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象艺术文献库 | 李蒂雅：忆我的父亲 ——画家李瑞年

以风景油画和素描见长的李瑞年，曾经被徐悲鸿先生赞为“国内油画风景第一人”，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关键性人物。本文由李瑞年先生之女、艺术家李蒂雅所作，回忆父亲的艺术历程。

李瑞年《莲》，布面油画，75cm×80cm，1977年

忆我的父亲——画家李瑞年

李蒂雅

作为李瑞年教授的女儿，也是他最后的一名学生，从孩提时起，父亲的画笔、画夹、调色板、在室外作画时用的那把把儿长长的大阳伞都成了我玩耍的东西。长大一些，我开始抢父亲的小画箱，从他的画笔中挑选我觉得好用的据为己有、把他裁好的大画纸裁得更小些为我所用。再后来，他挂画的墙上被我侵占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对这一切，父亲只作为笑谈。在那破旧的画架前，他画出了许多画界朋友们赞赏不已的作品，我也早已告别那如金似梦的童年，度过充满幼想和磨难的青春，跨入了中年的边缘。父亲的画让我感到一种美的享受、美的向往、美的追求，可也让我感到这美中又包含了多少艰辛和苦痛。一个人要在自己坎坷的人生路上，去不断寻找那美，并以深沉的爱奉还给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容易。

李瑞年与子女

1982年，我调到父亲身边做他的助手，协助他搞科研工作，使我更了解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他所走过的路，所追求的理想和所具备的人品。

父亲引我上路，首先对我说的是：“你要搞艺术，就必须付出代价。”我徘徊过，抱怨过，对我的苦恼，父亲的回答是：“如果不情愿就请回去。”父亲对艺术坚贞不欺，对事业坚韧不拔成为我生活中最亲切的榜样。他的一生是在不断充实中度过的，直到最后。

父亲早年就学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在这里，他为他选定的艺术生涯奠定了最初的基底，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结束了学业。毕业后，经过一番周折，父亲在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三表舅袁同礼的帮助下，赴欧洲继续学习美术。他先后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和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师于比国教师Van Haelen和Delcille及法国教师Simon。在国外，他勤奋、刻苦，总是很快争取到名列前茅，特别是在Van Haelen老师的班上曾获得荣誉第一奖，使这位极其严厉的老人最后竟对他有着一种偏爱。在法期间，他除美术专业外还选学了博物馆学。他从生活费中硬省下钱利用假期去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地参观学习，开阔艺术眼界。他还和一些在法国学习音乐的中国学生一起去歌剧院，从中陶冶自己的性格，使姐妹艺术的相互影响对自己的专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1937年，正逢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回到了离别四年的祖国。但是，他从国外带回的美术书籍、绘画工具及作品全部毁于战火，他自己在炮声中颠沛南北，最后在重庆落脚。此时，他通过吴作人先生的介绍结识了徐悲鸿先生。

李蒂雅女士寻访父亲足迹，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前

重庆时期是父亲创作上的一个高潮阶段，也是他从事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总之，是他确定今后发展方向的关键时期。也许是回到了养育他自己民族的国土上，战事和自身在艺术生涯上受到的重大打击都没能压抑他的创作激情，也许是遇到了徐悲鸿先生这样的良师益友和当时围聚在徐先生周围的那许多中国美术界的优秀人物，使父亲如鱼入水，得以发展。这段时间，父亲以自己的感受画出了许多引人入胜的川东景色。徐先生称他的画是“抒情诗”，傅抱石先生佩服他“谨严的画面使人流连”。艾中信先生说：“醇厚朴质，永远是艺术表现的至高领域，李先生的画便是明证。”吴作人先生1981年为父亲的画展写文章时仍然赞叹他在重庆时期所画的《暴风雨》（原名《挣扎》）“是'仰天长啸’，'一吐积愤’，富有时代感情之作”。而我细心体会父亲在人生旅途上不断拼搏进击、执着向前的精神，也觉这幅作品正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李瑞年《暴风雨》（原名《挣扎》），布面油画，65cm×80cm，1944年

在重庆盘溪石家花园（当时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址）度过的日月，又使父亲得到多少教益。白天，他经常和徐先生一同步行至嘉陵江边，然后坐船渡江到沙坪坝中大艺术系去上课。他们同教一个班，每周徐先生去班上一次，他去二次。父亲谦恭地说，他是徐先生的教授级的助教。晚间，在楼、亭间隔的小院坝里，他们也常一边乘凉一边商谈教学中的问题和对艺术的种种看法。徐先生对学生说：李瑞年是个很好的美术教师。而父亲也尽心于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对学生诲之不倦，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不单独教技法，也教人、教艺术思想和艺术创造力。在教学上他同徐先生配合得那样默契，他很自然地理解和接受着徐先生的教学思想，并在后来他自己的教学中予以发展。他像徐先生对他的引导一样，给学生指路，却从不捆住学生的手脚。他的学生各具特色，没有一个是照他的模式走路的。然而，几乎所有受教于他的人又都觉得从他的教学中得到许多难以忘怀的东西。父亲那种一贯不事浮华，严格踏实的作风感动着他的同辈人，也影响着多少后辈学生。

李瑞年《嘉陵江两岸》，布面油画，75cm×75cm，1944年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也像大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欢庆祖国的新生、人民的解放。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力求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用他的话说：时代变了，人的思想不同了，画也要跟着变，还用陈旧的调子去表现新时代的内容是不会成功的。但是，新风格的形成总要经过艰难的摸索，总需打破许多无形的桎梏，这个过程有时甚至是要相当长时间的考验。正当父亲在进行更为广阔的探索，正当父亲要向更高峰迈步时，一场浩劫降临了，整整十年，父亲无法接触自己的业务。也可以画，按照某些人的意图去画，但父亲说：那不是创作，不是艺术。他宁愿放下画笔。

“四人帮”打倒后，他又拿起了画笔。这是他生活中的一次“文艺复兴”。是他专业上的第二个高潮阶段。

李蒂雅女士珍藏的1981年“李瑞年画展”展品目录，展览题字为启功先生书写

李瑞年《初春》，布面油画，54cm×73cm，1981年

1981年父亲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一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画展。除去残存的旧作以外，展出的作品有一多半是“文革”以后的新作。朋友们参观了他的画展，都感到他的新作既保持了他过去那种“有至情，有真爱，有含蓄，耐人回味”的特点，又有一种新风貌。艾中信先生说他的作品“情调日见清新，境界则更趋开阔”。吴作人先生也在文章中写道：“近年的李瑞年作品中，令人感到有一种内涵的毅力，这是他令人钦佩的特点。它不是表现在勾画披离，不是在语言惊人，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在待人以诚，待自然以诚。他对艺术的诚恳态度使他的作品焕发出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的、推心置腹的情景。真是'日月鉴诚志，悠悠海岳情’。”常任侠老先生则为父亲的画展写诗道：“古堡残阳树影移，嘉陵江上有幽居；且看画笔开新境，比似入川杜甫诗。”

1985年，父亲再次举办他的近作及科研汇报展，这次的近作全部是八一年展览后绘制的作品，仅八三、八四年两年的油画创作就有近三十幅，而且多是大幅作品。

李瑞年《苏堤春晓》，布面油画，46cm×55cm，1983年

父亲善于从别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景物中去寻求更深的意境。《庭院》画的不过是院中一架金银藤，它曾开得那样茂盛，夏夜暖风吹来香气扑鼻，父亲将它画得活灵活现。在这个院落中，父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他最后的作品《生命》体现了乐观，蓬勃向上的精神，讴歌了艺术生命和人类生命的替代，他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祖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

李瑞年《庭院》，布面油画，100cm×76cm，1979年

“画中老宅院里的一架金银藤，是父亲亲手所栽，它曾开得那样茂盛，夏夜暖风吹来香气扑鼻，父亲将它画得活灵活现。每当看到画面上的老藤新花，总觉得父亲把他居住了三十年的老院落和在这里经过的风风雨雨表述得淋漓尽致。是啊，在这个院落里，父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而那架金银藤，竟然奇异般地在父亲去世后也慢慢凋落而死，再没有藤蔓盘绕向上，再没有了花香满院的情景。只有父亲的《庭院》留给了我们永久的金银藤。 ” —— 李蒂雅，《画家李瑞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李瑞年《生命》，布面油画，105cm×156cm，1984年

父亲一生坚持油画创作。在重庆，傅抱石先生曾因见他左手携画箱右手抱画架去北碚作画的辛苦而想劝他一句：“将来还是改行吧。”但被他的精神所阻止，竟然也只笑笑而未能出口。可以说父亲从未画过国画，在别人面前他总是客气地说他不懂国画，但实际上他在继承了欧洲传统油画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美术、民间美术中吸取了不少养份。他接受了许多国画的内在妙理，但他画的却依然是油画。父亲的画是极重意境的，这里面似乎恰有中国画“超技入道”的宗旨所在。他曾经多次给我讲到中国画的气韵，讲到中国画构图中的空白。难怪老一辈的国画家中也有许多人喜欢他的画，与他交往甚深。蒋兆和先生病中，父亲去看望他，老人抱病多日已不见友人，但听说是我父亲前往，竟执意要见。病床前两位老人相对而坐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彼此相互尊敬，尽管画种不同，却从创作到教学极具共同语言。分手时蒋先生以书相赠，而父亲则鼓励蒋先生对身体不要灰心，他说他一定再来看望。没想到他再也不能去了。潘洁兹先生也在痛悼我父亲的诗词中写道：“结交应悔晚，道同艺亦通。”从中可见他对我父亲是深深理解的。

李瑞年 《葡萄》，布面油画，38.5cm×52cm，1979年

在创作上父亲不见衰老，在教学上他也不甘停滞在过去的成绩上。晚年，他尽全力总结、整理西欧画室制教学法，悲鸿先生教学思想和方法，并结合自己四十五年的教学经验，在改变机械地分段式教学法，代之以旨在提高学生的艺术认识和艺术创造能力的综合教学法上作出了成绩。他的《近作及科研汇报展》，也得到了美术界和教育界人士的好评。

他曾怀着那样崇敬的心情谈到过他早年的老师卫天霖先生，他说：“卫老一辈子默默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坚持画油画，至死才放下画笔，我是卫老的学生，也要学习老师的样子。”现在，他以行动做到了这点。

李瑞年在洗画

翻看父亲最后一段时间的日程安排，作为助手，我深感震惊；作为女儿，我深感内疚。当时，我为什么没能劝阻他？可是一切都晚了，我由他携同进入那迅速运转的轨道不能自拔，又何谈让他止步呢。这几年，父亲除去学校中的科研项目及创作任务，还担负了许多社会工作，而对每一项工作他都那样认真。我们发现他不舒服是在八五年七月二十日，而在十九日上午他还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纪念徐悲鸿诞辰九十周年的大会，中午回家吃饭后未休息又匆匆赶到学院系里，为我布置了下一年度教学实验中的内容，并详细讲解了最近几张作业的具体要求，待他几经转换坐公共汽车回到家里，天色已经见黑。第二天上午他又去徐悲鸿纪念馆参加了纪念徐先生诞辰的座谈会，下午回到家里他也没有放下手头零散的工作，晚上他开始发烧。以后的几天吃药、打针都不见好转，病情越来越重，二十四日，只得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就是这样他还让我带去了他的工作卡片、专业书籍，也带去了他最想念的小孙女的相册。

李蒂雅 《冬天》，布面油画，73cm×50cm，1978年

由于病情变化，八月十四日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晚上我去陪住，他还跟我说起正进行到一半的科研项目，信心仍然是那样足。他谈到在他养病期间我怎样继续工作，也谈到他怎样把他自己该做的事情稍稍变动一下，以不影响整个的计划。我向他说起西城区将办一所业余艺校，有人来请他帮助物色教师和商谈教学，因为来人对他的教学实验很感兴趣。他兴致很高地想亲自指导我去做一番尝试。还谈起一位朋友的孩子要来学画……这一夜他睡得很沉。第二天，他只觉疲乏，一天中昏睡的时间逐渐延长。医生说他已出现轻度的昏迷，我惊愕了。难道他如此病重，脑子里竟除去他的工作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在他已陷入Ⅱ°至Ⅲ°昏迷的时候，我守在病床旁，只见父亲慢慢地睁开双眼，注视着前方，艰难地张嘴说道：“画……”我问：“爸爸，什么画？”他看看我，随后眼神又从我脸上游离开去，重复道：“画”。我明白了，他的眼前是无数的画面，他的脑海里能够留下的是无尽的构图，不管我怎样叫喊，也难将父亲从他的画境中拉回到女儿的身边了。

父亲就这样走了，仍然走在那永无止境的艺术之路上。

1985年12月

*本文收录于《画家李瑞年——评论、回忆、自述》（2000年6月12日）

作者：李蒂雅

编辑：李雨涵

图文来源：势象艺术文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