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虽然有少部分开明之士能参透生死，认为死后归土，什么也不存在[1]，还有西汉杨王孙等极端人物，想死后祼葬。另一方面，从刘宋谢惠连于元嘉七年(430年)所作《祭古冢文》(并序)看[2]，在古代修城等工程中，破坏古墓的现象所在多有，而破坏古墓的人并未受到来自死者的伤害，于是也会使一些人产生死后无知的思想。但大部分人，上自皇帝，下至普通平民，还是相信死不是一了百了，而是有一个死后世界，并且根据自身条件和追求精心布置死后世界的生活，于是墓葬随之而生，墓葬里的随葬品，墓葬地面的附属建筑等也随时代的变化在不断演变着。在以往的研究中，帝王将相的墓葬因规模较大，随葬丰富，又有传世文献对照等原因，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而普通平民的墓葬除了作为类型进行研究外，作为个案则重视的程度不够。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在研究古代那些墓主身份不明的墓葬时，我们往往会根据墓主身份明确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组合等进行类比，推测它们的墓主身份，比如人们在研究汉代画像石墓时就常常这样，把与县令长的墓规模相当者推断为县令长或相当级别者。事实上，一些无官平民的墓也是很讲究的，有的甚至超过了官员。仍以汉代画像石墓为例。陕西绥德王得元画像石墓[3]和安徽宿州褚兰胡元壬画像石墓[4]都是无官平民墓，其规模都不比山东嘉祥范式墓小[5]，而范式是二千石官员，他的墓虽然是前后室石室墓，石材上并无画像，不仅规模不如前两座墓，装饰更不可比。后代也有这样的实例。如河南禹县白沙镇元符二年(1099年)赵大翁壁画墓是砖砌仿木结构前后室墓[6]，比同时期官员的墓一点也不差。如河南洛阳史家村元丰六年(1083年)宰相富弼夫妇墓，该墓长斜墓道之后是甬道和砖砌单墓室，墓室内建石椁室，墓室直径5米。墓室和椁室建筑也不是赵大翁墓那样的仿木结构，而是平砌而成[7]。虽然比较讲究的平民墓的数量在当时社会不一定占多大的比例，但这样讲究死后生活的平民却一直存在着。2013年济南高新区埠东村建设工地发现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氏壁画墓为我们研究清末平民讲究死后生活的情况提供了一个佳例。 埠东村杨氏壁画墓是迄今所知有明确纪年的壁画墓中年代最晚的一座，从该墓后室东壁上的题记看，墓主杨氏[8]生前没有做过官吏，该墓是他六十岁时预作的寿藏[9]，因此，他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对死后生活的追求即使不能完全在墓中体现出来，也应当基本体现了。该墓虽然被盗一空，壁画因遭水浸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它的结构完整地保存着，壁画亦大部保存[10]，由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断一下他对死后生活的追求。而平民的追求，除了个别特立独行者，个人追求实际上就是当时当地同一阶层人的普遍追求，因此，通过对该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富裕的平民阶层对死后生活追求的一般。 一、仿居宅的墓室建筑 战国时期的分间木椁已经开始有了仿木构建筑的迹象。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大小漆棺外表都有用黑红漆描绘的方框形门以及连续式的窗造型[11]，这是在棺椁上装饰门窗较早的材料。湖北省江陵天星观战国楚墓椁室与棺厢相邻的东、西、南侧厢的间隔外表都描绘有装饰门扉图案[12]。江陵雨台山554号楚墓的头厢和侧厢隔板上开设的门与隔板等高[13]。战国时期的棺椁上的仿木结构，不论是绘，还是造，还只是在门窗上下功夫，到王莽时期的壁画墓则不仅清晰地绘出了仿木的梁架结构，还有了用砖仿砌者，这一现象以河南洛阳地区的壁画墓最为集中，如偃师辛村壁画墓[14]、宜阳县尹屯壁画墓[15]、洛阳金谷园壁画墓[16]等。尹屯壁画墓中室用浓重的红彩绘出仿木的立柱和梁架，梁、柱之间则用浅灰色绘出斗拱。金谷园壁画墓则用砖仿造了木结构的梁、柱和斗拱。而仿木结构的局部迹象则在西汉晚期就出现了，如山东金乡羊山4号西汉晚期墓西室壁画底部绘有仿木的矮立柱，柱顶绘斗拱[17]。到了东汉时期，墓室中的仿木结构就比较普遍了，不论是山东、苏北、陕北等地的画像石墓，还是四川及周边地区的崖墓，都有仿木构建筑的形式[18]。这种仿木结构的墓室一经出现，便迅速普及开来，到宋辽金元时期达到高潮[19]，并延续到清末。
图一 埠东村壁画墓墓门 埠东村杨氏壁画墓的仿居宅主要体现在它的墓门有简单的石雕门楼，门楼两边有砖砌挡土墙(图一)。墓门上建门楼是东汉时期开始的，较早的实例是陕西潼关吊桥东汉杨氏墓，杨氏墓地2、6、7号墓的墓门上方有砖砌的门楼，门楼上砌斗拱，上涂红、黄、白、蓝等色[20]。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墓门上的门楼比东汉杨氏墓的建筑更为华丽，如1号墓门楼完整保存。该墓门楼顶基本平于地面，在顺砌的砖面上，雕有四排整齐的圆形凸雕，可能是象征窗户。向下砌有斗拱、侧兽、托梁赤帻力士造型砖，近券门处，砌双阙，其上原有的彩绘纹饰和壁画已脱落[21]。甘肃敦煌发掘的六座西晋时期壁画墓的门楼宽、高与墓道相同，楼上夹嵌砖雕和画像砖，以37号墓为例。从上向下第一层砖绘衔绶带玄鸟和衔翎神雀，第二层砖绘相向的麒麟和受福，第三层绘射箭骑士、中矢奔羊、中矢野牛，第四层砖绘展翅对舞的朱雀和相向的玄武，第五层绘相向的天鹿(禄)、伯牙抚琴、子期听琴，第六层绘相向的白象和鹦鹉，第七层绘白虎、神鹿、青龙。
图二 敦煌佛爷庙37号西晋墓门楼正视图 近券门处砌斗拱砖(图二)[22]。到北宋时期，以前那种照壁式的门楼，被改建成真正的门楼形式。如河南禹县白沙镇元符二年（1099年）赵大翁墓。该墓墓门上方砖砌仿木结构的门楼。门楼通高3.68米，下部叠砖四层作门基，基上两侧砖砌四方抹角倚柱，柱上砌阑额。倚柱、阑额之内砌出上额、榑柱两层和门额、立颊，门额正面砌两枚方形门簪，门簪面部浮雕四瓣蒂纹。立颊下面各砌门砧一枚。倚柱柱头砌普拍方。方上有砖砌柱头铺作二朵，补间铺作一朵。柱头方雕作连隐慢栱，其上砌散斗，上承第二层柱头方。第二跳昂之上出耍头和令栱以承替木，替木上砌断面作四方抹角的橑风榑。铺作之间砌栱眼壁，橑风榑上砌檐椽和飞檐椽，飞檐椽之上列砖制的筒瓦和板瓦，瓦上叠涩横砖作门脊
图三 河南禹县白沙赵大翁墓门楼正视图 [23](图三)。这是典型的宋墓门楼。到了明代，砖砌门楼依然很华丽，如山东章丘女郞山14、15、60号明墓的门楼不仅建筑较讲究，还施以建筑彩绘[24]。清代墓葬中，这种砖砌仿木结构门楼仍有个别发现，只是样式稍简易了，如山东淄博市淄川区商家镇大邢村2号清墓为单室券顶壁画墓，墓门有砖瓦构成的门楼[25]。 石墓门上建仿木结构门楼至晚在宋代就出现了，结构与砖砌仿木结构门楼相比，简单得多，发现的数量也要少得多。如四川广元河西公社下西大队庆元元年(1195年)杜光世夫妇墓为石构双室并列仿木结构券顶墓，两室的门系一整体结构，墓壁和隔墙前竖立颊，立颊内雕有门枋，立颊上横列两块石板作门额，立颊与门额相交处雕有一斗三升的斗拱，额下用暗榫砌门楣，楣面中部和下沿边上浮刻卷草纹图案[26]。元代以后的墓葬中，石雕仿木结构门楼续有个别发现，如济南大正小区埠东村元代画像石墓门为石雕仿木构结构二层楼阁歇山顶式，上有建筑彩绘[27]。济南长清王宿铺村元墓墓门上的石雕仿木结构门楼形式与埠东村墓相同[28]。山西永济祁家坡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中议大夫韩楫夫妇墓为石建仿木结构，墓门为石雕仿木结构门楼，额框中部阴刻篆书“永奠玄台”[29]。陕西高陵县院张村明代张姓家族墓清理21座，大部分墓有门楼，雕刻出门脊、瓦当、滴水、斗拱等相关构件，多在门脊和门额处雕饰花卉图案，在阑额处题刻墓主及夫人姓氏[30]。已经发表的清墓资料中，有石雕门楼的罕见，即使像陕西大荔八鱼村李氏家族画像石室墓，墓门处也非门楼结构[31]。埠东村墓的石雕门楼在清墓中虽然不是硕果仅存的孤例，形制也较为简单，但它为我们观察和研究古代墓葬仿木结构石雕门楼发展变迁的历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例证。 如果我们把眼光稍微放宽一点，就会发现，不仅古已有之的仿木结构门楼被清墓继承了下来，室内的仿木构建筑也被清墓继承了下来。如陕西大荔八鱼清代李氏家族墓中的李天培夫妇墓(3号墓)，该墓整个墓室为仿地面木构建筑，院落与墓道以砖砌月门相通，院墙上原有屋顶结构，被盗时遭破坏。中庭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窗、立柱和门额等皆仿木结构，雕刻、对联也多位于中庭内(图四)[32]。
图四 陕西大荔八鱼李天培夫妇墓结构复原示意图 二、仿居宅的室内装饰 埠东村杨氏壁画墓的墓室除了门楼外，墓室本体没有仿居宅，但其室内布置却是仿居宅的，不论是墓门上写的对联，还是室内写画的对联、中堂、条幅等无不如此。
图五 埠东村墓前室南壁 埠东村壁画墓共刻或题写9付对联，分别刻在门楼立柱，题写在前室门侧等处，或是门联，或是中堂联，其数量之多，在迄今所见古代墓葬中是首屈一指。墓门仿木结构石雕门楼的立柱上刻对联，上联“华盖殿阁万层山”，下联“花架楼台三朝岸”，横披“安乐府”。前室门楣上书“鹤驻云停”，两侧对联[33]两侧各有一幅花草图像，南侧为兰草，北侧为行草书迹。前室南壁中部绘“松鹤图”中堂，题时在“丁未年初夏，……巨东道人”。这里的“巨东”可能与当地的巨野河有关，今天的埠东村行政上归巨野河办事处管辖，“巨东”可能是巨野河东之意。中堂两侧写对联，上联“地杰人灵超象外”，下联 “山环水抱得寰中”，署“七十二泉主人”(图五)。北壁中部亦绘中堂，惜图像不清，似为雄鸡报晓图，题“时维丁未年，芳草道人墨，草书于东巨河之东”。两侧对联尚清晰，上联 “千里来龙随水住”，下联“中心出脉向山行”(图六)。前室东壁即后室墓门，上部石
图六 埠东村墓前室北壁
图七 埠东村墓前室东壁
图八 埠东村墓后室西壁 过梁横披“万笏朝天”，上联“圭笏仓箱砂外著”，下联“麟凤龟龙穴地藏”。后室墓门对联两侧有六屏图。墓门上方横幅行草书“谚有云人为万物之灵……，巨东道人”(图七)。后室东壁石壁龛，龛内门横披“福地”，上联“虽非蓬莱阁”，下联“却是神仙洞”。后室西壁门两侧石柱上写对联，上联“囗囗侧以遨游”，下联“囗明月囗囗终”，横披“蓬莱遗迹”(图八)。后室南壁列六屏图，两侧是对联，上联“非为避秦开洞府”，下联“原因囗隐创佳城”，题“平陵隐士”。这里的平陵当指章丘的东平陵，墓地所在离东平陵故城很近，“平陵隐士”应是当地人。六屏图规格相同，各纵134、横32厘米，自右至左分别题“一尘不染”、“回头望月”、“同声相应”、“大雅不群”、“江鸡欲睡”、“时在丁未年清和同书，东山道人”(图九)。后室北壁与南壁对称，惜遭水浸，文字已脱落，画面不清晰，两侧对联保存完好，上联“左龙右虎藏风聚气”，下联“天造地设水秀山明”。后室顶绘长方形八卦图。
图九 埠东村墓后室南壁
图十 陕西绥德呜咽泉东汉画像石墓题记 墓门两旁书写对联，似乎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如陕西绥德呜咽泉画像石墓左右门柱上分别刻“惟居上宽和贵齐殷勤同恩爱述神道喜苗裔”、“览樊姬观列女崇礼让遵大雅贵囗囗富支子”(图十)[34]，但这不仅是汉代画像石墓中的孤例，此后的三国至五代墓葬中至今也未见有对联发现，墓葬中再次出现对联已经是宋代的事了。如四川三台县永明镇杨凳寺南宋画像石墓并列两室的左室后壁头龛门楣刻“寿如山”，左联“寿如福海”，右联“富贵荣华”，右室后壁头龛门楣刻“福如海”，两侧立柱刻童子坐花枝[35]。 用对联装饰墓室到明代大发展起来，尤以四川成都地区为常见[36]，如成都白马寺正统十年（1445年）典服正魏存敬墓墓门为石建仿木结构，上施彩绘，门额彩书“寿域”二字，门边石柱刻“青山绿水千年趣，明月清风万古春”对联[37]。其他地方的明墓也有题对联者，如北京射击场4号明墓，该墓用石材建造，墓门左右题对联：“寿域万年安海渥等添万位，佳城千载国朝堂粟益千锺”，横披为“一尘不到”[38]。 清代墓葬中题对联者以陕西大荔八鱼村李氏家族画像石墓最为集中，如光绪元年(1875年) 资政大夫李天培夫妇墓题有四付对联：中庭门外两侧及门额石正中，上联为“翠柏苍松一带浓荫庇寿域”，下联为“青山绿水四围秀气绕佳城”，横披为“瀛洲仙岛”。中墓室门两侧及额石正中，上联为“地接蓬莱学可传经筑石室”，下联为“名登仙籍才堪作赋咏罗天”，横披为“光风霁月”。南墓室门两侧及门额石正中，上联为“泉壤百年皆聚瑞”，下联为“闺门千载亦流芳”，横披为“泉台挹秀”。北墓室门两侧及门额石正中，上联为“宝婺星辉垂懿范”，下联为“瑶池仙境慰幽魂”，横披为“漆灯朗照”(图十一)[39]。
图十一 陕西大荔八鱼李天培夫妇墓中庭西壁正视图 清代的对联文化已经发展到极为成熟的阶段，官府民居，寺院道观；红白喜事，开业送行，随处、随事都能够见到对联，以至深刻地影响了丧葬礼俗，在墓里也题写对联，但像埠东村壁画墓这样，一座前后室墓里题九付对联确是绝无仅有的。 三、对墓室建筑用材的考究 埠东村墓墓门及门楼、后室墓门、后室壁龛及门楼为石材，墓室四壁底部错缝砌三层砖，墓壁主体和墓室拱顶为三合土夯筑。用砖石两种材料建造墓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如上文提到的南阳赵寨砖瓦厂画像石墓。在砖石之外，又添加了三合土则是后来的事情。用糯米汁和石灰拌成灰浆灌注墓外以防潮较早出现在长江下游的宋代墓葬中。如江苏江阴夏港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是四壁浇浆形成单室木椁墓[40]。福州北郊茶园村清理的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墓是一座石室墓，墓外用厚达二米的糯米汁浆封堆[41]。元代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山东嘉祥元天历三年(1330年)曹元用夫妇墓虽然是土坑竖穴墓，但在椁室之底却用了石灰糯米汁拌和细土、沙砾、石块等浇灌铺底，椁室外有灰浆包裹[42]。浙江海宁元至正十年(1350年)贾椿墓用两层三合土夯壁、两层砖壁和一层河沙构成，内置木棺，用整块的石板盖顶，使整个墓圹结为一体[43]。江苏苏州盘门外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吴王张士诚母曹氏墓的墓室四周和封土中都用三合土浇浆，防盗功能极强，以至后世盗墓贼无法洞穿墓室[44]。明代用三合土建造的墓室就比较常见了[45]。如山东昌邑城关镇辛置二村发掘的两座明代晚期墓的墓室都是用三合土版筑而成的平顶单室墓[46]。埠东村壁画墓继承了此前三合土墓的传统，而用三合土在砖墙石壁之上建筑拱顶则是新的发展。 四、精神追求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从建筑及其装饰的角度来谈埠东村壁画墓墓主杨氏对死后生活的追求的，除此之外，从墓室壁画看，他还有精神上的追求，这种追求主要表现在宗教信仰、书画欣赏和死后享受祭祀三个方面。 埠东村壁画墓墓壁题字上有“巨东道人”、“东山道人”落款，后室墓顶绘有八卦图，这些迹象表明，墓主人即使不是道教中人，也当是崇信道教，并且与道教中人过从甚密者，这样才可能与“巨东道人”、“东山道人”一拍即合，请他们来题、画自己预作的寿藏，妆点自己阴间生活的幸福家园。而妆点的内容方面除了八卦图外，还有与道教相关者，如后室东壁石壁龛，龛内门横披“福地”，上联“虽非蓬莱阁”，下联“却是神仙洞”，以及后室西壁门楣上的横披“蓬莱遗迹”等都是与道教相关的内容。而前室东壁门上方的题记更明确地标明了杨氏是向道之人，题记文字是： 谚有云，人为万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应酬纷华靡」丽之场，竞强于富贵」贫贱之界。未尝不以」人道克尽精神已竭，」察如一场大梦。将精」神放浪于形骸之外，」与明月而共逝；沦灵气浮遊于天地之间，随长」囗而不息。纵灵神之所如，凌宇宙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游览而不知所止；飘飘」乎遗世独立，何啻」羽化而登仙。」岁在丁未年」初夏清和月」偶书」巨东道人。
图十二 山东章丘女嘞山260号清墓镇墓瓦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虽然势力从来没有超过佛教，尤其是明代以后更呈衰落趋势，但它并绝迹，在民间的信众也有相当的数量。道教至晚在汉代就开始参与丧葬礼俗活动[47]，此后历代未断[48]，仅以清代为例，道教参与丧葬礼俗的仪式活动，今天我们是看不到了，但考古发现的遗物是它参与丧葬活动的见证。如山东章丘女郞山260号清墓为土坑洞室墓，墓中随葬有镇墓瓦，上写“敕令镇……”等文字(图十二)[49]。再如与埠东村壁画墓同为光绪年间的北京五棵树37号墓虽是土坑竖穴墓，没有建筑装饰，但左侧墓主人头部随葬的银扁方却是一件道教器物，它首部为一只蝙蝠及万字结图案，蝙蝠展翅张目，口含一叶片，其下簪体为暗“八仙”，即“八仙”所持各种物件。如“铁拐李”之葫芦及拐杖，“何仙姑”之莲花等共八件[50]。表达形式与埠东村壁画墓不同，但主人皆信道则一致。离埠东村杨氏墓不远的章丘龙山镇西河村道光年间的壁画墓采用了与之相类的表达方式，该墓内也绘有中堂画，画两侧的对联是：“逍遥云中客，修炼洞中仙”[51]。 埠东村墓墓壁上的壁画是仿居室中的中堂和条幅画上去的，这一做法似乎表明墓主生前就喜欢在家里挂中堂和条幅，或是确有雅兴，或是附庸风雅，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喜欢在室内挂书画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墓室内的中堂画和条幅，看看他喜欢什么风格的书画。 前室西壁墓门的上部横批为白灰底黑框，内书“鹤驻云停”四字，墓门两侧各有对联，对联两侧各有一幅花草画像，由于雨水侵袭，画面不甚清晰，仅能看出北侧为兰草画像，南侧为行草书迹。与之相对的东壁，也即后室墓门，门的两侧石柱各有刻字对联，对联两侧绘六条幅，每侧各三幅，是内容相似的花鸟画。前室南壁墙壁中部有中堂，两侧各有对联，中堂为“松鹤图”，题 “时在丁未年初夏，……巨东道人”。与之相对的北壁也绘中堂，两侧有对联，中堂内容和标题不清晰，从画面内容看，当为雄鸡报晓图，题“时维丁未年，芳草道人墨，草书于东巨河之东”。 后室南壁绘六条幅，保存较好。两侧是对联。六条幅皆高1.34米，宽0.32米。自西而东分别题：“一尘不染”、“回头望月”、“同声相应”、“大雅不群”、“江鸡欲睡”、“时在丁未年清和同书，东山道人”等。对之相对的北壁也绘六条幅，由于雨水侵袭，上面文字已脱落，画面不甚清晰。 前、后室中画的主题是一致的，都与主人信道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一方面追求恬淡的生活，一方面希望松鹤延年。
图十三 埠东村墓后室东壁题记 对死后享受祭祀的追求体现在墓内壁龛中所设的牌位上。埠东村壁画墓后室东壁石壁龛中部设牌位，门楼上部房檐上端有墨书题记“公记杨公年花甲以光绪卅三年四月所修寿墓于阳宅之阴在庄北里许山环水抱龙真穴底多罗列旗鼓照……。丁未年初夏书，东山道人”(图十三)。在墓里设牌位的做法可能在西晋时期就出现了。如甘肃敦煌佛爷庙湾37号和133号西晋墓中都在墓室的一壁上用黄色画帷帐，其前设祭台，发掘时上面还有祭祀用的器物[52]。黄色的帷帐前当年曾放有死者牌位，在封闭墓室前举行最后一次祭祀，并用以象征死者在地下一直享受祭祀。这种习俗在后代的墓中续有发现，一直延续到清末的埠东村墓。 五、余论 要之，埠东村清末杨氏壁画墓规模虽然不大，但却从墓室建筑、墓室装饰等方面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平民对生死生活追求的具体内容，同时我们也知道，奉死如生的观念在一直延续着。 从本文的分析可知，杨氏对自己死后生活的追求是传统和保守的，这一方面受到了社会、文化、心理、经济和传统有影响，一方面也是丧葬礼俗本身保守性的具体体现。而这种保守性除了从事丧葬服务的人员在技术上传承的保守性外，更与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密不可分[53]。很多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是很跟形势的，但对于死后却又是比较乃至极保守的。比如北宋的司马光，他在现实生活中是反对信佛的，但他对已经形成习惯的给死者请僧人来做道场又是支持的。当然这种保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汉代讲究的车马出行，在宋代砖雕壁画墓中就基本不见，而宋代砖雕壁画墓中常见的墓主夫妇对坐图在清代墓中就很难找到，这说明保守中也有变化，只是变化比较慢，尤其是像仿木构建筑这种形式，延续了两千年左右。 [1]陶渊明擬挽歌辞第一首开头就是“有生必有死”，全诗都是说死后无知的。陶渊明著，袁行霈注：《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420页。 [2]谢惠连：《祭古冢文》(并序)，载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六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03～2605页。 [3]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陕北东汉画象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8年。 [4]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第515～549页。 [5]嘉祥县文化馆：《嘉祥发现的东汉范式墓》，《文物》1972年第5期，第63～64页。 [6]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 [7]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富弼家族墓地》，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15页。 [8]题记中不书杨氏名讳，可能与他尚见在有关。 [9]古人预作寿藏不一定要等到六十岁，像秦始皇和西汉的皇帝开始预作寿藏时都比较年轻。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第二年即“初置茂陵邑”(《汉书》卷六《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58页)。杨氏之所以要等到六十岁，可能与“六十而亡不为夭”观念有关。 [10]房道国、刘秀玲：《济南发现清代壁画墓》，《中国文物报》2014年4月25日第8版。 [11]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12]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71～116页。 [13]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 [1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偃师县新莽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2期，第1～8页。 [1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考古学报》2005年第1期，第109～126页。 [16]洛阳博物馆：《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文物资料集刊》，第九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63～173页。 [17]李德渠：《金乡羊山汉墓壁画》，《中国教师》2012年第1期，第40～44页。 [18]赵明星把仿木构建筑的墓葬起源定在汉末偏于保守。参见赵明星：《战国至汉代墓葬中的仿木构因素——兼论仿木构墓葬的起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4期，第118～125页。 [19]参见贺西林、李清泉：《中国墓室壁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2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年第1期，第56～66页。 [21]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9页，第8页图七。 [2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18页。 [23]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13～14页。 [24]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绣惠分队：《章丘女郎山宋金元明墓的发掘》，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齐鲁书社，1993年，第179～201页。 [25]党浩：《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26]四川省博物馆、广元县文管所：《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6期，第53～61页。 [27]刘善沂、王惠明：《济南市历城区宋元壁画墓》，《文物》2005年第11期，第49～71页。 [28]刘善沂：《山东长清、平阴元代石刻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2期，第41～55页。 [29]张国维、李百勤：《山西永济祁家坡明代韩楫墓调查简报》，《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第27～31页。 [3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第3～23页。 [3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 [3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46～48页，第46页，图四二。 [33]报道中未提对联内容。 [34]李贵龙、王建勤主编：《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图85。 [3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三台县文物管理所：《四川三台县永明镇杨凳寺宋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第28～31页。 [36]张茂华：《成都地区明墓中的对联文化》，《四川文物》2002年第4期，第39～44页。 [37]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白马寺第六号明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第42～48页。 [3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射击场工程考古发掘报告》，载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74～674页，引文见第489页。 [3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94～97页。 [40]苏州博物馆、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文物》1982年第12期，第28～35页。 [41]福州市文物管理局：《福州文物集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图版85～119。 [42]山东省济宁地区文物局：《山东嘉祥县元代曹元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第803～809页。 [43]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元代贾椿墓》，《文物》1982年第2期，第22～24页。 [44]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苏州博物馆：《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第289～300页。 [45]参见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第409～410页。 [46]潍坊市博物馆、昌邑县图书馆：《山东昌邑县辛置二村明代墓》，《考古》1989年第11期，第999～1005页。 [47]杨爱国：《东汉时期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考古学证据》，《文史哲》2011年第4期，第86～91页。 [48]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 [49]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女郞山》，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91页，第592页，图8-183-2。 [50]张智勇、周宇：《五棵松篮球馆工程考古发掘报告》，载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8页，第65页，图八O-1，彩版一七-1。 [51]刘延常、王泽冰、张克思、田继宝：《山东章丘西河遗址后李文化遗存又有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09年7月24日第4版。 [5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五、一二。 [53]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汉族聚居区推行火葬已经有几十年了，但到今还是有不少人想方设法不去火化，把遗体放入棺中埋葬。更常见的是火化以后，把骨灰或骨灰盒放入棺中埋葬。一些地方建的供人们放置骨灰盒的公共“祠堂”，根本无人问津。 *原文发表于周天游主编《再获秋实——第二届曲江壁画论坛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05-217页。如欲参考、引用，请参阅原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