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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清代的《说岳全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个人生平为主要线索的长篇白话小说。与同类作品相比，《金瓶梅》固然以西门庆的发迹到死亡为线索，但仅写了政和二年到建炎元年的事迹，西门庆出场时已二十六岁，《说岳全传》则是从岳飞出生开始写起，用了六回的篇幅写其出生和学艺的经历。 《万花楼演义》虽写狄青早年的经历，但却是《五虎平西》、《五虎平南》的前传，且于其生平并不完整，尤其未写至其死亡及身后之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中兴演义》）固然以岳飞为主要角色，且以《宋史》为凭借补叙岳飞的一段经历，但未免失之粗疏，且此书本以演史为主，并非讲述个人情节的英雄传奇。 《说岳全传》既以岳飞为主要的角色，则必对岳飞相关的史事有一定理解和延伸，而欲了解《说岳全传》的创作由来，也不可不知岳飞的行实。 盖以岳飞为主角的两部小说中《中兴演义》基本是照抄《宋史·岳飞传》的，《说岳全传》则以《精忠录》为依据，而这两种史料则都是以其孙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为蓝本。邓广铭《岳飞传》一书对《鄂王行实编年》的不实之处多有辨析[1]，本文非为考史而作，故不待赘言，仅于《说岳全传》中涉及的故事聊作说明。 考诸史书，岳飞的行实共可以分为四件公案：抗金、讨逆、冤死、昭雪。 （一）抗金是岳飞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史迹，也是其被后世纪念的根由。然则古代的民族观念与现代已有较大不同，故此事亦颇为时下所非议。 然则考诸历史，建立金代的女真族即今日的满族原本为游牧民族，当时不事生产，故以劫掠中原为能事。加之有辽太宗耶律德光无法统治中原的先例，故又以摧毁中原为惟一选择。 如其在靖康之变时劫掠皇室、骚扰人民，颇见于《青宫译语》、《宋俘记》、《呻吟语》等史料的记载[2]，只是因为《鄂王行实编年》本为“经进”而作，即须进呈皇帝御览，势必不能揭橥皇家痛史，故于靖康之事多有缺失，因而也不为《中兴演义》、《说岳全传》等书采纳。 此外，金朝南侵尚有建炎元年的南下，导致“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3]，建炎二年，粘罕攻陷濮州后，“以不归附，城中无少长良贱，大肆杀戮，仍火焚其庐舍俱尽”[4]，类似的情形不胜枚举。 后来读史者不能以金世宗完颜雍及章宗完颜璟两朝的德治而否定其建国之初具有暴行的史实。何况士人们有颇有“蛮夷猾夏”、“披发左衽”的引诱，这既包括北宋理学相当成熟以后学者们对于孔子以降的儒学道统被摧毁的潜在顾虑，也包括对靖康之乱的历史记忆和对金朝南侵过程中暴政的恐惧。因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岳飞的抗金行动都是毫无疑问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文明的保存，后世称之为民族英雄应是当之无愧的。[5] （二）讨逆是三事中评述分歧最大的一件，这当然是基于利用革命史观将历代民变美化成“农民起义”的结果。 当代主流史学家如邓广铭甚至将袭击昼锦堂的盗匪张超都定性为“起义民众”[6]，而岳飞之消灭吉州彭友、李满及虔州王彦、钟大牙等民变则被之视为“对人民欠下了血债”[7]乃至“瓦解农民起义军的罪行”[8]。 实则客观地讲，中国的民变固然是有贪虐或暴政促成的，但其领导者却多为群氓，即《水浒传》中所谓“闲汉”一流。刘邦家中原有土地，而其却专一游走乡里，不事生产[9]；朱元璋固然赤贫，然则却可以得到乡里人的周济，只是不愿从事生产，所以情愿选择为僧、为盗[10]。 至于其他民变领袖也莫不如是，基于此种背景，则其成事之时必然剽掠州县。《宋史·高宗本纪》记载仅建炎四年一年就有八月“壬辰，盗入梅州，杀守臣沈同之，大掠而去”及十一月丙寅“祝友渡江大掠”等事，而祝友尤其恶劣，有记载说此人“专杀人以为粮食”[11]，远没有农民起义者应有的良善。 至于岳飞平定杨幺[12]的根本原因则是“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13]，自然于当时宋金之间政权的战和干系甚大，岳飞对杨幺的讨伐也可视为其对金作战的一部分，即吕思勉所说“安内即所以攘外之理”[14]。 以当时的情境看，由于民变多发且多起源于政治的失衡，故当时许多官员皆主张安抚，惟独岳飞主张剿除[15]，然则其在剿除民变的过程中仍对民变的领袖人物保持了相对宽柔的政策，乃至于曹成的部将杨再兴后被其收纳为部将，随其东征西讨。 到了《说岳全传》成书的年代，市民的思想已经萌发，对民变的领袖报以极大的同情。加之《说岳全传》中多有《水浒传》中人物的后昆作为重要的角色，对《水浒传》等书的推崇甚明，故令岳飞多于剿平的山贼、水寇进行招抚，并令其成为自身的部将。 其实，作为军队统帅，岳飞在江湖之义的方面做的并不是很理想。除了部将王贵最终背叛他外，傅庆也曾是他的部将因居功自傲而被斩，从这一刻起，岳飞对部下的控制由江湖道义转变为政治平衡，庐州之战后，他将部将牛皋的功劳折冲了许多给另一位部将徐庆，便是一种明证。 但这样难免显得岳飞忠孝有余而义气不足，但袍带文偏偏是无义不成书的，所以《说岳全传》偏偏以义字贯穿始终，不但让岳飞在少小的时候就接纳王贵，而且令之每剿灭一山贼或水寇之后便与之结义。 （三）传统史家如岳珂、徐梦莘、李心传等将岳飞之死归咎秦桧，是因为他们身居宋朝，不敢“指斥銮舆”，现代史家若是以此仅仅归罪于秦桧而放弃首恶宋高宗赵构，那便是中了传统史家的圈套。 在传统叙事中，无论是赵构本人还是后代史论，都试图将赵构与汉光武帝刘秀对比，这不得不说是赵构生前建立的中兴语境发挥了作用[16]。然则刘秀起于微末之势，所用的将相都是自己的党羽，故进取心极重；赵构嗣位的合法性则饱受质疑，所用的大臣又多是北宋的耆旧，故必以守势巩固皇位、夺取权力——无论是军权或话语权——为惟一的事业。 赵构在靖康之变后匆忙登基既缺乏安全性，又没有合法性，方之于南明政权，便不难发现赵构的窘境。对于赵构本人来说，今日所称南宋王朝者只是他临时安厝的一个不稳定政权，所以他不无忧虑地对众臣说：“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17]其将政权的首都定名为“临安”，自然也含有临时安厝的意思。 对时议来说，知识阶层认为“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18]。若要保证国家的安全性，则势必要与金国休战，若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则亟需通过暴力手段解决，故在斩杀上书的陈东后，亦需要将军队这一暴力机器直接掌握在手中。 所以他早年便利用汪伯彦及黄潜善解构李纲的兵权，而苗刘之变后则愈发让他见到武将擅权的厉害——赵构的儿子可被苗刘二将控制，自己则又有赖张俊、韩世忠等人之功，诚如王世贞所言：“苗、刘变而帝之心不敢以尽付诸将矣。是韩、张与岳三将军，其兵皆重于京师；而秦桧以和之说进，立夺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于和而安于三将之失兵矣。”[19] 苗刘之变令赵构后怕，甚至将这份恐惧移植到了一切前线抗金将领的身上，这就起了重收兵权的意思。 这次收兵权行动被虞云国视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并将绍兴七年收刘光世的兵权视为此次事件的开端[20]，这是很具慧眼的。但刘光世的兵权被解除后引发的是郦琼的兵变，这给了赵构惨痛的教训，使他知道军队只听命于将军而不服从朝廷调度，必将因将军的离去而引发内乱。 “当时诸将，各以姓为军号，如张家军、岳家军之类，朝廷颇疑其跋扈”[21]，于是在秦桧的怂恿下，赵构愈发急于解除张俊、岳飞、韩世忠的兵权[22]。 且这次解除兵权并不完全针对于岳飞，如赵鼎和王庶就曾试图解除张俊的兵权，后面秦桧预备解除韩世忠和岳飞的兵权的时候几乎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对韩世忠是将其部将景著和胡纺拘捕下狱使其诬陷韩世忠，对岳飞则是拘捕王贵和张宪。 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秦桧是如何审问景著和胡纺的，但他审判王贵、王俊及张宪等事则被《鄂王金陀稡编》完整地保留了下来[23]。首先秦桧策反王贵，使之成为岳家军的接管者，其次拘捕张宪，若能够屈打成招则身陷诏狱的经历使之甘心隶于王贵之下，而不致有郦琼一样“耻屈其下”的心理，若不肯成招，则与岳氏父子同死。 王贵以失德之势成为惟一的领袖，又是惊弓之鸟，故易于对付，其在岳飞死后不久交出兵权就是明证。这正应了张戒与赵构的在绍兴八年的那次对话—— 戒曰：“去岁罢刘光世，致淮西之变，今虽有善为计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须有术。” 上曰：“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24] 这是赵构对臣下的权谋所在。至于对金人则以“择利班师”、议定和好为能事，在其即位初期即任用汪伯彦、黄潜善等主和派而弃用李纲、宗泽等主战派人物，乃至令避敌锋芒的王渊担任枢密使，所以绍兴四年岳飞挥军襄汉之际，赵构劝诫他只许收复李横“所守旧界”，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罚”，绍兴十年顺昌大捷后他召回刘锜，同年岳飞在朱仙镇大捷后被以十三道诏书召回都只是他政策的一贯罢了。 就这个层面而言，绍兴八年才稳居相位的秦桧并没有改变赵构的一贯政治策略，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赵构倾向求和才简拔秦桧为相而不是相反。至于岳飞在朱仙镇接到召旨后即行班师，过往的论者或斥之为愚忠，却有意忽略掉了岳飞本是军人身份，原本就该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这是其身份使然的不得已之处。 岳飞作为名将，完全不谙政治之道。其早年与宗泽谈兵时已有类似表现，在其于开德、曹州之战先后立功后，宗泽对他讲：“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并且授予他阵图，而岳飞则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25] 论者每以此言为岳飞灵活机动的证明，实则早在《武经总要》中已有此辩难[26]，原不需待岳飞而后可。但阵图本是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时为了控制前线将领作战而故意设计出来的路数，目的在于加强对前线将领的控制和领导，岳飞不察以至于此。 赵构失去生育能力后，养育宗族子弟于宫中，岳飞竟然主动提出立太子一事，自然深中其忌讳，赵构曾当面对他说：“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27]，然岳飞却始终抱着“臣子一体也，不当顾虑形迹”[28]的考虑。 这也是他一贯坦荡的心怀，《宋史·岳飞传》载：“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其为国之拳拳衷心跃然纸上，可与汉代“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霍去病酬为知己。其有诗说：“斩除元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驻兵新淦题伏魔寺壁》），他的一生可谓此句诗的写照。 然则霍去病本是汉武帝刘彻的内亲，又是私宠于刘彻的武将[29]，加之年纪又少，没有子嗣从军，故刘彻不虞有他。岳飞则属于被防范的外姓，赵构为人阴鸷，故每疑其图反。 吴玠送姬侍给他，而岳飞不取，可谓其志甚廉，然其最终冤死恰恰在于廉洁，以帝王心术来看，不为金银美女收买者，势必有更大的图谋。 战国时，王翦出兵楚国前向秦王政索要美田宅园池甚众，正是因为“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30] 岳飞不谙个中道理，仅以“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道德自觉自居[31]，坐令赵构生疑，至于其为岳云辞封非但不会令赵构感到其无私，反而令其平添岳飞会图谋江山的恐惧。 毕竟，从历史上看，私人道德是极不可靠的，王莽、司马懿之类无不以私人道德自立于朝廷，即便岳飞无此野心，岳云也未必能够继承乃父的道德，毕竟其在军中的历练已让他获得应有的威望，得到了“嬴将军”的称号，一旦军职沿袭超过三代以上，情形便更不可问。 如与岳飞齐名的吴玠、吴璘兄弟公忠体国，而到了吴璘之孙吴曦的时候便引发了叛乱，故赵构不但要杀岳飞，还要杀掉岳云以预防其利用个人影响力发动兵变为岳飞复仇。 这是帝王的心术，而岳飞不察，故朱熹说岳飞“恃才而不自晦”，正是这个意思，以古今无双的高贵道德却自取其死，这也是后世不免为之惋惜的地方。 （四）对于岳飞的事迹来说，及时的平反和神圣化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是岳飞有别于檀道济、封常清等被冤杀的名将的关键。 对于历史记忆而言，被及时昭雪的岳飞作为力主恢复旧疆的偶像始终是历代君主的警钟，因此被视为进行时而非过去时。而岳飞的昭雪在当时来讲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一是就私人关系而言，作为立太子事件的当时人，宋孝宗赵昚自然知道岳飞没有交通自己却感激于他的仗义执言；二是就君主的权术而言，对于在赵构做太上皇期间做了二十五年儿皇帝的赵昚来说，亟需通过改变当时的政治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为民间所崇拜的岳飞刚好可以满足他改制的要求，一则可以顺应民心，再则不至于树立在世者成为偶像，分割对自己的信仰；三是自从熙宁变法以来，朝廷陷入党争，几乎每立一帝，政策便有反复，故嗣位之主推翻从前皇帝的政策在当时并不为忤，这也是岳飞昭雪的必然条件。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正是因为熙宁变法导致的党争，才使得蔡京、秦桧先后粉末登场，蔡京先后依附于政治对立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秦桧则先后依附于政治对立的张浚和赵鼎，也正是因为朝臣陷于党争才使得皇帝得以控制相权，使便佞于己的蔡京、秦桧之流有了独相的资格。 尤其秦桧，本是金朝所放回的官员，若非赵构的一力支持，绝不能拥有宰相的地位。秦桧对赵构说：“天下本无事，宜遵成宪为善”，即认可赵构大权独揽的意思，而一切有悖于皇权之人都势在被排斥之列。 就这个意义上说，杀害岳飞的元凶不至于赵构和秦桧，乃是王安石以来的政治传统，我们讨论岳飞之死时也应有更为宏观层面的解读。 注释： [1] 其观点散见于全书各章节，而集中讨论于后记，邓广铭：《岳飞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3月版，第467—473页，下文引用时皆出自此版本，故仅标注页码。《鄂王行实编年》六卷见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53—828页，中华书局，1989年2月版，以下凡引《鄂王行实编年》皆本自此书，不备引页数。 [2] 见于《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8月版。 [3]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 [4]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十九。 [5] 关于岳飞抗金的评价问题，可参考邓广铭：《岳飞传》，第418—422页。 [6] 邓广铭：《岳飞传》，第4页。 [7] 同上，第130页。 [8] 同上，第154—181页。 [9] （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10] （清）张廷玉：《明史·太祖本纪》：“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其中“游食”的含义即成为游方僧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行乞。 [1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三十八卷。 [12] 《宋史》等书作“杨么”，本文为讨论《说岳全传》而作，故从之，下同。 [13] （元）脱脱：《宋史·岳飞传》。 [14] 吕思勉：《关岳合传》，《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版，第111页。 [15] 同上。 [16] 此事的详细探讨可参考虞云国：《南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重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见虞云国：《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第241—278页。 [1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四。 [18] 陈东上书语，见（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 [19]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一十。 [20] 虞云国：《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第145页。 [21]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二。 [22]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五。 [23] 见（宋）岳珂：《鄂王金陀稡编续编·张宪辨》。 [24]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九。 [25] （元）脱脱：《宋史·岳飞传》。 [26] （宋）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八：“故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 [27] （宋）张戒：《默记》。 [28] 见（宋）岳珂：《鄂王金陀稡编续编·建储辨》。 [29] （汉）司马迁：《史记·佞幸列传》：“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故卫青、霍去病在才干上不属于佞幸一流，但在刘彻的私人感情上却属于受刘彻私宠的名将。 [30] （汉）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31] （元）脱脱：《宋史·岳飞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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