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本文聚焦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指出该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复建之初缺乏交流和对话，难以在相互批评中得到检验和完善。作者指出，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主体性还未得到应有的凸显，学科标准和研究规范尚未完全确立。据此，作者围绕研究视角、内容选择、学术规范、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试图推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和学科主体性的建设。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本文具体如何，有待诸君评说。（政治学评介编辑部） 作者介绍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学科复建之初，对哲学史和一般思想史的借鉴，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叙事内容和议程设置等方面呈现政治学学科属性弱化的特点。矫正研究视角、聚焦政治性议题，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凸显其学科主体性和成果辨识度的主要途径。用政治学术语解读传统概念，避免概念复古主义，遵守概念界定规则，运用现代概念工具，是建立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规范、在学科内以主观互证实现知识优化和不断积累的前提。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准确揭示思想家的问题意识及其成因，这需要研究者首先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专业素养和价值观决定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质量，历史感、洞察力和现代价值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应具备的职业素质。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视角；概念工具；问题意识；学科主体性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复建以来，陆续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推动学科发展、凝聚学人志趣、形成学术共同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很难否认，这些成果有很大部分具有明显的“自说自话”特征，它们长期处于平行世界中，彼此之间缺乏交流和对话，难以在互相批评中得到检验和完善。这不仅制约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也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尚未成为一个能够以主观互证的方式有效实现知识累积的学科。 造成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主体性还未得到应有的凸显，学科标准和研究规范尚未完全确立。如何建构学科规范、提升学科主体性，形成较鲜明的学科辨识度，是今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所面临的重要任务。2019年，应国内某学术期刊的邀请，笔者曾就此做过初步讨论，本文将在前次探讨的基础上，围绕研究视角、内容选择、学术规范、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究，希望能为推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和学科主体性的建设贡献一份心力。 一、学科视角与内容选择 早在20世纪40年代，萧公权就明确提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的研究进路，并以其推出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垂范后世。但是学科复建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研究对象选择过于宽泛，叙事视角非政治学化等倾向，使得许多研究成果混同，乃至湮没在众多的哲学史或一般思想史著述中。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学科中断后再度重建有关。因学科长期中断，自身积累薄弱，复建的初始阶段，在研究对象和议程设置上不得不借鉴中国哲学史和一般思想史，这种复建初期的选择不自觉间形成了以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发展中断导致的学科积累薄弱，其影响还体现在参与学科复建的两到三代学人的专业背景和知识构成上。他们大多来自哲学、历史等非政治学领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政治学训练，客观上造成了其整体知识背景和学科视角的弱政治学化，这当然会明显地体现在这些年的研究中。 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选题过于宽泛、研究视角的弱政治学化现象，早有学者做出过善意的提醒，但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研究对象和叙事角度选择的弱政治学化，一方面会直接削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政治学学科属性，使其因为知识内容很难有机融入政治学知识体系而在政治学学科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该领域的很多成果湮没于众多的哲学史和一般思想史成果之中，无法形成自己的学科辨识度，更使得学科内部交流对话因缺乏共同的概念工具而显得格外困难。 改变上述情况，根本途径是要在研究中坚持政治学化原则。这就要求在研究对象上要尽可能排除非政治性内容，带着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按照政治学的议程去裁剪讨论内容、设定叙事线索。这一点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一些分卷做出了大胆尝试，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古代中国，思想家或流派探讨的内容是相当宽泛的，常常把宇宙、社会、政治、道德合在一起讨论，以至于有前辈学人曾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决不能单独抽出其一点来讲”，“因为抽出来的便会失了其原义”。虽然古人思想习惯和由此造成的思想形态的特殊性，不能成为放弃现代学科分类和学术研究规范的理由，却足以令有着现代学科分类背景的研究者们感到困惑，在研究对象、议程设定、书写方法等方面产生分歧。20世纪80年代初，徐大同等曾试图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上。但刘泽华认为这会导致将研究对象“规定的过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主张不仅要将“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的理论和主张，也要将“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政策”等，都纳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 刘泽华上述强调研究对象的选择应更多考虑中国政治思想特殊性的主张，是出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思想的独特认知，对拓展研究视野，将政治哲学、政治思维、政治文化纳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推动研究范式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学术研究毕竟是在现代学科分类背景下以特定的学科视角展开的，在现代中国，之所以存在着哲学史、法律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的分野，恰恰在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问题意识。政治思想史之所以成为政治思想史，就因为它的研究和叙事都是在政治学视角下展开的。 所谓政治学视角，就是要按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与基本议程去框定要讨论的内容。这首先就表现在对思想家和流派的选择及其重要性的评估上。由于在起步阶段深受哲学史和一般思想史的影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对象选择和议程设置上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后者，这直接导致了许多研究与后者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缺乏作为政治思想史著述应有的学科辨识度。许多思想流派和思想家在哲学史和一般思想史上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理所当然地在相关论著中占有重要篇幅，但他们可能较少探讨政治问题，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比如庄子在哲学史或一般思想史上当然拥有不亚于孔孟荀商韩的地位，但在政治思想史上，他的重要性却很难与这五位思想家比肩。再如玄学是魏晋时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却需要重新评估。只有以政治学的视角来框定所要研究的流派或思想家、衡量其重要性，才能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别于哲学史或一般思想史，克服以往著述中经常存在的“主角错位”的问题。 其次，还应表现在对思想家或流派的个案研究中。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思想家或流派关注的问题很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叙事必须有所选择，要聚焦其中的政治性问题。比如对老子这样的思想家，哲学史研究往往聚焦在“道”的本源含义、规律特征，以及辩证思维等，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应该更关注“道”的政治哲学意蕴，以及这一有着高度概括能力的概念的形成对推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至于对老子辩证思维的讨论，也应将重点放在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影响上。当然，“无为政治”、以“用弱”为主要特征的权谋理论等，这些哲学史未必关注的问题，也应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点。 最后，还应该表现在核心和关键议题的设定上。一部以学科视角写就的思想史，往往会以该学科的某些核心和关键问题将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串联起来，通过呈现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的特殊面相，展示思想之间传承和发展线索。哲学史更关注那些探寻世界本源、万物生成和运行机理、人存在的意义、历史观等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构成一部哲学史著作的主线。政治思想史著述到底应该以对哪些问题的探讨作为叙事线索？是人性论、历史观、天人关系等政治哲学问题，还是国家论、礼制论、治国之道等更贴近政治实践的问题？大凡有一定研究经验的学者，都会清楚地意识到以后者为核心议程，固然可以直接抵近现代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但若不联系前面那些政治哲学问题，就无法说清它们的价值渊源和理论基础，无法展示思想的逻辑起点，更难以再现思想家鲜活的思考过程。如是则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有的魅力就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问题的关键仍是政治学视角。观察视角得当，天人关系等这些看似很哲学的问题，都可能转换成为纯粹的政治哲学议题。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对这些哲学问题的思考，往往与他们对政治本质、功能和目的的认识相关联，牵涉重要政治价值的建构，这个思考过程本身也是思想家为自己政治主张寻求终极证明的过程。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的精华，政治思想家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所建构的政治哲学所决定的，任何高质量的政治思想史著述都不能将政治哲学研究排除在外。 政治哲学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领域，也恰好是最需要植入政治学视角、唤醒和强化政治学问题意识的领域。至于其他领域，因多为哲学史研究所忽略，在问题意识和议程设置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政治学特征，如国家理论、君民关系、王权合法性、制度体制、官民关系、施政原则、华夷之辨等，这些问题介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中观层面，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大多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热点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领域研究的持续深入，对改变整个学科的弱政治学化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较为复杂的是具体的政策主张。大多数的政策主张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往往是因应某些时期特定问题提出的，一旦时代变迁，其价值也就随之消失。这一类的政策主张，不一定要进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但也有一些政策主张，因其针对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不同的王朝或时期反复出现——如“兼并”“吏治”“税收”“和亲”“削藩”等，也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应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学术规范与概念运用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现代学科分类下产生的学科分支，其研究和书写都应遵守现代学术的一般规范。但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不甚规范的现象，如忽视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论证过程逻辑不够严谨、任意创造概念、核心概念运用中的复古倾向，等等。 中国政治思想史所要研究的思想家、思想流派和某些议题，因大多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出自不同学科的著述众多，客观上给文献检索造成了困难。但检索困难显然不应成为忽视已有研究成果的理由。克服检索困难，存在许多途径，较为便捷的是“以人找文”。中国政治思想史在百年发展中出现过一些有重大影响和典范意义的学者，如较早时期的萧公权，改革开放后的刘泽华等，在对某些人物、流派、问题和断代史的研究领域，也出现过很多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往往代表着相关领域的较高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前沿性，在无法穷尽已有成果的情况下，对他们的相关研究进行认真的清理，往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出将要开展的研究工作的价值。 当然，这种“以人找文”的方法难免挂一漏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结合文献检索交叉使用。对有针对性的检索中出现的著述，应根据作者、题目、摘要，以及刊出的杂志等多个要素评估其重要性，有选择地浏览，以免遗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的梳理和评估，不仅是出于对他人业已付出的劳动的尊重，也是避免重复工作、确认和保障将要进行的研究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前提，更是实现学科知识在互动中不断累积的主要途径。一个学科从创生、发展到成熟，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新方法的引入，其知识也会经历从点到面、由浅入深、由薄到厚的累积。在这个过程中，学科知识会在不同学者研究成果的主观互证中实现持续的优化，逐渐累积起相对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 只要回顾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百年历程，就能清晰地感受到上述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比如20世纪90年代对政治文化概念的引入，就拓展出了传统政治思维、传统政治文化等新的研究领域，催生出数量不少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而政教关系、王权合法性、统治思想、臣民文化、皇帝名号和谥号等重要符号的政治文化含义，以及《唐律疏议》、隋文帝、武则天、朱棣、方孝孺、宋濂、高拱、海瑞等在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极少出现的议题和人物，都已经作为“主角”进入了21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 实现学科知识的持续积累，有赖于新方法的引入、新领域和新议题的开辟，更需要学科内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碰撞。学者之间的争论和批评，构成了学术研究中的主观互证，不经历这一过程，就不足以实现学科知识的优化。但是有质量的学术讨论，只能在同一个话语平台上展开，参与者必须使用相同或相近的概念工具，否则讨论和批评就会变成“自说自话”或“鸡同鸭讲”。因此，对学科发展而言，增进概念的公共性、培育共识性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共识性概念数量的多寡，是检验一个学科成熟度的重要指标。 因为以规范研究为主，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使用的主要是分类概念。“分类概念和科学一样，以常识为基础”。但仅凭常识形成的概念往往是随意的，能够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必须遵守科学的分类原则，不仅要穷尽类属中的所有个案，还应是严格排他的——既然是A，则不再是B。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内涵明确，边界清晰的概念，也唯有使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才能展开归纳和推理，完成所要进行的“证明”和“解释”。 因为以过往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必须面对和处理众多的古代概念。这些概念不论是在特定时期约定俗成的，还是思想家在思考过程中创生的，都凝结着古人特有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很多都带有直觉和感性特征，个别的甚至还带有“道可道，非常道”的飘忽不定的色彩。对这些依照“前科学”获取知识的方式形成的概念，研究者在试图理解和解读时，固然应谨记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提醒，努力将其与“科学”的知识分别放置在两个“平行的知识系统”中，借以让我们的理解更贴近其本来含义。然而，由于思想家用于表达思想的是“象形文字”，属于“非逻辑或模糊逻辑语言”，不是“字母文字”这种“逻辑语言”，所以，这些概念虽然曾在古人的思考过程中使用自如，但按照现代学术标准，绝大多数不能直接拿来作为研究的概念工具，更不能将其直接作为论著的核心概念使用，否则很可能因为概念内涵飘忽、边界不清导致论说逻辑混乱。 引用和解释古人概念与直接将其作为概念工具，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将其作为解读和分析对象，而后者则是运用其作为分析和研究工具。古代思想家们的概念命题，需要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术语加以解释，使之以现代知识形式清晰地呈现出来，才能使读者很好地理解和把握。在这方面，萧公权的著述早已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不需要做更多的论述，这里重点要论述的是后一种情况。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受后现代理论和国内社会科学本土化浪潮的影响，采用知识考古和概念爬梳等方法，对一些社会科学界流传甚广的主流概念进行反思和清理。应该说，这些反思对厘清相关概念引入后的含义变迁过程，促使学界认真对待其在描述中国问题上的局限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发现和批评这些概念存在局限性的目的，显然不应是为了表达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愤慨，也不应是为了通过指责前辈学人“自我殖民化”来彰显自己的政治正确，更不能把这些反思当作是为概念复古建立合法通道的理据。 近百年来，现代教育从初创到普及，已经全面重塑了国人的知识结构和认知习惯。仅就语言来说，很多同样的词汇，现代汉语已经赋予其完全不同于古汉语的含义，比如“选举”一词，在古史《选举志》中和现代汉语中的所指已完全不同。因认为“封建社会”概念不甚适合用来描述秦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就试图用“选举社会”来替代之，且不说只凭有“举荐”或“科举”这一职官选拔制度就将古代社会概括为“选举社会”，要冒何种程度的以偏概全的风险，仅仅就现代汉语“选举”一词的特定含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国人的普遍认知习惯，就可以预见到这一概念替代的创新尝试是注定会失败的。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概念复古更多表现在使用“政道”“治道”“王道”“霸道”“礼制”“治体”等作为概念工具。这些概念即便是在古代，也并非都是共识性的，如“治体”，就只在部分思想家著作中出现过。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现代政治学概念存在很大差异，若用它们来替代现代政治学的相关概念，不仅会导致误解，还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学术概念标准的审视下，这些两两对照的概念明显没有遵守严格的分类原则，若直接用作概念工具，在论证中很可能导致推理的不严整甚至逻辑上的混乱。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因对某些主流概念不满，选择创生替代概念，除前文已提及的“选举社会”外，还有“保育式政体”等概念的提出。对这样的尝试，笔者当然赞成，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创新应遵循概念生成的相关原则。“家国同构的政治臆想”“父权式的爱民思想”等支撑“保育式政体”概念的思想史理据，在大多数专制政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不只是中国特有的“地方性经验”，将“保育主义”视为在前现代时期普遍存在的专制政体在中国的特殊表现或许是真知灼见，但将其提升为一种政体形式则是很难成立的。作为分类概念，“专制”与“民主”是两相对应的，完全符合相关分类原则。但是“保育式政体”的对应政体形式是什么？其形成基于分类的原则是什么？概念若不建立在比较政治的视野下，其概括和描述能力是否会表现出更多的局限性？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用现代概念比附古代思想命题的现象，如将民本观念直接理解为民主思想等。在两个陌生的话语体系尝试对话的初期，寻找对应的词汇、概念加以互释，是自然形成的合理路径，其所带来的误读也可以被视为是必要的代价。但随着交流的深入，这种简单比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引起学界的警觉，大多数研究者都会尽量区分两个话语系统中形似而神异的概念命题。于是，一种更隐蔽的做法就出现了。 这种更隐蔽的做法是先对现代概念做出功能化处理，抽去其主要或部分特定内涵后，再用来比附中国古代思想或制度现象。2000年前后，国内开始有一些学者借用某些外国学者提出的“古典宪政主义”概念，认为从孔子开始中国就产生了“古典宪政主义”传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这种“古典宪政主义维度的呈现”，而“春秋决狱”则是近似于普通法传统的法律主张。尽管这种做法的初衷是希望找寻到支撑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传统资源，但时至今日已经蜕变成国粹化学术编织皇帝新衣的常见做法。他们或者将某些现代概念抽掉本来内涵，以实现其与古代思想或制度的无缝对接，或者将古代概念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以完成对其内涵的现代阐释，进而倡言其对世界秩序建构的重要意义。这些做法，前者违反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后者则逸出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同于政治哲学建构，尊重思想家的思想本意，是这一领域研究者必须遵守的职业规范。“六经注我”式的过度阐述和随意发挥，固然可以顺利地为传统穿上现代外衣，但却很难生产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上述概念运用存在的种种问题，影响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的质量，妨碍着更多的共识性概念的形成。共识性概念产出的前提，是参与者能够熟悉和遵守现代学术规范，在创生和使用概念时，自觉遵守分类概念的生成原则，厘清概念的内涵和边界。 三、问题意识与价值导向 多年前，笔者曾将以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归纳为史学、哲学史和文明史（社会史）等三种研究进路。史学研究法以归纳逻辑为主，是证成和证伪命题的主要方法，其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是确保研究结论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的前提。但在研究中，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对各种资料的考订整理，也不能只满足于在考订整理的基础上做出一般性的分类归纳。虽然笔者不同意将这种以“找出他们说过些什么”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简单地贬斥为是“一种以简单的接受性的精神来阅读”，却也曾指出这样的工作只能告诉读者思想家主张了什么，而不能告诉读者他为什么提出这些主张，更难以告诉读者他的主张A、B及C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问题在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汇集着人类的理性和情感，其内在的机理、逻辑、意蕴和精妙之处，单纯地运用归纳法往往不能完整地呈现”。 引入哲学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进路，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其目的除了要揭示思想家的主张之间的逻辑关系，再现思想家的思考过程外，也是为了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形成对政治现象和历史进程的某种程度的解释能力。政治思想不是单纯的智力游戏，政治思想家们的思考往往是其对当时重大社会问题的回应。思想家在纷繁复杂的问题世界里抽丝剥茧，发掘出彼此关联的逻辑线索，梳理出自己所认为的关键节点，进而提出解决的对策和途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揭示和呈现这个形成问题意识，提出解决方案的思考过程，而准确地提炼思想家的问题意识，是决定研究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 思想家的问题意识是否紧扣时代主题、准确回应了社会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在一般情况下，也是研究者评估其重要性的首要标准。蒙文通曾言：“儒家之传本于周，而法家之术大行于战国而极于秦，而儒法之争者为新旧两时代思想之争，将二家为一世新旧思想之主流，而百家乃其余波也。”将儒法两家简单地定性为新旧思想的代表，当然有不妥之处，但将它们视为战国思想史的主流学派，则是非常准确的。春秋战国正是中国文明由“崩坏”走向重构的关键时期，文明重构与升级赋予时代两大主题——制度重建和价值再造。法家以强烈的现实感回应并深度参与了当时的制度体系重建工作，而儒家则以“信而好古”的态度，依托传统资源完成了价值系统的开新任务。二者看似对立的思想主张，汇聚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实现重构的强劲合力。也正因如此，儒法两家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春秋战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角。 时代需求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化，敏锐的思想家会及时地感知到这些变化并作出反应。生活在战国前期的商鞅，面对的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他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结束当时持续发展的社会多元化，抟铸出“利出一孔”的强大国家，以便在残酷的诸侯竞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战国晚期已形成了“一强制众弱”的新格局，韩非虽仍强调一元化控制和耕战的重要性，但他更担心通过这一途径建立起来的国家最终会落在权臣手中，故而将思考的重心转移到如何通过制度构造和权谋运用来确保君主对国家权力的掌控上。 思想家对时代需求的回应不是简单的机械反映，往往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但这种因思考路径或认识差异造成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有相近的问题意识。荀子严厉斥责孟子为“贱儒”，认为孟子主张人性善，使人们在做人成圣的过程中几乎可以不假外求，在逻辑上必然会引发否认“礼义”“圣王”这些外在权威存在必要性的风险。但是由于荀子和孟子一样都上承孔子，认为“礼坏乐崩”是引发当时社会危机的根源，都将自己的思想聚焦在如何复兴礼教以收拾人心上，都是试图通过为世人“立教”、规划做人成圣的路径等来解决问题，故而上述分歧并不影响他们有着相同的问题意识和相近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是决定他们都属于儒家学派的根本原因。 能否准确把握思想家的问题意识，首先取决于研究者的历史感和判断力。历史感是历史学者长期积累起来的职业素质，只有在长期阅读原始文献档案和相关史学著述的基础上才能养成。良好的历史感能够引领研究者进入古人世界，置身于古代社会，感知古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所思所欲。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它能让研究者将自己放置在思想家所处的特定境遇中，体味和揣摩思想家与其所处时代发生互动的真实情境。思想史的研究从来都是思想者的工作，需要研究者在读懂具体历史情境的前提下，对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历史趋势形成正确的判断。唯有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思想家的问题意识与时代需要之间的契合程度，正确地评估其思想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 准确揭示和把握思想家的问题意识，还需要研究者先明确自己的问题意识。正如有学者指出：“普通的学者在整理资料，一流的学者在解决问题”，“问题意识的有无决定一个学者成就的大小”。优秀的研究成果，都是在鲜明的问题意识引领下取得的。没有问题意识的研究成果，最多是对思想资料的分类和归纳，它只能展示思想家曾经说过什么，不能呈现思想家各种主张之间的逻辑线索，不能凸显思想重点，不能揭示思想家思考过程的关键亮点或盲点。严格意义上说，这样的成果，最多只能算是思想史研究的半成品。 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五花八门，可能涉及多个领域，研究者若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徜徉其中往往会迷失方向，即便带着现代学科分类的视角进入，取舍之间也会出现困惑和犹疑。明确的问题意识可以引导研究者选择合适的考察视角、确定研究方法，在各种思想素材的选择中厘清所要研究的重点。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研究者“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过程。这里的问题意识，其实带有研究假设的性质，虽然通常要建筑在以往的研究心得和对相关资料的反复琢磨的基础上，却带有几乎无法避免的主观色彩。因此，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会影响到对基本事实的判断，也会影响到研究结论中的价值认识。这就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问题意识保持开放心态，一旦发现与基本事实出现抵牾的情况，能够做出及时的修正。 影响研究者问题意识的因素众多，其中专业素养和价值观最为重要。历史感和判断力都属于专业素养，这里不再赘述，需要重点讨论的是价值观问题。有学者指出，历史学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侧重于史料的'历史性’、历史观上的'非历史性’、先验假设上的'反历史性’三种特性”。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涉及历史观和先验假设，不可避免地会对研究结果的客观性造成影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联结着中国固有思想资源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个让中国社会困扰了一个多世纪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者很难在研究过程中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因为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本身“就内含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价值抉择”。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热烈拥抱后现代理论的过程中，试图从历史和传统中寻找中国内生现代化的理据，但这种努力所包含的基本假设——离开外来文明的冲击与示范，中国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能够孕育出现代文明，却始终无法得到学术意义上的证明。 上述努力之所以出现，且渐成主流，不在于其学理上的正确，而是因为它可以满足大多数学者内心的双重需要，使他们能够在不伤害自己或社会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同时，仍坚守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但这种理论的流行，也为反现代文明的复古主义提供了现实土壤和理论资源。前文论及的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出现的概念复古现象，背后的实质就是价值复古，表达的是一种拒斥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必须指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或儒教至上的“教徒”心态，在学术活动中，不仅表现为拒绝使用现代概念，藐视现代学术规范，甚至还表现为全然抛弃了古人治史研经皆会遵守的治学原则，为了拔高古代的思想和制度，将“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发挥到指鹿为马的程度。如为否认古代政治制度的专制性质，就将君主（皇帝）解释为类似于古代职官的一种职位；为证明现代国家早已有之，根据已建立了科层制这个单一指标（其实这也是很有争议的），就将商鞅变法打造出的古代军国主义的秦国定性为“现代国家”。凡此种种，若不能得到有力的回应，势必会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成长。 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有大有小，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次，其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比较研究的视野、他人成果的启发等，都可能激发研究者的灵感，生成问题意识。在各层次的问题意识中，最关键的是宏观层面的，它会影响其他层次的问题意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来说，整体性的问题意识就是对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可以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如何认识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如何理解现代文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显然，它们涉及事实判断，也涉及价值判断。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同意，正确的价值认识需要建立在准确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但是由于研究者先验的价值取向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其对事实的认识，故而研究者是否有相对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尤为关键，这也是笔者前文强调研究者需要有现代价值取向、反对复古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近年来，在对改革开放40余年发展历程的总结和反思中，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了共识：中国政治学发展至今，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概念体系、理论框架、方法运用等方面都带有相当严重的西方色彩，这些基于西方经验而形成的话语系统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下中国政治学知识构成的非中国化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学者大多“致力于用中国经验和材料来论证欧美现有的政治学理论，而忘记了从中国经验本身建构适切的政治学理论”。这样的共识逐渐催生出了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等新的研究热点，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重心开始了由西方到中国的转向。 这一面向中国、以整理中国经验为重心的转向，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来说，既是一个摆脱边缘存在状态的难得机遇，也是一次非常严峻的挑战。挑战之所以严峻，不是因为未来可能兴起的历史政治学的挤压——20年前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引入而带来的研究进路的转换，已让部分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捷足先登，他们打通思想史、制度史和社会史，建构关于中国历史的某些解释模式的尝试，已产生了一些可视作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虽然未尝提出历史政治学的概念，但这些研究事实上已经承载了将“历史视作延续性、整体性的本体存在，其鲜明的实践品格也要求历史研究能够为理解国家兴衰、助力治国理政提供有效知识”的历史政治学的学科使命。 真正的挑战来自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还存在的前文所论及的种种不足。研究视角的弱政治学化，导致大量的研究成果长期游离于政治学学科之外，难以融入政治学知识体系。随意使用古人概念，不遵守界定规则而生造出来的概念，对解决当下政治学“概念短缺”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帮助。不遵守现代学术规范而产出的成果，即便在政治思想史领域都难以被同行所认可，更不要说为政治学的本土化去承载提供“中国经验”的使命了。 然而，政治学的本土化转向，也的确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商周以来，一代代思想家的所思所想，汇集而成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长河，绵延流淌了3000余年，广袤悠远的华夏大地，高潮迭起的政治实践，孕育和滋养出了精彩纷呈的思想之树，而这些具有强烈实用理性特征的政治思想又以各种方式反哺着社会，塑造着我们族群的行为方式与政治生活。在思想与社会的长期互动中，有太多的知识需要被认知，也有太多的经验需要被总结。梳理这些知识将其融入政治学知识体系，整理这些经验将其概念化乃至理论化，正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使命。（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 编辑：曾扬 排版：伊昊天 一审：乔震邦 二审：徐天骄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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