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是现实的，也是哲学的 李红强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止庵的《受命》读时以及读完，一句话毫无来由地横亘在脑海，“杵在时间的河流中”！似一个粗大的叹号，又似烧黑的枯木，固执竖立，任水奔流……这是一种怎样奇怪的意象呵。 认识止庵已经多年。这么多年来，止庵示我的印象，谦和儒雅，是书斋里治史的学者、博览群书的编辑家，也是冷幽默的书评家。忽然间，2021年4月就推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受命》，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看他的介绍，确乎是写过小说的，有中短篇小说集《喜剧作家》等。不过，他过往的作品，还是以研究性、考据派的《周作人传》更为知名。“止庵也写长篇？”在我来说，这惊诧不能说没有。接踵而来的，则是如此的“止庵君”，又写怎样的长篇呢？ 先说小说的故事。冰锋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口腔科医生，技术不错，爱好文学；对文学的爱好，止于阅读广泛、见识不凡，尤其偏爱《史记列传》中的伍子胥传。在上一世纪80年代诗情迸发、思想解冻的时节，冰锋心心念念的是写一部伍子胥的话剧。母亲年迈，时而清醒，更多是忘事；母亲一次清醒时对父亲自杀原因神神秘秘的透露，让冰锋五雷轰顶——因亲密战友的揭发，父亲惨遭厄运，一个人在凛冽荒芜的地下室孤寂死去。酷烈的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告密者官居高位，虽垂垂垂老矣已然退休，但深藏北京一条古老的胡同中，守卫森严，尽享尊荣。母亲已老，弟妹尚小，闻知此事——小说中冰锋给我的印象，是弓起脊背、如激怒之兽，如鲁迅笔下“肩住黑暗的闸门”的眉间尺等，一时间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为父亲复仇！ 《受命》却没给冰锋的复仇设置精巧的路径，全书看不到江湖上的快意恩仇。小说只是让“复仇”攥住了冰锋，冰锋无论做什么，七绕八绕，都绕到这个“复仇”——但冰锋为这复仇所采取的行动，实在是笨拙，而且寥寥，一点痛快劲儿也没有——反倒像研究一件古老的器物，冰锋从司马迁的《史记》到鲁迅的眉间尺，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对佛朗哥的死刑审判，反复端详、研究“复仇”，甄别“审判其罪”和“杀死其人”的异同。甚至说，复仇已经从复仇者本人那里抽离，复仇呈现出了它的本体，它和冰锋既合二为一，又彼此凝视、相对而立。 
如果只是研究复仇本体，又岂是小说？《受命》是哲学的，又是现实的。现实的一端，止庵的叙述不疾不徐，甚至荡开一笔，小说让冰锋昏昏然走入了思想解冻、时间所带来的变化潮流。加入四人诗歌小组，见识了北京那一时节男女才子们铿铿锵锵的诗歌创作、青春怪论，遇到一位名叫叶生的女孩儿，大气、简单、从容、说不上有诗人的梦想，但更喜欢拉着冰锋去看北京一切老的和新的，如春天的花儿一样点点涌现的好莱坞电影、音乐会、画展……他们以自己之眼展开了解冻年代的新气象，以自己的足迹将《受命》变成了一场北京风物人情的“年代秀”。谢其章在一篇《我亲身经历过的<受命>时刻》中，将《受命》所写的生活、地理、风俗做了记忆印证，从市民冬贮大白菜、添置那一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三转一响”四大件，到“副食商场买水果可以自己挑选”而不再隔着柜台被分派；从到北京新开的“东安门大街”“地安门大街”“西单服装商店”去逛夜市，再到“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以及类似的“二七剧场”“红星电影院”看电影《第一滴血》；从到“西绒线胡同东口路北那家内部书店”买新书，到首都体育馆演唱会冰锋点评如刘欣如、王兰等那代女歌手的唱功……种种风物从“不变”到“新变”，让80年代的北京像老胶片放映在今日读者的面前，以至于谢其章称《受命》的年代记录，“除了故事，无一不真”。 为做“真”，止庵下足了考证的功夫。某一日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是快车还是慢车、车票的价格和发车时间，都分毫不差。尤其是冰锋与叶生恋爱期间，从医院出来到影院门口汇合，所乘的几路汽车、沿途的建筑和站点、抵达的时间，也是准确的记录。《受命》还专门附了一张手绘的地图，线条朴拙、字迹歪歪扭扭，但假如你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北京人，你会发现这是记忆的“原景重现”，其中埋藏着你遗忘或没遗忘的“过去”。姜文对《受命》的称赞略带戏谑，说止庵是最好的电影道具师，写出了80年代老北京的“质感”。 
问题在于，如此精心考证，是为小说营造代入感？还是止庵刻意追求的写作特点？物象是时间的最好记录。止庵刻意突出的其实是“时间”，让时间成为《受命》中影响情节、影响人物命运的杀手锏。《受命》用文字镜像留住北京的“过去”，如同主人公冰锋用“复仇”这个意念将“过去”固执攫紧，本质上是以一个人的存在为历史扎下永久的注脚。在时间的河流中，是有人要“杵下去”成为礁石，如曾经的谭嗣同——未必完全抱着启蒙后人的目标，但谭嗣同成了戊戌变法的“刻度”。 《受命》其实是取“复仇”之形，探讨如何对待“过去”、时间如何湮灭存在的故事。小说中的冰锋根本无法抵达复仇的目标——虽然冰锋最终采取了行动，但祝部长却“及时”死于心梗——《受命》表面上把祝部长锁定为冰锋复仇的对象，但当年的揭发者、被揭发者互为表里是共同的一群，他们在十年密布，共同构成了一堵厚实的墙。伍子胥以楚平王为复仇目标，即便楚平王去世，伍子胥也要灭其国，掘墓“鞭尸三百”。冰锋面对的这堵墙就像卡夫卡的《城堡》，明知其存在却无法进入更难以逾越。如果说伍子胥是“复仇”的化身和本体，冰锋则“杵在时间的河流中”，努力堵住一整个时代、一整个“过往”在未经审判前被人遗忘。如何对待已经流逝的时间和记忆，这才是《受命》最重要的考量。 《受命》不仅对过往的时间表达无奈和悲伤，更让“未来”张开无情和嘲弄的本相。变化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冰锋的弟弟妹妹、后来的恋人芸芸，祝部长的公子以及当年的诗人、诗评家都奔向了新的前程。他们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坦然抛弃“过往”，或下海深圳，或奔赴国外，每个人都奔向了时代所敞开的未来……“那些设想中通往天堂的美好道路，往往最终把人引向了地狱之门”，奔向未来的人们，未料各个均经历了恍兮惚兮的命运。此时的冰锋，以及仇人之女、他的恋人叶生，因为共同见证了那场未竟的“复仇”，反倒把生命中最深的记忆刻进了昨天……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受命》以此为题记，止庵对如何处理时间中的悲欢、一个人如何面对我们身处的不停流逝的时间神伤。尤其是就对我们经历的那一个特殊十年来说，《受命》写出了一种新的处理方式、一个有意味的答案。 x x 点击书封，即可购买  止庵 |《受命》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受命》是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致敬《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哈姆雷特》的小说。这部作品关乎记忆和爱情，记忆来自既往，还没有退场；爱情指向新生，却无法生长。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中间，是一个“日暮途穷”的复仇计划。男女主人公狭路相逢，一个怀揣着秘密，纠缠于噩梦一般的记忆；一个痴想着将来，一往情深灌溉着爱情。悔与憾从而在所难免，意外与紧张也就在情理之中。 止庵在小说中，充分展示了他刻画人物与描写日常生活的能力，通过对花木、商品、交通、服饰、饮食、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为读者充分勾画出一个尚未命名的八十年代。依循人物的脚步，乘坐107路、44路电车，读者可以穿行1984—1986年的北京城：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三元桥新建成不久，音乐厅还是个大基坑；《读书》《读者》杂志深受年轻人的追捧；胡同口有打双人床的木匠，也有推着平板车卖棉套的小贩，冬储大白菜堆得像小山。组合家具、泡泡纱床罩、世界名画挂历、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小说复原了一个真实的八十年代的北京。 然而时间永是向前，爱与记忆的一切，都要让路给滚滚向前的时代。小说中屡屡提及的深圳，正是风吹来的方向，人物浪花一般的上升和跌落，也自此有了分野。  点击上图，购买止庵长篇小说《受命》  稿件初审：周 贝 稿件复审：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