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S. 托马斯诗10首

R. S. 托马斯（Ronald Stuart Thomas， 1913-2000），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水手家庭，幼年时父亲在海上作业，多由母亲抚养；后来父亲在轮渡公司找到稳定工作，一家人才在圣岛镇定居下来。他受教于北威尔士大学学院，后在加地夫港的圣迈克尔学院从事神学教育。1936年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执事，后担任威尔士一矿区的牧师助理，次年成为圣公会教区牧师。由此直到1978年，他在威尔士六个不同地区担任牧师职务，这给他的诗歌提供了威尔士乡间生活的第一手资料；而他也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曾刻意去往说威尔士语的乡村任职，甚至用威尔士语写了自传《Nab》（《小人物》，1985）。

托马斯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个名为伊阿古·普利塞赫 (Iago Prytherch)的人物（参见“一个农民”一诗），虽在贫瘠山区生活，远离文明与宗教，可其坚韧不拔的形象，被认为代表了托马斯心目中的威尔士人，抑或普世意义上的困境中的人类——一个孤单渺小的人，如何在自己的小宇宙里抗争生存。C. A. Runcie 在论及R.S.托马斯与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区别时说：显然，托马斯的人物不是哲学家。作为一名教士，托马斯独自面对穷乡僻壤，犹如伊阿古独自面对地老天荒。尽管如此，托马斯的诗歌还是肯定生活的，正如托马斯自己所言：人最可贵的是他的精神性。A. E. Dyson认为，用基督教的话来说，托马斯就是十字架上的诗人，他没有经历容光焕发的转世，没有获得复活，头顶上也没有神圣的光环。他在黑暗中的孤旅，他的祈祷得不到回应，他对神的种种质疑，都不免与正统的教义格格不入。Anne Stevenson则说，作为宗教诗人，托马斯看到的是人类生存的悲剧，而不是悲悯；这在同代诗人中是极为罕见的，他绝不祈求怜悯。至于教士与诗人的双重身份是否有冲突，对于这个问题，托马斯是这样说的：'基督就是一位诗人，新约就是诗歌，所以我用诗的语言来传授新约，并不自相矛盾。'

语言和文字

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因此我们的中国文学史，从对汉语及其书写形式汉字的介绍开始。很不走运，关于汉字和汉语有太多的民间神话和错误观念。因此，这一章会放慢脚步，专心细致地介绍汉语书写系统的基本元素和特征，对汉字和汉语根本性质的牢固把握是准确理解和真正欣赏中国文学的一道坚实基础。

首先要强调的最重要一点是，现在并不存在，也未曾有过（除了在四千年前汉语发轫时期）一种单一的汉语。像所有人类历史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一样，汉语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关于中国有一个流布甚广的错误观念，即认为所有中国人（除了所谓少数民族）都说着同一种语言，仅有“口音”或者“方言”上的细小差别。关于中国语言的第二个重大误解，是认为汉语和汉字是同一的：汉字就是汉语。这一观念明显错误，但是在公众想象中却几近普遍。同样，像世界上所有其他语言一样，汉语比汉字更为根本，且先于汉字。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衍生工具。在口语和书面语中总是有沟壑相隔。汉语和汉字尤为如此，在至少过去的两千年中二者之间横亘着一道明显的鸿沟。

在现代社会发明出或多或少可以忠实记录话语的各种机械电子录音设备之前，我们对语言的知识都依赖于书面记录。由于古代汉语口语经过数千个字符所构成的汉字的过滤，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

要估量汉字/汉语二元性对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事先必须在脑海里牢记文言和白话两种文体的分道而行。用我们熟悉一些的术语来说，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区别，就好比古典希腊语和民间希腊语，古典拉丁语和现代意大利语，梵文和印地语之间的差别。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分野并不绝对，但是在对于语法、句法、词法和音韵学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的语言学家看来，其界限通常相当明显。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差别甚大，甚至可以说是各自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体系。文言文基本上是一种书面语言，而书面的白话文则是一种与以阿提喀方言为主的希腊共通语言类似的民间通用语，与中国地方（特别是北方）的各种口语有模糊的纽带。一般而言，通用语无论何时都与首都方言有着最密切的联系。问题在于，中国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分野从来就不清晰，因为二者频繁互相借鉴。于是在唐代（618—907）大诗人如杜甫（712—770）的诗中，会有一些白话表达，而不羁的寒山和尚（约九世纪）的白话诗基本上在古典框架中写就。

中国文学史中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和欧洲、印度以及其他地方不同，许多汉方言从来没有发展起自己的白话文学。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只有两种书面汉语，即文言文和通用白话文。而且通用白话文或多或少浸润了很多文言元素，与任何地方的实际口语都没有太高的近似度。

起源和亲缘关系

汉语的起源性亲缘关系至今仍迷雾重重。许多学者认为汉语和藏缅语有关联（于是，我们常听到“汉藏语系”的提法），宣称在它们之间发现了近千个同源词，但是却未能总结性地列出它们亲缘关系的确切性质和范围。另有一些学者发现南岛语族（也称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分布在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中国台湾、大洋洲诸岛、马达加斯加）或其他语族同汉语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实际上，我们对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复杂起源、青铜器时代诸国的首度兴起、铁器时代帝国的大一统了解得越多，也就会越清楚汉语语系的起源交织了与六种或更多考古文化之间的互动。从这些已经湮灭文化的地点和原生语言（许多仍然保留在地方族群的语言中）来看，它们都是单独的语言学实体。在这层意义上看，汉语语系是后来发展或聚合起来的，其萌芽混合了之后汇聚成中华文化的多个地区文化语言的各种元素。

公元前2000年中期至晚期，生活于黄河流域东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商人基本上说着一种语言，而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左右，取代商朝统治北中国中心区域的周人来自遥远的西北，他们可能原来是操另一种语言的，至于这种语言究竟为何，目前仍不得而知。（很明显，周朝天子开创了征服中国的一种模式，即采用他们所征服人民的语言和文字。这一模式在历史上不断重复着。）取代周朝的秦朝创立者代表了蚕食中原的另一个军力强盛的西北边陲民族。正是秦朝，建立了延续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才寿终正寝的帝国体制。在汉语这一特定语系的最后成形中，有着复杂的各种语言元素的层层叠加。到汉代（前206—220）为止，我们今天所知的汉语语系已经明显打下基础，因而现代标准汉语之所以被称为汉语也就不是一种巧合。经过一个世纪的重建上古汉语（即先秦以及之前的汉语）的努力之后，一些历史语言学家（如柯蔚南［South Coblin］和罗杰瑞［Jerry Norman］）意识到汉代是一道分水岭或者分界线，在此共识之外，各种观点莫衷一是。换句话说，虽然就汉代以后语音再建构的主要特征，学界已经达成初步共识，而汉代以前音韵学的发掘却似乎步履维艰，有着难以克服的障碍。不仅作为整体的汉语，而且其分支都是这种情况。

毋庸置疑，在汉代和汉代以前，汉语已经（尤其从伊朗人、吐火罗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那里）借鉴了许多印欧词汇，如轱辘、珊瑚、麦、巫、狮子、琵琶和蜜。通常的观点认为，随着汉族在历史上向南拓殖，他们吸收了长江流域和更远地区土著的语言词汇，包括用来称谓长江的“江”，还有“弩”和多簧管的吹奏乐器“笙”。深深埋藏的南亚和南岛元素的词汇和其他类型的证据，在汉语的南方分支中可以窥得端倪。这一语言学证据得到显示中国在种族、社会和文化上有着重大南北差异的各种数据（比如基因、牙齿结构、指纹、姓氏、氏族结构和活动）的进一步确证。

汉代以后，当中原处于说阿尔泰语的民族（这一中内亚语系的现代形式是土耳其语、蒙古语和满语，不过并不是所有语言学家都接受这一说法）统治下时，一股来自北方的巨大语言学影响席卷全中国，一些学者（如David Prager Branner）将之称为发生在东晋（317—420）和南北朝（420—589）的“混杂化”过程。这一包括了“词汇替代”（relexification）、词法重建和语音转换的过程即所谓的阿尔泰化。历史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和李讷（Charles N. Li）研究发现，在金（女真人，1115—1234）、辽（契丹人，916—1125）、元（蒙古人，1260—1368）这些阿尔泰人取代汉人统治大部分中国或者至少北中国的各朝时，这一过程以较小规模继续。

汉代以后，数千印地语词汇（有音译也有意译）同样随着佛教涌入中国，不过印地语对于汉语的结构和语音只产生了细微影响。与此相似，十六世纪中期耶稣会士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路西方人士到来之后，汉语也借用了数千印欧词汇，然而印欧语对汉语语法和句法的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