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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季，人们都会比较中国高考作文题和法国的哲学高考题，然后感慨中国的应试教育培养不出有哲学头脑的孩子。其实，这些年来，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我的法国朋友抱怨说，她儿子的高考作文得到很高的分数，而如果放到她年轻的时候，中等成绩都拿不到。而中国孩子的阅读范围、思考深度和批判能力，却在每年的高考作文中逐渐显现出提高的迹象。 今天分享的是一位上海的高一学生宋怿旸同学因为看到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认识价值”而引发的一些哲学思考。他一口气写完下面这些文字，给我看，并且希望我帮他发到寓诸无竟公众号，以便与更多朋友切磋，获取更多批评意见。于是我帮他略微修改了一些表达和标点符号（尤其是“一逗到底”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给博士生改论文时也常见到）之后分享到这里。 初识怿旸是在几年前的古典书院青少年诗文写作课上，那时他还是初中生。后来他又参加了我的无竟艺塾，跟我学书法，一直持续到现在。下面是他的文章。
怿旸同学在写字（怿旸母亲拍摄并授权发布）  上面是今年上海的高考作文题 论价值何以认识 宋怿旸 （高二学生，无竟艺塾学员，作者授权发布） 今年上海的高考作文题要求对“一件事物的价值是否要经过时间才会被人们所认识”展开讨论，那么何为价值？我们首当其冲的工作是从诠释学的角度来阐述一下“价值”，以及“事物”-“价值”-“时间”的关系。 “价值”之所以是“价值”是因为它有内容，即“质”；而一般对“质”的理解似乎是它有个定义（常人也更容易相信一个有定义的东西），但现在我们却不得不对这个理解有所改变。关于价值的认识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具体历史和“事物”，因为“人是被抛进世界里的”。只要存在，就无时无刻不与事物发生着“关系”，就不能独断且封闭的以纯逻辑来讨论问题。所以，我们就以启蒙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来展开对于“价值”的论述： 基督教晚期由于教皇贩卖通往天国的“门票”等腐败行为而让许多“英雄”忍无可忍，于是就开始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这些“英雄”中，我首先来讲一下被黑格尔称为“真正英雄”的、“第一个把人们从虚妄的彼岸拉回此岸”的笛卡尔。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认为之前的哲学家所讨论的哲学都是一种预设，所以他通过怀疑一切来寻找不可怀疑的第一起点。于是他发现他正在怀疑这件事情是不可怀疑的。“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第一起点就诞生了。然而这还并不能让他满足，因为只有他自己是“自明”的，而与外界是割裂的，他就以证明囊括一切的上帝的存在来试图弥补这一鸿沟，从此他的所有理论和《方法论》才得以展开。 笛卡尔这一“壮举”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甚至影响了现在的中国和全世界（这本身放在现在就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存在什么以西方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牛顿物理学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让人们坚信唯有理性才可以改变生活，只有通过数学方法才能知道一切。然而好景不长，休谟站出来提出了两个致命的问题：1、因果是否真的存在？2、“事实”能否推出“价值” ？其实这两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但康德仍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以理性批判理性，认为人的理性是通过先验综合的产物，是有极限的。极限之外的那个不可知的另一部分叫做“物自体”。，也就是说任何可知的东西都是先验综合的产物，而认识不可知的东西的行为叫“理智直观”，这是只有上帝视角才可以认识的，对于人来说是非法操作。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鸿沟中，你才可能有自由，否则一切被知道的事情必定会发生，人承受不起就会崩溃。只有在自由和实践中，主体的有限性才可以超越。总之康德哲学就一句话，理性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把我们可能经验的事实当做可能的经验来看待。 后来的黑格尔则彻底地将理性进行到底，以一个上帝视角把世界囊括在逻辑中。他因而将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推上了最高峰，随后土崩瓦解。有人把两次世界大战视为黑格尔哲学的产物，但也不能全怪黑格尔，因为后人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可能是误解。黑格尔的理性并不是现代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如果对狭隘的理性主义有一个彻底的超越，那么世界大战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所以，从上面的哲学史可以看出，价值是不可以也不可能只用“理性”来“定义”的，不只是逻辑能完全规定的。 虽然价值不可定义，但绝不可否认它仍然与“事物”发生着关系。“事物”是“价值”的载体，那么接下来就谈谈“事物”对于“价值”的影响。为什么这个事物是好的而不是坏的？为什么它是没用的而不是有用的？好的就一定不能是坏的，没用的也一定不可能有用？比如哲学、艺术、文学就是最没用的东西，现在的教育和社会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里有些人会说现在爱好思想什么的就是很多元化的啊，但其实这是经不起反思的。事实上人们生活中的底层逻辑基本上都差不多，且被资本控制。就拿考大学来说，人们会选择“好”的中文系，“好”的艺术系，“好”的经济学系等等，只有我们把“好”字单独提炼出来，“好”是那么的“好”！——一种充满本质主义和“理性”的“定义”的“好”，一种因为“好”而“好”的“好”。 资本主义是理性主义即柏拉图主义的结果。他们认为任何东西都要有一个定义，才可以产生“价值”判断，任何事物都是要遵循一个“本质”才可能有“价值”产生。尽管启蒙运动是在十七世纪左右，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但如今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还停滞不前。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人们都在宣扬一种理性主义的“价值”。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可以证明这个问题。一个国家或者政府之所以可以成立必定是建立了法律体系的，法律的建立之中有种最原初的荒谬和悖论：法律是用来规定的，所以他们建立法律是相信它“理性”的“价值”，即是本质主义；而法律的更改则是因为事实证明过去（规定性的、本质性的）不可能决定未来。 不只是法律，任何这种定义的和本质的东西，都是如此。理论越是自洽，会出的问题就越大。文革的理论显然比抗战自洽得多，再傻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是坏的，而正因为无法定义“事物”的“价值”，所以很多东西才被误解的人摧毁。严密如数理逻辑也难免有不可解决的矛盾。其实黑格尔也很清楚这一点，他的《精神现象学》里感性确定性分析或者《逻辑学》中的A=A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当你把A=A写上黑板的时候，你脑子里的A=A和黑板上的A=A就不是同一个东西了，脑子里的A和黑板上的A也不是同一个东西了。通常人们理解的“实践”只是一种把提前理性思考的规定性强行外化于“事物”上，让这件事或者这个物赋予“价值”。 由此可见，“事物”的“价值”绝不是对它的规定，而是它本身，从它本身“发生”。从前我们逢年过节特别有气氛，而现在那些有“价值”的科学理论规定了这些事物，也就不可能从它本身产生一种想象。比如中秋节赏月，古人如果穿越过来肯定会被骂神经病，我们会响亮地告诉他：月亮上没有嫦娥，请你不要不科学地幻想！再比如织毛衣这件事，如果当一个资本家遇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给她孩子织毛衣时，他会告诉她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动作都是多余的，她在浪费时间，她肯定很生气，甚至晕过去。 被资本理性所剥夺的剩余价值不止是效率和金钱，还有真实劳动的情趣和体验。资本不但剥夺了劳动的剩余价值，更剥夺了劳动本身。荷尔德林诗云：“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真正的人类劳动应该是充满意义的大地栖居，而不是“创造价值”的996。理性规定的“价值”是僵死的，事情本身的意义和诗意想象则是开放的。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这叫对真理的“解蔽”。海德格尔认为唯有那些“最没用”的艺术、文学、哲学才有可能对真理做出揭示，引发人们思考。 理解了“事物”“价值”，那么“时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启蒙运动说要“祛昧”，但也正是因为它的标语化让人们只是把科学和上帝换了个位置罢了。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只是半启蒙状态。真正的启蒙是一种彻底的“悬置”，但这种“悬置”不是悬在虚空，而是仍然在世界中与事物“碰撞”从而“发生”“价值”。这不是半吊子启蒙主义的所谓科学的强行预设，而是像海德格尔和中国阴阳思想那样穿透一切之后还有个隐而不显的东西存在。 半吊子的科学乐观主义如果要认识“价值”，达到一种“解蔽”状态，的确需要时间的沉淀，因为他们是如此地可怜，只能以自己那些僵死的被别人灌输的规定性的知识来规定别人和反驳别人。所以，他们的能动性是不动的，或者是往前的，所以他们在到达一定境界之前是不可能摆脱结构性束缚的；反之，那些充满想象力和无条件的“孔颜之乐”的“愚人”或“蒙昧之人”就根本不需要时间去沉淀，因为他们几乎就存在于“实在界”中——那是一个用完满的“价值”都无法规定其完满性的世界。 最后，如果想要使人们都活的很有“价值”，或许有一种新的思路。这种思路不是去改进规则，制定法律或者教育制度，因为那只是理论的外化，且必然形成内卷。任何理性的外化最终都必将导致内卷，然后再外化，再内卷，如此循环不已。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将带来新的问题。真正的反抗不是以自己的理论推翻制度，因为这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循环。 真正的实践只能是以一种“无张力”的形式去展开的张力。海德格尔称之为“泰然任之”，孔子称之为“无为而治”（“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真正的实践绝非理论的外化，也绝非将一切理性抛在脑后什么都不管就去做事情，而是一种身心同一的“瞬间发生”。只有在“非规定”中，才有“价值”的自然发生。“价值”不是谁“定义”和“制造”的商品，而是自然发生的生命意义。在如其所是的“存在”中，“价值”才能得到认识。存之，然后识之，而不是相反。这是我对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认识价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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