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价值

中华民族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要比自由、平等、民主更为重要，叫做核心价值。第一是安全。天道人心，体恤苍生，以民为本。第二个价值是公益。公益比公义要大，公义主要是精神原则，但公益的目的是转化为社会福址。第三个是信赖。从诚道可以推出信赖，从信赖可以发展连续的社群意识，由此而及大同。第四个就是学习。不通过学习，永远达不到目标。

□：黄老师，您好！我们往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犹未敢忘国”的传统，故时常会讨论一些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一个大的主题：全球化时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价值。

■：是啊。我在一篇文章《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理论》中谈起过一个故事：“9·11”之后，我曾经在教工俱乐部遇到《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教授，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我问他为何没对“9·11”发表一些看法，他说：“这不是我的专业，而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意见更合适。”美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学院派知识分子。这有好的一面，对问题的认识更精细、更具体。但是也有缺憾，就是往往忽略甚至故意回避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发生重大事件特别是重要转折的时期，人们更需要对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并保持关怀，因为它关乎人类的命运和未来。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一个时期，需要对大问题保持关怀，在美国也有一些被我称为“自由主义左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近几年一直在问：当世界从“民族国家”转向“全球社会”的时候，什么是中华民族的贡献？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信息？可是，来源于中国学界的声音是如此微弱，高分贝的喧嚣仍然是盗版的西方学术在中国的大合唱，嘈杂并且浮夸。因此我们能够讨论一些大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我的印象中，您喜欢将全球化表述为一个“大同”社会。您不能说说您对于“大同”的理解？

■：我们此前讲“大同”只是一个祈望，不能触及。西方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摩尔的《乌托邦》等等，都是如此。但是今天的情况使得我们讨论大同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全球化。民族主权国家，将世界割裂的时代即将崩溃了。资本已经越过国界，国界越来越没有意义，政府成了资本的合伙人，世界的结构正在改变。此前因为意识形态，因为地域，因为习俗的不同而分割的世界正在整合起来，变成一个资源共享，成就共享，经验共享，当然风险也是共享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地方经验，具有了普世化的可能。可是现在的问题是面对这样的经验，如何去整合，要将世界整合为什么样的社会？这就需要我们的古典经验，需要我们的历史记忆，需要中国的群体智慧，需要我们中国经验和价值的参与。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要了解这些价值的发生和变化，更应该了解我们的资源能够做什么，这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中国在未来的制度创新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有一个广大久远的地方经验，有几千年历史，管理了几亿人的族群，一旦进入世界的制度中，这将是多么大的力量啊！

□：这些年您或许也会有感受，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有儒学热的倾向。我们上次也谈到过“于丹现象”，她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背后自然有更大的力量在。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些“几”，从中我们或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中国有一个道统，政统要与道统恰合，这样国家方能健康发展，国家方能有历史根基和道统根基。我们此前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提“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等，都有类似的迹象。

■：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处理“和同”问题上，孔子将其当成对立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有些人不了解，从张艺谋的奥运会就可以凸显出来。和是从音乐中来，和谐也是，和声谐音，都与音乐有关。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他最讨厌的是郑声，靡靡之音，谓淫乐。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和，敲鼓拉琴各操各业互相不同，但是他们能够互相配合，而且正是相互配合才产生美妙的音乐，其所以美妙是与你的心神和为一体，超升你的情操和境界，这就是和谐。所以和一定以不同为前提。和就是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尊重人与人的差异，只有每个人充分独立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和，这叫“君子和而不同”。

□：我们刚才讨论了西方的强势资源，您觉得中国的“文化资本”中哪些比较值得注意？

■：中华民族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要比自由、平等、民主更为重要，而且从价值结构来说也更完善，它不需要另加条件前提，这叫做核心价值。第一是安全。天道人心，体恤苍生，以民为本。第二个价值是公益。公益比公义要大，公义主要是精神原则，但公益的目的是转化为社会福址。第三个是信赖。从诚道可以推出信赖，从信赖可以发展连续的社群意识，由此而及大同。我讲的信赖是在公益的基础上推己及人，所谓天道无欺，一视同仁。第四个就是学习。不通过学习，永远达不到目标。一个人活着若知道要学习，这个人的暴戾之气会减少，往大处说，战争亦会减少。学习才是和平的保障。

□：我记得章学诚有一个说法，叫“圣人师民”。这些年回到传统的呼声比较高，很多学者和学生已经在身体力行了。只是传统的文化资本被闲置了很多年，可能被灰尘蒙蔽了。

■：若是真正的文化资本，就不会被闲置。在草根社会中依然会发挥作用。如果一个文化资本完全不发挥任何作用，这个文化就已经死掉了。比如我们从那些政治人物身上依然可以看出。温家宝等人喜欢跑到民间去，去关心民间疾苦，去跟老百姓聊聊。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这些都融合到现在的政治行为之中。

□：对。某种意义上这是《大学》说的“亲民”。我第一次读1939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非常惊讶。刘少奇征引的理论资源固然包括马克思、列宁等人。但是时刻挂在嘴巴边上的还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他对共产党员修养的要求，是要求做到君子。我想不仅在上面，下面儒家亦在起作用。

■：美国一个汉学家叫莱文森，他是费正清的学生，后来在柏克莱任教，对他的老师有很多批评挑战。他对中国的命运有着很大的同情感。莱文森写了《儒教中国及其命运》，他对这个大文化传统感同身受。他是犹太教的，对传统有深厚的体认。他认为，儒家的道德、伦理等，真的是好。但是儒家是和帝国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帝国崩溃了，帝制也解体了，很可惜，儒家就成了孤魂野鬼。他对这个情况有着无奈的沧桑感。我的问题是莱文森这样理解儒家是不是正确，儒家到底是不是皇家学说。在我看来，儒家真正的问题意识是扎根在日常生活中，儒家面向的是每一个人，不仅仅是皇权政治，政治只是人的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中国社会，儒家是日常人的文化生命，普通人的信仰原则，生活方式都是基于之上。皇权可以垮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皇权垮台后儒家亦将无用了。

□：这个中间有个变化。此前强调周孔，后来宋代推孟子，强调孔孟。周孔是和皇家联系的，孔孟是和民间联系的。

■：我有一个法国朋友叫杜瑞乐。他曾经带了一个工作小组到中国华南的农村做田园调查，看看华南农村老百姓日常处理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几年研究下来，他发现老百姓解决各种问题的方式，对各种问题的判断，以及价值标准，他们的立场，依旧是儒家的，完全是传统的。不论科学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发展，这些百姓的待人接物，评判标准，甚至对政治的态度，其背后真正的资源还是儒家的。这就是大传统体现的天道人心。它不以时间计。

文化资本的运用，如果自觉最好。但是即是不自觉，它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文化是有生命的，它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如果不自觉，其负面影响也会出来。

□：对。我们有责任将我们的传统从不自觉起作用变化成自觉在起作用，不仅仅在中国，而是要进入世界价值之中。

■：一个国家形象的建立，不仅仅靠财富，还要靠其背后的价值。很多小的国家事实上是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比如基督教的经验是在耶路撒冷发展出来的，那是多么小的地区。所以孔子重视文化的力量，而不是靠政治暴力来维持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社会如果靠军队和警察来维持，那一定是短命的。这是黑格尔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出现主要就是靠税收、军队和警察。在这方面，哈贝马斯有突破，他看到对话、聊天、茶馆、圆桌对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意义，这就接触到文化资本的运作了。

学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才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使命。所以孟子说，士农工商，士不是去发展生产力的，而是去引领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革命是从日本转译而来的。梁启超在1902年写了一篇文章——《释革》。他先将reform和revolution区别开来。革命，他举得例子即是法国大革命；改革，他举得例子是英国。

■：现在我们将革命只是理解为暴力革命和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不够。我举过一个例子。罗尔斯在课堂上讲veilofignorance问题，一个学生说，老师您讲得很好，您的观念我也可以接收，可是我请教你，假如你碰到希特勒怎么办？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罗尔斯在课堂上等了十分钟，然后说，只能将他杀了，才能讨论公正的问题。因为罗尔斯假定所有的人都是讲公共理性的，但就是有一个人不管这一套，他的存在让所有的公正都不可能，这该怎么办。我反对目的论的革命，但是我能接受这种作为手段的革命，能够接受当所有的改良都失败之后不得不进行的革命。

□：孙中山和毛泽东的革命不一样。比如清末有排满的倾向，邹容的《革命军》正是此意，孙中山强调“民族主义”，亦有民族革命的意图在；毛泽东则是阶级革命，所以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的文章，以阶级重新理解和塑造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体系。

■：对。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进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受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影响，然后以之为基础去理解中国社会。但这和马克思的观念不太一样，马克思是以生产关系来决定阶级属性，毛泽东则完全不在乎生产关系，直接拿财产多少来划分阶级，因此产生农民是了不起的无产阶级这样的中国特色，背后有很多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要处理的课题。当然毛泽东有另外的意图，他要以此去发动群众，去赢得革命的合法性。

□：但中国的士君子一直就心系民间。

■：朱熹、象山之后，修身被强调了，儒家更是和民间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族群智慧，它是开放的。儒家的人物往往在朝廷当官，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阳明等都是如此。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在红尘中转变红尘”。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朝政有着极强的参与意识，就是要参与其中，使得这个政治系统符合天道人心。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知识分子对政治绝不信任，这是自觉的体制外的批评意识。所以，我说西方是批判的建设性，中国是参与的建设性，这不同。和谐社会，重要的就是参与。

中国名留青史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因为抗议精神，但构成中国知识分子大传统的不单纯只是抗议精神，亦有合作、参与，为民请命就不能只用抗议精神来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志在“君王师”，要教育君使之合乎天道，其责任比君还要大。所以他们的参与不是空洞的，一是教育和培养，二是辅佐，三是批评，四是抗议。如果这个朝廷真是无药可救了，知识分子可以跑到民间，成为抗议的领袖，所以知识分子是在庙堂和江湖之间。这个参与是既参与社会，又参与政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转变社会当为政治的目标，而不是将政治利益当成最高的目标。西方的批评传统，当然有价值，对政治可能的作奸犯科始终保持警惕，防止政治的腐化，但其问题在于，他们不能将政治的有价值方面凸显出来，只是强调了政治的阴暗方面。法国当年甚至有这么极端的言论，“宁可跟着萨特犯一百个错误，也不跟着雷蒙·阿隆做一件正确的事”。雷蒙·阿隆是西方的异数，他参与政府政治，做文化部部长；萨特则是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要，而是热衷于游行和抗议的街头政治。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理解可以极端到如此程度，所以更值得检查中国的智慧。

我们与此不同，我们有独特的资源，问题是我们的资源被灰尘蒙蔽得太久了，我们要将其打扫出来。首先使得这些资源可以参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然后在全球化的时代亦会进入世界之中。我有一个信心，如果参与的建设性得以充分发挥，民主可能会发展出新的形态，民主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这里既是学术创新，也是制度创新。这是需要有使命感的，下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或许情况会好些，至少我有这样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