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 · 精彩 特稿 庆祝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 保守“国学”：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与研究 文 / 韩戍 摘要：光华大学诞生于1925年的五卅运动，1951年与大夏大学合组为华东师范大学。抗战前，在校长张寿镛和文学院院长钱基博的努力之下，光华大学国文系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果斐然，成为当时国学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当然，受限于主客观条件，光华大学国文系存在着无力设置研究所、学科专业化程度不足、师生学术交往圈有限等问题，进而影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回顾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与研究情况，诸如学科错位发展、注重国学教育、打破课堂内外界限，对当下大学相关系科的学科建设及书院制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光华大学 ; 学科建设 ; 国学教学与研究 ; 内在限制  作者简介  韩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目录概览 一、光华大学国文系教学与研究风格的形成 二、国文系还是国学系：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风格与学术研究 三、光华大学国文系国学教学与研究的内在限制 四、余论 1925年6月3日，553名圣约翰大学及附中学生因抗议美籍校长卜舫济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并侮辱中国国旗，愤而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大学，再不入西方教会主办的学校。离校学生在张寿镛、王省三、许秋帆、赵晋卿等学生家长和上海政商两界名流的支持下另立新校，定名光华大学。当年9月，光华大学正式开学。光华大学作为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成绩并不显著，与同一时期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主流国立大学和重要教会大学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诚如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所言：“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严耕望，2016）不过，在光华大学存续的26年里，也曾在某些学术研究领域形成一定特色，尤其是以国文系为中心展开的国学教学与研究，在当时上海各大学中独树一帜，应该引起研究者重视。 目前对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和研究已经存在一些初步讨论。有学者注意到光华大学国文系在学术上的“保守”面相，并将其与同一时期上海其他大学的中文系发展进行横向对比。不过，该研究主要从文学角度入手，将光华大学国文系放在“保守”与“反保守”的语境之下，在研究其“保守”学风之余，注重突出光华大学学生群体中新文学创作势力的兴起及其对国文系“保守”风格的消解（杨蓉蓉，2007）。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颇多未尽之处。比如，在光华大学的所有系科中，为何唯独国文系形成独特的教学与研究风格?光华大学国文系是否是真正的“国文系”?名与实之间有何差异?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和研究存在着哪些内在限制?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在加深学术界对光华大学相关史实认知的同时，希望对当下大学相关系科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有所启示。  一、光华大学国文系教学与研究风格的形成 光华大学作为一所诞生于爱国运动的私立大学，虽然素有“收回教育权”、建设国人自办高水平大学之志，但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方面却长期乏善可陈，这与当时治校团队的实况不无关系。建校时被推举为校长的张寿镛先后担任北洋政府沪海道尹、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江苏省财政厅厅长等职长达7年之久，很少过问学校事务（俞信芳，2003）。先后担任副校长并实际负责校务的是朱经农、张歆海、容启兆、廖世承等人。他们虽然都是对教育颇有研究的专家，或任期较短无从厘定制度，或守成有余进取不足，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缺乏长期规划。 当然，光华大学作为一所白手起家的私立大学，始终受财政危机的困扰，自建校起便连年亏损，即使有学科建设的意识和学术发展的规划，亦很难落到实处。光华大学初建时，设置文理商工4科，1927年由于经费不足而裁撤工科。至于其他系科亦发展缓慢，师资严重不足。1932年，该校设有文理商3院15系，文学院有国文、英文、教育、政治、社会、哲学、史学等7系，教师28人，理学院有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4系，教师7人，商学院有银行、会计、工商、国贸等4系，教师10人。其中文学院师资相对较强，平均每系4人，理学院师资最薄弱，平均每系不足2位教师，商学院无教授，仅有1位副教授，9位讲师（佚名，1933a）。师资不足的另一面是教师任期短、流动性大。建校初期的19位系主任中，其中有2位在校任教时间超过10年，7位在校任教时间仅1年便辞职他去，10位在校任教时间平均仅1.9年（韩戍，2016）。在此种情况下，光华大学要维持基本的教学尚且不易，发展学科并展开学术研究，实为难事。 1932年7月，张寿镛以年老体衰为由，正式辞去所有官职，专心办理光华大学。张寿镛回任光华大学以后，开始谋划学科发展，注重提升学校的学术品质。然而，由于光华大学的私立性质，经济基础和学术基础实在薄弱，无法实现各院系的共同发展，只能采取重点扶持的策略，即维持理学院、商学院最低的办学水准，重点提升文学院的学术水平。在文学院内部，各系的发展亦不均衡。师资力量最多的是国文系和教育学系（6人），较少的是历史系（3人），最少的是哲学系（1人）。在读学生人数最多的是政治学系（190人），其次是教育学系（66人），其后是国文系（53人）、英文系（44人）、社会学系（33人）、历史系（4人）、哲学系（1人）。光华大学的政治学系、教育学系、社会学系与上海其他高校同类系科共享师资，缺乏明显的学术特色。英文系作为应用语言学科，谈不上学术研究。历史系师生人数过少。哲学系只有1师1生，即将停办（佚名，1933b）。唯一兼具师资优势和学生规模的是国文系。校长张寿镛也素来青睐国文系的发展与建设，此种倾向和他对大学教育的认知以及个人的学术趣味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寿镛是前清举人，并未接受过新式教育，国学功底颇为深厚，尤其精于阳明学研究，思想观念也比较传统。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最主要的目标是立人格、扬国性。 所谓立人格，就是大学应该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他说：“为学如不从心髓入微处用其力，致其良知，则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智识之多，适以行其恶，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朱言钧，1935）意即大学不能单纯给学生灌输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品行，若品行不良，将来知识越多，对社会的危害可能越大。如何才能立人格?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典籍中存在修身大道，应该在校内大力开展国学教学和研究。1928年，他曾赠送全校同学每人一部《明本释》，鼓励学生阅读。“该书为宋东平刘荀所作，对于'本’之一义，发挥尽至，诚吾人修身养德治政理事之法门也。”（佚名，1928）他甚至还希望学生按照古代圣贤修身的方式，确立四年的道德自修工程，并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心得，检讨身心（张寿镛，1932）。 所谓扬国性，就是大学教育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遭到抛弃。在中国大学的讲坛上执教鞭者，基本都在宣扬西方的学术和文化。张寿镛认为，目前中国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盲目崇拜西洋文化，对本国的文化和学术却一片茫然。他说：“自清之季始，始有大学堂之设，醉心于西政西艺，以为彼乘其船坚炮利之威，挟其声光化电之艺，来相夸耀。我宜慑其威而法其艺，昔日之鄙之轻之者，变而为畏之视之，亦步亦趋。而国内之大学教育，遂不闻其适合国情与否，为盲之从之颦之效之焉。”（张寿镛，1933）所以，他的思想不出中体西用的范畴，把“维持中华固有文化”视为大学的重要责任。如何才能“维持中华固有文化”?当然也是在大学中大力发展国学教育，开展国学研究。 张寿镛的教育理念，在国文系主任钱基博处获得高度认同。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家，曾任教于圣约翰大学国文部，亲历师生脱离圣约翰大学和创立光华大学之事。他认为，国学的意义就是“国性的自觉”：“我们学了国学，我们可以觉到，这个国家和我们的关系。……他的历史，他的文化，也很够惹我们的系恋，发生一种固结不解的爱。”（钱基博，1926）他在给其子钱锺书的信中也提到道德品行重于学术和知识：“我见时贤声名愈大，设心愈坏，地位愈高，做人愈错。……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其切要。……不然，以汝之记丑而博笔舌犀利，而或操之以逆险之心，出之为僻坚之行，则汝之学力愈进，社会之危险愈大！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徐志摩！如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流硕彦，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钱基博，1932a）由于钱基博与张寿镛在道德观念和学术观念上高度契合，遂进一步获得重用。1934年1月，国文系主任钱基博同时被任命文学院院长，全权规划全校的文科发展事宜（佚名，1934）。 所谓国学的教学与研究，在现代大学中主要由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来分任。不过，如前所述，光华大学哲学系不久便因学生人数过少而停办，历史系师资主要以吕思勉为主，学生人数一直很少。而且，历史系主任吕思勉、哲学系主任蒋维乔同时也是国文系的正式教员，在国文系担任多门重要课程，是参与国文系学科建设的骨干力量。所以，张寿镛发扬和研究国学的希望，主要由国文系承担。在张寿镛和钱基博的联合主持以及吕思勉、蒋维乔的辅助之下，20世纪30年代的光华大学国文系逐渐显露头角，并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学风。 二、国文系还是国学系：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风格与学术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光华大学国文系，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与上海乃至全国其他高校相关系科迥异的特征，那便是注重旧文学，轻视、忽视甚至无视新文学的内容。 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高举“文学革命”旗帜，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异军突起。到20世纪20年代末，南北各大学绝大多数中文系都有新文学创作者或研究者执掌教鞭，开设了大量新文学课程（王彬彬，2011）。光华大学国文系则直到抗战前仍然拒绝开设任何新文学课程。正如国文系学生刘龙光说：“光华国文系历年所开之课程，率偏于旧文学方面，此实光华国文系之唯一特色，而与海上各大学之偏于新文学者，异其旨趣。”光华大学国文系为何拒绝新文学?钱基博等国文系师生认为，新文学虽然有其价值，但在中国学术上的时间甚短，其源头在西方而非中国。因此，研究所谓“中国新文学”，实际便是研究“西洋文学”。所以，“中国新文学”不能放在国文系中，只能置于“西洋文学系”之中。光华大学国文系师生还认为，中国新文学不过是一种时髦的“时贤之学”，很多学者只看西洋文学的中译本，不看原著，做学问不过是投机附会，暴得大名而已。至于其著作也不可能流传长久，旋起旋灭，不如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学术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刘龙光，1936）。因此，光华大学国文系涉及新文学者，只有英文系教师开设的“英美散文”一门课程，仅希望通过对所谓新文学的源头——英美文学的通识性介绍，使学生对相关问题有最基本的了解。此种看法，固然有失偏颇，甚至可以说对新文学的误解较深，但却具有足够的个性，在上海各大学中文系中独树一帜。 光华大学国文系整体偏旧的文学观念和教学理念曾引起中央教育主管部门的质疑。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致书钱基博称，经审阅后发现，光华大学的国文教科书内容过于古典，完全不包含新文学方面的内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加以改变。钱基博立即回信拒绝，声明无法照办。钱基博认为，三民主义中有民族主义，其中包含着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取向。光华大学的国文教科书内容古典，正是延续传统文化、坚固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手段。其他大学的新文学教科书直接采用西方翻译作品，只会灌输给青年暴力革命、骄傲自满的思想，引导青年堕落。中国的传统文学却可以“陶淑民性”“明诚正之论”，实在不可改换（钱基博，1932b）。吕思勉也认为：“国文科的教材，和别一科不同。别一科的教材，务求其新，国文科的教材，则非至文学界发生大变动时，不能移易。”（吕思勉，2011）字里行间，都能够看到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的底气。 实际上，光华大学国文系在课程设置上偏于所谓旧文学，只是其人才培养观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但这种特征并不能概括该校国文系的全部（表1）。如前所述，张寿镛和钱基博所青睐的是国学。所谓国学，不见于中国经史，大体是西学东渐之后，相对于强势的西学而产生的称谓，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称。按照钱基博的理解，国学除了包含传统的四部之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集部）之外，还应该包含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小学以及校勘学（傅宏星，2013）。旧文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因此，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内容，实际并非完全拘泥于旧文学，而是主要以国学为主。正如国文系学生刘龙光所言：“光华国文系之教师，三四年来，无甚变更。无锡钱子泉（基博）先生为其主任，而武进蒋竹庄（维乔）、吕诚之（思勉）二先生分任教授焉。子泉师邃于经部、集部之学，竹庄师邃于哲学及子部之学，诚之师邃于史学及小学……故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钱、蒋、吕三师实能分担讲授，胜任愉快。”（刘龙光，1936）由此可知，钱基博、蒋维乔和吕思勉三人各自发挥所长，互相配合，在光华大学国文系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学教育体系，学生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能够接受系统的国学训练。  这一点从光华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表中也可证明。首先，一二年级修读国文、作文、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世史等基本课程，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学、史学有初步的认知。同时，使学生初步涉猎文字学等小学，作为国学研究的入门之学，为日后的专门研究做准备。到三四年级开始对学生进行细致而系统的训练，必修课集中于文学（集部），包括文学鸟瞰、散文专辑、骈文、诗等课程，选修课则主要集中于经学、子学（哲学）和史学，并涉及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就选修课而言，其典型特征是训练读专书，读经学、子学和史学原著而非泛泛学习介绍性的教材，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史记》《汉书》《文献通考》等著作（佚名，1936a）。如果按照现代大学中文系通行的课程设置，以上课程要有一半左右被划出中文系。因此，光华大学的国文系与其说是“中文系”，不如说是“国学系”更为恰当。 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旧派”以及“国学系”色彩，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科书选用上，还体现在教学和训练方法上。钱基博担任文学院院长之后，又按照课程性质将国文系的课程划分为诵读、整理、训练三大类。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诵读学程，他要求学生以大声朗诵的方式，背诵《周易》《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毛诗》《文选》等，并对《尚书》《礼记》等中的掌故予以熟读。在钱基博的认知中，学习国学的第一步是读，读通之后自然能知晓其意。只有通过对经典的反复诵读，在抑扬顿挫的吟咏中，才能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佳妙。此种方法更近似于传统书院的做法，在现代大学的课堂中不太常见。所谓整理学程，即训练学生对古文进行校勘整理。所谓训练学程，则是训练应用技能，教授学生应用文写作以及作诗填词，让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文字工作（钱基博，1933）。对于训练学程，钱基博亦有特殊要求，他规定国文系学生凡是作文训练，须用“中国作文簿”，用毛笔楷书誊写清楚，如果不用“中国笔”和“中国作文簿”，他将拒绝批阅。对于考试卷，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是书法，如果作文簿的书法特别工整俊秀，将酌情加分，以示奖励（佚名，1937）。如此特殊的规定和要求，在现代大学中也不多见。 其中颇有成绩的是校勘学程中的古籍整理。光华大学国文系非常注重古籍的整理。1932年入学的国文系学生杨宽，高中时期便发表过研究墨子的高水平论文，具有扎实的国学基础。蒋维乔对杨宽的评价极高，称：“余初不识君，先获睹其说于刊物中，喜其考证周详，立论精审，通条连贯，而纲举目张，意其必为老成之考据学者，不谓其为在校肄业之学子也。余执教光华大学有年，岁戊辰，讲授《墨子》学程，君就听焉，余审君名，初不知其即昔日见于刊物者，继视君聪颖博辨，夐异侪辈，始而疑焉，逮君以实告，于是恍然而悟，惊叹久之！君虽从余游，实余所畏也！”（贾鹏涛，2020）在蒋维乔的指导下，杨宽和同学沈延国、赵善诒开始了重新校注集解《吕氏春秋》的活动。蒋维乔认为，《吕氏春秋》流传千年，各种注疏并不少见，但多为粗浅鄙陋、讹误百出之作，亟须重新校注。由此，蒋维乔为杨宽等联系江浙各大藏书家，收集历代珍本善本，供他们进行集注工作。草稿完成后，由蒋维乔进行突击式终审，定名为《吕氏春秋汇校》。应光华校方之请，于1935年6月光华大学建校十周年之前定稿，作为“光华大学丛书”的一种，交中华书局印行（蒋维乔，2014a）。这三位学生经过古籍整理的训练，进一步奠定了学术基础，日后都成为文史学者。 古籍整理只是基础性工作，学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则是进阶工作。管道中毕业于东亚大学，原系私立扶雅中学堂校长，于1935年秋考入光华大学国文系。入学以后，管道中鉴于“素有整理宋学之志而苦无头绪”，决定从二程下手搜集材料加以剖析，凡十月著成《二程研究》，请蒋维乔批阅（管道中，1937）。蒋维乔批阅数日，为其作序（蒋维乔，2014b）。蒋维乔认为，学生如管道中者，在一般的研究院中或可遇到，在大学则非常少见，此书“持论全凭客观态度，不蹈理学家之旧习”，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蒋维乔，1937）。1937年，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被学者认为是民国以来用新方法研究二程的第一本专著（温伟耀，2004）。宋明理学研究本应是哲学系的研究产物，由国文系的学生来完成，也颇能说明光华大学国文系的“国学”特色。 杨宽、沈延国、赵善诒、管道中等学生能取得如此成绩，还与光华大学国文系师生合作紧密、教师积极提携后学有很大关系。光华大学在抗战前便自主实行导师制，每位导师负责指导学生二十人。导师需要经常召集学生谈话，单独约见学生或至宿舍访问，校方希望通过此种制度，促进师生关系，加强学生的学术训练，让学生在与导师交往的潜移默化中收到言传身教的效果（佚名，1936b）。钱基博、吕思勉、蒋维乔等教授都担任学生导师，亲自指导学生。尽管导师制在全校范围内实行，并不限于国文系，但在国文系产生的效果显然最好。因为导师制若不真正执行，相当于无导师；若有效推行，必须和长期任职以及教授住校制度紧密配合，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师生朝夕相处，增进师生之间的往来，让学生随时有机会向老师请教，不致使此制度流于形式。当时光华大学的商科、法科甚至理科教授多在几所大学兼课，流动性很大，与学校更多是一种按钟头付费的雇佣关系，仅限于上课时间才发生联系。他们的经济条件较好，在上海多有独立的房产，不会住在校内宿舍。钱基博、吕思勉、蒋维乔等文史教授长期甚至终身在光华大学任教，由于毕生专治文史，经济情况并不充裕。尤其是钱基博、吕思勉虽然任教于上海，却基本无力在上海置业，仍在无锡、常州原籍安家。因此，他们在上海唯一的寓所便是光华大学校内的宿舍。由此，国文系师生之间的课外交流愈加便利。现代大学与传统书院相比的最大问题是师生疏离，老师授课完毕即走，师生关系常被视为知识买卖关系。显然，光华大学国文系不似教员授课完毕即走的现代大学系科，更类似于传统的书院。此种书院氛围的构建，对光华大学国文系学生的学术熏陶具有重要作用。 学术研究需要以刊物为载体，发布课堂内外讨论之所得，刊登师生研究的成果。因此，1932年10月10日，光华大学正式发行了学术期刊《光华大学半月刊》。该刊一般每半月出版一期，每学期出版5期，每期刊载约7万字。该刊主要刊登学术论文，“发表教师之研究及在校学生与毕业学生之心得”（张耕华，2015）。当时各大学发行的学术出版物往往出版一两期便宣告夭折，《光华大学半月刊》则系固定的连续出版物，从1932年开始至抗战爆发前出版50余期，系当时国内大学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学报。从表面上看，《光华大学半月刊》文理兼顾，但最有特色的还是国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作者包括张寿镛、钱基博、吕思勉、蒋维乔、杨宽、陈柱尊、傅统先、杨大膺、姚璋、沈延国、杨宽、管道中、姚步康、俞振基、万云骏、吕翼仁等光华师生，可谓当时国内大学中水平颇高的学报。 1935年，光华大学国文系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语文学研究》，该刊以章炳麟的《音论》作为开篇，登载了钱基博的《读子卷头解题记两种》，蒋维乔的《宋明理学家的本体论》，吕思勉的《文学批评之标准》，杨宽的《墨经科学辨妄》，沈延国的《京氏易传证伪》等光华师生的文章。该书的出版，扩大了光华大学国文系的学术影响。至抗战爆发前，“光华大学丛书”亦陆续在中华书局出版，除了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的《吕氏春秋汇校》，还有钱基博的《经学通志》，吕思勉的《燕石札记》等书。可以说，在抗战前光华大学国文系的国学研究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和研究特色，达到一定的高峰。 就钱基博、吕思勉、蒋维乔个人而言，这一时期他们产生的学术成果亦是斐然。1933—1937年，钱基博还出版了《明代文学》《版本通义》《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韩愈文读》《韩愈志》《模范文选》《现代中国文学史》《骈文通义》《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等著作。吕思勉还出版了《先秦学术概论》《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中国民族史》《史通评》《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等著作。蒋维乔还出版了《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佛学纲要》等著作，在当时都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三、光华大学国文系国学教学与研究的内在限制  抗战前的光华大学国文系在国学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颇为显著的成绩，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学术风格，在上海各大学同类系科中独树一帜。不过，由于光华大学私立大学的身份，发展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原本具有先天劣势，加之国文系学风比较特别，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大学的中文系里实为一种“非主流”的存在，这种情况反而对其进一步发展构成限制。 首先，光华大学无力设置研究所，很难进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对一所大学而言，要开展文史哲方面的高深学术研究，必须设置研究所，开展研究生教育。如蔡元培认为，研究所的作用有三：“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大学毕业生除留学外国外，无更求深造之机会；未毕业之高级生，无自由研究之机会。”（蔡元培，1935）吕思勉也认为，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只能略窥学术的门径，学生毕业后如果能留在学校继续进修，将基础的书目再次细读，并博览其他学科的相关著作，经四五年方能卓然自立，然后才可以从事真正的研究（吕思勉，1941）。吕思勉所指的更多是光华大学历史系，但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国文系。实际上，设置研究所还有另一实际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学已经形成了较高的准入门槛，要进入大学任教一般应具有海外的博士或硕士学位，文史哲等系科对学历的要求较低，但除非在学术领域具有极其高深的造诣，否则具有本科学历仍然难以进入大学。然而，光华大学作为私立大学，经济状况非常窘迫，无力设置研究所；由于学校性质所限，即使申请设立研究所也未必会获得教育部的批准。这就导致国文系本科毕业生有意深造者，会面临求学无门的窘境。由于光华大学国文系的学风与其他高校都有所差异，导致学生不容易也不愿考入其他名校的研究所。 其次，光华大学国文系的发展方向与现代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并不一致，不利于学科的专业化，研究的科学化。钱基博拒绝开设新文学课程，否定新文学的价值，更多是一种门户之见，也是一种故步自封、盲目自信的表现。但光华大学国文系存在的问题尚不止于此，其在名义上相当于其他学校的中文系，但究其实际称之为“国学系”更为恰当，意即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系，实际承担的是文史哲三个学科的人才培养功能。这当然有利于厚植学生的文史哲基础，培养学术上的通才，但民国以降，现代学科体系的发展趋势主要是“分”而非“合”，在20世纪20年代各校曾有短暂的“国学研究院”或“国学门”之设，最终都因无法与现代学科体系相对应而解体，其内容和功能分别被文史哲三系代替（刘梦溪，2017）。20世纪30年代，各大学文史哲三系多是各自独立的学科，学科界限比较明显，各学科的研究人员不同，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的范式也不同。而且，现代学术体系下的文史哲研究，主要强调在“整理国故”思想指导下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客观化研究。在这方面，吕思勉、蒋维乔的态度比较开放，张寿镛、钱基博则注重道德气节，认为大学更重要的责任是培养学生的人格和品质，希望从古代经典文献中寻求和保存国性，态度比较保守。尤其是钱基博，认为对经典的校勘、考据并非学术正途（傅宏星，2013）。此种对古代经典毫无怀疑、毫无批判的态度，并非一种符合现代学术观念的客观态度，与现代学术要求将国故客观化、问题化、去神圣化，用现代的方式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甚至参照考古成果来印证文献，都有一定的距离。所谓强调道德气节，又比较空疏，很难在实际的教学中贯彻，不易产生效果，反而可能因带有道德说教的意味，给受教育者造成反感。 最后，光华大学国文系的特殊学风，导致该系的学术交往圈比较有限，在当时的学术界比较孤立。由于光华大学国文系的学风过于特殊，该系师生从不和其他高校相关系科交流，只和两个民间教育机构存在学术交往，即唐文治主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章太炎主办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光华大学国文系与两个民间机构在学术交流上颇为密切，在师资上亦多有重合。1927年北伐战争后，上海局势不稳，光华大学停课，钱基博回到无锡，由于战事所阻，受邀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其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学。其后，受聘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无锡和上海之间的交通恢复后，钱基博往返于两校，一般是周五下午回无锡，晚上来校讲课两小时，星期六上午讲课两小时，星期日再返光华大学（傅宏星，2007）。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由于钱基博担任该校教务主任，主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教学，便援引光华大学国文系教员同时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教员。光华大学国文系教员周澂便长期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教员（佚名，1936c）。光华大学每次进行国文考试，亦常由校长张寿镛将试卷寄往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请该校校长唐文治批阅给分（佚名，1995）。光华大学国文系师生参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教育活动则更为深入。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教员名单上看，钱基博、吕思勉、蒋维乔都曾在该处兼课。国文系学生沈延国是介绍老师前往章氏国学讲习会教书的中介之一。沈延国作为光华大学国文系学生，被章太炎认作义子，最为倚重。章太炎主办的《制言》，登载的也多是《光华大学半月刊》的广告。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中国语文学研究》，首篇文章便出自章太炎之手。因此，两个机构的交往非常紧密，在课程设置上高度相似。 然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一个以国学教育为主的学校，并不像现代大学。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在抗战前并未立案，由一直提倡“学术在野”的章太炎创办，实际根本不是大学，带有非常强烈的私塾色彩。光华大学国文系作为现代大学的国文系与两所民间学校并称，人员高度重合，可以看到很强烈的学术在野意味，实际却意味着光华学人远离所谓主流的学术界。他们与当时现代文史研究的中心机构——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都无制度和人员上的联系。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多是一种在野之学，也难以进入主流学人的视野。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学术上升途径和速度比较窄缓，基本难以进入主流学术机构谋职，由此反向对他们的学术生涯构成限制。比如，杨宽毕业后，先任教于非常边缘的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史学系，抗战期间受吕思勉邀请在光华大学兼课，其后进入苏北游击区从事文化工作，抗战胜利后任职于上海市博物馆，并在光华大学兼课（杨宽，1993）。沈延国毕业后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太炎文学院等民间机构任教，抗战胜利后从事商业工作，并曾在光华大学担任行政职务（佚名，2019）。赵善诒毕业后曾担任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教学工作（张永言，2000）。 光华大学国文系无法进入所谓主流学术界的视野，和钱基博、吕思勉、蒋维乔等教授的出身和学术成长路径也具有重要关系。钱基博、吕思勉两位教授此时都已经年届五十，蒋维乔则已经年逾六十，这个年龄段的学者在清朝时期便已经接受过非常完整的传统教育，没有读大学的机会，更没有西洋文凭，凭借自己的勤勉努力，从中学教员或出版社职员逐渐成为大学国学教授。此种身份，决定他们相对于当时的国立大学，相对于以英美留学生为主的所谓主流学界，都相当边缘。 当然，光华大学国文系同人亦不想进入所谓主流学术界的视野，因为他们普遍具有非常独特的个性。钱基博对自己的学术非常自信，对胡适等所谓主流学人不屑一顾，经常发表各种文章对这类学者进行批评和贬斥。钱基博又拒绝将时间浪费于交际活动之上，自称：“生平无营求，淡嗜而勤于所职；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而性畏与人接，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有知名造访者，亦不答谢，曰：我无暇也。文章只以自娱，而匪以徇声气。学道蕲于自得，而不欲腾口说。不为名士，不赶热客，刚中狭肠，孤行己意，而不喜与人为争议。”（钱基博，1935）吕思勉亦自称：“予生平不喜访知名人士，人有愿下交者，亦多谢绝之，以泛泛访问，无益于顺学修为也。”（吕思勉，1995）蒋维乔早年长期担任教育行政官员，业余研究学术。对其而言，教书只是一种糊口的职业。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他以研究佛学和“因是子静坐法”自娱，学术研究全凭个人兴趣，相对于主流学界非常边缘化。 民国以降，大学的功能不仅是育人，学术研究的环境已与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很难延续二三经师在野集中授徒的教育模式。现代大学体制与学科机制的建立，使得学术研究和资源、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学术界”，任职机构、师承、学术派别等都成为决定人才培养功效并影响学人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疏离于主流学人群体和学术机构，缺乏互相提携的机制，对钱基博、吕思勉、蒋维乔这些已经形成成熟研究路径的学者或许影响有限，但必然会使学术人才培养的成效和影响受到限制。 四、余论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讲，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大学的学科“千校一面”，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术风格大同小异，缺乏独特的个性。当时一般大学的中文系即是如此，在新文化运动的强势影响下，绝大多数大学的中文系都被新文学创作者或研究者垄断，旧文学则被逐出主流大学中文系之外，旧学出身者不易在大学讲坛立足。光华大学国文系则坚守旧学阵地，注重旧文学，并积极开展国学教育，试图打通文史哲的界限，坚持走一条独特的学科发展之路。此种不盲目趋时的学科建设路径未必是主事者有意和传统老牌名校、国立大学有所区分，但从结果来看，却成功地实现了扬长避短，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中文系中获得一席之地。此种发展经验对当下大学的学科建设颇有正面参考意义，即作为后起的大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应该和传统高校、主流大学的相关系科有所区分，错位发展，努力挖掘自身特色，争取在若干领域取得突破。如果后起的大学在学科发展方面对传统名校、主流大学亦步亦趋，受限于自身的学术平台和资源，很难实现学术超越，即使勉强被接纳进入所谓主流学术界，也仍然会在主流学术界中处于末端地位。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蔡元培所指出的民国时期大学师生关系疏离，师生关系形同知识买卖关系的问题，当代大学一直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传统书院体制下的师生关系则有所不同，师生的生活和学习均处在同一空间之下，教育方式除了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还有课下学生对教师言行的耳濡目染，这无疑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人才培养方式。光华大学国文系并未公开宣称实行书院制，在形式上也并未进行书院式管理，但在知识传授的内容、方式以及师生关系上与书院却颇为神似。当代中国的大学已经从民国时期的小规模教育发展为超大规模的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无论传统中国的书院制，还是光华大学国文系的人才培养模式，都很难原版再现，但仍然对当下大学的书院制建设有可参考之处。当代大学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师范大学，注重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机制，也尝试对本科生进行书院式培养，其做法是，将几个相邻学科的本科生整合进某一个书院，院系只负责学生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书院负责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课外活动。书院制推行后，院系的大学教师可以更专心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课外活动也获得学校更为积极的关注。不过，无论传统中国的书院制，还是光华大学国文系的人才培养模式，都强调教学、研究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意在打破课上和课下的界限。如今一般大学的书院制，将学生的教学、研究与日常生活截成两段，将课上与课下严格区分，可能导致某种“本末倒置”——学生与专业教师接触的机会减少，学生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日常活动、就业实习等事务，对专业和学术的认同感进一步降低。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让传统的院系承担起书院的角色，只是两者如何融合，还要进一步探索。 从学风新旧的角度讲，光华大学注重国学教育，在当时各大学的中文系里似乎颇为“保守”“落伍”，但在如今很多大学中，国学教学和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如“国学院”一类的机构又重新出现，希望通过展开国学的通识教育，打破学科的分野和狭隘的专业观念，解决高级学术人才培养中的知识单一性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光华大学国文系的人才培养实践非但不是“保守”“落伍”，甚至还具有相当程度的超前性，具有不可抹杀的正面价值。不过，单纯从教学的角度开展通识教育和国学教育并无困难。尤其是当代大学教育的年限已经拉长，本科生教育只是基础教育，研究生教育成为标配，在本科阶段完全可以展开通识化的国学教育，到硕士生、博士生阶段再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但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当下的学科建设仍然是强调分而非合。各个学科之间仍然是严守界限，传统的院系设置更无法打破，至于学科评估等学术评价，也都是以学科为基础单位进行。所谓“国学”在现代大学中并无直接对应的学科，“国学教育”之下培养出的人才，也存在着对口就业的难题和学科身份归属困境。而且，当下和过去对国学的定位和期待也不相同。如光华大学国文系崇尚的“吟咏背诵”“毛笔书写”等，不免过于空虚，非但无法落实，甚至杂有表演性质。如何对国学教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创造性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取更科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对待国学，仍然是当下值得思考的一项重要问题。 为适应微信排版，已删除注释和参考文献，请见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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