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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洛陽出土了五件刻畫有精美孝子圖像的北魏石葬具。它們隨後流失美國，被三家知名美術館收藏，這包括：波士頓美術館藏甯懋石室（五二六年）與孝子石棺床（曾被稱作盧芹齋舊藏石棺床，以下統稱「波士頓石棺床」）、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藏傳墓主爲元謐的孝子升仙石棺（以下統稱「明尼阿波利斯石棺」）、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孝子棺以及孝子棺床圍屏（以下統稱「孝子棺」和「納爾遜石圍屏」）（1）。在近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這些石葬具一直是美術史以及考古學者關注的焦點，其孝子圖像也早已成爲中國美術史上的經典之作，被收録在各類教材和研究著作中。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出土信息嚴重缺失，除了甯懋石室，我們無法確認美國藏孝子石葬具的墓主身份。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編寫的《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中，洛陽學者郭玉堂記録了五件和墓誌同出的石葬具，這包括甯懋石室、秦洪石棺（五二六年）、元融石棺（五二八年）、元文石棺（五三二年）和王悦石棺（五三三年）（2）。除元文石棺外，這些石葬具據郭氏稱都被出售給了北京或上海的古董商，最終很有可能像甯懋石室一樣進入上述美國各大美術館（表一）。基於郭玉堂的記録，國内學者曾對美國藏孝子石葬具的主人作出一些猜測。但總體來説，這些推測還缺乏充分的證據支持（3）。
近些年，隨着更多北魏石葬具的出土，學術界對孝子圖像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進展。黑田彰系統闡述了六朝時期流行的《孝子傳》（現藏陽明文庫，又稱陽明本《孝子傳》）與北魏孝子圖像的關係，林聖智的研究揭示出北魏石葬具的圖像製作程序以及圖像的禮儀功能，鄒清泉、羅豐對孝子圖像流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給予了系統梳理，巫鴻和鄭岩則注意到孝子圖像中的空間表現以及圖像與觀者的互動，此外韋正、朱安耐（Annette Juliano）等學者對孝子石葬具的形制及其起源等問題也多有闡發。這些學術進展爲我們討論美國藏孝子石葬具的墓主身份問題提供了重要基礎。 本文通過考察洛陽新出土北魏曹連石棺（五二八年），同時結合孝子圖像的最新研究成果，對美國藏孝子石葬具的歸屬問題重新進行檢討。二〇一二年出土的曹連石棺是現存北魏孝子石棺中唯一一件墓主身份明確的實物（4）。在曹連石棺以及甯懋石室上，我們看到孝子圖像與墓主生平之間、石葬具榜題與墓誌書法之間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聯繫。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可以從内容和形式兩方面，對郭玉堂記録的石葬具墓誌和美國藏石葬具上的孝子圖像進行比對。經過這樣的比對，筆者推測明尼阿波利斯石棺，或所謂「元謐石棺」，實際的主人是元融，而納爾遜石圍屏和波士頓石棺床的墓主有可能分别爲王悦和秦洪。 曹連石棺與甯懋石室 在現存北魏孝子石葬具中，衹有曹連石棺與甯懋石室的墓主身份明確。國内外學者對甯懋石室的研究和介紹都很充分，本文不再贅述（5）。關於曹連石棺的研究不多，有必要在此給予簡要介紹。二〇一二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龍門火車站附近發掘了一座北魏晚期墓葬，墓主爲曹連，墓中出土一具完整的以孝子升仙爲裝飾主題的石棺。筆者在二〇一九年六月參觀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庫房時注意到這件石棺，並在研究院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對其進行了仔細的觀察和記録。該石棺和墓誌一同出土，墓主身份和生平十分明確。更重要的是，石棺在圖像和風格上與美國藏孝子石葬具（尤其是「元謐石棺」）聯繫密切，爲我們推斷後者的歸屬問題提供了關鍵依據。
曹連石棺 曹連石棺現存前、後檔，左、右幫，底板與石棺蓋。石棺頭擋綫刻墓門，墓門周圍描繪獸面、蓮花、忍冬紋、鳳鳥以及柱劍門吏形象。後檔綫刻交纏的龜蛇以及玄武的人格化身。左右幫構圖繁複緊密，其構圖大體分爲上下兩個部分：上部描繪天界，下部描繪自然山水，以及置身山林中的孝子圖像。右幫上部描繪男性神像駕青龍，四周刻有畏獸、導引仙人、隨從仙人等；下部描繪孝子原轂、蔡順。石棺左幫上部爲一女神騎白虎，手持羽扇，同樣爲仙人環繞；下部孝子故事爲韓伯餘、郭巨。石棺蓋正面素面，無任何裝飾圖案。 曹連石棺是現存北魏孝子石棺中，唯一一件墓主身份明確的實物。根據墓誌記載，石棺的主人爲曹操後代，生前任潁川太守，之後不幸在河陰之變中遇難，下葬時獲贈官職安西將軍、凉州刺史。墓誌特别指出曹連爲「魏武皇帝之胤」，强調了他的皇家血統，這很可能是他能够使用石棺作爲葬具的重要原因。曹連墓誌書寫於北魏永安元年十月十三日（五二八年），石棺的建造年份應該與墓誌的製作時間大體一致。
曹連墓誌 曹連石棺和甯懋石室體現出的兩個特徵對於我們解决北魏石葬具的墓主問題至關重要。首先，從書法風格上看，兩件石葬具的圖像榜題和墓誌文字非常一致。曹連和甯懋墓誌上出現的都不是典雅端正、整齊規範的魏碑大字，相反兩者字體偏小，筆畫稚拙、造型多變，且多異體字，具有一種民間題記的粗曠趣味。兩件葬具上的孝子圖像都有榜題，榜題文字的書寫方式和墓誌一脉相承。儘管榜題文字的尺寸略小，但整體風格和墓誌没有明顯的差異。可以考慮，它們的書者或爲同一人，或爲同一師承（表二）。
其次，在曹連石棺和甯懋石室上，孝子圖像與墓主生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聯繫。林聖智在研究北魏石葬具圖像的製作程序時指出，儘管工匠有可能採用了可以重複使用的模版或粉本，他們還是會根據墓主或其家人的要求對圖像作個性化處理（6）。的確，在現存孝子石葬具中，儘管許多故事多次出現，但每件葬具在整體孝子故事的選擇和組合上，基本没有任何重複或雷同之處。以曹連石棺和甯懋石室爲例，同樣表現四個孝子故事，前者選擇了原轂（右一）、蔡順（右二）、韓伯餘（左一）、郭巨（左二），後者則爲董永（右上）、董黯（右下）、丁蘭（左上）、舜（左下）。 如果進一步考察這些故事的孝行對象，我們不難發現，孝子故事的選擇和墓主的生平及家庭狀况存在一定聯繫。參考陽明本《孝子傳》記載的内容，在甯懋石室上，四個故事分别關於奉養父親（董永、舜）和母親（董黯、丁蘭），而在曹連石棺上，竟然没有一個故事和父親有關（孝孫原轂奉養祖父，蔡順和韓伯餘侍奉母親，郭巨故事關於母親或祖母）（7）。甯懋石室建造之時，甯懋夫妻二人都已經過世。很可能考慮到這一點，石室的設計者選擇了兩對分别關於奉養父、母的故事，用來表彰寧氏後代的孝行。和甯懋石室相比，曹連石棺的製作情况非常不同。曹連死於河陰之變，時年六十九歲。從墓誌和發掘情况來看，其墓中衹埋葬了本人，而其妻子當時應該仍然在世。這樣看來，曹連石棺的設計者，有可能更在意用孝子故事來提醒曹氏後代，悉心供養成爲寡母的曹連遺孀。 「元謐石棺」還是「元融石棺」 在曹連石棺發現之前，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元謐石棺」一直被認爲是唯一一件墓主身份明確的北魏孝子石棺。值得注意的是，兩件石棺在圖像和風格上十分接近。明尼阿波利斯石棺左、右幫在構圖上也選擇上下兩段式，上層表現神獸與仙人在天界翱翔，下半部分主要描繪孝子故事與山林景象。儘管明尼阿波利斯石棺上表現的孝子故事數量遠高於曹連石棺，但二者在孝子圖像的構圖和人物形象等方面非常類似，據筆者觀察如同出自同一作坊。
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藏「元謐石棺」
元謐墓誌 然而根據上文對曹連石棺和甯懋石室的認識，我們發現不論是元謐墓誌的書法還是元謐的生平，和明尼阿波利斯石棺都有很多矛盾之處。首先，元謐墓誌的書法典雅富麗、筆畫厚重，和明尼阿波利斯石棺上題記的書寫方式迥異（表三）。後者明尼阿波利斯石棺題記結體欹斜、筆畫勁利，風格更接近曹連石棺及墓誌。其次，在現存北魏石葬具中，明尼阿波利斯石棺展示的孝子故事最多，達到十個。但根據《魏書》記載，元謐本人在生前不但没有特别的成就，而且道德品質不佳，甚至曾因爲在母親服喪期間享樂放縱而被免去官職。元謐墓誌對其生平不乏贊譽之辭，但和其他宗室墓誌相比，其内容顯得簡略敷衍，行文更是流於形式。如果明尼阿波利斯石棺的主人真的是元謐，石棺上對孝子故事的極力描繪則顯得有些難以解釋。
事實上，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元謐石棺」的定名並無可靠的依據（8）。郭玉堂確實記録了元謐墓誌，但他没有提到有石棺一同出土的情况（9）。一九三一年，在奧村伊九良所著、最早研究明尼阿波利斯石棺的文章中，作者同樣没有提及石棺和元謐的關係（10）。直到一九四一年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將該石棺和元謐墓誌一同收藏之後，在該館館刊上，石棺的主人纔第一次被認定爲元謐（11）。但在這篇英文文章中，作者没有解釋石棺爲何和元謐墓誌出自同一墓葬。考慮到民國時期中國文物流失的嚴重程度，我們有理由相信，博物館方面很可能接受了石棺和墓誌出售者的結論。這種以張冠李戴來抬高文物價格的做法，在當時的古董交易中十分常見。 如果「元謐石棺」是一個誤稱，那我們該如何認識石棺的真正主人？儘管美國藏孝子石葬具的墓主身份都不明確，我們還是可以通過郭玉堂的記録找到一些關於墓主的綫索。《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收録了五件北魏石葬具，它們分别是甯懋石室、秦洪石棺（五二六年）、元融石棺（五二八年）、元文石棺（五三二年）和王悦石棺（五三三年）。除甯懋石室和元文石棺外，其餘三件葬具被明確記載運往北京或上海。目前我們所知，民國期間流失海外的石葬具共八件，大都集中在美國的美術館或博物館（表一）。北京和上海是當時中國内陆文物銷往海外的重要中轉地，而明尼阿波利斯石棺很有可能就是郭氏記録中的一件石葬具。 此外，郭玉堂記録的石葬具相關墓誌都有拓片存世，將明尼阿波利斯石棺與這些拓片進行比對，我們可以初步判斷石棺的主人更有可能是葬于五二八年的章武王元融。從書法風格上看，元融墓誌上的文字和石棺上的題記最爲接近，二者皆結體稚拙、筆畫勁瘦，同時採用了許多異體字（表三）。
元融墓誌 更重要的是，在元融墓誌及其《魏書》傳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和石棺上孝子圖像緊密聯繫的内容。這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元融生前不但政治和軍事功績顯赫，還曾擔任宗正卿，負責宗室事務，墓誌稱讚他「性至孝，善事親」（12）。明尼阿波利斯石棺上十個孝子故事涵蓋的孝行對象包括祖父、祖母、父親、母親，甚至繼母（閔子騫）。如此全面地展示孝行對象，目前衹有該石棺一例，這種突出孝行對象或家族長輩的圖像安排很符合元融的政治身份和道德聲譽。 二、元融晚年討伐鮮于修禮叛亂，兵敗死于叛軍之手，這一生平在石棺孝子圖像上也有所反映。整體來看，石棺上十個孝子故事按照孝行對象被分爲兩個部分，左側除老萊子之外，其他故事的孝行對象都是男性長輩，而右側除眉間尺（爲父報仇），都和女性長輩有關（表四）（13）。在十個孝子故事中，衹有老萊子與侍奉雙親有關，將它放在左側的中間位置，應該是爲了突出供養雙親的重要性。相比而言，眉間尺故事的出現則顯得十分突兀。它不但在整體構圖上（左男右女）是一個例外，在北朝藝術中也十分罕見。除了明尼阿波利斯石棺，該題材不見於任何現存北朝文物。元融戰死沙場後，他的四個兒子都正當壯年（14）。石棺設計者違反常例加入眉間尺這一題材，並在一旁作榜題「眉間尺與父報仇」，很可能是爲了提醒元融的後代，今後務必像故事主人公一樣爲父復仇。
「眉間尺與父報仇」 波士頓石棺床與納爾遜棺床圍屏 通過討論曹連石棺和元融石棺，我們發現北魏末年洛陽地區出土的各類石葬具中，石棺很可能是規格最高的一種葬具形制。除了這兩件石棺，洛陽地區出土的北魏石棺衹有一件身份明確，其墓主爲葬於武泰元年（五二三年）的南平王元暐，但其石棺表面没有任何裝飾（15）。這些材料顯示，洛陽地區石棺的使用者若非元氏宗室，也是像曹連這樣，具有皇室血統的人物。而和石棺相比，石室和石棺床這樣的葬具等級似乎都要低一些，更像是爲非宗室的官吏而製作的（如甯懋石室）。在郭玉堂記録的另外三件北魏石葬具中，有一件屬北魏宗室（元文），而另外兩件的主人，一位生前最高職位爲略陽太守（王悦），另一位生前無任何官職（秦洪）。儘管郭氏也稱兩件葬具爲「石棺」，它們實際上更有可能采取了棺床的形式。
波士頓石棺床 如果「秦洪石棺」和「王悦石棺」實際上是石棺床，那麽我們是否可以從石刻文字和孝子圖像兩個方面，對波士頓石棺床和納爾遜孝子石圍屏的墓主身份作出一些推測？畢竟，根據郭玉堂的記録，「秦洪石棺」和「王悦石棺」都被售往上海，最終的歸宿極有可能是美國。比較現存秦洪和王悦墓誌上的文字與美國藏兩件石棺床，我們會發現王悦墓誌的書法和納爾遜石圍屏上的題記非常接近（表五），而秦洪墓誌和波士頓孝子棺床題記相似程度最高（表六）。按照這一綫索，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兩件石棺床上的孝子圖像，分析它們和王悦、秦洪的生平有無對應之處。
首先來看納爾遜石圍屏，該圍屏上一共有八個孝子故事，它們的獨特安排與王悦夫婦生平具有一定程度的對應關係。和明尼阿波利斯石棺不同，納爾遜圍屏上的孝子故事不是按照孝行對象，而是根據孝行的性質（事生或事死）分成兩組（表七）（16）。圍屏左側四幅爲「事生」故事，也就是説，孝子事迹都體現在侍奉在世的親人上（老萊子娱雙親、原轂不棄年邁祖父、郭巨埋兒養母）；而其餘孝子故事都在强調事死的重要性，即妥善料理去世親人的後事（董黯爲母復仇、王琳守墓、蔡順護棺、董永賣身葬父、丁蘭事木母）。
納爾遜石圍屏按照「生死」劃分孝子故事的做法，同樣見於孝子棺。但前者的獨特之處在於，在關於「事死」的孝子組合中，設計者加入了一個來自《列女傳》的故事：美麗的梁高行在丈夫去世後，拒絕了梁王的求婚，爲了堅守貞節，她甚至不惜割鼻毁容（17）。在現存所有北魏孝子石藏具上，衹有納爾遜石圍屏刻畫了這個人物。不但如此，梁高行的圖像被安排在靠近圍屏中間的位置，顯示出設計者對該人物的重視。王悦夫婦的生平爲解釋這一不同尋常的圖像安排提供了一些綫索。根據墓誌記載，王悦於正光五年（五二四年）六十一歲時去世，而夫人郭氏於永熙二年（五三三年）去世（18）。從風格上看，石棺床圍屏應該是在夫妻二人合葬時製作的。設計者加入梁高行的故事，很可能是爲了表彰郭氏在丈夫去世後近十年中恪守貞節的行爲。
納爾遜石圍屏「梁高行」 再來看波士頓石棺床，其圍屏上的孝子圖像和秦洪生平的關係也很密切。與明尼阿波利斯石棺類似，波士頓石棺床上的孝子圖像是按照孝行對象來組合的（表八）（19）。棺床兩側的孝子題材，分别爲孝順祖父的原轂和孝順母親或祖母的郭巨。棺床背屏上有五個孝子故事，左側爲孝順母親的丁蘭和蔡順，右側爲孝順父親的董永和舜。位於中間位置的孝子人物是老萊子，其孝行對象則是父母雙親。老萊子圖像的中心是並坐於屋内的老萊子父母，一側伴有榜題「老萊子父母在堂」。根據林聖智的觀察，北朝棺床圍屏靠近中間的位置通常會安排墓主夫婦並坐的肖像（20）。在波士頓石棺床上，墓主夫婦像被老萊子父母形象取代，後者顯然成爲前者隱喻性的表現。這一罕見的圖像創意，却可以在秦洪的生平裏找到一些解釋。墓誌記載秦洪去世的時候「行年期頤」，説明他是一位百歲老人，而老萊子的父母在故事裏也年近百歲（21）。以老萊子父母象徵秦洪夫婦，既呼應了秦洪的高夀，又將秦洪後代比作老萊子，這很符合石棺床設計者根據墓主生平靈活運用孝子圖像的慣例。
波士頓石棺床「老萊子父母在堂」 結論 美國藏北魏孝子石葬具是研究中國古代美術史的關鍵材料。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在經歷了盗掘、倒賣之後，石葬具的出土信息蕩然無存，使這些重要文物的歷史價值大打折扣。爲了彌補這一遺憾，本文嘗試最大程度地利用現有證據，尤其是最新的出土材料和研究成果，對這些石葬具的墓主身份作出一些考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推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郭玉堂對洛陽流失石刻的寶貴記録，如果没有他的著作，上文的分析將無從入手。儘管如此，在考古信息嚴重缺失的情况下，關於美國藏孝子石葬具的墓主身份，或許永遠無法蓋棺定論。也正因爲這個原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豐富人們對北朝石葬具歷史和文化價值的理解，而最終的結論，還要等待未來的發現和研究來檢驗。 （原文發表於《書法叢刊》二〇二〇年，第一期，18-24頁。） 注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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