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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体观念，辨证论治 中医学是在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而成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在肾病的诊疗过程中，我时时以此为要旨。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认为机体整体统一性是以五脏为中心，配以六腑，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作用而实现的，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 中医学亦重视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天人合一”，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的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灵枢·邪客》曰：“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岁露》曰：“人与天地相参与，与日月相应也。”重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注重外界环境对人体疾病的影响。如长夏季节主湿盛，湿困脾土，失于健运，此时肾病患者多见厚腻之苔，我多酌加藿香、佩兰、白蔻仁、茯苓、薏苡仁等芳香化湿、淡渗利湿之品。如舌通过经络直接或间接地与五脏相通，“据舌以分虚实，而虚实不爽焉；据舌以分阴阳，而阴阳不谬焉；据舌以分脏腑，配主方，而脏腑不差，主方不误焉”（《临证验舌法》）。脏腑的虚实，气血的盛衰，津液的盈亏，疾病的轻重顺逆，无不察舌而知。血淋的患者，在下表现为尿频数、涩痛，小腹拘急，在上表现为舌尖红赤，心烦多梦。心主神明，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故治疗局部的小便症状，当从整体出发，拟清心通淋之法，以导赤散加萹蓄、白茅根、瞿麦等药物而效优。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对疾病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和特点，是中医学的精髓。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反映的是疾病在这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明辨证候，继而论治。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结果和手段，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一种疾病可以通过辨证分为几种不同的证候，而不同的疾病在发展过程中亦可表现同一证候。我治疗肾病，熟谙此法，辨病、辨证相结合，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共应用。如患者主要症状表现为双下肢水肿，若伴肾阳虚症状，采用真武汤治疗；伴脾阳虚症状，用实脾饮治疗。 2.脾肾为本，正胜邪去 《素问·遗篇·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百病始生》也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正气旺盛，气血充盈，卫外固密；正气不足，卫外不固，抗邪无力，邪气方入，阴阳失调，疾病丛生。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据。正气的强弱从内因和根本上决定着疾病的发生、转归。我深谙此理，在肾病的治疗中，重视扶正固本，调理五脏，尤其重视先、后天之本脾肾两脏功能的调节，充养正气，使正胜邪自去。 （1）健运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四季脾旺不受邪”，以及《脾胃论·脾胃盛衰论》“百病皆有脾胃衰而生也”的学术思想的指导下，我非常重视脾胃功能的调理。脾主运化，具有运化水谷和水液的功能。《素问·经脉别论》中“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素问·厥论》中“脾主为胃行其津液”等论述均是对脾主运化水谷功能的高度概括。就是说饮食入胃后，必须有赖于脾的运化功能，才能将水谷化为精微，并有赖于脾的转输和散精功能，“灌溉四旁”以濡养脏腑、经络、四肢百骸、筋肉皮毛等而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若脾失健运，在肾病病人中多出现腹胀、便溏、纳呆，以至倦怠、消瘦、乏力等病变。另外，脾又主运化水液，《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说明在水精的吸收、传输、布散过程中，脾具有重要的作用。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脾居中焦，为水液升降输布的枢纽，水液的上腾下达，均赖于脾气的枢转。脾运健旺，则水精和水液两方面的代谢功能正常。《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若脾失健运，必然导致水液在体内停滞，产生湿浊、痰饮等病理产物，在肾病病人表现为最常见的水肿症状。 脾主升清，脾升则健，胃降则和。脾胃升降相因，协调平衡。脾气虚衰或为湿所困，肾病病人中可出现神疲乏力、头目眩晕、腹胀满闷、便溏泄泻，甚至久泄脱肛、内脏下垂等中气下陷的病证。 脾主统血，《难经·四十二难》曰“脾裹血，温五脏”，清·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说“五脏六腑之血，全赖脾气统摄”，若脾不统血，在肾病病人中可见尿血、便血、崩漏等病证。因此，在治疗各种肾病病证时，我非常重视健运脾胃功能，“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实脾饮”等方药频繁应用，病证相切，疗效颇佳。 （2）调固肾元：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为脏腑阴阳之本，生命之源。肾中精气的生理效应，包括肾阴和肾阳两个方面。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本，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对机体各个脏腑组织器官起着推动、温煦作用。肾阴为一身阴气之源，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对机体各个脏腑组织器官起着滋养、濡润作用。肾阳与肾阴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为用。若肾阳虚衰，则肾病病人表现为疲惫乏力、形寒肢冷、腰膝冷痛、小便清长或遗尿失禁、舌质淡及性机能减退、水肿等证候。若肾阴不足，则肾病病人表现为眩晕、耳鸣、腰膝酸软、五心烦热、遗精、舌质红少津等证候。阳损及阴而或阴损及阳，则发展为阴阳两虚证候。而且，肾的阴阳失调又导致其他各脏的阴阳失调，可表现为肝阳上亢、肝风内动、心火上炎、心肾阴虚、肺肾阴虚、脾肾阳虚、心肾阳虚等诸多证候。 肾主水液，《素问·逆调论》称“肾者水脏，主津液”，是指肾中精气的气化功能对于体内津液的输布、排泄、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调节作用，即“肾主水液”。津液的代谢，正常生理情况下是通过胃的摄入、脾的运化转输、肺的宣发肃降、肾的蒸腾气化等作用，以三焦为通道输送于全身；代谢后的津液，则化为汗液、尿液和气排出体外。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主宰着整个津液代谢，肺、脾等内脏对津液的气化，均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尿液的生成和排泄，更是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直接相关。若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失常，关门不利而发生尿少、水肿等症状；气不化水则发生小便清长、尿量增多等症状。如《素问·水热穴论》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跗肿。跗肿者，聚水而生病也。” 肾尚主纳气，《类证治裁·喘症》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难经·四难》云，“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说明呼吸功能均有赖于肾的纳气作用。肾不纳气，摄纳无权，在高度水肿、肾衰病患者则表现为呼吸表浅，动辄气喘，呼多吸少等症状。因此，我在临证时亦高度重视温固肾元、调补肾阴肾阳、阴阳平补等治法。各地黄丸（六味、杞菊、知柏、麦味）、肾气丸、左归丸、右归丸、真武汤等方剂，随证辨用，屡用屡验。 （3）脾肾共健：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肾两脏关系密切，主要表现为先后天相互资生。脾之健运，化生精微，须借助于肾阳的温煦，即脾阳根于肾阳。肾中精气亦有赖于水谷精微的培育和充养，方能充盈成熟。后天与先天，相互资生，相互促进。先天温养激发后天，后天补充培育先天。病理上两脏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若肾阳不足，不能温煦脾阳，肾病病人可见腹部冷痛，下利清谷，五更泄泻，水肿等症状；若脾阳日久，损及肾阳，则成脾肾阳虚病证；若肾阴不足，可出现五心烦热、口舌生疮、舌红少苔或无苔、饥不欲食等病证。 脾肾两脏相互协同，共同主司水液代谢的平衡。若脾虚失运，水湿内生，经久不愈，则肾虚水泛；而肾虚蒸化失司，水湿内蕴，亦致脾失健运，最终均可导致肾病病人尿少浮肿，腹胀便溏，畏寒肢冷，腰膝酸软等脾肾两虚、水湿内停之证。因此，我认为脾肾两脏的共健，先天、后天之本的共同充养，在肾病的治疗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治疗肾病始终遵循的原则。 3.祛除病邪，邪去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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