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址：洛阳关林古代石刻艺术馆
年 代：东汉 三国 北魏 唐 宋 明 清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文物
曹魏王基墓碑
曹魏东武侯王基墓碑，金石家著录多称《王基断碑》、《王基残碑》或《王基墓碑》。立于魏元帝曹奂景元二年（公元261年）。残高1.37、宽0.99、厚0.22米。长方形青石，隶书，19行，前3行行22字，余俱21字。字行之间有界格全石共计369字，碑石前三行上端各有空格一，后家空格二；下端均有空格五。又因上下文理不通，因而昔日有的认为上缺几字（下文不缺），上半截“出土时朱字宛然，因无人辨识，磨拭而灭”。故而称其为“断碑”、“残碑”。又因内容是叙述其巨系、官职及薨葬年月，所以又称为“墓碑”。碑文中有：“进爵常乐亭，安乐乡东武侯”，“以景元二年辛丑薨”等语。考唯三国魏曹奂建号景元，故知其为魏人，据官爵又知其人为王基，《三国志
魏书》有传。
西晋韩寿墓表
韩寿墓表，解放前存洛阳“存古阁”，后转河南图书馆。解放后由洛阳博物馆收藏，现存洛阳古代艺术馆墓表为石质圆柱形，现仅存中间一段。高1.13、直径0.33米，上下两端各雕一道缠绳纹，石柱上下有沟漕圆弧线。表铭横于石柱上端，刻字四行，行五字，隶书。中间两行书曰：“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两旁两行泐损，但残存有笔划，依残存字形和史载韩寿生前官爵以及卒后追谥，全碑文应是“晋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府君墓神道”，共二十个字。书体承汉魏风格，颇近《西狭颂》，结构疏朗，笔划俊逸，波磔浑敛，并有缪篆笔意，为西晋书法艺术中之杰作。
东汉石辟邪（一）
1955年出土于洛阳市孙旗屯。
东汉遗物。石辟邪背部阴刻隶书“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可知作者是今偃师县缑氏乡人。缑氏，汉县名，古代属洛都京畿。蒿聚乃县属之聚里。石辟邪高109，长166厘米。头部略为残损。
东汉石辟邪（二）
1963年从伊川县彭婆镇东高屯村征得。东汉遗物。高114、长172厘米。保存较完好。该石辟邪除具有洛阳孙旗屯出土石辟邪的基本特点外，不同之处在于双角高竖，羽翼上翘，似欲飞扑向前，形象更为雄健凶悍；在艺术形象上较前者更臻于完美。雕刻技法是圆雕与浮雕相结合。
西晋石其少墓志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洛阳城北2.5公里马坡村头数十步出土，志高46、宽22.5、厚、9.7厘米。保存完整。
北宋二十四孝画像石棺
张君墓石棺，1958年修建洛孟公路时于孟津县送庄公社张盘村西北下坡处出土，棺盖被附近三十里铺村群众运走。1964年7月洛阳博物馆征集运回，先存王城公园，1980年陈列于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馆。
石棺，前高130、后高104、前宽110、后宽85、长220厘米。棺盖及棺身用二块青石雕成。棺盖上部正中刊刻墓志铬。志额篆书“洛阳张君墓志”六书，二行，行三字。下为志文，现在除“崇宁五年四月二十日”数字依稀可辨外，其余志文全漫漶不清。崇宁为北宋徽宗年号，崇宁五年当是公元1106年。棺盖正面棺楣高耸，与陈列在洛阳石刻艺术馆的洛阳岳家村出土的北宋陶棺相似。棺盖前额阴刻花盆，盆内植两株牡丹，枝叶繁茂，布满棺楣，棺盖两侧为连枝大朵牡丹装饰图案，间以攀枝童子和骑兽童子。雕刻技法是物象以外减地，物象平雕，以阴线辅助造型。棺身前档浮雕门窗，两扇小扉各有一小环，乳钉五层，每层三枚，共三十枚。两侧共有四个近乎圆雕的侍卫者外，门扉半掩，一侍女欲启门而出，犹半遮面，很富有世俗生活情趣。门窗上方两侧阴线刻牡丹图案，中央阴刻人物，前一执幡者，宽袍大袖，后一老者相随，高冠拱手，榜题“一翁”。身后一女侍，捧一圆筒状物，分节，盖上饰花卉，再后一老妪，躬身拱手，榜题“二婆”。身后一女侍，捧一盘。人物足下均有云气缭绕，似为仙人导引墓主人夫妇升仙的图画，表现出汉魏升仙图的余绪。棺底四侧浮雕仰覆莲，四隅各一托棺力士，这是受佛教石窟艺术影响的产物。
左右棺帮前后和上方，平雕连续卷枝花纹图案。两帮前半部分分别阴线刻持幡杖，端果品（另一为寿山）捧宝瓶的仙女，其风度、服饰及笔法，颇似宋代名画家武宗元的《朝元仙女图》（又名《八十七神仙卷》），白描人物，饶有雍容华贵的唐装特点。仙女足下，身前身后，间以云气。空中祥云之间各有两支翱翔的仙鹤。两帮后半部分和后档刊孝子烈女故事图，皆有榜题。右帮是：赵孝宗、郭巨、丁兰、刘明达、舜子、曹娥、孟宗、蔡顺、王祥、董永；左帮是：鲁义姑、刘殷、孙悟元觉、睒子、鲍山、曾参、姜诗、王武子妻、杨香、田真；后档为韩伯俞、闵损、陆绩、老莱子。共计二十四人，均作阴刻线画。
孝子烈女故事盛行于汉代，刘向著有《古孝子传》（已佚）、《古烈女传》、登封汉阙、嘉祥武氏祠、长清郭巨祠等，都刊刻有此类故事。还有洛阳出土的北魏宁懋石室和孝子图石棺线画等，都是宋代石棺孝子烈女图的渊源。宋以后形成“二十四孝”，这一石棺就是佐证。元代郭居业编辑的《二十四孝》一书，大概就是依此为蓝本，人物作了部分修改和调整。此后“二十四孝”就约定俗成，被历史视作“人伦楷模”。
石棺孝子烈女二十四图，与史载传记故事情节大体相同，画面人物形象的单线勾勒技法，都与宋代巨裕人物画。棺盖上精美的大朵牡丹花纹饰，也富有特包，牡丹始盛于唐代，洛阳牡丹举世闻名，因而牡丹又名“洛花”、洛阳有“花城”之称。这时的牡丹，也开始成为建筑艺术、民俗艺术的装饰图案。
隋代石狮
1965年出土于洛阳市中州路东段路南建筑机械厂生活区北部，在基建动土时发现。当时工人反映，施工时发现一枯井，尚有一石狮在井中，因体量大，不易取出，遂填土施工，压在楼基之下。该石狮出土不久，被洛阳博物馆收存，1980年移至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馆。
石狮大约为隋代遗物。高96厘米。除双耳略残、左侧上下犬齿残缺外，整体形象完好。
该石狮蹲坐，昂首挺胸、颈毛形成规律化、图案化的螺旋形，颈胸两侧各有一道浮雕装饰纹，形似云气。狮尾浮雕在狮腚背上。这件既追求写实效果，而又保留夸张变形装饰风味的艺术表现手法，正是汉魏石刻艺术向唐代艺术过渡的时代特征。
唐代石蟾蜍
1980年于唐代上阳宫遗址出土，同年迁移至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馆，唐武周时遗物。高51、长96、宽71厘米。保存完整，石蟾蜍当为宫殿建筑或苑囿的排水设置，形似蛤蟆，嘴巴张开，腹中有孔，头肩部位有浮雕加阴线刻的凸眼和双角，造型敦厚，形象奇特。
自战国以降，蟾蜍一直被人们视作避五兵、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吉祥的神物。《太平御览》引《文子》日“蟾蜍辟兵”，又引《玄中记》云：“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又能食山精。”《抱朴子》、《晋中州记》等史书均有类似记载。这件石蟾蜍，显然仍是上述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北魏至唐时期的造像碑与石塔
北魏常岳造像碑
该碑石灰岩质，得于孟津县翟泉。
北魏遗物。高104、宽85、厚21厘米，底有榫，其座铁。造像略有残损。碑阳雕刻佛龛两层，上方为蚀流苏的帷幕，幕下并列三个尖拱龛。中间龛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像为善跏跌坐弥勒；右侧龛一立佛二弟子二菩萨；左侧龛一菩萨二弟子二菩萨。以菩萨为主像的佛龛，在龙门多见于孝明时期，魏字洞较多。下层亦并列三尖拱龛，三龛界以二树，造像合为一铺。主像是七佛，相间以胁侍菩萨。惜两层龛造像头部均残。龛下中间一炉，左右各一狮子，两侧为供养人像。左侧供养人供手半跪，旁刊榜题：“供养主常进世”；右侧供养人长跪，双手擎长柄熏炉，旁刊榜题：“供养主李思贵”。造像碑左右侧耳龛各一执杵力士。右侧耳龛上方有两层小龛上层一佛二弟子，未雕完，仅刻出造像轮廓；下层一佛二菩萨，主像施无畏印，结跏跌坐于迭涩方座上。
碑阴刊造像题记。略云：“今佛弟子常岳等，谓之四毒之分段，五荫之画疾，遂率邑义一百余人，寄财于三室，托果于婆娑，磬竭家珍，敬造石像一区。
该造像碑当立于龙门附近的寺院中。造像题记中还有“遂临伊阙之左，断石岭之西，镌圣容一躯”云云，可见与龙门石窟有密切关系，造像也颇多相似之处。
造像题记为魏碑体，刚健遒劲，似龙门二十品中的元详、一弗、道匠诸品。
1979年在北魏孝庄静陵前出土有一件石人像和一个石人头，说明北魏陵前可能有石翁仲。南朝帝王陵墓葬于南京及郊区，从现在石刻看，有石辟邪、石麒麟等，但不见石人。至唐代，帝王陵园里设置石翁仲才成为定制。太守昭陵北门内祭坛有番像时有时无外，其它石刻形制和数量依乾陵而少变化；而北宋皇陵所列石人，一般为驯象人一对、控马二对、番使三对、文武臣四对、武士一对、宫人二对。自王侯至品级高的大臣，墓前所列石翁仲数各有差等，每朝有具体规定，而庶民墓前不许立翁仲。
北魏至宋、元、明、清时代文官武士翁仲...
另附几张较为清楚的照片。
唐代造像碑
该碑系石灰岩质，出土时地不详。
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九月甘八日。高120、宽88、厚28。5厘米。保存完好。
该造像碑阳龛内阿弥陀佛著通肩式袈裟，结跏跌坐于覆莲束腰须弥座上，通高82厘米。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胁侍，皆立于仰覆莲束腰须弥座上。观世音髻上刻化佛，手提净瓶，大势至髻上刻宝瓶，手持摩尼宝珠。阿弥陀为西方净土世界（极乐世界）主佛，与观音，势至二菩萨统称“西方三圣”。
菩萨全称菩提萨埵，是古印度梵文的音译，意译为“觉有情”，或译圣士、超士、大士等。所以观音菩萨又称为观音大士。菩萨是在佛教中仅次于佛一等的，据说释迦牟尼未成佛时，就曾以菩萨为称号的。据佛经说，菩萨可穿僧衣，也可作俗装，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穿僧衣的菩萨很少，一般是加上中国工匠想象经过变化了的古代印度次大陆贵族的装束。佛由于地位崇高，难以和世俗信徒接近，缺乏亲切感，菩萨以度从生登彼岸为宗旨，下界点化愚顽，救苦救难，所以在中国对菩萨的单独信仰逐渐抬头，工匠对菩萨雕造也倾注了特别的精力，所以刻画也分外生动。
后记：
洛阳石刻艺术馆是中国专题性博物馆。在洛阳城南关林庙内。1981年对外开放。该馆专门收藏洛阳历年来出土的石刻文物，有藏品近千件，其中一级品25件，二级品332件。有两个基本陈列室，共展出石刻513件。
石刻艺术陈列室展出自东汉至明代洛阳出土的陵墓石刻、宫苑石刻和宗教石刻精品96件，辅助展品43件。其中世俗石刻以用于陵墓和宫苑为主，宗教石刻有佛教和道教之别。在陈列时以朝代先后为序，从形体上表现了历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发展。东汉圆雕威猛雄劲，反映帝王之都物阜民丰后精神生活的昌兴。北魏鲜卑与汉族融合，画像石棺、棺床雕刻繁褥，包含的羽化升仙思想发展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时佛教空前繁荣，佛像面容清秀，服饰褒衣博带，为汉化后形成的本土艺术形式。唐代石刻达到顶峰，普遍造型丰满，气势宏伟，刻工精良。帝陵石雕阵列威严，布局排列形成定制。宗教石刻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除继承以往的单体造像和造像碑、龛外，还大量使用石佛塔，出现石经幢。宋朝之后，洛阳仅保留陪都之位，石刻神态、力感远不及前，但细微工整，富有生活情趣。金元明清，洛阳降至府城，石刻也成象征性偶像。展出的东汉石辟邪昂首阔步、气势威严，雕刻简洁质朴，粗犷豪迈。形象以禽兽为本，利用写实与想象，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动物造型，为东汉圆雕艺术精品。
碑刻墓志陈列室展出石刻438方，可谓一部石史，记述了洛阳历史上达官贵戚的生前活动。他们卒后恐陵谷变迁，遂勒石延阴，竖于墓前的称墓碑、墓表，埋入地下称墓志。其内容涉及社会变革、经济贸易、赋税徭役、历史地理、职官族籍、姻亲关系等各方面。因是当时人撰写，相对准确可靠，具有补史、证史、纠史之功。碑志时代蝉联，自成体系。早期形制多样，甚至有碑穿遗痕。北魏趋于正规，多为方形，大小与墓主地位相应，反映等级差别。唐代则刊刻撰、书、篆盖人姓名者多见，志石侧面和志盖常镌花纹。宋志自由活跃，庄重严肃大不如前。到了明清，墓志制度崩溃，一味追求大而厚重，并出现碑志并用情况。碑志多以内容见长，其中不乏史载典著之人，如魏孝文帝子女墓志、唐相李德裕亲为夫人撰志、宋欧阳修撰文的王汲墓志等。但书法价值也不容忽视，书体包括汉代篆、隶，北朝魏碑、唐宋行、楷，不仅为研究书法演进提供了实物例证，而且名家手迹如蔡邕、徐琪、史维则等也可见一斑。陈列的曹魏王墓墓碑，清代出土时一半刻成、一半未刻，朱色界格依稀尚存，从而看出早期碑文雕凿程序。
该馆曾举办小型石刻展和洛阳碑志书法拓本精选展。
(2009-09-09 09:4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