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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全国性政权，它在冲击以汉族为正统的思想以及它所实行的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和文化政策方面，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文章从止杀令、招徕绥辑、建立行省、兴学开科和设置站赤五方面探讨了元朝统一云南过程中所采取的特殊的民族政策。 [关键词]元朝；云南；民族政策 云南在秦、汉、唐、宋时期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但只是羁縻而已。直到公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平定大理以后，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元王朝继承了汉唐以来的羁縻之策并加以完善，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才真正实行云南与内陆的大一统。云南成为元朝的十一行省之一后，有力推进了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元朝能顺利统一云南，与其对云南正确的民族政策息息相关，本文从止杀令、招徕绥辑、建立行省、兴学开科和设置站赤几方面探讨了元朝对云南的民族政策。 一、止杀令。大理国是宋王朝的一部分，是南宋抗御蒙古贵族西部战线的主翼。蒙古贵族为了消灭南宋，决定采取大迂回的战略，进军云南，征服大理国，并从云南民族中吸收兵员，南北合兵包抄南宋，最后消灭南宋，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但元军在两次进军云南没有取得预期战果。为了完成既定方针，宪宗二年，忽必烈亲自出征，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自临洮、吐蕃，穿过西南，飞兵奇袭，过大渡河，乘革囊渡过金沙江，攻取大理。进军途中，元军“禁杀掠焚庐舍”，一反过去野蛮烧杀的行径，所过望风款附。兵围大理时，又饬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于众。大理国王及其柄臣高泰祥逃走以后，“太弟整众入大理，人民安堵如故，若无兵者，国人大悦。”[1]忽必烈的“止杀令”的实施，赢得了云南各族人民的信赖，有效加速了元朝对云南的统一。 二、招徕绥辑。忽必烈远征云南途中，曾遣使前往大理招抚，道阻而还。渡过金沙江以后，“再使招之，至其国遇害”[2]。围大理后，“又使招之，三返弗听”。高泰祥俘获以后，“太弟面讯之，不屈，欲官之不受，乃命斩于五华楼下”。[3]对其孤儿，仍令世代为官。大理国王段兴智擒获后，也释放不杀。在忽必烈的招徕安辑政策下，大理国境内各民族的贵族分子多数投降，并转为蒙古贵族效劳。丽江麽些头人阿良投降以后，引导蒙古兵攻打大理城，并在攻打其他地区中充当先锋。已投降的大理国王和他的弟弟段实，更成蒙古贵族征服云南各地的得力助手。段兴智被俘投降后，曾觐见宪宗蒙哥，“献地图，请悉平诸君，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4]。大受蒙哥赏识，赐名“摩珂罗嵯”，并命他“悉主诸蛮白爨等部”。段兴智回云南后，亲率白族士兵，引导兀良合台继续镇压仍在反抗的各族人民，并深入邕管和日南，而死于“王事”。其弟段实也在镇压舍利畏和白族、罗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中，进一步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赏识，对他“元至优之渥”，“以彰同视之仁”[5]，给以和蒙古贵族同等的特殊地位。他的子孙一直世袭为大理总管。元朝在征服大理后，还在酝酿组织了以白、彝族为主的爨白军，随兀良合台进攻南宋，转战于长沙武汉之间，今天湖南洞庭湖边的桑植县的白族，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大理段氏不惜肝脑涂地以报效元朝，虽有其内在的一些原因，但蒙古的招徕安辑的政策，对安定云南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建立行省。蒙古贵族之征云南，虽然取得伟大胜利，但由于孤军深入，补给不易，在行军和作战中，军队减员太多，十万人仅存二万，不得不拉拢已投降的白、罗罗等民族等中的贵族分子，在他们原来的地域基础上，设立万户所。任命他们为万户、千户、百户长，并建立乡兵，以守卫地方，并补充蒙古兵源。蒙古军官则充当大元帅、都元帅，以统领蒙古兵驻守监督；又派遣蒙古王族为云南王以总其权。这是一种临时的军事管理制度。到了云南政局稳定以后，元世祖忽必烈就派赛典赤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建立云南行中书省。 云南行中书省的建立，对云南的政治措施有了较大改革。撤销了过去的万户、千户、百户等军事组织，改设为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委任各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把云南行省稳固地建立起来，形成了辖总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县五十、甸部寨六十一的局面。并把行政中心由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从此，“云南”正式成了行省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至今沿用未改。 四、兴学开科。元李京《云南志略》和《元史·张立道传》都说“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后，分置省府，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佛”。尊王羲之是南诏时曾尊崇他的书法，至于不知尊孔孟，则不是事实。南诏晟逻皮时就立孔庙于国中，史有明文，不能因地处南蛮而轻易污蔑。但元朝在云南各地兴建孔庙，保护庙学书院，并对“贫寒老病之士为众所尊重者，月支米粮，优衅赡养”，则是有的。同时，元朝还在云南开科取士，其待遇优于南人，可能是云南在元统一全国以前就已归附的缘故。元朝在云南兴学开科，目的虽在于笼络各族上层，但对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设置站赤。元朝在云南建立行中书省的前后，设置了站赤（驿站），开通与内陆交往的道路，活跃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资交流。仅云南省内就有站赤七十八处。其中，中庆驿道不仅与川黔相接，而且北通武定，西经威楚而至大理。大理驿道又北通邓川、剑川、丽江，西经漾濞、永平、金齿而至缅甸。中庆东南路由晋宁经河阳（澄江）、维摩（砚山县北部）之间各站而入邕管（南宁）。这些星罗棋布的站赤，把云南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城镇连接了起来，又通过这些城镇，联系其周围广大的各民族的村落。元朝政府还保护商旅的安全，减轻商业税收，内陆商人都乐意到边疆民族地区进行贸易，因而一些城镇和农村集市很快繁荣兴旺起来。元朝在云南各民族地区的站赤，密切了云南各民族地区与内陆的联系，活跃了云南各民族内部，以及与内陆汉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加强了全国范围内政治上的统一，其影响是很深远的[6]。 参考文献： [1]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M].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234-235. [2]周祜.大理古碑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43. [3] 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M].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235. [4]尤中，著.云南民族史[M].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编印，1985：5. [5]段金录，张锡禄，等编.大理历代名碑[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57. [6]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318-320. 作者简介：尹桂丽，女，云南省大理学院体育科学学院，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论文来源：《黑龙江史志》 2013年第9期 转载注明来源:https://m./4/view-419275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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