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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汉唐盛世”，就是人们将中国两个时间上不相联结的朝代汉朝（前202年—220年，中间有短暂的王莽新朝）和唐朝（618年—907年），作为一个名词，来形容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人类文明的重要阶段。 从时间跨度来看，汉朝和唐朝两个朝代的时间跨度，共计约十个世纪，当然，对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影响更是深远：当今中国人的主体民族为汉族，语言为汉语，文字为汉字，系因汉朝而来；在中国境外，华人聚居地被称作“唐人街”，也有很多国族仍然将中国人称作“唐人”，显因唐朝使然。 作为中华民族无上荣光和自豪的封建王朝来说，汉朝和唐朝具备了大量相近之处—— 大一统，汉、唐的疆域都很辽阔。 据研究，汉朝极盛时期直接统治疆域约700万平方公里，若加上羁縻统治地方则约1100万平方公里；盛唐时，中央政府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疆域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两个朝代存续时间都很长，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很高，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仔细研究对比，汉朝与唐朝在统治理念、政策方面有着很多不同。 【汉朝】 统治阶级刘氏皇族是中原华夏人出身，有着深入骨髓的“华夷之辨”的界线，因此汉朝军队基本是清一色的中原人组成，甚至包括让匈奴都为之色变的彪悍骑兵部队；只是一度制约汉朝最大的问题是战马，因此，在获得河西走廊和西域疆土后，最大的意义就是拥有了一片“天赐”的宝马良驹供应之地。 在民族间战争胜利后，汉朝的通常做法是将降服或内附族类，与汉人杂居，强制性地进行文化、语言、行为模式等方面的教育灌输，使之归化为汉人，这是汉朝与唐朝很大的不同点（对照下有关邻国是否也有强制同化呢）。 除了用先进的汉文明进行同化融化，汉朝还委派中原人在新拓殖的疆域屯田垦殖，亦兵亦农亦牧。 同时，汉朝长期拥有着强大的常备军或野战军，平时进行严苛的正规化军事训练与准备，一旦发生战事，便可以迅速调兵平定。、 两汉数百年，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方、西北的匈奴人，但经过100余年不断的反击战，在名将卫青、霍去病、窦宪等军事家和张骞、班超等文武双全的外交家们领率下，到汉末时，匈奴已不再是中原的重大威胁了，其北匈奴不得不西迁，南匈奴则在投降后被安置在内陆，逐步由游牧改变为半牧半耕或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使其走向文明。 因此，汉朝所拓殖的疆土诸如河西走廊，一旦被中原拥有，便很难失去，其统治的稳定性或言其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策略的匹配性是不错的。
（西汉疆域/来自网络）
（东汉疆域/来自网络） 【唐朝】 其经济文化社会之发达举世瞩目，也是中国历史上疆域面积最大的朝代之一。但唐朝具有别的朝代所不具备的一个特点是较短时间内面积“缩水”惊人：强盛时的唐国疆域面积共1240万平方公里，“安史之乱”后竟缩为800万平方公里，可谓史上最为“迅猛”的疆域“缩水”。 究其原因，统治政策和军事策略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唐李皇族祖上出身于陇西狄道， 狄道即今甘肃省临洮县，西周称陇西邑，东周战国称狄道。狄者，古代中原人对北方、西北方非华夏族人群的泛称，有赤狄、白狄、长狄等多个种落。 公元前279年，秦昭王在此设“陇西郡”，治所在狄道。 从战国到秦汉近五百年间，陇西郡辖地约为今日之甘肃中部、宁夏南部、青海东部的广大区域，而狄道一直就是陇西郡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历来是族群杂居之地，加之经历了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以后，作为唐朝统治阶级的李氏皇族而言，对少数民族并不陌生或言“亲切感”更强些。 也有人说，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就具有非常鲜明的“胡羯之血”——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为鲜卑人，其妻、李世民的生母窦氏为鲜卑人。 当然，经过数百年的族群融合，又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到隋朝时，进入中原的鲜卑人除了少数人还留下姓氏方面的印迹外，其他与汉人无异了。
（唐俑/来自网络） 并且很重要的是，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来看，民族的差异性从来就不在外貌、形象、气质、服饰等方面，甚至和人种、口语都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看是否认同共同的文化传统，是否具有相近的心理，是否共同使用汉字，这样的例子在古代举不胜举，比如元朝建立后，大量色目人进入中原，他们深目高鼻、头发黄褐，但尊儒道释，以书写汉字书法为荣。 即使在今天，从人种、骨骼、口语看，中国南北方有显著区别，但在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理念的认同上，又何其高度一致！ 但是，出身环境与氛围的差异，必然带来一些治国理念的不同。 唐朝能够迅速将隋末动荡局面稳定下来，中原地区自不必多说，而西部诸部族的迅速归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里在汉朝就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李氏皇族的胡人血统，也是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李世民被尊称为“天可汗”即是少数民族在情感、血缘上对李氏高度亲近认同的一种直接证明。 【汉、唐大不同】 唐朝与汉朝的统治政策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 汉朝，有很强的国家战略，也为此进行了高明的战术设计。拓疆稳扎稳打，非常符合农耕民族的共同特点，但是一旦拥有了疆域，其统治的稳定性、安全性、承继性很高。 唐朝，更多依赖于边陲地区口头或形式上的“效忠”，获取疆土似乎更容易些，但失去时也非常迅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汉朝军队几乎清一色中原人组成，而唐朝军队则是标准的“各族联军”，其军队中有大量汉人，但也羼杂了突厥、吐谷浑、突骑师、契丹、羌等族群；汉军的军事指挥官绝对是汉人，如著名的卫青、霍去病等，而唐朝大将固然有李靖、薛仁贵、王孝杰、张孝嵩、郭子仪、封常清等，但亦有众多阿史那氏的突厥将领，也有安禄山、史思明等“杂胡”将领，也有突骑师部出身的哥舒翰等，也有来自契丹部的李光弼，还有高句丽人高仙芝，与汉朝显著不同。 在民族政策方面，从包容性看，唐朝显然比汉朝要大得多，汉朝对于归附和纳降者均使其与汉人杂居，施以汉文化的教化，实施与中原一致或接近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最终使其汉化，这样的益处在于增强了边地与疆域的稳定性；而唐朝则是满足于少数民族的称臣纳贡和远播声威，相对不很注重民族融合，这样的好处在于能够通过较小代价（主要是物质财富的赏赐或互市等），一段时间内获得别人表面称臣，但长期的、统一的行政管理很难建立。因此即使少数民族一时归附，也会时叛时服。更重要的是一旦朝中有变或中原出现内讧（如长达数十年的武周系统与李氏皇族的皇权之争和“安史之乱”），少数民族便会相应起事，引起更大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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