锁使者,意图迫使就范,胡昉等坚贞不屈,金人无奈,最后只得将其放回。对使节的侮辱,就是对一个国家的侮辱,这令孝宗非常愤怒,他对张浚说:“和议之不成,天也,自此事当归一矣。”于是与张浚商议移驾建康作御驾亲征的准备。
张浚趁机请求孝宗,立即召回王之望、龙大渊一行。见孝宗心意已决,张浚又奏请将金人械系大宋使者的消息榜示诸军,“使各奋忠义,勉励待敌,趋赴功名,庶几诸军知曲在虏,且知和议不成,激昂增气。”于是孝宗下令都督府将此旨降榜昭示两淮、荆襄、川陕各地。数日之间,号令一新。
对孝宗与张浚的主张,汤思退等人心中非常不安,在殿前与张浚展开辩论。可眼下的局势让孝宗更偏向张浚一些,他有些愤怒地对汤思退说:“金无礼如此,卿犹欲言和。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议论秦桧不若”。汤思退听了这话,心中大骇,因此退而与主和人士一起密谋,要设一个陷害张浚的计谋。他明白,只要张浚在孝宗身边,自己的议和主张断难施行,于是他让王之望、龙大渊上疏说,他们一路北上途中,但见到驿疏、兵少、粮乏,楼船器械未备,而人们却说张浚有4万兵守泗州,不知兵从何来?这样的状况如何能与金人一战?因此名曰守备,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汤思退等人的话,令孝宗颇为疑惑,于是在三月一日,孝宗令张浚再次赴淮上,停止招纳淮楚之民的行动。
张浚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自己又中枪了,这肯定是汤思退等人的诡计。现在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已呈白热化,孝宗虽暂时倾向自己,可一旦自己离去,朝中唯一的丞相汤思退肯定占据上风。都督府的随员李椿也对张浚说:“小人之党已胜,公无故去朝廷,踪迹必危。”张浚心里自是明白,但自忖一生都以天下为任,眼下国家事急,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于是,离开临安出行江上。
张浚出行,未至镇江,便遭遇王之望一行。这王之望本是汤思退一党,他回返朝廷后,又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兼淮西宣谕使,这无疑是汤思退故意给张浚添设的一重障碍。
张浚以丞相的身份来抚慰诸军,将士人人思奋,山东群豪都愿意受他节制,而金人闻张浚以丞相身份前来抚军,心中不安,急召宿州守军后撤,沿途坚壁清野,准备迎接大战。
果然,张浚去朝后,汤思退与王之望、龙大渊、尹穑等合谋,不断上疏陈说张浚之非,请解散都督府。更有甚者,汤思退还命王之望毁去张浚建立的守备,说这些守备完全不可倚恃。还令正言尹穑再论张浚耗费国力,使国用不赀;又论张浚奏留张深守泗州,不受赵廓之命等,因此请求罢除张浚都督之职。
就在张浚北上巡边抚军过程中,身后的明枪暗箭一齐向他射来。四月五日,孝宗的心又偏向主和,因此诏张浚还朝。四月十三日,孝宗下令解散了江淮都督府。
张浚还朝途经平江府(今苏州),暂宿虎丘。当时,张浚已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中,王十朋在《重祭张魏公文》中,对他当时的处境作了生动的描述:“和犹未成,边已撤备。既弃唐邓,又弃海泗。淮北生灵,几无噍类。国既日蹙,兵亦寻至。公之勋德,公之忠义,公之人望,群嘲聚詈。公欲恢复,指为生事。公欲御戎,靳为儿戏。公欲养兵,诋为妄费。公欲进贤,目为朋比。公得人心,云有异意。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眷虽降,不容在位。汾阳兵柄,夺于馋惎。”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境况,在相位上已难有作为。因此他连上八章,请求罢相致仕。
四月二十二日,诏从其请,张浚以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的身份罢去相位。张浚带着两个儿子,沿富春江而上,准备经江西返回潭州(长沙)。八月二十八日黄昏,68岁的张浚行到江西余干,病逝于途中。
张浚罢相后,以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完全占据上风,而孝宗的心思也在和议中。三月,孝宗诏令荆襄、川陕帅臣不得妄生事端;五月,诏令西部的吴璘不得招纳金国治下的遗民以免惹事生非,又令淮东招抚使刘宝清查泗州的物资以作退出的准备。六月,命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但打赢了采石矶战役的虞允文拒绝了这个命令,因此孝宗在七月招回了虞允文,让户部尚书韩仲通出任湖北、京西制置使来执行这个命令。
七月,宋廷放弃海州与泗州,攻取并守住了海州的魏胜含泪弃城退到楚州(江苏淮安)。至此,海、泗、唐、邓四州尽皆放弃。
然而,宋廷的这些举措并没能安抚住金人。没有了积极的备战,只能让金人有恃无恐。九月,金兵大举犯境,朝廷让建康都统王彦率兵御敌,无人可用的孝宗皇帝只得把汤思退推上场,任命他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这本是张浚担任的职务。只知耍嘴皮子的汤相这下可现了相,畏惧不敢领命,乃“辞不行”。金帅仆散忠义从清河口渡过淮河,大军直逼长江。孝宗只能再次起用杨存中为同都督,钱端礼、吳芾并为都督府参赞军事前往御敌。
同时,孝宗派魏杞为宋使前往金国议和。临行前,孝宗面谕道:“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归附人。”至此,孝宗算是答应了金国提出的恢复绍兴和约中的疆土划分,只要求略减《绍兴和约》中约定的岁币数额,已招徕的原淮楚遗民无需归还。十月,金兵在仆散忠义和纥石烈志宁率领下已分多路渡过淮河,刘宝放弃楚州南逃。此时,魏杞北上来到盱眙,金帅派遣赵房长前来迎接宋使,要求观看国书。魏杞称国书已密封,只有见到金国皇帝才可开封。仆散忠义疑国书未能满足金国要求,提出岁币数额可减为二十万,但要求增加割让商(陕西商州)、秦(今甘肃天水)二州条款,并归还已经南迁的遗民人口。魏杞将金人的条件上报朝廷,孝宗下令国书的内容不变。仆散忠义没有得到满足,十一月,遂与纥石烈志宁分兵进攻山阳,宋骁将知楚州魏胜战死,州郡失陷。不久,王彦放弃昭关,濠州、滁州相继陷落。孝宗无奈,只得召回年迈的陈康伯,罢去汤思退的宰相。《宋史·汤思退传》这样评价了汤思退:“思退始终与张浚不合,浚以雪恥复仇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为口实,更胜迭负,思退之计迄行,然终以不免。敌既得海、泗、唐、邓,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宋廷已无讨价还价的本钱。十二月,魏杞渡淮北上,来到金中都面见金国皇帝,经过力争,“卒正敌国礼,损岁币五万,不发归正人北还。”然而商、秦二州,终是照仆散忠义的要求割让出去了。
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条约签订,这就是所谓的“隆兴和议”,也称“乾道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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