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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有没有读者注意到：现在不少崇尚自由的文人，对“大唐盛世”都有一种浪漫想象。我们随手在网上一检索，就能搜到许多这样的句子：“在遒劲飞舞的字里行间，我读到了大唐的包容、大度、自由、自信和开放”；“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古代中国似乎从未有过如此多元开放、包容自由的盛世”；“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让后人充满了对唐朝的憧憬和向往，真想梦回大唐”。 梦回大唐，听起来多么浪漫！但我觉得应该提醒他们：真要回到大唐，你们可千万别降生在贱户之家。考虑到盛唐的贱民规模十分庞大，贱户制度空前发达，“《唐律疏议》涉及良贱身份的律疏，有一百余条，约占唐律的五分之一”，梦回唐朝的小文人成为贱民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什么是贱民呢？贱民是与良民相对的人口类别。唐朝政府将全国人口分成两大类别：良民与贱民。良民在法律上的身份是自由民，需要履行国民的义务（比如纳税、服役），同时也拥有国民的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参加科举的政治权利）。贱民呢？在法律上的身份是不具国民资格的低等人口，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丧失了人身自由，必须以人身依附于主家（这个主家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政府部门）。 被大唐政府列入贱户的人口包括 ： （1）官奴婢。他们是人身依附于官府、为政府部门执役的奴隶，主要来自战争中俘虏的生口、被籍没为奴的罪犯家属，以及官奴婢的后代。官奴婢没有户籍，法律上他们等同于官府的财产，朝廷可以将他们作为礼物赏赐给大臣。（2）官户。他们是隶属于官府、为官府服役的人口，地位略高于官奴婢，有单列的户籍，可受田，受田数目是良民的二分之一。按唐朝法律，官奴婢经国家放免，可成为官户。 （3）杂户。杂户也是隶属于官府、供政府部门驱使的人口，只是地位略高于官户，不但有户籍附于州县，且受田数目同良民。按唐朝法律，官户经放免，可成为杂户。杂户再放免，则是良民。换言之，唐朝的贱民其实是分为三个等次的 ：杂户为上等贱民，官户次之，官奴婢又次之。 （4）工乐户。他们是隶属于官府、为官府提供手工造作或音乐服务的职业户，户籍登记为工籍或户籍，地位相当于官户。 （5）私奴婢。私奴婢是人身依附于私家的奴隶，没有独立户籍，甚至没有姓名，法律对他们的界定是“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意思是说，奴婢只是主家的私人财产，跟牛马猪羊没什么区别，主家可以像牵着一头牛那样牵着奴婢到市场上卖掉。奴婢交易是合法的，唐律规定，“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请注意，这里的奴婢是与马牛等畜产相提并论的。 （6）部曲。部曲是庄园制下的农奴，没有独立户籍，替主家耕种。法律对他们的定义是“部曲，谓私家所有”3 ，以人身依附于门阀世族。不过，部曲的法律地位相当于官户，略高于奴婢，唐律规定“奴婢同资财”“部曲不同资财”，即部曲不可像牛羊那样明码标价买卖，只是可以转让。另外，部曲中的女性，叫“客女”，也是贱民。 以上贱户，不得跟良民通婚，良贱之间，界线分明，壁垒森然，不可逾越。除非获政府批准放良，否则，贱民终生都是贱民。而且，他的子子孙孙也都是贱民。穿越的文人要是降生于贱户之家，不知还会不会赞叹大唐的“多元开放、包容自由”。那么，这套富有中世纪色彩的良贱制度是什么时候消亡的？是在宋代——一个被小清新文人认为礼教兴盛、束缚自由的时代。 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非常深刻的变迁，史学家称之为“唐宋变革”。而良贱制度的瓦解，便是“唐宋变革”的一条主线。 宋朝奴婢与唐朝奴婢有什么不同？ 你也许会问 ：宋朝也有奴婢啊，跟唐朝的有什么不同吗？是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为了更生动地揭示唐宋奴婢的差异，我想先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淳化元年（990），“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鞫之。录事尝贷钱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首谋，或从而加害，罪皆应死”1 。富民家的小女奴逃亡，而她的父母不知情，怀疑女儿遇害，便将富民告上法庭，结果富民被当成凶手，判了死刑。 这说明：在宋代，主家若杀死奴婢，是需要抵罪的。而按唐律，“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2 。主家故杀奴婢，仅仅处“徒一年”之刑而已。换言之，宋朝奴婢在法律上不再被当成物，不再被当成主家的财产，而是获得了编户齐民的身份，人身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个故事：淳化四年（993），“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豭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直” 。有一个叫牟晖的开封市民，跑到京师的直诉法院——登闻鼓院，起诉奴婢弄丢了他家的一头小公猪，要求得到赔偿。宋太宗尽管觉得此等小事擂登闻鼓很是可笑，但还是叫人送了 1000 文钱给牟晖，作为经济补偿。 这是宋代法制史上的一则趣闻，却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标志性案件 ：意味着宋朝的奴婢与主家都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双方如果有了纠纷，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主家可以起诉奴婢，奴婢也可以起诉主家。我觉得，“主告奴”甚至比“奴告主”更有意义 ：奴婢成为被告，恰恰说明他们的民事主体身份得到了法律承认。若是在唐朝，家奴弄丢了主人的财物，主人肯定完全用不着起诉，因为直接按家法处分就可以了。 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唐宋均有奴婢，但他们的法律身份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唐朝奴婢属于贱户，没有人身权，不具备法律人格，法律地位等同于主家的私有财产；非经放良，他们世世代代都是主人的奴隶，都是贱民。宋朝奴婢属于自由民，具有人身权与法律人格，其与主家的关系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合同约定的期限一满，雇佣关系便宣告结束。 我们将典型的唐朝奴婢（包括官奴婢与私奴婢）命名为“贱口奴婢”，将典型的宋朝奴婢命名为“雇佣奴婢”，宋人有时候也称之为“人力”（男佣）、“女使”（女佣）。根据宋朝立法与社会惯例，凡雇佣人力、女使，双方需订立契约 ：“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契约上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合同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可解除：“以人之妻为婢，年满而送还其夫 ；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父母；以他乡之人为婢，年满而送还其乡。” 为防止出现“终生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高年限 ：“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钱各应通计”。奴婢受雇的期限，最多只能是 10 年，其间若有转雇，时间通计在内。南宋时，有一些品官之家典雇女使，为避免立定年限，妄称是收养了养女，“其实为主家作奴婢役使，终身为妾，永无出期” 。针对这一钻法律空子的行为，宋政府立法禁止“品官之家典雇女使妄作养女立契，如有违犯，其雇主并引领牙保人并依'律不应为’从杖八十科罪，钱不追，人还主，仍许被雇之家陈首”。 贱口奴婢为什么会消亡？ 为什么唐朝的贱口奴婢，到了宋代会被雇佣奴婢所取代？先来说客观的因素。前面我们说过，贱口奴婢的主要来源为战时俘获的生口、籍没的罪犯家属，但宋朝虽然常年面临战争，却从未有俘虏生口为奴的做法，恰恰相反，“军人俘获生口，年七岁以上，官给绢五匹赎还其家，七岁以下即还之”。宋政府也极少籍没罪犯之家属为奴婢。生活在南宋末的方回说：“近代无从坐没入官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掳则有之。”方回所说的“近代”，当指南宋时期，“北方”则是指金与蒙古。北宋时，政府还偶有将罪人家属没官为奴婢的做法，但到了南宋时期，籍没为奴之法早已废弃不用。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变被平定，按沿袭《唐律疏议》的《宋刑统》，犯谋反罪者，女性亲属必须“缘坐没官，虽货而不死，世为奴婢，律比畜产”，但朝廷经过议法，认为“此法虽存而不见于用”，最后，吴曦的家属并未被籍没为奴，而是“分送二广远恶州军编管”。 如此一来，贱口奴婢便成了无源之水，随着贱口奴婢的老去，他们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群体，规模只会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当然，贱口奴婢的消亡有一个过程，北宋前期尚有贱口奴婢的残余，但到了南宋时期，贱口奴婢便不复存在了。即便是北宋时期的贱口奴婢，其法律地位仍然要高于唐朝奴婢，因为宋朝法律并不禁止他们与良民通婚。
宋佚名《调鹦图》中的婢女 在贱口奴婢趋于消亡的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一部分下层人口不得不出卖劳力，受雇为富贵之家的人力、女使；甚至有一些中产之家，也非常注意培养女儿的才艺，以期女儿有一技之长，给大户人家当佣人 ：“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子等。”于是雇佣奴婢得以兴起。 雇佣奴婢虽然名为奴婢，却不是唐朝式的贱民，而是暂时出卖一部分人身自由的编户齐民，有点像近代社会的佣人。宋人也注意唐宋奴婢的差异 ：“古称良贱，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之所谓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气类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于兵荒，陷身于此” ；“古称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饥 寒，或遭诱略，因此终身为贱，诚可矜怜”。 因为雇佣制的普遍应用，宋朝的城市中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劳务市场，出现了类似于家政中介的组织：“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这里的“行老”“牙人”“官私牙嫂”，都是家政服务中介。应该说，贱口奴婢式微、雇佣奴婢勃兴的历史趋势，在唐朝中后期就出现了，但要等到宋代，雇佣奴婢才完全取代贱口奴婢。再从主观的因素来看。
宋苏汉臣《妆靓仕女图》中的婢女 我相信，在宋人的观念中，奴婢是人，而不是畜产。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宋人不同意将同胞当成畜产的观念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王荆公（王安石）、伊川（程颐）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在北宋士大夫看来，乘轿乃“以人代畜”，是对人之尊严的侮辱。 宋政府显然也认为奴婢是人，而非财物。唐朝常有将官奴婢赏赐给大臣之举，因为“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而宋朝则未见奴婢给赐的记载。咸平年间，宋真宗还下诏，“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价）以偿”1 ，即禁止官府将债务人家中的奴婢折成财产抵债。唐人允许债务人没有财力偿债时，用人身抵偿债务：“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债务人）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但宋人已不能接受这样有损人之尊严的做法：“诸以债负质当人口（虚立人力、女使雇契同），杖一百，人放逐便，钱物不追。” 唐律允许奴婢交易，从法理上说，人口若可以买卖，无疑是将人视为商品。宋政府却不能同意这样的预设，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淳化二年（991），陕西一带发生饥荒，“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当时陕西沿边邻境的戎人部落还保留着奴隶制，陕西的贫民便将男女小童卖给戎人为奴。宋廷知悉后下了一道诏令：“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即派遣使者带着官钱，向戎人赎回被卖的小童，送还他们的父母。简言之，唐人将奴婢视同“物”，宋人则将奴婢当成“人”。 尽管《宋刑统》沿用了《唐律疏议》的“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之条，但我们要知道，宋人修刑统，几乎照抄唐律，连诸多不合时宜、无法执行的条款也抄下来。到南宋时，便有学者提议：“《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当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指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及五代'私酒犯者处死’之类。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法律史研究者相信，宋代“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高度发展，导致统治阶级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民事立法新增了保护奴婢人身权的规定，其根据是编敕，而非《宋刑统》。奴婢由民事权利客体转化为主体，在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唯宋代独有” 。我们认为，宋人观念的嬗变，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推动着良贱制度的瓦解、贱口奴婢的消亡。 本文摘选自《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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