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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落户二三事 文/ 老人与海 1969年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我们兄弟两个以知青的身份落户到达县北山人民公社当农民。 回首往事，既有艰辛，也有收获；既有苦涩，也有快乐。 落户生产队经过一段时间后，基本适应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大约在5月下旬，就要薅秧了。 当时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薅秧，为什么要薅秧，怎么薅秧。 这是出产稻谷农村地区比较休闲的时段。当秧子插入田里，定根生长一段时间后，秧苗由黄转绿,开始分蔸,也叫分蘗。水田里的泥浆开始沉积板结，不利于水稻根系伸展，吸收养分。田里稗草和其他杂草也同秧苗一起生长，争夺养料。为了秧苗茁壮生长，夏收时有个好收成，就要疏松泥巴，清除稗子和杂草。
早饭后，生产队队长敲钟将全队人员集中，再自由组合为几个组，每组十人左右，指定田块。下到田里排成单行，疏密自然随便。年岁较大者和部分妇女手柱竹竿，便于调整行进中的身体重心，以免摔倒。薅秧时，用脚指围着秧蔸转，钻松泥巴，见着小的杂草用脚踩入泥下，见着稗子和较大的杂草拔起甩在田坎上晒死。 薅着薅着，突然另一个小组有人唱起了山歌，因为在薅秧时唱的歌，也叫“薅秧歌”。只要有人带了头，一时间歌声此伏彼起。有独唱、领唱、轮唱、问答、对歌、合唱，什么方式都有。有的高亢，有的低沉，有的婉转，有的攸杨，第一次听到，觉得挺新鲜。 由于薅秧节奏较慢，人们一边薅秧，一边拉家常、冲壳子(说大话)、编闲话故事，或者男男女女打情骂俏。伴随岁月流转，年复一年，这些相互的交流成为了简单劳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就慢慢演变成了“山歌”的一种。这也是下层劳动人民的一种娱乐方式。 唱时见什么唱什么，内容多以反映田间劳作或男女之间的感情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薅秧歌”中多以情歌为主，在“薅秧歌”中表现尤为明显。调式比较少，只有几个曲调，但旋律感很强，只要记住曲调，比较容易学会。一般没有歌名，歌词很多是现编现唱，比较随意。词序逻辑性不强，也不讲平仄押韵，也就是没有诗词那么多规距。见着牛羊猪狗，就唱动物。见着人从大路走过，就唱人的内容，特别是见着一男一女路过，更是唱得起劲。 正唱着，沟对面梓潼公社八大队三队薅秧的社员与我们对起歌来。场面热烈，使人非常受感染，满身热血沸腾，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很多生产队都有几块田是怪田，不是有水漆(水质有毒)，就是有烂泥凼，还有就是蚂蝗多。 有“水漆”的田，有的人不能下田，只要下去一会儿，腿脚奇痒难忍，并且红肿。越抠越痒，直到皮肤抠破溃烂，就像见了生漆一样过敏。因此人见人怕。本人有幸成为队里少数几个不伯“水漆”的人，在薅秧时被“荣幸”推荐去那两块田薅秧。在这种田里薅秧，也有“薅秧歌”。 烂泥凼田块则深不可测，我队有块烂泥田，有人用3米竹竿去插试过深度，竹竿插完，仍未到底。曾经一条牛在耕田时陷下去爬不起来，陷死了。以后犁田时那块田中有十平方左右就不犁，栽秧时也不栽。 再就是有几块田蚂蝗多。在栽秧和薅秧时，只要人们在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腿脚，就说明被蚂蝗叮咬了。因那几块水田里蚂蝗确实比较多，不管是栽秧还是薅秧，一会儿蚂蝗就往脚杆皮里面钻。只要听到有人在拍打腿脚，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不约而同的下意识抬起脚看看自己腿上是否有蚂蝗。有经验的人告诉我，如果真被蚂蝗咬住，用手是扯不脱的，因蚂蝗头部是个吸盘，口内有3个半圆形的颚片形成一个圆形，当吸附在腿脚上时，用此吸盘吸住，颚片向皮肤里钻进。只有用手掌突然猛拍腿部，剧烈的震动才能使蚂蝗受惊后,躯干收缩掉落水中。只要听到啪啪声，有人腿上准有蚂蝗了。 我所在的队是一个以出产稻谷为主的生产队，由于人多田少，除去公粮统购，平均每个人一年口粮只有300多斤稻谷。 上世纪60年代，当地山区的稻谷收割方式与我们重庆市区周边的区县有点不同。每年农历7月稻谷熟了，周边的区县收割时，用镰刀从根部将整兜割断，只留很短的谷桩，将两三把割下的稻谷呈扇形摆放谷桩上，挞谷子的人两手一拤，将谷子拿起在挞斗里挞一下，翻一下，这样数次就挞干净了。挞斗里的谷子满了，用大鼓箩(两只可装100多公斤的篾箩篼)，将稻谷装满箩篼挑回院坝晒干。挞谷子时将3把或4把谷草扎成一个稻草人竖放在田里晒着，待全部收完谷子，利用天黑前的短暂时间用杄担(5米左右长的竹竿)挑到地坝边以一棵树为中心，堆放成圆形草垛。挞谷子时一个挞斗可两三人，也可四五人。 而达县山区收割稻谷则是天刚亮就下到田里，用镰刀将谷穗割下捆成小把，成扇形散开放在高高的谷桩上曝晒，然后收工回家吃早饭。下午5点左右，妇女背一个平底背篼，男社员则揹一个背架(山区坡陡路窄，曲折难行，用木头做的可背较多东西的架子)到田里将晒去一部分水分的稻谷背回院子倒在院坝中，用用树丫做的羊叉叉开摊平。待太阳落山，用一条黄牛套上3―4 百斤的石碾子反复碾压脱粒。等到一场谷子完全脱粒，己近午夜。将稻谷收拢成堆，由保管员打上“公有”字样的石灰印。第二天摊开又晒，直到晒干用风车吹去瘪谷、稗子和杂质。待留足种子、公粮、统购过磅收仓入库，最后按人头(不论老幼)分谷子。 分完口粮，该抓紧交公粮(国家对农民的税收)、统购(国家每年按田亩比例强制收购的粮食，不收杂粮，折合成稻谷)了，收完稻谷的第二天，大约4点多钟就起床弄早饭吃，早饭后天还未完全亮，家家户户凡是有劳力的都拿上口袋，背篼、绳索集中在保管室外，我们知青也不例外。 从小由于家庭比较贫困，为减轻父母负担，靠自己劳动找书费学费，炼就了强壮的身体和力量。读小学高年级，到长江边淘铁块卖，捡拾煤碳花。中学时,寒假割猪草卖给南岸黄山脚下砂罐窑(现南岸区凃山镇莲花村)的万猪场。暑假割牛草卖，挑砖，还到长江边挑河沙卖。记得有一次在弹子石的王家沱挑河沙到纺配总厂卖，在公路上将两挑沙重在一起挑，过磅时是210斤。 所以交公粮统购时我拿了两根口袋，一根装100斤，另一根装80斤。保管员龚兴城非常惊奇：“娘吔，你背得起呀！”我说：“试一下嘛。” 我们生产队到北山公社和碑庙区都是15里，但是到公社有10里的上坡路，到区里的路较为平缓。我们交公粮统购不交公社粮站，而是交到区粮站。 将粮食捆绑好之后，就同社员们一起出发了。几十个人走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犹如游龙穿梭在山中田边，又像辛勤的蚂蚁在田间地头搬家，非常壮观。尽管180斤的重量压在背上，见了这番景象，心中的苦和累也就释然了。 大约走了四五里地，有负重行路经验的生产队会计杜和然，他这次是领头人。他在前面一个山坡找了块比较好歇气的地点，一声吆喝“呜哦……”，后面的人也跟着吆喝，每个人就在原地找一个合适的点，“背架”用一根像羊角叉的木头“打杵”卡在横木上支撑，与两只脚形成三角,手扶“打杵”叉角，重心在“打杵”上，站立着歇气，当地人叫“歇稍”，就是稍微歇一下的意思。 开始听不太明白，就问身边一个在县城读高中的回乡知青，刚才会计唱的啥子？他才一句一句的重述了一遍，所以记忆深刻。 以后还歇了两次。也唱了其他几首“背老二”歌，因为年代较远己记不起了。大巴山有的地方叫“背二哥”，达县一带叫“背老二”。 上午9点多钟，到了碑庙区粮站，交粮的人很多，估计有七八百人。等了很久，到了吃晌午时，才来了一个粮站验收粮食的人。生产队副队长专门买了一包较好的香烟，凑上去陪着笑脸，递上递烟，打火。又忙着自我介绍，可见农民的低下。验收人表情木然，也不答腔。点了几口袋谷子，叫打开袋口，伸手先在袋内翻造，看有不有砂石，稗子。如果有，二话不说，叫去“溜”。你就只有到粮站借个“溜筛”来，把全部谷子顺着“溜筛”的斜面筛一遍，将砂石稗子分离。如果有瘪壳，或不饱满的谷粒，就叫用木风车全部吹一遍，直到他们认为合格为止。 还有就是检验谷子干湿。他抓一把谷子在手中捏弄，试一下，判断干湿程度。然后再放一颗谷粒在嘴里用门齿一嗑,如果“咔”的一声,谷子就很干。如果没有响声，轻易就嗑开，说明较湿，不得入库。 很不幸，检验员认为我们队交的粮食不干，拒收。怎么办呢？背回去晒干后再背来交，太浪费人力物力了。好在队里有经验，在仓库与仓库之间有空地,将谷子倒在地上摊开就晒。只留下副队长、会计、保管员和我们兄弟共5人照看并办理入仓手续，其他社员就回家了。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这才稍微松口气。腹中早已饥肠辘辘，将昨天准备的混合饼子拿出充饥。所谓的混合饼，就是用少量面粉做粘合济，加入菜叶、麦麸，放点盐烙成的饼子。饭后到粮站去借一个竹扒疏来翻动地上晒的谷子，我们几人轮流操作，还好，当天太阳很大，到六点前，检验员来检验了一下，认为勉强可以了，压在心上的石头才落地。不然第二天又接着晒，还要在粮站守着谷子熬一夜。 这便是农民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不正是当时几亿农民的“幸福”生活吗！ 转眼到下乡落户的第二年，由于我们除了赶场去收信寄信，买点日用必须品外，哪里都不去，连其他知青家也很少去。也不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的去窜联，更不会去偷鸡摸狗。完全成了一个典型的农民,天天就在队里生产劳动，作好了一辈子也回不了城的思想准备。在劳技能方面，除了不会撒秧(撒秧是生产队富农的专业)、看水(根据时节和雨前雨后调整田里水的深浅)外，犁田耙田、栽秧挞谷等等都学会了，其他技术性不强的农活更不在话下，至今还能一口气比较流利的背诵二十四节气，因此受到社员的好评。 尽管我们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兢兢业业的实际行动融入绝大多数中社员中，但还是有人在人前人后说坏话，搞小动作。生产队有个叫杜永州的人，解放前当过国民党政权的保队副(国民党保甲制度的副保长，专门掌管乡丁打手之类武装)，也当过土匪。由于对当时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不满和抵触，就将愤怒发泄到我们身上。他不知道，也不愿知道我们也是这一政策的受伤者。就将知青由于不懂当地方言和语言习惯如“牵牛”要说“拉牛”,当地人认为“牵牛”的“牵”字是牲畜配种，我们按重庆方言说“牵牛”他们就认为人要与牛配种。 再如“烧火”。重庆方言中“烧火煮饭”、“烧火炒菜”,很正常。只有开玩笑,当趣话讲时才会说成或理解为老人公与儿媳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当地方言不能说“烧火”，只能说“传火”。当地方言说“烧火”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老人公与儿媳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所以不能说“烧火”不然就是失言，让人讥笑。该人把我们初来咋到，不懂当地的一些语词忌讳编成不堪入耳的猜测，对人身进行恶毒诽谤的笑话。如“两兄弟住在一起，莫'牵’在一起了啊”。还有偷窃我们的劳动工具，然后毁掉。有一次分挖的红苕，他趁我去拿背篼时故意踢几个红苕到坡下去。还有很多让人一提起就像让人吃了苍蝇那么恶心的事，他把我们作为不受欢迎的人，希望赶快滚蛋。他还公开攻击上山下乡政策,说什么“生产队不但要给他们知青修(盖)房子,还要到农村来抢口粮。”这些话在现在算不上什么，当时够得上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破坏上山下乡政策了。该人在说这些话时，就有很多有正义感和同情我们的人对他进行了抵制和批评，招呼他不要乱说，谨防当坏分子和反革命。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一年多后，全国各地发生了很多残害知青的案件，如克扣知青口粮，盗抢知青财物，杀害知青，强奸女知青等等。国家为保护知青权利不受侵害，发文制止和打击。我队的坏分子杜永州也在其中。 有一天在坡上干活，队长把我们两兄弟叫到一边，对我们说，公社领导说要队里开一个批判杜永州的会，要他交待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事。我当时就长长的出了口恶气，觉得政府给我们撑腰，感到如释重负。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是打击制止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文件到公社后，公社召开干部会收集情况，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把情况汇报了，公社安排生产队要开会进行揭露和批判。 过了几天，晚饭后约9点多钟，社员集中在杜永州家(较宽大)堂屋召开社员大会，我先揭发见到和听到的种种事情和怪话，其他十多个社员也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也有人劝告他不要把可恶事做多了，免得遭报应。你一言我一语，直到听见鸡叫头遍才散会。 半个月后，公社书记赵光文路过我队时通知他到碑庙区去参加学习班，并且自带口粮和铺盖。 我们公社去了两个人参加学习。三个月学习完毕，很快，他被戴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坏分子的帽子，由群众监督改造。
作者简介：刘书国，网名，老人与海，1949年生，下过乡，历任铁路公安，所长、科长、主任等职。撰写论文21篇，获奖5篇。编撰98万字史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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