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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即作品的主人公)是素材和主题思想交织的中心，是它们形成完整统一体的成果。我在写最初几篇短篇小说时，对此是不了解的。当然，我那时也是依据了一条重要而必不可少的原则的，那就是，小说写来应该妙趣横生。这条原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我向这个目标前进时，却走了一条弯路。我总想通过离奇的情景和情节上的一些噱头来引起读者的兴趣。我把一个个令人费解的纠葛和莫名其妙的事件搅成一团，最后，弄得我自己也如堕五里雾中，无法自圆其说，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那些层出不穷的人物了。有一次，我绝望之极，拿起一本契诃夫的集子，发现一篇短篇小说的标题颇符合我当时的心情，这就是短篇小说《悲伤》。我欣喜地读完后开始思考起来契河夫通过什么引起了我真正的、由衷的兴趣呢?车夫姚纳运载客人，总想对人们诉说丧子的心情,这有什么“有趣之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一直未能找到答案，后来我重读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大灾星》才领悟了。在小说的开头，一个似乎永远失去了人的模样的人，在小说结尾时却突然向你表现出他全部的心灵美。这篇作品的主要感人之处，不是情节安排得巧妙，而是主人公的形象在作者的帮助下开始对这个人物逐渐有了更深的了解，开始在他身上发现了新的、意想不到的特性。你一页接一页地读下去，一个不幸的女人的形象便仿佛在一道神奇的光线照耀下越来越鲜明地显现出来，于是在你的脑海里,好像并不是由于作者的引导而是自己产生出一种想法:“人是多么伟大而卓越的生灵。尽管他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尽管他身遭诽谤，蒙冤受屈，而心灵,倘若仔细观察,却仍然是纯洁而完美的。”接着，你就会想起贯穿高尔基全部作品的思想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这就是说，你通过艺术形象，通过人物，领会了小说的主题思想。抽象的思想在文艺作品中长出了血肉，变成了人，正是这一点使文艺作品有别于哲学论文。艺术家创造的成果一一就是变成了人物、角色,“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者的主题思想。即使你很久没有重读《套中人》这篇小说，甚至忘记了别里科夫故事的全部细节,但是只要想起这篇短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想到那些害怕新事物的人，便立刻会有一个弯腰躬背、穿着胶皮套鞋、大衣领高高竖起的胆小怕事的人的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我认为，人物越能清晰地表现主题思想，主题思想越多地体现为人物，这样的作品艺术性就越强。反过来说,“偏移出”主题思想的人物性格,就象有一种颜色没有套准的多色画一样，叫人看了不舒服。阿.费先科在他的短篇小说《到区委去》中这样描写一位区委书记的外貌:“他的脑袋硕大而沉重，两鬓开始发白，头总是微微偏着。左眼上端正地蒙着一个黑丝绒眼罩;可右眼却神采奕奕，机敏锐利，闪闪发光，不时眯缝着,好像在询问,提出要求。”我们完全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位书记脑袋没有那么“沉重”,而且是有两只正常的,而不是一只“不时眯缝着的”眼睛，那我们对这位精明强于的区委书记的看法不是会更好一些吗?不能说阿.费先科根本不会描写人物的外表。就在同一篇小说中，他用下面的一些词语来刻画集体农庄主:“一看见莫斯科人牌小汽车国，马克西姆总是感到吃惊:库兹马彼得罗维奇竟能把自己肥胖笨重的身躯挤进车内，竟能在那里握方向盘....这一切都描写得绘声绘色。可惜这些描写都白费了劲，因为库兹马，彼得罗维奇的胖瘦跟主题的发展毫无关系。了解人，并且把他塑造为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一-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解决它远不是对你周围那些活生生的人作一种简单的、自然主义的“临摹”所能奏效的。写到这里，作家维.马托夫打断了我一下，提了个问题.“原型究竟是什么'(《新世界》杂志，1953年第9期)。他接着说;“难道列夫.托尔斯泰是先构思了娜塔莎。罗斯托如的性格，然后才在妻妹贝尔斯(邸以后的库兹明斯卡娅客)身上发现了那些对已构思出来的娜塔涉的形象很合适的特点，再把它们固定下来的吗?当然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马托夫引用了T.库兹明斯卡娅的一段人所共知的回忆，这段回忆说明，库兹明斯卡娅就是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原型。应该承认，库兹明斯卡娅在《战争与和平》中除了自己外还发现了许多原型(罗斯托娃伯爵夫人一即健在的妈妈,鲍里斯一一-即波里瓦诺夫，等等)。倘若你十分明确人物体现主题思想的真谛，那么你显然会明白，作家的工作不是简单的真人写生。他的任务并不在于简单地使人物与原型酷似(即使生活中有这个原型)，而是比这要复杂得多，重要得多。可以说，作家的任务是与如实摹描恰恰相反的。作家的任务是要从人物的面貌中去掉那些妨碍表现主题思想的细部，并以有助于更充分、更鲜明地表现主题思想的特征和细部来充实人物形象。在此取舍过程中，人物身上必然会反映出作者自己，表现出他的爱憎、他对生活的看法和他的世界观。“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点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性-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因此，你不要把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各自长篇小说中彼得一世形象上的差异认作是沙皇性格的不同表现，而应首先认为这是对沙皇形象认识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作者世界观的不同。至于《战争与和平》中主人公们的“原型性”，列夫.托尔斯泰对此说得十分明确:“如果我的全部劳动就是临摹人像，那我将耻于发表作品。托尔斯泰在提到只有阿夫罗西莫夫和杰尼索夫是他真正相识的人的姓名后，接着说:“所有其他的人物都完全是虚构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型，无论是传说中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之所以乐意认为自己是文学作品中的“原型”，是因为完美的艺术形象能够鲜明地显示典型的特征，即许多人所共有的特征。安德列.普洛特金被认为是肖洛霍夫笔下人物达维多夫的“原型”，他对此曾风趣地作过解释。普洛特金(现在是莫斯科近郊一家工厂的厂长)三十年代曾参加过顿河地区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并结识了肖洛霍夫，当然有助于作家发现达维多夫这个形象。但是，普洛特金在反驳那些认为他就是达维多夫“原型”的人时写道:“肖洛霍夫的作品如此典型和真实,以致不止一个人可以在达维多夫以及梅谭尼科夫、舒米卡及其他人物身上看到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书中的主人公们蜚声已久的名字这样随随便便与某些个人联系起来。”维.马托夫谈起原型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在他看来，如果作家是根据主题思想，而不是根据活生生的人来“设计'自己的主人公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将是公式化的，没有生气的。然而问题在于，作家脑子里的思想不是随意产生的，它来自周围的现实生活。创作过程可以大致作如下的表述，研究数百个同样的个别生活现象，对它们进行思考，产生主题思想，再把主题思想变为一个概括性的艺术形象。也可能是相反的过程，从形象到主题思想，也可能是艺术家的创作思维活动同时进行，但事情的本质不会因此而改变。例如，我在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听了区执委会主席甲同志的讲话。“在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甲同志说,“我批评了边区执委会主席和边区党委执行局委员乙同志对农业的领导软弱无力。这以后，乙同志立即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在我周围制造敌对的气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恫吓我。”如果这样的讲话我是头一次听到，也许我不会在意，只当它不过是个不正常的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知道这类讲话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就不能不感到气愤。我一定要描写一下那些压制批评的人是如何阻碍前进的，一定要把压制批评者的形象用讽刺的形式公之于众。然而在动笔之前，我还要尽量对这种人做更进一步的了解。他可能有许多优点，也许他受过高等教育,喜爱读诗,也喜欢批评人等等。但我的任务应该是发现并揭示出能反映未来短篇小说主题思想的那种性格特征,即压制批评这一特征，并在人物的举止、谈吐、衣着、外表方而找到最能强烈表现这个可厌的人物的色调。当然，在未来的短篇小说中人物不能用他生活中的真名真姓,我得把这种个别现象变成比“原型”意义更广泛的东西。于是，短篇小说写成了什么是它最先的基础呢，是思想还是“原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如同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决的。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如果作家硬要去“编造”主人公的性格，那他注定是要失败的。只有当读者能在人物身上看到自己所熟悉的特点，只有当这些特点综合起来能表现出作者的深刻思想时，人物才会生动而有吸引力。杜勃罗留波天写道:“把最高尚的哲学观念自由地转化为活生生的形象，同时也对人生之中每一桩事实(即使是最特殊的和最偶然的)的较高的、普遍的意义获得深刻的了解，这是科学和诗歌之间完全融合的最高理想，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到这个境界。上述这些话是杜勃罗留波夫很多年以前(1895年)说的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武装起来的苏联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这项任务。不久前，我同一位文学家朋友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假若今天我们有幸出现了一百个天才，而且他们都去描写,比如描写完美的突击手的典型,他们要都去追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那种理想境界的话，将是很可怕的。如果他们全都达到了那种理想境界，那我们的文学中将会出现一百个彼此相似的人物，就像一百个孪生兄弟那样。”这种担心当然是多余的。描写典型性格，绝不意味着只能描写一定社会集团具有的一种主要特点或几种特点，而排斥个人的特点，如这个人的个性、特征、习惯,以及民族的、年龄的、职业的特点等等。仅从人物具有不同的生理气质这一点，就可在同一社会典型内部把人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死魂灵》中的诺兹德廖夫一性子暴躁的人，沙巴凯维奇一性子冷漠的人，乞乞可夫一一性格活没的人，坚捷特尼科夫---性格忧郁的人失去个性特点的主人公难免平淡、苍白或者如我们惯常说的“公式化”。恩格斯写道:“.....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单个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四即使在某一社会集团所固有的主要典型特点当中，善于观察生活的作家也能找到性格方面的种种差别，根据这些差别，他一个人就能塑造出一系列属于这一集团的、彼比不同的代表人物。有才能的艺术家不会去重复已经发现了的和已经认识了的事物。他总是竭力按自己的方式来观察人，丰富我们对人的认识。作曲家威尔地在同画家摩列里就雅各图的外型进行争论时说过;“你想把他画成一个矮小的，如你所说的不太体面的样了，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就是那种毒如蛇蝎的狡诈之徒...而如果我是淡员，娶演雅各这一角色，我宁愿要这样一副扮相;瘦高个儿，薄嘴唇，一对小眼睛跟猴子眼那样紧挨着鼻梁，高额头，极为发达的后脑勺，举止有点心不在焉、随随便便、冷漠无情，好怀疑，好嘲笑人。这种人才可以骗过所有的人，甚至自己的老婆。矮小面凶狠的人只会引起大家的疑心，谁也骗不了。顺便说说，我们的许多短篇小说，糟就糟在小说的主要人物要么只具有对大范围的社会集团有代表性的特点一一这样一来，人物就变成了没有生命力的公式化形象，正如恩格斯所说，“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了，要么就只具有偶然的、个别的特点一一这样一来，主人公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失去了思想的深度。未来作品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形象、典型、出场人物来体现的。为了把主题思想变成形象，作家要动员一切他能用的艺术手段，通过主人公的外貌、衣着、房间的陈设、主人公的谈话来突出典型的特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常常利用主人公的名和姓(你一定记得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②的不幸是从他择名时就开始了,而毕巧林与奥涅金彼此近似，就象寒冷的伯朝拉河近似寒冷的奥涅加河一样@)。在读初学写作者的手稿时你会发现，年轻的作者们不知为什么对人物的外表、肖像这样一些重要的形象特点运用得很差。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莱辛国的书中引证了法国人居博的一段话，“有一次我到祖利采夫那里，正碰见他跟另一位熟人贝格林站在一幅刚刚完成的巨画跟前。我对这幅画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我们坐着，聊着，可是我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总盯着那幅画。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子的像。'您好像对这幅画很感兴趣?'贝格林说道。'您对它有什么看法?’'我敢打赌,’我说，'这是某个人的肖像,想必肖像跟本人是十分相像的。’'为什么您有这种想法呢?’'因为他的面部有许多地方酷似真人写生。’“那么您谈一谈，您根据这幅肖像，对被画的这个人有怎样的认识呢?'“这个男子应是一位智力过人、精力充沛、活泼热情的人。这些品质也应表现在他的性格上。除此以外，他的性格还应是非常坚毅的，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心地宽厚，喜好娱乐，为人正直，可是却触犯了他的信念或成见，那就得小心。’'这么说，您认识这个人?’'不，我从未见过这幅画上的人。’'可您把他的优缺点说得如此准确，就好像您跟他生活了一辈子似的。这是莱辛先生的肖像，出自格拉弗先生之手。''这是格拉弗先生的莫大荣幸，因为我从来没看见过莱辛先生。’①不必夸大宫廷画师的成就，因为莱辛的肖像与格拉弗应德累斯顿书商订货而作的那些照相般酷似的赫尔德肖像、席勒肖像、维兰肖像相比，并无十分出色或十分逊色之处。不过，假若你仔细地看看这幅肖像(在苏联百科全书第二版第二十五卷里可以见到)，就会对它特征刻画的准确性确信无疑。直视着你的是这样一个人，他脸型平常，一双聪明而好奇的眼睛，随时都像要笑，同时又显出刚毅和果断的神情。就是这个人，在碰到典型和个别的统一，按他的看法，处于无法解释的矛盾之中时，就会露出一副孩子般真诚和懊恼的神情写道。“无须把所有的困难都解决，留待读者自己去思考吧...通过具体挑选出来的个人外表上特有的细节，来塑造突出的典型形象，这一创作思想的优秀范例莫过于《当代英雄》中对毕巧林的描写。你仔细注意一下，作家是如何巧妙地把主人公的外表特点同他内在的心理特征联在一起的。“他身材适中，匀称而苗条的躯干和宽阔的肩膀，证明他有一种足以忍受流浪生活的一切困苦和气候的变易，无论首都的淫逸生活和内心的暴风雨都不能征服的强健体格，他那只扣住底下两个钮扣的满是灰尘的天鹅绒外套，让人瞥见那显露出上流人习舞的干净耀眼的衬衫，他那已经弄脏的手套，看起来就象特地为他那贵族的纤手织就似的，当他脱下一只来时，他那苍白的手指的瘦削样儿使我颇为惊异。他走起路来带着懒洋洋的、心不在焉的样子，但是我留意到他并不摆动两手-像这是性格相当缄默的可靠标志。”你必须根据你所面临的课题，挑选出有助于看清主人公内在本质的他的肖像特点。这些特点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要避免仅仅记录一堆偶然的、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特点。你必须记住,人物身上一颗在生活中本是毫不惹眼的胎痣，只要在短篇小说中提到了它，它就会马上变成一个含义深刻的细节。人物外表上那些偶然的特征会把读者糊涂，不管作者的意图如何，它都会造成一种对人物的错误印象。特.泰丝在其短篇小说《库济亚》中对工程师的妻子作了这样的描写，“她...微微张开像猫嘴般温柔小巧的嘴,打了个哈欠。”尽管并非出自作家的本意，可是却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个女人是个凶狠的、“好咬人”的悍妇。而实际上，从下文看，工程师的妻子是一位善良、聪明的妇女。年轻的作者在描写自己的主人公时，常常赋予他们某些笼统的和不必要的特点。例如描写主人公是个高个子，可是给你的感觉，即便他是个矮个子对短篇小说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写主人公三十岁，可是看得出，他就是二十岁或五十岁也无关紧要，写主人公鼻子上有一颗疣子，可让你觉得，他没有这颗疣子，一切也都照样能行。主人公形象模糊的原因常常是作品的主题思想不够成熟。模糊的主人公形象总是伴随着模糊的主题思想。你对材料研究得越深,你意识中的主题思想随之越清晰，那你想象中的主人公，连同他有代表性的、出人意料的特点、就会显现得越分明。如果主题思想不是过于简单，也不是借自他人的作品，而是在你的心中自然而然成熟的，那么，你对主人公就会有自己的看法，就会在他身上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对主人公有独到的观察，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必须具备的素质。请看奥诃夫在车厢里遇到一位意外的女旅伴时所作的一番有趣的描写:“她脸上的皮肤绷得很紧，因此，她要睁开眼睛就得闭上嘴，而要张开嘴，又得闭上眼睛。”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一句入木三分的描写。“鼓腮脸，鼓鼻子鼓眼厚颜无耻的家伙。”青年作者们的典型错误，就是他们对主人公的描写常常是肤浅的。很久很久以前，在古代的戏剧和古代的文学作品里，有一套必须遵循的、用于一定人物的标准品格的公式。古希腊戏剧里就有体现各种意象(如死亡、暴力、信念)的面具。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美女常常被描写成这样。“她的眉毛又细又长，眼睛跟羚羊眼一样。她的鼻子似剑刃，香腮就像银莲花，小口好似苏莱曼的印铃，皓齿如同一串珍珠，肚脐眼能装下一盎司核桃油。”现在某些青年作者的作品中，也能碰到类似的东西。正面人物，必定是眉清目秀，漂亮潇洒，头发卷曲，反面人物，总是阴沉寡合，眼睛不住地东张西望，特务脸上则常有伤疤。为了表现人物的典型特点，必须仔细地研究人，因为这些特点平常并不都露在外面，它们有自己的个性，是不能塞进“正面”和“反面”这样一套标准的刻板公式中去的。非常好的人也许外表阴沉、孤僻，而心灵空虚的女士倒可能“各方面都招人喜爱”。让我们来看看格.拉多夫在他的短篇小说《彼得*叶戈雷奇》中是如何描写一位上了年纪的五金工人。“这是一个颇为古怪的人。外貌显得并不老，高个儿，像许多五金工人那样，背有点几驼。毛发过多，眉毛成绺地挂在眼帘上、遮住了鼻梁，就这样，地方还不够用，又垂到了颧骨上。两眼明亮、清澈，呈浅蓝色，跟他那严肃的体态完全不相配。你瞧他，白发无一根，皱纹无一条一完全象个四十来岁的人。可你听他说:'1912年我就在机车库打下手....你一估算:'好家伙!大叔，你都五十好几了'他为人谦逊，不好靠前。一开会就躲到远远的角落里，皱着眉头，似睡非睡、似听非听地呆着。”接下去讲的是这位墨守陈规、习惯于按老一套办事的人，如何变成了一个推广新工作方法的倡导者，讲他的内心变得年轻了，而他的外表仍像小说开头时那样，一副毛发丛生、虬须如棘的样子。这篇短篇小说就它对主人公描写的真实性及其与整个作品主题思想的一致性来说，都是十分成功的。大家都知道，描写人物的生活环境是介绍人物特征的一种好办法。我们还记得，普希金曾用一个句子就描写了《黑桃皇后》中老伯爵夫人过的那种停滞不前、一潭死水似的生活:“靠墙对称地摆着几把褪了色的花缎扶手椅和几张上面放着几个羽绒垫子、镀金早已剥落的长沙发,凄惨地立在那里。”这种把环境描写与对主人公特点的刻画合而为一、表现力丰富、因而对短小体裁作品非常活用的手法，很遗憾，我们的作家很少采用。在读帕.扎格列别利内和尤，波诺马连科①合写的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时，你可以从下面的描写中，了解到许多关于废弃的采石场的看守人安德列。马克西莫维奇的情况:“办公室里还保留着一张战前的、铺着一块破呢子的写字桌，桌面上有一摊向周围浸开的黑糊糊的墨水迹，，还有一架带大听筒的'奥尔多南斯’型老式电话机。电话由于不用已经掐断，就在这架电话机旁坐着一个退出了现实生活的看守人，他无事可做，感到忧伤无聊，常常一个人出声地自言自语。”顺便再说几句关于对话的问题。某些作家在写对话时，关心的只是尽可能鲜明地把谈话的主题表现出来，而忘记了在人物的对话过程中也应该同时介绍人物的特点。这里说的不是要用特殊的词语和俏皮话去“丰富”对话，而是要懂得人物的特点主要是通过他谈话的含义以及说话的方式被表现出来的。在上面提到的拉多夫的短篇小说《彼得。叶戈雷奇》中，有如下的一段描写:“在契尔卡索夫工段也常常出事故。女铣工不是干活走神用错铣刀，结果弄出了废品，就是忘了收拾车床，要不就是接班晚点。于是主任又来找彼得。叶戈雷奇:'你看，为了吓唬吓唬她，是给她一个警告还是申斥?’'您瞧着办吧,'契尔卡索夫慢吞吞地说。'可您了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吗?’看，这里没有一个特殊的字眼，话也不多，而彼得，叶戈雷奇，契尔卡索夫的性格却跃然纸上。而阿.费先科在他的短篇小说《到区委去》中，写到区委书记劝说生产队长来领导整个集体农庄时，却用了这样一些话:“目标明确，任务清楚1那就前进吧!只能一往直前!”“认真学习与广泛的实践相结合一一这正好是你所必需的!”是这么回事，斯扎尔波夫。你得明白:大家把这样重大的事托付与你，大家相信你。区里的共产党员相信↵虽然从小说里看，最后区委书记说服了队长，可是我既不相信这场谈话，也不相信这场谈话的效果。短篇小说中的对话应该简短、鲜明。短篇小说不是长篇小说，它不能容忍那种长长的议论。我越来越主张把逐字逐句传达过分好说话的人物的争论和思想活动，代之以简述他们的谈话内容，不是传达谈话本身，而是表达这一谈话应该给读者造成的印象。例如，无与伦比的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就是这样做的:“她说的话很多，提的问题也不连贯，连她自己也立刻就把自己问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那些几乎完全靠对话构成的短篇小说。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描写人物的活动，这是不在话下的。刻画人物活动时，需要注意的不仅是他在做什么，而且还要注意他是怎样做的。可以说，主人公的性格最明显地表现在这样的时候，即当他碰到与自己的性格“相矛盾”的情况时。例如，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个性，在他向一位“要人”诉说自己的外套被窃时表现得最为鲜明，而《套中人》的主人公别里科夫的个性，则充分表现在他突然想到要结婚的时候。列夫.托尔斯泰在构思他未来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时说过“既然我们的胜利不是得之于偶然，而是有俄罗斯人民和军队的性格作其基础，那么，这种性格就应该在挫折和失败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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