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 | 琅邪王氏家族中身系两晋兴亡的三大人物

在司马氏八王相互残杀的斗争中，王氏和东海王越关系密切。王衍和东海王越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了。司马越还以王敦为扬州刺史，以王导参军事。司马越在同姓中又选择了一个琅邪王司马睿作助手，先用为辅国将军，又擢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不久，再提拔成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越在洛阳与河间王司马颙争夺惠帝，司马睿为他留守东方。司马越是参与八王之乱的最后一个王，也是在这场骨肉自相残杀的纷争中较有心计的一个。他有两点比较突出：第一，他懂得拉拢当时有名望的人，集中在自己的周围，并牢牢抓住兵权。《晋书》本传上说他“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第二，他的封地在东海，而东海所在及附近的徐扬二州当时破坏较轻，与疮痍满目的中原相比，足以作为争霸的根据地。所以他抓住这块地方不放，自己在洛阳争权，却让司马睿留守后方。据说司马睿之出镇建康，就是出自东海王妃裴氏的意思。如《晋书·东海王越传》说：“初，元帝镇建康，裴妃之意也。”裴妃之意，实即司马越之意。可见，东海王越、琅邪王睿和王氏兄弟是抱得很紧的一个政治集团。

司马越一死，司马睿在东方的地位突出出来。他接过司马越的计划和利用司马越在东方的基础，建立起东晋政权。因此，司马睿当了皇帝后，表现出对司马越感恩图报。那时裴妃在兵荒马乱中被人掠买于吴氏为奴，后来辗转渡江，司马睿对她优礼备至，以自己的儿子为司马越后继。可以设想，如果司马越不死，建立东晋王朝的很可能是司马越一支，而不是司马睿。

王导参司马越军事时，就和司马睿很投合，深相结纳，每每劝他回到琅邪封地去。后来司马睿以安东将军出镇下邳，就请王导为安东司马，做自己最高最亲近的谋士。而王导于“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晋书·王导传》）。司马睿后来移镇建康，在《晋书·元帝纪》中说是“用王导计，始徙建康。”移镇建康究竟是王导的建议呢，还是裴妃的意见，似无关宏旨，可能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吧！

司马睿刚到建康时，吴地的大族都轻视他，很不把他放在眼里。司马睿要想在江东站住脚，取得吴地大族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早在孙吴时期，吴国大族势力就很强大。葛洪称之为“僮仆成军，闭门为市”（《抱扑子·吴失篇》），吴亡后，大族势力犹存。西晋全盛时期，吴地号为难治。司马睿到了江东，吴地大族却在一边冷眼旁观，幸有王导、王敦给他出主意，设法笼络吴人。王敦在东海王司马越掌权时曾任扬州刺史，后去职，任司马睿安东军谘祭酒，不久再任扬州刺史，加广武将军。又进为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王导、王敦商议如何抬高司马睿的身价地位，王导对王敦说：“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王导传》）当代民俗，三月上巳日官民都到水滨去洗浴，说可以洗去身心宿垢，称为祓禊。这年三月上巳到了，司马睿坐轿子，摆出仪仗，亲自去水滨观禊。王敦、王导和其他名流，都骑马恭从。时纪瞻、顾荣等江南大族的代表人物，都暗暗在道旁窥看，见王敦、王导这样恭谨骑从，大为吃惊，于是也相率拜于道旁。王导遂向司马睿建议，任用顾荣、贺循等为官。司马睿要王导去请他们，他们皆欣然从命。这样，司马睿方才得到江南大族的拥护。

洛阳失陷后，北方士人大多逃难到江南。王导又建议司马睿任命他们做官。他们逃到南方，也正需要有所依靠，司马睿给他们官做，给他们地位，他们当然都很高兴。

司马睿得到南北大族的支持，统治得以巩固，除了原先东海王司马越的提携外，全靠王敦、王导兄弟的拥戴。所以，王敦、王导对于东晋的建立是有大功的。司马睿即帝位后，以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以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兄弟二人，一人在外掌握兵权，一人在内执政。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说是“王与马共天下”（《王敦传》）。司马睿即位时，曾邀请王导共坐御床。真有共天下的味道。

在司马氏八王相互残杀的斗争中，王氏和东海王越关系密切。王衍和东海王越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了。司马越还以王敦为扬州刺史，以王导参军事。司马越在同姓中又选择了一个琅邪王司马睿作助手，先用为辅国将军，又擢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不久，再提拔成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越在洛阳与河间王司马颙争夺惠帝，司马睿为他留守东方。司马越是参与八王之乱的最后一个王，也是在这场骨肉自相残杀的纷争中较有心计的一个。他有两点比较突出：第一，他懂得拉拢当时有名望的人，集中在自己的周围，并牢牢抓住兵权。《晋书》本传上说他“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第二，他的封地在东海，而东海所在及附近的徐扬二州当时破坏较轻，与疮痍满目的中原相比，足以作为争霸的根据地。所以他抓住这块地方不放，自己在洛阳争权，却让司马睿留守后方。据说司马睿之出镇建康，就是出自东海王妃裴氏的意思。如《晋书·东海王越传》说：“初，元帝镇建康，裴妃之意也。”裴妃之意，实即司马越之意。可见，东海王越、琅邪王睿和王氏兄弟是抱得很紧的一个政治集团。

司马越一死，司马睿在东方的地位突出出来。他接过司马越的计划和利用司马越在东方的基础，建立起东晋政权。因此，司马睿当了皇帝后，表现出对司马越感恩图报。那时裴妃在兵荒马乱中被人掠买于吴氏为奴，后来辗转渡江，司马睿对她优礼备至，以自己的儿子为司马越后继。可以设想，如果司马越不死，建立东晋王朝的很可能是司马越一支，而不是司马睿。

王导参司马越军事时，就和司马睿很投合，深相结纳，每每劝他回到琅邪封地去。后来司马睿以安东将军出镇下邳，就请王导为安东司马，做自己最高最亲近的谋士。而王导于“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晋书·王导传》）。司马睿后来移镇建康，在《晋书·元帝纪》中说是“用王导计，始徙建康。”移镇建康究竟是王导的建议呢，还是裴妃的意见，似无关宏旨，可能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吧！

司马睿刚到建康时，吴地的大族都轻视他，很不把他放在眼里。司马睿要想在江东站住脚，取得吴地大族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早在孙吴时期，吴国大族势力就很强大。葛洪称之为“僮仆成军，闭门为市”（《抱扑子·吴失篇》），吴亡后，大族势力犹存。西晋全盛时期，吴地号为难治。司马睿到了江东，吴地大族却在一边冷眼旁观，幸有王导、王敦给他出主意，设法笼络吴人。王敦在东海王司马越掌权时曾任扬州刺史，后去职，任司马睿安东军谘祭酒，不久再任扬州刺史，加广武将军。又进为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王导、王敦商议如何抬高司马睿的身价地位，王导对王敦说：“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王导传》）当代民俗，三月上巳日官民都到水滨去洗浴，说可以洗去身心宿垢，称为祓禊。这年三月上巳到了，司马睿坐轿子，摆出仪仗，亲自去水滨观禊。王敦、王导和其他名流，都骑马恭从。时纪瞻、顾荣等江南大族的代表人物，都暗暗在道旁窥看，见王敦、王导这样恭谨骑从，大为吃惊，于是也相率拜于道旁。王导遂向司马睿建议，任用顾荣、贺循等为官。司马睿要王导去请他们，他们皆欣然从命。这样，司马睿方才得到江南大族的拥护。

洛阳失陷后，北方士人大多逃难到江南。王导又建议司马睿任命他们做官。他们逃到南方，也正需要有所依靠，司马睿给他们官做，给他们地位，他们当然都很高兴。

司马睿得到南北大族的支持，统治得以巩固，除了原先东海王司马越的提携外，全靠王敦、王导兄弟的拥戴。所以，王敦、王导对于东晋的建立是有大功的。司马睿即帝位后，以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以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兄弟二人，一人在外掌握兵权，一人在内执政。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说是“王与马共天下”（《王敦传》）。司马睿即位时，曾邀请王导共坐御床。真有共天下的味道。

元帝司马睿初到江南，对王敦、王导兄弟言听计从，事事依靠。等到作了皇帝，地位渐渐稳固，就感到王氏兄弟是威胁了。于是他信用刁协、刘隗，疏远王氏兄弟。

王导对此，表面上容忍，澹然视之，内心里也大为不平。王敦则不能忍受，一再上疏为王导鸣不平。元帝只是不听，更加信任刁、刘。他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征发扬州吏民的私奴婢为兵，名义上说是为了征伐胡寇，明眼人都可看出这是为了防御王敦。王敦心里自然更清楚，终于先下手为强，以清君侧为名，兴兵顺流而下了。

这一仗，王敦打胜了，但并未杀害元帝。明帝时，王敦二次出兵，病死在路上。

王敦对东晋是有大功的，他后来和东晋朝廷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王敦失败后，从此东晋南朝的王家再也无人掌兵权。这反而对王家是幸事，子孙高居高位、养尊处优几百年，始终为门阀大族。不象谢家，谢安、谢玄以后，常常抓住兵权不肯放手，日子过得不顺舒。谢琰死于兵，谢晦死于兵，诗人谢灵运也因玩兵而丧身。

王敦败亡，王氏却未倒。王导执政前后几十年，历元、明、成三帝。中间虽然和庾亮有过不协调，庚亮的排挤使他生了不少闷气，但王导却能忍让，内心愤愤不平，表面上都能过得去。

王导对江南的安定繁荣是有贡献的。他治国的大方针，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条是大家常说的镇之以静。江南朝廷初建，既少兵又乏粮，势单力弱，终日人心惶惶。就是有了王导的镇之以静，才安定了局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对周说：“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后来他看到王导，共谈国事。回来对周说：“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同上）。过江的人士，每到暇日，常相邀到新亭饮宴。周说：“风景不殊，举目有过江之异！”皆相流涕。王导说：“当更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致作楚囚对泣邪！”（同上）王导镇之以静的方略，使江南朝廷上下有了信心、活力，有了安全感。另一条是王导在朝廷上下以及社会中起了团结的作用。他不仅团结南北大族，也注意团结中下层的南北人士。《世说新语·政事》有这样一条：“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万人，并加沾接，人人有悦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刘注引《语林》：任名颙，时官在都，豫三公坐）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身边云：'君出，临海便复无人。任大喜悦。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王导治晋，政务宽恕，事从简易，当时人称其“漏网吞舟”。对王导的政治作风，有毁有誉，当时人就有两派。《世说新语·政事》有一条说：“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庚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刘注引殷羡言行曰：王公薨后，庾冰代相，网密刑峻。羡时行遇收捕者于途，慨然叹曰：丙吉问牛喘，似不尔！尝从容谓庚冰曰：卿辈自是网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无理事。谢安石每叹咏此唱。）”

王导本人对人们批评他为治过宽也不同意，不平之色溢于言表。《世说新语·政事》有一条：“丞相（王导）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政策好坏，要结合当时情势。对王导为政如何评价，我看可以请读者研究。陈寅恪先生曾对王导作出评价说：“王导自言'后人当思此愦愦’实有深意。江左之所以能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攘者，即由于此。”录以供参考。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三人——王衍、王敦、王导，身系一朝安危兴亡。王衍此人，当时极被推崇，谓为“一世龙门”，“夷甫（王衍字）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王衍传》），我看王衍实无可取，害人害己，乱世中一废物而已。王敦结局成为东晋叛逆，我看初期的功劳不可没。其功不仅是辅佐东晋王朝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对早期东南政局的稳定所起的作用。王导留待读者评论吧。但我也想谈一点想法：王导为政的精神在宽。宽，在当时是不得不如此的，庾氏一严就严出毛病可以为证；但宽对后来的影响是不好的。宽的坏处，到东晋后期就都浮现出来了。说王导好的，多是看在前期，看在当时；说王导不好的，多是看在王导以后，看他宽政对后时的影响。看人看事，全面点好。

来源：《文史知识》1987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