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作者简介:杨贵堂,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中国石化下属企业员工。 作者 杨贵堂 吴宓在上个世纪初,就开始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分析研究《红楼梦》,并于1919年在哈佛大学发现演讲,1920年整理发表了《红楼梦新谈》,开篇即称:
随后,吴宓尝试应用一位哈佛大学老师(Dr.G.H.Maynadier)的小说理论,从宗旨正大(Serious purpose)、范围宽广(Large scope)、结构谨严(Firm plot)、事实繁多(Plenty of action)、情景逼真(Reality of scenes)、人物生动(Liveliness of characters)六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认为《红楼梦》“实兼此六长”,称得上西方标准下“小说之杰构”。(《红楼梦新谈——吴宓红学论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发展、对外扩张,西方小说随同西方文化一起强势走向世界。 西方现代小说,是基于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现代社会,以现代思潮为指导创作的小说。《红楼梦》既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也没有这样的思想引导,更没有像西方文学作品那样强势走向世界。 这里仅从叙事技巧上,将《红楼梦》与西方近、现代小说进行粗略的比较,初步探讨一下《红楼梦》叙事创新。 所言现代手法,只是指称与西方现代小说相似相通的技巧。 预叙手法应用 《红楼梦》明确区分了故事与叙事。 叙事是从故事中间开始的,将情节集中在较短的时段内。其中第十八回到第五十三回,集中在一年之内;以正叙为主,聚焦于主要人物,沿主要线索,按事件时序展开。 正叙途中,或用人物,或用梦幻,或由叙述者直接出面,补叙前情,预叙未来。 若引入亚里斯多德“首”、“身”、“尾”的概念,自第十七回大观园落成,第二十三回宝玉与诸钗搬入大观园,前二十回左右,当是“首”;大观园中活动当是“身”;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至七十八回,宝玉诔晴雯,之后叙事进程渐至“尾”部。 若从第十七回算起,至八十回止,有六十回左右的情节事件发生在大观园中。这种结构方式,无疑既节省又集中。 预叙在小说第一回即已得以采用。甄士隐在炎炎夏日登场,随即入梦,得见一僧一道:
一干风流孽鬼,已有一半落尘,尚未全集。此处有脂批云:
此时香菱(英莲)已有三岁,“石头”即将随宝玉诞生而入红尘。梦醒之后,甄士隐来到街面,适逢僧道二人,随即预叙了香菱(英莲)即将被拐的不幸遭遇和最终的命运归宿。 到了第二回,即通过冷子兴、贾雨村乡村酒肆的对话,补出宁荣二府来历和主要人物,突出了宝玉衔玉而生的怪异现象和乖戾性情,点出了黛玉身世。 而第三回,“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下有脂批:
前两回,有交待小说来历旨意、介绍书中内容人物的意思,故讲述多于描述;而从黛玉入贾府开始,使用人物视角,展示情节细节,工笔描述贾府气象、人物活动、心理感受,一脱说书人口味,转入描述展示。 到了第四回,将宝玉、黛玉、宝钗收入荣国府。 第五回,即开生面,立新场,让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将金陵十二钗人物、形象、个性、命运预叙出来,成为情节发展的总纲领。 而在第二十三回,搬入大观园后,宝玉做四时即事诗,再一次采用预叙手法。书中言称:
如冬夜即事中有句:
都是后来发生在怡红院、绛芸轩中的事情。 搬入大观园,在二月二十二。预叙之后,接下来,宝黛共读西厢等情节,仍在当年春季。叙事进程并没有因预叙而中断。 预叙在西方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人们熟悉的采用预叙手法的小说,当属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小说是这样开篇的:
预叙体现了小说家在叙事时间方面打破经典叙事模式的尝试。 《百年孤独》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是20世纪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融入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 ——这些评语,用在《红楼梦》上则无一不当。 《红楼梦》中的预叙,则是超越时空的叙事创新,主导着我们的阅读进程,影响着我们的阅读体验,让我们能够牢记人物的来历和归宿,时时走入人物的内心,感受他们的心律跳动。 当我们看到黛玉流泪的时候,一定会回想起第一回中一僧一道的对话,想起以泪偿情的前世盟誓。当我们看到喜聚不喜散的宝玉,一次一次因离别的言行饱受刺激、心怀寂灭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他最终悬崖撤手的最后归宿…… 重复叙述手法 重复叙述,即若干次讲述发生过一次的事,也称见证人提供证据体。这种叙事手法,在现代小说和影视艺术中得到成功应用、颇受推崇,如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 在《红楼梦》中,这种手法已有应用,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深化了小说的思想表达。 广义上说,诗传合一,即通过散文叙事和诗歌纪事两种手段叙述同一事件,是唐代开始的叙事文学传统,也可视为重复叙述。这在《红楼梦》中也曾多次呈现。 还有一种,通过不同的人物,讲述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即是现代西方典型的重复叙事。金钏儿之死,就被反复提及,多次叙述,出现了多个版本,是典型的重复叙事,使用得自然熨帖。 第三十二回,大观园中,宝钗与袭人正在说话,突然有婆子报告金钏儿死讯:
这是第一次明写金钏儿之死,由一个仆人来讲述。死的方式是投井自尽,死的原因是被主子撵出去、羞愧赌气。讲述中,特意介绍了金钏儿的身份——王夫人房中有些体面的大丫鬟,常被称作“姑娘”的。 得知金钏儿死讯的,是宝钗和袭人。对金钏儿被撵也有提及,一是原因不明,二是被撵回家后哭天哭地。 老婆子惊讶痛惜,袭人同情哀婉,宝钗反应谨慎,只称“奇了”。 宝钗为安慰王夫人,推测出金钏儿之死的另一版本:意外失足身亡。王夫人和薛宝钗彼此试探,相互隐瞒。二人对话,纯粹是主子身份、成人话语,撇清责任、处理后事从厚从宽,事实真相、是非曲直无关紧要,但二人处理后事的态度和作为,又不乏善意和宽容。 金钏儿之死的第三个版本,从贾环口中叙出。死因是宝玉强奸未遂,金钏儿被打一顿,赌气跳井自尽,死相极为难看——贾环的居心,昭然若揭:
金钏儿之死,还有多次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重复叙述的成功应用,让我们明显感觉到有一种声音在指导我们,提示我们注意对比发生的事件,角色眼中的事件,让我们对角色有更清醒的认识,对事件有更深入的思考。 荣国府就是一个大世界,人物在各个阶层运转有序,共同推动着世事变迁。每个人依据自己的视角看事,依据自己的逻辑行事。唯有作家以上帝之眼看事,以悲悯之怀容事。 一个鲜活的生命,犹如一朵鲜花,尚未完全绽放,即已凋零化泥。众人各自入戏,作家报以宽容。 人物视角运用 第二十六回一段文字,写某日晚饭后,黛玉前往怡红院探视,文中写道:
这个句子,粗看起来有些别扭,什么“宝玉的院内”,直说“怡红院”岂不省事? 细细读来,这其中突出的是人物视角,存在视角转换——视角从叙述者转给了人物,直接采用了黛玉的感知。在黛玉眼里,在黛玉心中,怡红院就是宝玉的院,所以必须用“宝玉的院内”。 看原文:
直到这里,一直是采用的叙述者视角。叙述者与感知者是统一的。黛玉是聚焦对象,包括她的内心活动,由叙述者观察并和盘托出。 接下来,视角变了:
这时的“见”,是谁见?显然是黛玉。“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也是黛玉的感知。叙述者特意强调“自己也便随后走了来”。到沁芳桥, “只见”云云,仍是黛玉所见。这里,叙述者与感知者是分离的。 脂砚斋在“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后有批语道:
说明脂砚斋感受到了其中的变化,称赞“此等章法”,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视角转换而已。 文体学家福勒(Roger Fowler)用“思维风格”(mind style)一词,来形容代表个人思想和价值体系的言语使用特征。思维风格源于叙述者通过语言方式,以某种隐含的方法模仿人物在思维方式上表现的自我。 这里,正是叙述者借用了黛玉的视角,模仿了黛玉的思维,突出了黛玉的意识。 现代西方文艺批评界重视小说视角问题,甚至提高到了界定主题的地位。 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者居斯塔夫·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将小说视为一种自足的艺术有机体,将注意力转向了小说技巧,尤其是叙述视点(point of view)的运用。 在《小说技巧》(1921)一书中,詹姆斯的追随者卢伯克认为小说复杂的表达方法归根结底就是视点问题。到了马克·肖勒的《作为发现的技巧》(1948)那里,视角则跃升到了界定主题的地位。(参见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 而在《红楼梦》中,视角应用已经摆在了重要位置,既有故事外视角、外聚焦,也有故事内视角、内聚焦,且视角在故事内外、人物之间频繁切换,收到了戏剧化展示效果,使得小说如溪水流淌一样自然前行。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通过应用人物视角,展现故事空间(如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铺排宏大场面(如第五十三回,薛宝琴观察贾府除夕祭宗祠),实现陌生化(如第四十一回,刘姥姥醉酒误入怡红院),制造戏中戏(如第三十六回,借人物视角,一回之中两次上演戏中戏),转向戏剧展示(如第三回,宝黛初会),写尽不情之情(如第四十四回,宝玉为平儿理妆)。 人物视角的多样化应用,使得叙事生动活泼,阅读过程充满惊喜。 自由间接引语 《红楼梦》中引用人物话语很多,直接引语最多,即有引导句,采用人物“原话”。因为没有现代标点符号,直接引语没有引号,频繁出现引导句就显得更为惹眼:说道,笑道,又道;听道,听说道,又听道……借以引出人物话语。 妙就妙在,引语不仅有发话者发表意见、表达态度的功能,还有叙事、描述功能。 仅举一例,第九回,宝玉要去上学,行前向父亲请安,贾政首次正式亮相:
前一句话,补叙宝玉素来厌学。后一句话:
当然也有间接引语,叙述者或者故事中的人物转述另一个人物的话。 譬如,第二十八回,宝钗的心理独白:
也有自由直接引语,即没有引导句,抄本和早期印本中没有标点符号,只是现代版本中都加了引号。 如第七十二回,众人入了席,点了戏,菜已四献,汤始一道,跟来各家的放了赏,便更衣复入园来,另献好茶。此时,南安太妃问到宝玉,又问到众姐妹:
另一种引语形式,由间接引语滑入直接引语。如第七回,焦大醉骂一段:
先骂大总管赖二,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这是叙述句,有引导句,间接引用焦大的话,顺势滑入直接引语,引出焦大原话。话语声音由弱变强,表达出焦大的愤恨之情和不屈之意。 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引语形式,没有引导句,不加引号,与叙述语句直接连接。但发话主体明显不是叙事者,而是小说中的人物,话语特点与人物个性吻合,这就是自由间接引语。 红楼叙事中偶然出现,脂批中也有点评。如第三回,宝黛初见:
“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后有脂批:
“心较比干多一窍”后又有脂批:
那么,这一句属自由间接引语无疑,只是隐藏在了赋体赞语中。 再如第十五回,贾宝玉谒见北静王,视角在二人之间切换,自由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先后出现:
其中“真好秀丽人物”一句,是宝玉内心发出的慨叹,属自由间接引语。转到北静王这边,则采用直接引语形式:
二者区别十分显著,修辞效果特别突出。北静王的直接引语,音响效果强烈:他是尊者,位高权重,因此笑声爽朗,语调铿锵。宝玉这边,年纪尚小,无职无位,声意幽微,正应了《周易》里的那一句:
自由间接引语是引语,但因不经叙述者的转述,也就摆脱了叙述者的干预,可以更多地保留人物情感和个性特征,这就是谓“自由”的深层含义。自由间接引语可与叙述语句任意连接,而不被引导句频繁打断,又能体现人物话语的直接、生动。 自由间接引语,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小说中极为常见、极为重要的引语形式。近现代西方小说家,如福楼拜、简·奥斯汀、康拉德、詹姆斯·乔伊斯等,都试探过多种引语形式。尤其是屡屡使用自由间接引语,增强艺术效果,推动小说创新。我国现当代小说家也多有借鉴使用。 前景化手法 现代西方文体学家提出了前景化概念,在文体分析中,指称一种将有价值的东西从背景中突出出来的技巧。 语言可看作必须遵守的一套规则,人们一致接受的语言系统构成背景。而“突出”是违反这样一套规则的,是一种出于艺术目的的偏离。 ——说起来很绕,实际上没那么玄乎。现代生活中的各类广告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前景化。通过偏离常规的手段,把需要强调的突出出来,让人印象深刻,一见钟情。 其中,语言类的前景化,就是偏离常规的语言系统,把需要突出的从背景中突出出来,造成一种突兀的呈现,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曹雪芹是语言大师,又是文学大家,这种手法简直信手拈来。 譬如第六十六回,写尤三姐之死,即通过诗化语言运用,将死亡场景虚拟化,将尤三姐拔剑自刎动作前置,实现动感化、美艳化,让读者惊艳唏嘘,难以释怀:
相比之下,续书中写黛玉之死,虽然也接了两句联语,却执着于死亡的自然过程,没有出现语言上的偏离,诗句成了无力的感叹,没有收到前景化效果。
之后,还不忘交待一句:
悲喜并置,貌似增强了悲剧效果,实则落入了曹雪芹一再批判的穿凿失真之窠臼。 《红楼梦》前八十回,还用到另一种前景化语言手段,通过生造词汇,赋予新意,实现前景化。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郑重提出:
此处有脂批:
显然是感受到了这段文字震憾人心的艺术效果:
脂批称:
赞“意淫”“二字新雅”,并对其意进行了阐释:
因为此处出现了语言上的偏离,儿女真情从世俗的男欢女爱中脱颖而出。 反讽运用 传统叙事,作者直接出面,发表见解,揭示寓意,传布教谕。对此,现代读者已经厌倦了。所以现代叙事讲究作者隐退,很少会直接发声。又要表达看法,引导读者,又不好直接发声,宣讲教谕,怎么办呢? 反讽,就成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叙事方式,成了一种明显的叙事声音,在现代西方小说中得到广泛应用。 《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作者也曾直接出面,发表议论。但在具体叙事过程中,作者也试图退出文本,让小说寓意自现,就采用了多种反讽手法,包括言语反讽、情景反讽和戏剧反讽三类。 其中,言语反讽,通过反语、语境误置、悖逆词语并置、句式和内容不合来实现;情境反讽,通过语调反讽(以调侃和故作轻松的口吻讲述感伤或沉痛的故事,以一本正经的态度讲述荒唐的故事,小题大做的叙述)、视点反讽(使用不可靠叙述者)、戏仿反讽来实现的;戏剧性反讽,通过展现观众(读者)的全知全能同剧中人的无知,形成张力。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探春致笺宝玉,提议在大观园成立诗社:
此处有脂批云:
成立个诗社,在宝玉口中,竟要用“平章”二字,用的正是语境误置,言语反讽的典型手法。 再举一个戏仿反讽的例子。 第十六回,写秦钟将死之际,鬼判持牌提索前来,小鬼判官之言,阴间阳寿之语,多为戏词,构成情景反讽中的戏仿反讽。秦钟为宝玉留下遗言:
宝玉与秦钟相得,钟情重义,鄙视功名,意在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异于世人之路。可秦钟很快为欲所困,陷入绝境,并未超越常人,亦无新路可走。 再说戏剧反讽。 第四十四回,九月初二,凤姐生日当天,贾琏将下人的老婆,鲍二家的,召到自家卧室苟且。事毕,鲍二家的鸠占鹊巢,竟和主子贾琏讨论起凤姐死后的妻妾安排上来了:
偏偏凤姐与平儿已经赶到,在外听个正着——这又是戏剧反讽,仍是对传统戏曲的借用:同一舞台,室内室外两个空间,室外得知室内,室内不知室外,读者同时可见两个空间的表演。 偷情之人,一主一仆,本是露水夫妻,虚情假意,可偏偏当局者迷,到了不辨真假、以假当真的地步。 吴宓先生论称:
《红楼梦》的创作创新,与西方小说的创作创新,确实存在相似相通之处。在与西方近现代小说的比较研究中,依据新的理论,使用新的工具。细按《红楼梦》文本,必然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知。 就中国文学自身发展而言,虚构小说从神话、史传、野史、杂记、传奇、话本中发展起来,脱胎换骨,走向成熟,成长为一个可与西方近现代小说论伯仲的文学种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上个世纪,有胡适先生,称“《红楼梦》毫无价值”,又说“我们事事不如人!”这个世纪,又有残雪女士,称文学的源头在西方,中国文学只是“关于人的幼年的文学”。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必激动,少一些激愤之词,还是要踏踏实实做些研究以后再说话。 不必羞于承认《红楼梦》的小说属性。正是因为曹雪芹的创作,将中国虚构小说提升到了现代意义的小说层面,自成一格,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天劈地,在世界文学史上傲视群雄。正如当代红学家宋淇所言:
(文中引用《红楼梦》文字及标点,全部采用《蔡义江新评红楼梦》,龙门书局2010年7月第1版。引用脂砚斋评语及标点,全部采用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8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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