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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贵 对于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上班族，尤其是染上“围城疲倦症”的人，闲暇时总归不能老是宅在家里刷微信，因此也就特别向往诗和远方。不知你想过没有，诗和远方有关系吗？ 从语义上说，什么是诗，什么是远方，大家都懂。可是，说起两者的关系，就有点稍显复杂了。 有人游说，学会把日子活成诗；有人自慰，诗意栖居。这当然好，问题是，支付宝里能够支配多少钱，锅碗瓢盆怎么办？也许有人会说，诗意栖居不在于钱多钱少，在于心境。就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要知道，“五柳先生”陶潜，当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是因为厌倦了官宦生涯，于是从县令的位置上挂印辞职归去来。他手头倘若没有一定的积蓄，足够的雇工，他靠什么置办田园，打理生活？桃花源很美，很理想，很超脱，也比托马斯·莫尔构想的乌托邦早了一千多年，但这不过是陶老先生幻化出来的梦境，或者说是个美丽的传说。美固美矣，值得憧憬，却当不得真。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哪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按理说，诗意栖居，无所谓远近，心中有诗意，处处是远方，触目有灵感，落笔即成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是近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晴天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镜头就拉开了，但也还是遐想。若能像李白那样“挥手自兹去”“孤蓬万里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远足，再浪漫不过了。其实，只要你有那么一份闲心，身处旷野也能感受到春暖花开，又何必面朝大海呢？只要你别“沉醉不知归路”，又何必历尽千帆呢？至于说归来仍是少年，那要看你在外有多久，倘若“少小离家老大回”，就休怪村童“笑问客从何处来”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那是从仙窟归来的神话。现如今，人类已经将“得道升天”变为现实。按照狭义相对论的算法，天上一日，地上一年，那么，航天员在轨驻留六个月后归来，那就是一百八十多年。可是，航天员返回地面后，尽管会有相应的生理变化，但在年龄上只是同步地增加半岁，并不会变成老寿星一样的存在。借用浪漫的类比，说他们归来仍是少年，不也是恰当的吗？ 事实上，诗和远方是两大精神追求：诗歌陶冶心灵，抒发情感；远方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两者的交叉点就是情趣，或者说是人生的调味品。在现世生活中，视角不同，感受也就不同。于是就有了“半是烟火半是诗”的意境。诗里也有远方，远方也有诗意。因为故乡虽好久也厌，熟悉的地方没风景，距离产生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所以就有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欲望。走遍大江南北、周游四海五洲的人，尽管也有疲惫，却也乐在其中。古人说，人生如逆旅，反过来说，逆旅也能快意人生。诚然，李白的逆旅是自由的，苏轼的逆旅是被迫的，但却同样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诗与远方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和谐的一致，一致的和谐。 城市的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好处和方便，但由于它阻隔了我们与大自然的亲近，疏离了我们与大自然的感情，时日一久，许多人慢慢地感到烦闷，感到焦躁，感到压抑，于是便想挣脱这人造的囚笼，谋划着四海云游。可是，以人口密集的都市为轴心，现代化的足迹正在向人烟罕至的地方延伸，即便是来到广袤的原野，我们还能看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吗？即便是走近浩瀚的戈壁，还能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吗？即便是站在江边，还能看到“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吗？但无论如何，视野的开阔总能舒缓困顿的心灵，让人心旷神怡；总能消解虚空的愁绪，让人脚踏实地。至少，也会让干涩的眼球变得湿润，疲乏的瞳仁会变得活泛。 但凡有点“余粮”“余墨”“余乐”的人，都不甘于单调乏味的日常，不甘于司空见惯的风景，都需要放松自己，放飞自己，开阔眼界，愉悦身心，否则就活得太物质、太劳累、太逼仄、太窘困、太憋屈、太苟且、太无趣了。即便不能赋诗填词，也需要诗情画意的濡养、音乐歌舞的闲适。如今的大爷大妈遛弯，手里都拎着个随身听，就连公共环境做保洁的，还塞着耳机听音乐呐。温饱是刚需，娱情是滋补，物质追求与精神享受并行不悖。为什么有人羡慕“那时慢”，也是这个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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