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从“白话文运动”看鲁迅先生的对现代汉语的伟大贡献

从“白话文运动”看鲁迅先生的对现代汉语的伟大贡献

欧阳柏林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他创作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他所翻译的大量外国的文学作品、自然科学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引自《中国现代文学》）

一九三四年七月，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指出“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 韦素园的不足：“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仔细琢磨却发现，鲁迅先生好像也是在说自己，他为韦素园而抱愤的一段话成了自己死后难免被人污蔑的预言：“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或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之，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炫耀)，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鲁迅先生去后几十年来，受褒奖不少，因为了解、理解鲁迅先生的人很多；但遭攻击也偶有，因为世上总不乏误解甚至于恶解鲁迅先生的“……无聊之徒”。比如就有人说“去鲁迅化”。

如果是要借攻击鲁迅来“抖”一下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骂名人自古以来就是出名的手段之一。不过仔细琢磨，“去鲁迅化”本质上是反对鲁迅先生所树立的文人个性：“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 。鲁迅先生所树立的文人个性是照妖镜，当代文奴们的丑陋嘴脸在照妖镜前毕现无余，“去鲁迅化”目的就是想毁掉这照妖镜，为他们遮羞盖丑。

对于恶解鲁迅先生的人，说什么都无用，所以本文只想谈谈鲁迅先生的对现代汉语的伟大贡献，给“不了解、不理解、误解”鲁迅先生的人做点解释，以便理解鲁迅先生为什么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以便正视“鲁迅先生过时了”“去鲁迅化”等错误言论。

一、鲁迅先生为什么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鲁迅先生曾写文论述中医药、中国武术、方块字、中国戏曲的言论，废除汉字只是他提出的众多解救中国的方案之一虽然鲁迅先生的有些论述无疑含有过激的成分，然而，在那样的背景（19世纪初中国的现状、世界科学文化现状以及爱国青年们的救国理想）之下，并不是没有道理，从今天的发展状况乃至以后的发展趋势看——富有远见。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及汉字和文言文的弊病，言论大致有这些：

1.“汉字和大众文化势不两立的。”（《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2.“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块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

3.“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知力的结核：非语文（指文言文和人们使用的口语不一致，文言文是非口语化的语言）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4.“我是自己受汉字痛苦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

 “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与《救亡情报》访员谈话录）

5.“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汉字和拉丁化》）

从这些言论，我们不难看出，激进的鲁迅先生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提高全中国人的文化水平，为了“不牺牲我们”。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后期，鲁迅先生、钱玄同等人主张废除汉字，鲁迅先生甚至说“汉字不死，中国必死”。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鲁迅先生、钱玄同以及当时的一些文人、学者提出废除汉字是荒唐的主张，但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理解一下他们的动机、目的，就会原谅他们的言说并“赞扬”他们的良苦用心：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落后、屈辱的历史，爱国文人正是为了中国摆脱屈辱而奔走呐喊，文人学者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祖国的命运。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是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期间，化学、物理、生物学、医学等科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发明，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深刻的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完善。

一批接触了、了解了、学习了西方文化的学者，惊讶地看到了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其情景就比如一个衣衫褴褛、目不识丁的山顶洞人突然穿越到今天的繁华都市！他们清醒的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水平已经极端落后，全民文化素质极端低下（当时文盲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要用文化拯救中国百姓，就首先必须解决文盲问题。在鲁迅先生们看来，难写难认的繁体字以及由繁体字铸造的古汉语文言文（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文章里称文言文是“非语文”，即非口语化的文章），一方面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掌握运用文化工具，因而难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迫，更认识不到国家民族的危机；另一面阻碍了与先进外部文化的交流。

从我国今天的发展状况来看，汉语挺过来了，而且挺起来了，全民文化水平迅猛提高，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问被我们完美地用现代汉语引进转载，这得益于“现代白话文运动”以及汉字简化。可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的书面语仍然是“文言文”，我们的自然科学会是什么状况？翻开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等基础自然科学的课本，我们能看到多少“中国贡献”？机械原理、现代医学、电子信息技术、基因工程等等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又有多少“中国贡献”？如果这些科学知识仍然用文言文去翻译、引进，中国的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我们似乎可以轻描淡写地说鲁迅先生等人“杞人忧天”，但一定要理解鲁迅先生们，他们提出废除汉字的目的是使中国人尽快引进、学习新文化，改变贫困落后的社会状况；是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激愤，出于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出于对先进文化的渴求。“事出有因，情有可原”，错只错在太急功近利，太急于把中国从贫困落后中拯救出来——慌不择路了。

二、白话文运动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古汉语文言文的弊端主要是词汇单音节化，其次才是汉字难写难认。后来，鲁迅先生等一批文人通过发动“白话文运动”，推行“语文”（即口语入文，与非语文即文言文相对），顺利实现词语双音节（双语素化）和多语素化，第一大弊端迎刃而解。

针对第二大弊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有序地对汉字进行了一系列优化举措：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推行《第一次简化汉字》；编写出版汉语词典（不是字典句次）；科学分析汉字使用频次，对汉字分级；与国际信息学接轨，对汉字进行Unicode编码。这几大举措解除了汉字的诸多难题。这些变化，可惜鲁迅先生无缘看到，否则，以鲁迅先生那样狂挚的爱国热情，他一定会欣然痛快的说，“汉字当是世界的文字”“汉语当是世界的语言”。

（Unicode码又叫国际码、统一码、万国码、单一码，是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一项业界标准，包括字符集、编码方案等。Unicode 是为了解决传统的字符编码方案的局限而产生的，它为每种语言中的每个字符设定了统一并且唯一的二进制编码，以满足信息技术领域跨语言、跨平台文本处理（录入、编辑、转换）的要求。1990年开始研发，1994年正式公布。）

汉语言自古以来就有文言和白话之分，“文言”是书面语，“白话”是口语。由于古代广大百姓基本上不认识文字，更谈不上写“文”，因而“文言”是官方（公卿文人）的书面语言和礼仪语言。当然，古代的公卿文人日常生活用语也是白话，只是行文或官场公务礼仪时用文言。

从历史记载和语言规律来分析，文言是对白话进行“浓缩凝练”而得。从《诗经》收录的民歌“风”与“雅”“颂”在词汇方面的不同就看得出，上古时代就存在白话与文言两种语体，而且从语言发展规律来推断，古汉语的“文言”来源于古汉语的“白话”，先有“白话”后有“文言”。如果再往前溯源，在所有文字符号都没有产生的时候，汉民族的先人们首先使用互相约定的语音来交流，那时语音是语言的唯一形式，这是语言的最初阶段——“口语白话阶段”；然后才是借助符号来记录事物，进入口语书面语并存的阶段。

由于汉字成熟得太早，在纸张发明之前就已经定型。书面语要将汉字刻写在甲骨或竹片上，刻写难度大，书写材料难得而且面积又小，古人便采用了对白话进行“浓缩凝练”的方法，形成了文言。表现在词汇上就是文言“尽量用单字词”；表现在语法上就是文言“尽量省略成分”；表现在词典上就是只有单字词字典而没有双字词、多字词的词典，《尔雅》《说文解字》直到《康熙字典》都只是收单字词。“尽量用单字词”使得古汉语词文言文词汇绝大多数是单字词，而为了表达更多的意义，只好造更多的汉字，或者使单字词多义化。

为了把单字词与双字词、多字词的优劣说得清楚一点，这里要引用逻辑学关于概念的一点知识。概念的逻辑结构分为“内涵”与“外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相互依存。具有属种关系的两个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之间存在着反变关系。即：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则它的外延越小，确定性越强；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少则它的外延越大，确定性越弱。反之，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大，则它的内涵越少；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小，则它的内涵越多。例：“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形”三个概念之间依次存在属种关系，其内涵越来越丰富，而其外延则越来越小。“内涵丰富”在概念形式上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字符数”比较多，从汉语词汇角度说就是一个词汇所使用的“汉字数”多。把这个道理用于衡量汉语词汇，就是一个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单语素）变为双音节（双语素），它的“限定”就多了一倍，它的外延就变小了，语义的指向性就加强了。“马”、“白马”、“小白马”、“小白公马”这四个概念，内涵依次递增（形式上表现为字数增加），外延则依次递减（表现为所指对象减少，语义越来越确切）。

由这一原理，我们可以明白，古汉语文言文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大量使用单字词，由于单字词词义不明确，存在太多的多义现象，文言就变得晦涩难懂，越来越脱离民众白话了，甚至发展到成为公卿文人借以愚弄百姓，遂行其专权利欲的工具。

普通民众使用的口语便被称之为“俚语”。“俚”字《说文解字》解释为“依靠、依赖”，但是“俚语”中的俚肯定不能这样解释。“俚语”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俚人”的语言，“俚人”在古籍中有多种说法：“傩人”“骆人”“僚人”“黎人”。俚人，是古代生活在百越岭南一带的土著人。自古岭南是俚僚之地，俚僚先民是先秦时的南越部落、西瓯部落及骆越部落人。从中原文化角度看，“俚语”就被蔑视为粗俗、卑下的语言。公卿文人们自诩高贵，在他们的眼里，不懂“文言”的百姓们说的白话也就如同“俚语”一样粗俗卑下。

宋代陈善《扪虱新话·彭乘批答之谬》记载：“又有杨安国者为侍讲，讲《论语》至‘一簞食，一瓢饮’，乃操俚语曰：‘官家，颜回甚穷，但有一箩粟米饭，一葫芦浆水。’”陈善的这段文章让我们明白三件事：一是宋代也有“文言”和“白话（俚语）”；二是宋代的白话语法和今天的现代汉语语法很接近，容易懂；三是宋代的“白话中”词语双音节（双语素）化很明显。

所以，鲁迅先生们推崇的“白话文”并非什么新鲜事物，而是与文言文长期并存的口语形式。比较一下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清的白话小说，就可以发现，这几个时代的白话文越来越接近现代汉语语体，特别是“双字词”使用越来越多，表义越来越明确易懂。用清末光绪年间举人、倡导白话文的先驱裘廷梁先生的话说，白话“省日力(时间)、免枉读(误解)、便幼学、炼心力(思想)、便贫民……”

1918年5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9年，胡适、陈独秀、鲁迅先生等人发起“白话文运动”，主张“不避俗字俚语”。 “白话文运动”从名称上就看得出，并不是要创立一种新语言，只是要用始终存在、广为运用、老百姓都能掌握的“白话文”取代只为“公卿文人”独擅的“文言文”。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意义，从语言词汇角度说，用简单易懂的字组合成众多表意严谨明确的词语，减少一字多义现象，增强语言的严谨科学性；从政治意义上说，是便于大众运用，提高全民文化水平。

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白话文运动”意义深远，对于现代汉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白话文运动”提高了“白话”的地位，让使用汉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能够识汉字、读书写文章，能够学习知识。以汉语为母语的普通百姓获得了使用自己语言书面语的尊严和权力。

二、“白话文运动”改变了汉语词汇形式。文言文与白话文最大的区别是“词汇形式”，文言文的词汇是单音节（单语素）为主，而现代汉语绝大多数是“双音节（双语素）或多音节（多语素）” 词汇。

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单语素）为主，表意不严谨也难懂，所以包括麦克思·缪勒（Max Müller）、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弗雷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等语言学家曾将古汉语文言文视为“劣等语言”。“落后、劣等的原始语言”这一说法感情上令人难以接受，但理性地分析一下觉得有一定道理。

白话文运动使“文言文”退居二线，解放了汉语词汇，使汉语词汇走上双音节（双语素）化、多音节（多语素）化的道路，摆脱了“劣等语言”的困境。

分析一下《现代汉语大词典》的收词情况就更明白这个道理。《现代汉语大词典》收词量366190多条，单音节词（也就是单字词）只有18217个，其中还包括日本和字132个，韩文吏读字63个；多音节词也只收了69586个，而双音节（双语素）词语则多达278394个。

三、为中国古文化找到了一种“高保真”传承形式。使用白话文来翻译“文言”古籍，其实是“返璞归真”，因为古代文言文就是对“白话文”进行浓缩凝练而成的。对“文言”形式的文化而言，“白话文”是一种“高保真”的传承形式。

四、“白话文运动”为通俗、准确地翻译外语作品提供了科学的语义转换技术。以英语、德语、法语、俄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的词汇形式为双音节（双语素）、多音节（多语素）。将双语素词和多语素词翻译成文言文的单语素词，这是违反语义逻辑科学的做法——语义清晰明确退化到语义晦涩模糊，这个道理找一篇翻译外文的文言文比较一下就知道。

1898年，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裘廷梁就开始致力于开通民智，创办《无锡白话报》(后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以通俗的文字向人们介绍俄皇彼得变法、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故事和西方科学知识。在推行白话文引进、推广外来文化方面，裘廷梁进行了积极的实践。

五、“白话文运动”推行的“白话文”实现了不同地区汉语言的协调统一。现在，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区也都采用了“双音节（双语素）或多音节（多语素）” 词汇形式，语法上都遵循“白话”的绝大部分规律，所以虽然仍然使用繁体汉字，但比文言文容易理解的多。

六、“白话文运动”以后，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现代白话文作品大量使用双字词和多字词，促进“汉语字典”改变方向，发展为“汉语词典”。

七、“白话文运动”使绝大多数“繁难冷”汉字退出，为汉字简化（减少）创造了条件。

白话文大量使用双音节（双语素）、多音节（多语素）词语，通过增加字数、合理组合来达到区别词义的目的，减少了一字多义现象，所以不再需要太多的汉字，而且表意比文言文严谨，明确易懂。于是，现代汉语常用字的总数大幅缩减，大量繁难汉字退出。从1975年开始，我国大陆地区为了研究汉字的使用频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字频统计工作，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军事、科技、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医药卫生、天文地理、自然、化学、文字改革、考古等多方面的出版物，在数以亿字计的浩翰文献资料中，统计出实际使用的汉字个数为6335个。

三、鲁迅先生对现代汉语的贡献

作为“白话文运动”发起者、推动者、实践者，对于改变古汉语文言文的落后面貌，实现汉语词汇双字双音节化，鲁迅先生所做的贡献无人能比。

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上的《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以此为起点，鲁迅先生带领中国人走上了白话为文的现代汉语道路。

由于正处于“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阶段，鲁迅先生的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文言词汇，所以比后期作家的作品难懂一些。但以现在通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统计一下词典中双音节词的源出，再统计一下鲁迅先生文章中双音节词汇总量就知道，鲁迅先生为现代汉语在双音节词汇上所做的贡献。

用《现代汉语大词典》来比对分析，《现代汉语大词典》引用鲁迅先生文句11507句次；鲁迅先生文章中使用的双音节（双语素）词数49682个（多音节词未统计句次）；鲁迅先生文章中使用汉字的个数是6158个（作品不一定收集完全，数据仅供参考）。这个数字相对于《说文解字》9345字少了不少，比《康熙字典》所收的汉字数48709个（依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统计）少得更多，但非常有参考意义。从1975年开始，我国大陆地区为了研究汉字的使用频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字频统计工作，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军事、科技、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医药卫生、天文地理、自然、化学、文字改革、考古等多方面的出版物，在数以亿计的浩翰文献资料中，统计出实际使用的汉字个数为6335个。说明现代汉语中，汉字数可以比文言文大量减少。6158，6335这些字频统计数据，为简化（减少）汉字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下列表格可以更清楚看出鲁迅先生对现代汉语的贡献，那些胡诌“去鲁迅化”的东东不防睁眼看看。

《现代汉语大词典》部分作品、作家引例统计（引用次数含重复例句）。

《汉书》（15319句次）；《史记》（13689句次）；鲁迅（11507句次）；韩愈（10044句次）；苏轼（9805句次）；《新唐书》（9715句次）；《文选》（9588句次）；《后汉书》（8932句次）；《左传》（7930句次）；《红楼梦》（7673句次）；《诗经》（7497句次）；杜甫（6868句次）；《礼记》（6747句次）；《三国志》（6675句次）；《水浒传》（6554句次）；郭沫若（6165句次）；《宋史》（5893句次）；陆游（5857句次）；蒲松龄（5209句次）；白居易（5009句次）；《旧唐书》（4807句次）；茅盾（4665句次）；《尚书》（4618句次）；《明史》（4586句次）；老舍（4367句次）；《淮南子》（4041句次）；《庄子》（4024句次）；王安石（3922句次）；《管子》（3854句次）；《国语》（3674句次）；巴金（3655句次）；《荀子》（3648句次）；《资治通鉴》（3557句次）；《儒林外史》（3552句次）；李白（3422句次）；曾巩（3379句次）；柳宗元（3331句次）；李时珍（3098句次）；《西游记》（3004句次）；《韩非子》（2899句次）；《醒世恒言》（2792句次）；欧阳修（2735句次）；《说文》（2613句次）；《吕氏春秋》（2597句次）；毛泽东（2550句次）；《初刻拍案惊奇》（2497句次）；龚自珍（2438句次）；《水经注》（2421句次）；《孟子》（2258句次）；《墨子》（2165句次）；《战国策》（2075句次）；梁启超（2052句次）；《警世通言》（2029句次）；《金瓶梅词话》（1989句次）；关汉卿（1973句次）；苏辙（1918句次）；刘基（1881句次）；曹禺（1855句次）；《论语》（1831句次）；范仲淹（1640句次）；冰心（1617句次）；《三国演义》（1597句次）；《朱子语类》（1543句次）；宋濂（1531句次）；《尔雅》（1454句次）；沈括（1240句次）；杨慎（1171句次）；康有为（1152句次）；王实甫（1093句次）；贾谊（1062句次）；《列子》（1052句次）；沈从文（1008句次）；朱熹（999句次）；冯梦龙（999句次）；黄宗羲（887句次）；高明（871句次）；黄遵宪（850句次）；纳兰性德（800句次）；《老子》（541句次）；《世说新语》（476句次）；谭嗣同（425句次）；苏洵（422句次）；郑光祖（393句次）；《春秋》（282句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