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源与定义词语源出和含义阐释“文言”一词首次出现于《周易·文言传》中，相传为孔子所作，是《易传》中解释乾、坤两卦卦辞和爻辞的专论性文献，简称《文言》。[9]“文”指乾、坤两卦的经文，“言”指解说经文的言词。“文言”即经文的解说。[9]章太炎认为：“《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3] 后世对于“文言”一词的解释大都以《周易·文言》为阐发对象，认为其为千古文章的典范，强调“文言”为“文饰”之言的特点[9]。南朝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原道》中认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10]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 他重点论述了文章语言的对偶骈俪等形式美感的问题， 并将《文言传》《系辞》作为典范性例证。[11]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12]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刘瓛曰：“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又引姚信曰：“乾 、坤为门户 ，文说乾 、坤 ，六十二卦皆放焉。”[13]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曰：“以'乾、坤其《易》之门户邪 ’，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而出，义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开释之。”《周易正义》又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14]宋儒朱熹的《周易本义 》认为：《文言传》“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诸说略有不同，刘瓛、孔颖达、朱熹都重视“文言”对义理深蕴阐发的方面，姚信、庄氏则强调其“文饰”的特色，即以精微之“言”以“文饰”。[13] 清代阮元受《周易·文言》的启发，作《文言说》一文，推崇骈文。[13]他认为：“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15] 刘师培也认为“饰”乃“文”之基本特征。刘师培立论， 多援《易》为说， 他提出：“词之饰者， 乃得为文；不饰词者， 即不得为文。”[16]刘师培的《广阮氏文言说》伸张阮元之说， “以证文章之必以彣章为主焉”[17]， 从而将《文言传》标举为文章、修辞的典范。[13] 徐时仪在《汉语白话史》中讲：“'文’谓'文饰’，'文言’本为'华美之言’义。”[18] 现代定义和概念区分现代以来，与白话文区分，采用文言文这个名称来形容古代汉语书面语。目前通行的定义为王力在《古代汉语》中的界定，认为文言是一种语言：“文言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2]周祖谟则进一步将文言文认定为文学语言：“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学语言，换句话来说，就是古代的文学语言和人民大众诗歌创作的语言。”[19]张中行在《文言和白话》中将文言视为文字：“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20]吕叔湘则认为文言乃是文章：“在各式各样的文言中，可以提出一种可称之为'正统文言’，就是见之于晚周两汉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唐宋以来模仿他们的所谓古文家的文章。[1] 关于文言文的类型，蒋绍愚认为：“文言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先秦和西汉时期文献的语言，它们是反映口语的，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一类是东汉以后的书面语，它们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 [21] 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吕叔湘认为：“任何语言都可以区分口语和书面语之别。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中国的正统书面语是文言文；口头上说的口语我们已经听不到了，写在书面上的口语则是古白话。”[1]与“文言”所相对的“白话”名称出现较晚，“白话”中的“白”是从戏剧中“说白”的“白”发展而来，后用于指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白话包括古白话和现代白话。吕叔湘根据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同文体，以晚唐五代为界，将汉语分为古代汉语（文言）和近代汉语（白话）两个阶段。关于二者的区别，他在《文言和白话》一文中认为：“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文言与白话的根本区别，还是词汇语法系统的差别。”蒋绍愚也认为：“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不在于是脱离口语还是接近口语，而在于文言使用的是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白话使用的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 [21] 整体而言，文言文和白话文都是在汉语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是词汇语法系统上的差别。[1]此外，它们与口语的亲疏远近关系各有不同，使用群体和通行范围也各有差异。文言文自产生以后就已基本定型，不再忠实地反映口语；白话文则是一种鲜活的、能及时反映即时语言的书面语形式。文言文作为官方使用的正式书面语，流行于文人雅士之间，没有接受一定教育的人民群众不易了解和掌握；白话文在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方言与俗语的成分，以白话小说为代表的白话书面语在社会底层群众之间流行。[22] 历史演变依据文言文的语言和文辞特点，文言文可以分为语法词汇系统和文体系统。[5]语法词汇系统中的文言文呈现出言文一致或言文并存到言文分离，再到五四以后文言被白话所取代的发展趋势；而文体系统中的各类文言文体则呈现出由开创、发展到繁荣、衰落再到复兴，最终接受白话文改革的趋势。[23] 语法词汇系统先秦两汉商周时期文言文作为书面语的形成与汉字的发展有关，目前见到的最古的文字记载是商代的甲骨卜辞。[24]周祖谟认为，商代的甲骨卜辞在语法上跟周代的金文及春秋战国的文辞基本上是相同的。这种卜辞是巫史记录下来的，因为受契刻工具的限制，文辞非常简单，但它跟口语是接近的。语言是人类互相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下来的文辞，如果脱离了语言，就不能使人理解，就会失去了它的作用。周代的金文，在文字上是从商代甲骨文发展来的，在文辞上也跟商代的甲骨卜，语法构造极其相近。[19] 也有学者认为，殷周以来是口语、文言同时并存的。这一段中的甲骨卜辞 、 铜器铭文、《书经》《周易》 以 及 《诗经》中的 《大雅》《颂》诗等等，均是十分古奥难懂的书面语，[25]但甲骨文里的基本词汇有许多和今天的口语相同，如“人、羊、酒、雨”。《尚书》有时候也不得不用“俗语”，象《盘庚》“无起秽以自臭”，“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这两句都是口语化的，比同篇的其他许多句子好懂。《诗经》中《国风》口语成分比较多，《雅》《颂》主要是文言，其中的《颂》诗则更是严重脱离口语的僵硬的文言；同一部作品，口语和文言并存的事实极其明显。[26] 蒋绍愚则认为，现在能看到的语言资料，最早的是甲骨文和金文。但甲骨文都是卜辞，金文都是刻在器物上的铭文，很难说是全面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传世文献中最早的是《尚书》《诗经》《周易》，大致能反映当时的语言面貌，但《尚书》中文告较多，《诗经》是诗歌的总集，《周易》更是一部卜筮之书，都是比较特殊的语体，是否能全面反映当时词汇语法系统也还难说。 但整体来说，商周汉语书面语材料，综合来看有下列几个共同点：句中、句末一般不用 “ 也、矣、哉、乎 ” 等语气词，所以句式构成、语法关系不易弄清；复句一般不用连词 ， 句段结构松散，上下文串通理解颇为不易；句中多特殊省略，所省成分非根据上下文甚至全篇反复探求，不能得；句子成分的位置有其特殊性，一不慎就可能错解原意；用词古老，常见字一般都是古义，有的和今义大不相类。[25] 春秋战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书面语言的一致性表现得很清楚，首先是形成了相当于民族共同语的“雅言”。[24]“雅言”这个名称，见于《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19]当时书面语也应当是在这种共同语的基础上形成的。百家争鸣促使文化空前繁荣，涌现了几百位著作家和一万多卷作品。卷轶浩繁的“周秦古书”，在语言方面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它继承了历史词汇与传统语法体系，而扬弃了某些古奥的语言形式，同时融合了反映新时代、新思想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也还吸取了民间创作、群众口语中的某些词语、句式。战国时代吸收口语的作品更多，比较突出的有《左传》《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虽然春秋战国文言比商周古书情况复杂得多，但从其基本部分来看，二者彼此相通，有其共同特点，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结构方式特殊，意义相对来说还比较隐括。[25]  《春秋左氏传》 秦汉时期到了秦汉两代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以后，语言的统一性更强了。西汉末扬雄作《方言》，其中出现了“通语”“凡语”的名称。“通语”“凡语”就是当时的共同语。[19]汉代的一般著作跟战国的书面语仍然是一脉相承的，但书面语中开始出现了许多方言口语中的词汇。司马迁的《史记》是汉代书面语的典范，其中使用了许多当时口语中出现而沿用至今的词语和语法格式。如《项羽本纪》：“头发上指，目眦尽裂。”例中的“头发”，上古汉语一般用“发”来表示。[22]《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在叙述先秦的历史时不可能不参照先秦的史料，所以在《史记》中会有一些和《左传》《战国策》乃至《尚书》很相像的语句。但是，《史记》对这些史料中的一些句子作了改写，使其更贴合当时口语，这说明西汉的语言和西周的语言已经有所不同。《史记》中还有不少是写汉代的事，有些句子把人物的情态和口气都如实写出来了，如《张丞相列传》：“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些都是用的口语。但从总体上看，《史记》的整个词汇语法系统和先秦的《论语》《左传》等相比基本一致。[21]各方面的文献材料都表现出汉语在汉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部族语言。各地固然都有它的方言土语，但在书面上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的书面语，就是当时的文学语言。[25] 东汉至近代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东汉以后逐渐形成言、文分离的局面，书面文献也渐分为两大系统：一为以先秦到西汉文献语言为模仿对象的文言系统，一为以当时口语为基础的古白话系统。[1]事实上尽管在宋元以降古白话中出现了相当口语化的作品，但在古代汉语的两个书面语系统中，文言文始终处于汉语书面语系统的主流地位，古白话则作为旁系而存在。[18] 文言系统中历代的文言文文献虽或多或少掺杂了当时的口语成分，但并没有改变文言的格局，书面语仍然保持先秦两汉的面貌，仍然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其典型的代表是《汉书》，《汉书》可以视为文言风格的真正起点，它自觉地重回到上古晚期即'古典文献’的风格，这种风格特别受到赞誉；而《史记》则表现得贴近它那个时代的口语。[21]再如南朝《世说新语》用了不少口语语汇，也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文言的句法，如“卿云艾艾，定是几艾”的“定是”，“姓何等”的“何等”，就是当时的口语语汇；“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伧父欲食饼不”之类的句子，就是不同于传统的文言的句法。这些语汇和句法，确实是与传统文言不同的，但都没有保留到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中。东汉以后的文言作品，尽管语言风格不完全一样，书中的一些片段反映当时口语的程度也有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23]。不仅仅是史书，从东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人们使用的正规的书面语言都是这样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文言文。[21] 五四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围绕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 形成了两大阵营，激烈程度达半个世纪之久。[6]近代最早提出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是黄遵宪， 他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推崇言文一致。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主要提倡者有梁启超、裘廷梁等人。高潮则形成于1916年《新青年》创刊之后，主要提倡者有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人。[27]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初，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提出了改革文字的主张， 即用白话文作为语言的工具，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1918年3月，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双簧戏”，摆出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对峙姿态，并大肆批判文言文，认为文言作为一种正式的书面写作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表达人们的意愿，可“这书面语言就只能活在极少数文人的群里”，“同广大的人民群众几乎不发生关系”。[28]与文言相比，白话显得直接简明，是普通大众能运用的语言，它能有效反映普通民众的心声。从这个角度看，废除文言、倡导白话，“颠覆的就是文言所代表的贵族气质，张扬的乃是白话所象征的民间精神”。[29]这些论说招致一班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复古守旧派文人林纾、黄侃、章士钊等的竭力反对， 从而酿成激烈的文言白话之争。论争主要有新文学阵营对以林纾为代表的老牌守旧派分子的批判，与《学衡》派的论争，与《甲寅》派的论争。[6] 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最终以白话的胜利而终结。[27]其重要标志就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将国文改为语体文也即白话文，先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普及白话，然后慢慢发展到小学高年级、中学、大学。白话文正式进入教育体制，说明白话已经战胜文言，得到国家层面的承认，成为主要的汉语书面语言。[6]不过，这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结束文言与白话之间的争论。30年代，复兴文言的主张又重新抬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发表文章对白话文进行非难，提倡文言，后受到鲁迅、茅盾、胡适等人的批驳，很快便偃旗息鼓。但此后，局部的提倡仍不绝于耳，包括20世纪末的“国学”热中部分学者大力提倡学习古文。[27]并且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后，仍有很多人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如陈寅恪就以文言文写作并要求个人著作以繁体竖排的形式出版，同时也对五四以来对文言否定过多的倾向给予了批评。[6] 虽然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但现代汉语中仍存留有大量的文言成分。[21]现代汉语书面语即是在近代白话的基础上，融合了文言、方言及其他语言（主要是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的成分，经过百年多发展而成的，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文言语法成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现代汉语书面语正式、典雅语体风格的主要决定因素。[6] 文体系统先秦时期商代文学还处于萌芽阶段，甲骨卜辞、《易经》及《尚书》中的《商书》三种文献中保留了商代的一些歌谣和散文。《商书·汤誓》所引“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相传为夏代末年人民诅咒夏桀的歌谣。[30]《易经》卦、爻辞中保留了一些韵语，近似于当时的歌谣。甲骨卜辞和《易经》中的卦、爻辞，为形式简短的散文。《商书》中的《盘庚》，记述了商王盘庚迁殷时对众民的几次讲话。以上这些典籍中的记言或记事文字可看作是散文的萌芽。[31] 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是四言诗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标志着四言诗的开创，此后民歌和文人诗的四言大体都仿自《诗经》。[32]这时期的散文主要有文告体散文《周书》、编年体历史散文《春秋》、语录体散文《论语》，除了以上三部书外，还有铸在铜器上的西周铭文等。《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和汉儒编纂的《礼记》被后代认定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合称“五经”，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31] 战国时期出现了成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哲理散文。历史散文主要有《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三部典籍。《左传》则是一部内容丰富、详细的编年史书，《国语》和《战国策》都是国别体史书。[30]诸子散文有《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重要著作，是百家争鸣的直接成果。[31]就论说文的形成过程看，从《论语》起，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论语》还大都是简短的个人言论记录，基本上属于语录体阶段；《墨子》、《孟子》和《庄子》则有了长段的对话和议论，为语录体向成熟的论说文过渡的阶段；到了《荀子》、《韩非子》，有了论题，有了中心，并善于论证说理，则达到了论说文的成熟阶段。[30] 同时，诗歌继《诗经》之后，又出现了新的诗歌形式楚辞。屈原是第一个以从事诗歌创作知名的伟大作家。[31]先秦诗歌由二言的古歌谣到四言的《诗经》再到杂言的楚辞，显示出其发展的轨迹。《诗经》和楚辞一旦出现就形成了这类体裁形式的高峰。《诗经》是四言诗的开创和完成，楚辞则成为骚体的典范。《诗经》和楚辞形成的“风骚”传统，对后世文学影响颇大。[30] 从先秦文学的总体来看，后世的各种文体，在先秦或已产生，或已萌芽。[32]如诗歌方面，除了四言、骚体被推到极盛外，五言、七言也在孕育中。散文方面，记事文、论说文已经成熟，人物传记已有了初步轮廓，诸如奏议、哀祭、小说也能看清它的渊源，至于寓言则已成洋洋大观的局面，赋体已有荀况及宋玉诸赋，加上楚辞的影响，进一步得到发展。正如章学诚说的：“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33] 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政论散文的发展以李斯、贾谊为代表，李斯的《谏逐客书》趋向骈偶化，被清人视为“骈文初祖”。[31]汉代史传散文有了新的发展。司马迁撰写出第一部结构宏大雄伟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东汉以班固为主所撰写的《汉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体制。[30] 汉代文学以辞赋的发展为一大特点。汉高祖刘邦以楚人建立汉朝，其功臣多为楚人，他创作的《大风歌》《鸿鹄歌》皆为楚歌，楚声在汉代颇受重视。汉代文学特别是辞赋所表现的那种雄奇瑰丽的风格就是楚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31]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散体大赋的形成，成为这时期辞赋的代表作。汉武帝时提倡文学创作，于是在汉武帝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规模大、级别高的作家群体，为盛汉大一统唱赞歌的代表作家是辞赋家司马相如，他的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极尽赋体之优势。[30]到西汉末，文章里偶句成分有所增加。东汉后期抒情小赋大批涌现，这些小赋注意营造环境和氛围，把诗的情景交融的手法引入其中，艺术上比较精致工巧。后再经发展，文章骈偶化的倾向日趋明显。骈偶作为一种增加语言对称美的修辞手法，先秦即已产生。但那时还只是作家偶一为之，尚未刻意经营。汉代骈偶逐渐成为辞赋家刻意追求的修辞手法，在辞赋中较多出现。到东汉而日益严密，并率先出现骈赋。这股骈偶化风气逐渐影响到古文。[34] 武帝时曾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的“新声变曲”，到了西汉末年，乐府规模一度扩展到八百多人，一大批来自民间的乐府诗歌终于成为继《诗经》之后的民间歌谣总汇。[34]文人五言诗至迟在东汉时开始大量涌现。班固、张衡、赵壹、秦嘉与徐淑夫妇及蔡邕都留有作品。而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则是《古诗十九首》，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为建安时期五言诗的繁荣揭开了新的一页。[30] 魏晋南北朝建安文学基本上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汉末抒情小赋的创作精神并加以发展。魏晋南北朝诗人大量写作五言诗，使之更加臻于成熟和完善。[34]五言之外，七言古诗和乐府歌行也形成和成熟于此时。曹丕的《燕歌行》已是完整的七言诗；至鲍照，对七言歌行又加以改革，使之更适合于抒发豪迈奔放的思想感情。[30]由于对汉语句格和韵律的深入研究，齐永明间又创造出一种新诗体，其后宫体诗人更大量地写作五言四句的小诗，并使七言诗体隔句用韵的规律固定化，对绝句和律诗的基本程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架，为近体诗的形成铺平了道路。曹操、嵇康、陶渊明等都在四言诗的写作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31] 赋这种传统文学样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散体、七体、对问、骚体之外，骈赋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品种，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31]齐梁以后，小赋空前发展，并与诗结合日紧。其时的一些小赋与诗十分接近。散文这一传统文体一部分保持它奇句单行的本色，继续走它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另一部分则受诗赋的影响而演变为骈文，成为声律和骈偶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时期是骈文的兴盛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这时也开始繁荣发展，志怪和轶事两类小说都有优秀作品。这一时期文学样式的开拓和发展，为唐代百花竞开的繁盛局面开了先路，对后代也影响至远。[30] 鲁迅说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此时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相当明确。[31]曹丕作《典论·论文》，根据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加以分类，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对诗赋“丽”的特性做出了明确的概括；而且他还运用“气”的理论，对作家各自不同风格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解释。[35]其后陆机作《文赋》，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对各种文体的风格特点区分更为细致，对诗赋的文学特性概括更为全面。南朝人对于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也更具有概括性。宋初已有了“文、笔”的概念。至梁代，刘勰写出了《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专著，钟嵘也写出了《诗品》这一非常重要的诗歌批评专著。[11]当时对“文、笔”的界说更为明确。《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10]萧绎对“文”有更明白的概括：“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他结合当时的创作实践，指出“文”应当具有情灵、文采和韵律三大要素。[11]与此同时，萧统开始根据自己的理解编辑《文选》，他选文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为标准，将经、子、史排除在外，这样就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完全区分开来，使文学摆脱经史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出来。《文选》所列的三十七类文体并非全属文学，但它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30]  刘勰《文心雕龙》 唐代唐代是古代诗歌发展的繁荣时期，唐诗由汉魏乐府和古诗发展起来，诗体已趋完备和成熟。唐诗不但具备了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还有更为古老的四言诗及楚歌体），而且在齐梁新体诗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五、七言近体诗并取得极高成就。[31]唐人对古诗、乐府歌行也有一些创造和发展。七言古诗的大量涌现，以古题乐府写时事和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的大量出现，尤为唐诗的一大特色，并为后人所继承。唐人对诗歌内容的开拓和诗艺的创造尤多，成就辉煌。风格流派也异彩纷呈，不仅出现了像李白、杜甫这样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伟大诗人，还产生了王维、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30]唐诗的水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如此，唐代还产生了一种新体诗——词。它是适应音乐的变化而创作的歌词。中晚唐以后逐渐受到诗人的重视，经五代至宋而成为一种重要的诗体。[34] 唐代不仅诗歌极为繁荣兴盛，其他文学体裁如散文、小说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反对时文的“古文运动”，提倡恢复先秦两汉以散行单句为特征的古文，结束了骈文取代散体统治文坛的局面，更以其杰出成就把散文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31]晚唐时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现实性强，笔调犀利流畅，为后世此类文体开了先河。传奇小说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已经真正成熟。[34] 虽然古文运动在中唐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骈文在晚唐又继续繁荣，继中唐骈文散化之后，重新回归六朝风调。出现了以李商隐为代表的“三十六体”骈文。他把自己的文章结集，称《樊南四六》，这是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以“四六”为名的作品集，在骈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36]“三十六体”骈文集六朝骈文和唐骈之所长，在华美的形式之下，多了几分自然圆融、灵动之气。精工典丽、情韵并美，行文流畅，富于变化，展现出独特的风格和魅力。[30] 宋代宋诗是继唐诗之后矗立于诗歌王国中的又一座艺术高峰，北宋初期仍然是中晚唐诗风的延续，第一个提出“学杜”的诗人王禹偁，其诗议论风生，实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之先河。[31]到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时期，他们以清丽平淡的诗风纠正西昆体的浮艳倾向，其长篇诗具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确立了宋诗的独特面目和发展方向。到了北宋后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大家的崛起标志着宋诗进入了繁荣期，黄庭坚诗法度精严，有门径可循，故学之者甚众，加之有陈师道、吕本中等人为之羽翼，于是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江西诗派也就成了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流派。[30] 宋文包括散文、骈文、辞赋、笔记文等各类，其中以散文取得成就最大，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且全部生活在北宋中后期。这是中国散文史最为繁荣的时期。北宋散文形成平易自然、简洁流畅、擅长议论的时代风格。[31]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等篇都是，而且其中议论颇多新意，显示出此类文章的时代特色。[30] 骈文，在宋代多称“四六”，也是宋代文章中风行一时的文体。其数量之多，与古文不相上下。[31]这一方面与宋代诗文改革的性质有关，它固然反对骈文，但并不排斥骈文；另方面由于骈文有它的应用范围，如制诰表章、笺启诔铭、公牍判词之类多用骈文，因此类文章只有骈文才堪胜任，故当时的古文大家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同时也是骈文大家。不过，他们的骈文都进行过一番改造，使之疏淡化、散文化，文风也趋于朴实平易。[34] 宋代辞赋亦复不少，有仿汉大赋者，有似六朝者，有效唐律赋者，但宋代有价值有特色的，还是那种散文化、议论化的所谓“文赋”。[31]这是在北宋诗文革新启示下，受到当时繁荣的古文的影响，并在唐末杜牧《阿房宫赋》之类文赋基础上最后形成的一种新体赋，其代表作有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两篇《赤壁赋》等。[30] 词是宋代最有特色的文学样式，就词史而言，宋代无疑是词发展的黄金时代，所以前人将“宋词”与“唐诗”并列为“一代之奇”。古代一些有影响的著名词人如晏殊、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都生活在宋代。[31]宋代是词体最后定型、词调大发展的时代。宋人所用之词调，达八百二十六调（据《钦定词谱》），其中只有一百多调是沿用唐五代的旧调，其他七百调都是宋人整理或创作的新调。其创调之丰富，用调之繁多，为历代词史所罕见。[11]明清以后文人填词所用词调，几乎全是沿用唐宋人旧调，不再自度新声。不同的词调，具有不同的声情韵味。靖康之变后的爱国词人和南宋词人辛弃疾及其追随者，不但打破了诗词界限，而且打破了词与散文的界限，极大地扩充了词的表现功能，词的“诗化”倾向更为突出和明显。[31] 元明元代文学的光辉代表是元曲。元曲不单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品种，而且是“一代之绝作”，王国维把元曲与“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并列，称之为“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37]元曲包括两部分：即散曲与杂剧。散曲是元代盛行的一种新体诗，它既可以抒情，也可以叙事，但一般为叙述体。而杂剧则是元代成长起来的新型歌剧，是一种代言体。二者在音乐、文字性质上虽属同源，但在文学性质上却是异体。[31] 散曲是一种起源于民间、与音乐关系密切、字句更为参差的自由诗。散曲的形式较为自由活泼，内容则无所不有，无所不可，有所谓黄冠体、草堂体、楚江体、香奁体、骚人体、俳优体等等。[34]就其应用而言，有嘲谑、劝戒、怀古、议论、讽刺、警世、写景和咏物；也可叙别离之情，写幽会之辞，甚至敷陈故事。它开拓了传统韵文的题材范围，突破了当时诗词偏于表现文人身边琐事及酬唱赠答的限制。[31] 明代文学各种类型的成就互有高低，并不一致。总的来说，诗词散文这类传统文学仍未能避免进一步走向衰落的命运，小说戏曲这类通俗文学则全面勃兴。[31]明代缺少能以自己在文学上的独特风格和造诣号召一时的大家，故主要按照文学观念或活动地域形成各种流派或社团。如吴中四杰、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吴中四才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吴江派、临川派、复社、几社、云间派等等，这些流派尽管在理论上千差万别，异彩纷呈，但在创作上大都缺乏建树。[30] 清代清代的诗词、古文、骈文等传统文学样式，大多呈现出复兴和繁荣的局面，成就都超过了元明。在清代有诗集流传者，至少在五千家以上，在风格流派上也能够不拘一格、各有千秋。[34]譬如：以追求空灵秀润为美境的王士禛的神韵说，以“灵犀一点是吾师”、主张真情实感自然流出，而时见机趣的袁枚的性灵说，以及既讲求诗法诗格等形式之美，又重视内容上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沈德潜的格调说，要求法度灵活、内容质实的肌理说。这些主张都对当时的诗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30] 清代被称为词的中兴时期。[34]清初有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三大家，他们或学苏辛，或学姜张，或学南唐二主，都颇有成就，代表了清词不同的流派和风格。随后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和周济，提倡比兴，强调词的社会作用，代表了词风的转变。进入晚清以后，词的创作更为繁荣，词人、词作大批涌现。[31] 桐城派散文是清代文坛的主要流派。[30]以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为代表的“桐城三祖”，他们的古文理论对历来散文理论归纳和整理，并使之规范化。桐城派在乾嘉时期经过其宗主姚鼐的建设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理论体系严密、门徒众多的古文流派，其壁垒更加坚固。[31] 清代同样被认为是骈文中兴的时期，作家辈出，风格流派不少。但受宋代以来文章观念限制，清初的骈文创作依然局限于公牍和应酬性文章，而表达日常生活和感情的骈文则受到桐城派的贬低和挤压。故大部分倾向于骈文的作家们要求为骈文争取合法地位，这些作家有孔广森、袁枚、曾燠、吴鼒等。[11]真正为骈文争正统的、声势最大的当属阮元，他在《文言说》中表明了古文非文的观点。经过乾嘉年间几位有识之士对骈散关系的重新审视和对骈散交融主张的推扬，道光中后期，“骈散合一”应运而成为新的主流思潮。桐城派先前一些歧视骈文的作家也转而肯定骈文，乃至主张骈散交融，前者如方东树，后者如梅曾亮。然而，最具代表性的当是阳湖派诸家倡导的骈散交融理论及李兆洛《骈体文钞》的问世。清中叶的骈散之争经过乾嘉道百余年的三次演变之后，不拘骈散论得到了包括古文家在内的多数人的赞同，“骈散合一”成为延至清末的文章主流思潮。[38] 清代文学呈现出过渡的性质。它既是三千年古代文学的总结，又是二十世纪新文学的开端。[31]晚清诗体革新、文界革命都趋近言文一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言文体正式被白话文体所取代。[6] 语言特点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语法词汇系统的差异。[1]语法方面，文言文更重意合，是更加经济、简练和概括的语言，长于写意；而白话文则长于铺陈描绘，为了表意明晰，常常不避繁复。词汇方面，文言词语是以单音节为主；现代白话以双音词为主。文言文用词古雅凝练，时语方言少；白话文里有很多俗词和带方言色彩的词。[5] 语法特点词类和词类活用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1．名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的词。[39]例如： 名词的活用
2．动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发展变化的词。[39]例如： 动词的活用 3．形容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形状、性质的词，表示动作、行为、发展变化的状态的词。[39]例如：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曹刿论战》）“鄙”是形容词。[39] 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暴”是形容词。[39] 形容词的活用 4．数词，表示数目的词。[39]上古汉语数词直接和名词组合成名词短语，后代量词多由名词发展而来，例如： 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史记·陈涉世家》）“十六七”是数词。[39] 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林嗣环《口技》）“一”是数词。[39] 虚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5．代词，代替名词、动词、形容词或数量词的词。[39] （1）人称代词，如“吾、我、予（余）、女（汝）、尔、若、而、乃、其、之”等，[2]例如： （2）指示代词，如“是、此、斯、兹、夫、彼、之、其、若、然、尔”等，[2]例如： 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庄子·逍遥游》）[4] （3）疑问代词，如“谁、孰、何、胡、曷、奚、焉、恶”等，[2]例如： 父与夫孰贤。（《左传·襄公二年》）[4] 彼且奚适也。（《庄子·逍遥游》）[4] 6．副词，经常用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前面，表示程度、范围、时间等。[2] （1）程度副词，如“最、太、至、尤、愈、略、少、稍、颇”等，例如： 太后之色少解。（《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此处“少”是“稍微、略微”的意思，相当于现代的“稍”。[4] （2）范围副词，如“皆、尽、但、徒、特、直、独、仅”等，例如： （3）时间副词，如“将、正、已、常、曾、再、复、仍”等，例如：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此处“再”是“两次”的意思。[4] （4）情态副词，如“固、盖、且”等，例如：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史记·鸿门宴》）此处“且”是“尚且”的意思。[4] （5）否定副詞，如“不、弗、毋、无、勿、未、非、否”等，例如：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庄子·逍遥遊》）此处“不”和“无”都表示否定。[4] （6）表敬副词，如“请、幸、谨、敬、惠、辱、窃、忝、狠”等，例如： 7．介词，同它后面的名词、代词等组合起来，经常用在动词、形容词的前面或后面，表示处所、方向、时间、对象等。[39]常用的介词有“以、于、乎、为、与、之”等，例如： 何不试之以足。（《韩非子·郑人买履》）此处“以”是“用、拿”的意思，表示以某物为工具或凭借。[4]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庄子·逍遥游》）此处“于”是“到”的意思，表示引进处所。[2] 8．连词，把两个词或两个比词大的单位连接起来的词。[39]常用的连词有“而、以、则、与、然而”等，例如： 9．助词，附着在一个词、一个词组或一个句子上，起辅助作用，主要有“之、是、者、所”等。[39]例如：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此处“之”用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2]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此处“者”用在动词后面组成名词性词组，表示“……的人或事”。[2]
虎见之，庞然大物也。（柳宗元《黔之驴》）此处“也”用在句子末尾，表示判断，有轻微的惊叹语气。[5] 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柳宗元《捕蛇者说》）此处“矣”用来把事物发展作新情况告诉别人。[2] 11．叹词，表示感叹或呼唤应答的声音的词。[39]例如： 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嗟乎”表示感叹。[40] 语序宾语前置文言文的动宾结构顺序通常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只是在疑问句、否定句和某些特定语法条件下，宾语要置于动词前，这种语言现象通常叫作宾语前置。[2] 1. 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4] ①作动词的宾语前置。如：“吾谁欺，欺天乎?”[4] ②在介宾结构中，作介词的宾语前置，如：“谁为为之，孰令听之。”[4] 2. 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前置。如“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臣未之闻也。”[4] 3. 用代词复指的宾语前置。古代汉语叙述句的宾语都可于动词前，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宾语必须用代词复指，常用于复指宾语的代词有“之”和“是”，如：“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4] 4. 另外，有两种情况： ①“惟（唯）+宾语+是（之）+动词”，这种格式使宾语得到强凋，如“惟余马首是瞻”，意思是“惟瞻余马首”。这类前置宾语也可以由代词充任，用以复指宾语的代词只用“之”。如“其斯之谓与?”[2] ②“此（是）之谓……”是一种固定格式，意思是“叫这作……”或“是说这个吧”。代词“是”作宾语有时不需要复指就可以置于动词之前。如“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2] 定语后置1. 中心语+之+定语+者，例如： （10）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石钟山记》）“铿然有声”作“石”的后置定语。[41] （11）鸟兽之害人者消。（《孟子·滕文公下》）“害人”作“鸟兽”的后置定语。[41] 2. 中心语+定语+者，例如： （14）求人可使报秦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可使报秦”是动宾结构，作定语，置于中心语“人”后，意思是“（赵国）想寻求一个能派到秦国去回复的人”。[41] （15）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汉书·苏武传》）“留在汉”是动补结构，作定语，置于中心语“匈奴使”之后。意思是“（苏武）手持使者之节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41] 3. 中心语+之+定语，例如： （16）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荀子·劝学》）形容词“利”和“强”作定语，分别置于中心语“爪牙”和“筋骨”之后，意思是“蚯蚓没有锋利的抓牙，也没有强健的筋骨。”[41] （17）驾八龙之蜿蜒兮，载云旗之委蛇。（《楚辞·离骚》）形容词“蜿蜒”和“委蛇”作定语，分别置于中心语“八龙”和“云旗”之后。意思是“驾着蜿蜒的飞龙，载着逶迤的云霓。”[41] 4. 数量词及其词组定语后置，例如： （18）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亘。（《左传·哀公十五年》）“五亘”作中心语“车”的后置定语。[41] （19）冉子与之粟五秉。（《论语·雍也》）“五秉”作中心语“粟”的后置定语。[41] 主谓倒装表示感叹的主谓倒装句如： 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主语“回也”与谓语“贤哉”倒装。[40] 表示疑问的主谓倒装句如： 谁与，哭者？（《礼记·檀弓上》）主语“哭者”与谓语“谁与（欤）”倒装。[40] 常用句式判断句判断句是根据谓语同主语之间的表达关系给句子分类得出的一种句类，判断句的谓语一般是对主语表达的人或事物进行分类，判断主语表达的人或事物属于哪一类人或事物，或不属于哪一类人或事物。[2][4] （1）“主语+谓语+也”。如“虢，虞之表也”。[2]这是古代汉语判断句中最常见的形式之一，谓语部分是名词性成分，句末语气词“也”加强判断语气。[4] （2）“主语+者+谓语+也”。如“南冥者，天池也”。[2]这一判断句中不仅用了句末语气词“也”，而且还在主语后用了指示代词“者”复指主语，起提示主语、加强语气的作用，这种句式的判断意味更强一些。[4] （3）“主语+者+谓语”。例如“兵者，凶器”。[4] （4）“主语+谓语”。例如“兵，凶器”。[4] （5）“主语+副词+谓语+（也）”。例如“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2]例句中副词修饰名词性成分充任判断句谓语。[4] （6）“主语+为+宾语”。例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 （7）“主语+是+宾语”。例如：“此是何种也”、“韩是魏之县也”。[2]以上的例子“是”字处于两种组合之中，一是“单个名词+是+名词性成分”，二是“代词+是+名词性成分”，位于上述位置的“是”都是判断动词。[4] 被动句被动句是就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来说的，被动句指的是主语是谓语动词的受事者被动者而言的句子。[4] （1）“于”字被动句。在谓语动词的后面，用介词“于”把行为的主动者引进来，动词前面的主语就明显地具有了被动的性质。[4]例如“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2] （2）“为”字被动句。古代汉语中另一种常见的被动句，是用介词“为”引进行动的主动者，放在动词的前面，使主语的被动性质明显地表现出来。[4]例如“而身为宋国笑”“道术将为天下裂”。[2] （4）“为……所”式和“见……于”式的被动句。于字句和为字句可以引进行为的主动者，但有时被动意味不够明显；见字句不能引进行为的主动者。[4]这三种句式在表示被动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又发展出“为……所”式和“见……于”式。例如“梁父即楚将项燕”“卫太子为江充所败”。[2] （5）被字句。现代汉语表示被动的基本形式被字句，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出现，到汉代已较为普遍。[4]例如“国一日被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兄弟被召诣校书郎”。[2] 省略句省略句指省去句子的主要成分而言，如主语、谓语、宾语等，一般是句子应具有的，但在实际语言和行文中却常常省掉，并且是语法规律所允许的。[40] 1. 主语的省略 （1）对话和书信中常省掉主语，因双方是当事人，语意易明。[40]例如： （2）承前省略。古文特重精练，凡是在上文中提到过的，不管原是主语和宾语，下文中用作主语时，就可省掉，但不致引起误解，且不同主语可间插省略。[40]例如： 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子路］至，［隐者］则行矣。（《论语·微子》）[40] （3）蒙后省略。在一段话中，开头虽没主语，但随后即出现，是主语蒙后而省。[40]例如： 2. 谓语的省略 谓语是句子的核心，一般不可以省略，只有在下列具体情况下才可以省略。[40] （1）承前省略。如： 非予觉之而谁［觉］也。（《孟子·万章上》）[40] （医和）对曰：“上医医国，其次［医］疾人，固医官也。”（《国语·晋语八》）[40] （2）蒙后省略，不常见。如： 躬自厚［责］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40]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追之］，又请杨子之竖追之。（《列子·说符》）[40] 3. 宾语的省略 宾语也可因承前而省，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恭敬而避讳，故在书信中涉及对方时，常略而不言，既不称名也不用代词，一般文中涉及父母尊长时，也常略而不言。[40]如：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君］。（《楚辞·卜居》）[40] 词汇特点词的构成从词的构成上来说，有单纯词和复合词。单纯词由一个语素构成。[2]古代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中，绝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单纯词，也有一部分双音节的单纯词，如联绵词、叠音词、音译外来词。[5] ②叠韵联绵词，两个音节的韵母或韵腹和韵尾相同。例如：烂漫、窈窕、逍遥、辗转。[5] ③非双声叠韵联绵词，两个音节的声母、韵母都不相同。例如：芙蓉、浩荡、滂沱、囫囵。[5] 叠音词是由相同音节连缀成一个语素构成的词，例如：夭夭、苍苍、萋萋、悠悠、潺潺。[5] 音译外来词如：葡萄、琉璃、浮屠、罗汉、琵琶、刹那。[5] 词义的变化一词多义从词的意义上来说，词有本义和引申义。所谓词的本义，就是词的本来的意义，也就是从记录这个词的汉字结构上所反映出来的并在古代文献用例中得到证明的含义。[2]所谓引申义，是从本义引申、发展出来的意义。一个词往往不止一个意义，这是词义演变的结果。[4]如“解”的本义是“解剖”，后引申为“解散、解说、解脱、解放、了解、和解”等意义。[2] 古今异义在词义演变的过程中，一些词的意义往往发生变化，今义和古义有较大的差别，这样的词就是古今异义词。[42] 1. 词义范围的变化 词义范围的变化，是指词义所概括的客观对象的外延的变化。[2]这种变化表现为三种情况： ①词义的扩大 ②词义的缩小 例如，“金”在先秦泛指金属，《说文》：“金，五色金也。”[43]《史记·平准书》：“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后来词义缩小，专指黄金。[2] ③词义的转移 2. 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 词义的感情色彩是词的附加意义，表现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爱憎喜恶即主观评价的好坏，以及对词义轻重程度的判断。[4]其变化表现为两种：词义褒贬的变化和词义轻重的变化。[2] ①词义褒贬的变化 例如，“谤”在古代是个中性词，无所谓褒贬，《国语·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这里是说百姓议论、批评厉王的过失，而不是毁谤；后来变成了贬义词。[2] ②词义轻重的变化 例如，“诛”本指用言辞责备，词义较轻，《周礼·天官·大宰》：“八曰诛，以驭其过。”郑玄注：“诛，责让也。”[4]后来“诛”发展出“杀戮”义，词义变重。[2] 通假字通假字是某词用字本来应该写甲字却写成了乙字的情况，换一说法，就是本有其字，弃而不用，借用一个记录他词的字来临时记录该词。[44]按照今读的音节异同，通假字可分为同音通假、近音通假和异音通假。[45] 同音通假，就是指通假字与本字今读相同。例如“蚤”通“早”，“犹”通“由”，“佚”通“逸”，“倍”通“背”等。[44] 近音通假，就是指通假字与本字今读不同，但音节中的声母或韵母相同或相近。例如“闻”通“问”（声调不同，声母、韵母相同）、“并”通“屏”（声母、声调不同，韵母相同）。[44] 异音通假，就是通假字和本字今天的读音（声母和韵母）完全不同。如“佛”通“弼”，“信”通“伸”等。[44] 文体分类古代中国古代传统的文体论和文体分类学，初创于东汉（蔡邕《独断》对汉代朝廷公文的文体分类与相关论述）至魏晋时期（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等），确立于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经过总集（梁以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为规范，明以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为代表）的发展，而定型于近代（清以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为正宗）。[35]古代文体论和文体分类学，是对经典文言作品进行分类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11] 体裁划分按照文章体裁特点来划分，各种文学体裁都有一定的功用、特定的应用范围和特殊的表现手法及固定的格式。中国古代文人早已注意到从文章体裁上区分文章类型。如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论述了各种文章体裁的特点，将众多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类。[46]西晋陆机在《文赋》中论述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类文章体裁的特点，这十类是根据文章体裁的内容和表现特点来划分的。[35]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当时流行的文体不仅作了清楚的辨析，还对各种文体作了成熟的阐述。《文心雕龙》五十篇中从《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为文体论，详论文体三十三类，即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10]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对古今文体做了普遍的考察和仔细辨析，将所选录的作品文体分为三十七类。萧统不仅在 《文选》中对文体进行了实质性分类，而且还从理论上对各类文体进行了辨析。[46] 到了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集前人文体理论与实践之大成，选录战国至清代各大文章家的著名作品七百余篇，将其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11]并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简明扼要地解说了各类文体的性质、特点和源流及演变。之后，曾国藩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古文辞类纂》的分类为基础，将文体合并为三门十一类。著述门包括论著、序跋、词赋三类；告语门包括诏令、奏议、书牍、哀祭四类；记载门包括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四类。[35] 风格划分中国古代文人、学者很早就从风格特征上划分文章的类型。在 《文心雕龙·体性》中，刘勰按风格特征将文章区分为八种类型：“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10]八体之中，有就思想方面说的，有就修辞方面说的，有就气象方面说的。八体之间，一正一反，所谓“典雅与新奇”“远奥与显附”“繁缛与精约”“壮丽与轻靡”四组对立的风格，正是由于才能、气质、学养、习染之不同所致。这“八体”虽然不是文体类别，但可以说是文章风格的八种类别。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的“八体”说，在中国古代文章风格论方面具有崇高的地位，受到后世文人作家的推崇。[35] 韵律划分中国古代文章的各类体裁至东汉时期才复杂起来，从而出现了归类、辨析的需要。随着文体归类、辨析的进一步发展，“文”“笔”问题应运而生。[11]“文笔”一词的使用，最早见于汉代。在王充的《论衡·超奇》中就有“文笔不足类也”之说。到了魏晋六朝，“文学”概念独立后，作品的体裁与性质便成了作家们关注的焦点。从形式上，他们很自然地发现了“文”“笔”的不同特征。但魏晋六朝时期的“文笔”只限定在文学范围之内，指作家的文学作品。[35] 将“文”与“笔”对举而又说明它们的区别则始于南朝。宋文帝问颜延之诸子才能时，延之则以“文”“笔”两类回答。[11]这是文笔二字对立分用的开始。将“文”与“笔”对举而又说明它们的区别则始于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对“文”与“笔”作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10]这是以有韵无韵作为区别“文”“笔”的明确标准，刘勰认为“文”是富有情志和文采的韵文作品，主要包括诗歌、辞赋、哀吊等类具有抒情性的文学体裁。“笔”是虽不大重视抒情但也具有一定的文采的非文学性作品，主要包括史传、论、议、章、奏、书、记等具有应用性的文体。刘勰说的有韵无韵的“韵”不仅包括诗文的韵脚，而且还包括诗文的平仄，它是韵律与节奏的总称。“文”“笔”大致上相当于广义的诗歌（韵文）与散文两大文体类型。[35]而清代阮元推崇骈文，与其弟子作“文笔考”，采用考据方法，勾稽大量史料作考辨，在是否有韵之外加上了骈散的问题，将“文笔之辨”转化为“骈散之争”。[47] 现代现代学者在延续古代文体分类的基础上，大多按文章有无韵律分韵文、散文和骈文三类，再分别按照文章体裁进行细分。[48]如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韵文包括诗辞歌赋，铭箴颂赞。辞赋的语言形式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但它基本上是押韵的，应当归于韵文一类。骈文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体。说是散文吧，它又讲究平仄和对仗；说它像诗歌吧，却又不押韵，所以只好自成一类。”[4]“古典散文分为四类，史传文，也有人叫做'历史散文’，主要有三种体裁：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说理文包括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史论、文论等；杂记文的范围比较广，除史传、碑志以外，其他的记叙文大都可归于这一类；应用文主要有奏议、诏令、碑志、哀祭、送序、箴铭、颂赞等。”[4] 经典作家作品经典作家作品
价值影响与后世传承价值影响从语言发展的规律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另一方面，从与过去的联系和文化的传承来看，文言文又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与地位。[27]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不仅是民族的瑰宝，也是民族精神、民族主体性的塑造者，是民族文化继续发展的基础。文言文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文言文的命运是与传统文化密切相联的。[6] 历史上先秦思想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影响至深，[50]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书写不便利、通讯极不发达的中国古代，要想将信息有效方便地传递，对于字义的丰富性和易于记忆性都有较高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文字本身记载信息的丰富。[51]故在先秦时代，文字的简约、凝练、押韵以及个体字义的充分运用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及发挥。这当中的代表，有《周易》《论语》《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文集而成书，亦有《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各篇独立性较强的文章，先秦时代是中国文言文形成并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这些由文言文书写的经典作品传播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为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史学、医学、自然科学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从先秦始，中华绚烂的文化便和文言文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52] 文言文也是中国地方文化的源流和根脉。自秦始，中国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一个统一集权的国家，但地方文化的发展从未因为国家统一而中断或停止，反而由于中国人遵循传统、保守敬祖的特点而被更加予以重视。[51]这当中，各地的文化都呈现出同源却互相影响的态势，其中，尤以语言之变迁与不同出现的差异为大，如吴越文化、楚文化、粤文化、西北文化，均是以语言文字的区别为主。具体以广东为例，广府、客家、潮汕三种语言的不同，实际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地域文言区别的一种体现。研究文言文，学习中国文字在一定时间的一定表现形式与表达惯例，对于了解各个地方文化的源流根脉、印证历史，有着独特的作用。[52] 后世传承思想如今，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51]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要了解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懂文言文。[53]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要懂文言文，才能正确把握古代典籍的含义；从事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都肩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都需要懂一点文言文；从事科技工作的，也需要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基本的文言功底，才能自如地阅读文史古籍。即使是一般文化水平的公民，也要懂一点文言文，才能了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样一些深刻的思想，了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一些传统美德。所以，学习文言文，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需要。[21] 语言从语言方面讲，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有不少文言成分。这些文言成分不是外加的，不是因为仿古、转文而使用的，而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表达（特别是比较典雅、庄重的书面表达）所必需的。[54]比如，“之”“其”“以”“所”是四个很常用的文言虚词，今天在一般情况下，会用现代汉语的虚词代替，“之”换成“他/它”，“其”换成“他的”，“以”换成“用”，“所”换成“……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仍然要用这些文言虚词，如“高山之巅、自圆其说、以少胜多、集体所有”。而且，即使在口语中，有的还是不可替代的，如“三分之一”，“之”不能换成“的”；“以大局为重”，“以”不能换成“拿”。语法格式是如此，词汇更是如此。很多文言词在现代汉语中不单用了，但作为语素还很活跃，如“奥”可以构成“奥秘、奥妙、奥义、深奥”等。有的词在历史上早已被替换，如“舟”已被“船”替换，但在现代汉语中，有时还必须用旧词，如“扁舟、诺亚方舟、神舟七号”。在成语中保留文言词语更多，如“唯利是图、空空如也、披荆斩棘、罄竹难书”等等，这些都要有一定的文言知识和历史知识才能正确理解。[21] 文学文言和白话都有经典的名篇。但总的来看，文言文比白话文成熟，这和两种书面语的发展历史有关。一种书面语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55]文言文如果从《尚书》算起（《尚书》中的《尧典》等大概是周代的史官根据远古的史料加工写成的），到《论语》大约五百多年，到《史记》大约九百多年，到韩愈、柳宗元则是一千八百多年。白话在敦煌变文中还是雏形，到宋元话本开始成熟，到《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白话经典的出现，也经过了八九百年。[56]而我们今天的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文，它不只是近代白话的继承，而是在近代白话的基础上，融合了文言、方言及其他语言（主要是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的成分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书面语。这种新型的书面语，从新文化运动算起，至今才一百年。白话文与文言成分有着逐渐融合的趋向，但如何深入自然地融合，是一个需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问题。[21] 这些都说明，文言文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需要。所以，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中很重视文言文教学，高中语文教材从1979年版到新课标版文言文占课文总数的比例整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文言文与其他作品的比例也不断升高。[57]教育部门要求初中学生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高中学生要有初步的文言语感，这对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有很重要的意义。[8]  高中语文教材文言文数量及所占比例 文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生成，也同时影响到了整个东亚地区，从而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同时也是儒家文化圈，具体指汉字的诞生地中国以及周边的越南、朝鲜、韩国和日本。[58]汉文化圈内各国历史上都使用过汉字，阅读汉籍经典（文言文，在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称“汉文”），正式场合多使用汉文并以此作为通往上层社会的通行证，民间亦使用本民族文字与汉字混用的本民族书写系统如汉谚混用文、汉字假名混写文、汉喃文。而且，这几个国家许多保存至今的历史典籍都是用汉字和文言文书写的，且受中华传统思想影响颇深。[7] 朝鲜半岛公元621年，位于朝鲜半岛的新罗与中国取得直接的联系，随后便臣服于唐王朝的统治。新罗在政治、经济制度全仿唐制。文化上，新罗创出用汉字来标音的“吏读文”，科举考试指定书籍是儒家经典，大量派遣留学生至长安的太学。[59]650年，新罗女王真德（Chindǒk）以五言古体草拟的一首诗作，连同多样织物一起被送往中国 。此后有大批朝鲜士人在唐土学习，并且许多人在那里通过了科举考试。甚至有一首汉文的《愤怨诗》，作者是新罗学者王巨仁（Wang Kǒ-in），被收入中国的文学总集《全唐诗》中。新罗及后来高丽朝的诗歌严守六朝的“绮丽”诗风，文章则尊崇六朝的骈体文（pyǒrryǒ-mun ），这二者在唐代考试制度中都居中心地位。[60]因为《文选》在中国为诗文写作的主要典范，所以此书在当时的朝鲜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集。[59] 新罗王国最重要的诗人，是崔致远（Ch'oe Ch'i-wǒn，生于857年），他于十二岁时即来到中国旅行，并于874年通过了科举考试，被指派到中国的宣州去做官。[59]崔致远在中国居留了三十多年，写作了大量的骈文和近体诗 。他的《桂苑笔耕集》，是那时留存下来最大的一部骈文与诗歌文献。[60] 15世纪朝鲜世宗发明谚文（朝鲜：조선글，韩国：한글）后，朝鲜王朝政府公文仍使用汉文，谚文主要在普通民众与女子之中流行，庶民使用谚文写作私人文书、记录诗歌等。[61]受其影响，朝鲜王朝中后期两班阶层也开始将谚文用于文艺创作，出现了汉字谚文混合体书写的小说、甚至纯谚文书写的作品，包括被认为朝鲜王朝时期文学最高峰的《春香传》等。[60]李朝末期开国后，公文也开始使用汉谚混用文。1949年朝鲜废除了汉字。在韩国，虽未废除汉字的使用，但由于限制汉字的政策，汉字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汉谚混用文中的汉字成分逐渐减少，1990年代韩国基本实现了全以谚文书写文章。[59] 日本隋唐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吸收中华文化最多、最快的时期。从西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国，往后二百五十年间，遣使不断。透过使节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唐代文化大量传入日本。[62]天皇名称、“日本”国号的确立、中央体制、地方制度、考试制度、土地田赋制度等，日本多以唐制为蓝本。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带回不少汉文诗集。唐玄宗天宝十年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继写出了不少汉诗文集，如《怀风藻》，这是日本最古的汉诗集，也是贵族文学的代表。另外，还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也都是著名的文学作品。[59]日本史籍《日本书纪》是720年用汉文写成的。其后，《续日本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等书，都按汉文编年体相继写成。这五种书，加上《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六国史”的年代互相衔接，从神话传说起，直到公元887年，其内容虽然不完全可信，但却是日本古代的重要历史文献。与此同时，日本写出了一些《风土记》，这与中国的地方志相当。[62]  《日本书纪》抄本 平安时代后期，日本人借用汉字偏旁发明片假名（片仮名，カタカナ），根据汉字草书发明平假名（平仮名，ひらがな）。按照平假名书写的日文系统，使得汉字与假名可以混合使用，片假名则多标示外来和专业名词。[63]虽然到近代明治维新和美军占领时期曾有废除汉字的声音出现，但直到现在日本还是持续使用这套书写系统，使得学习日语的不论是本国还是外国人，都必须同时学习三种文字，即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59] 越南从秦朝开始，汉字就逐渐传入当时的交趾地区。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王朝在安南地区开办官学和私学，教授汉字和传播中华文化。汉字大规模而系统地传入越南，使用范围也从官场和士大夫阶层逐步扩大至民间，巩固了它作为交趾地区正式通用文字的地位。[64]1075年，越南首开科举，此后成为历朝取士的重要途径。在本土化科举取士机制下，汉字和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政府使用汉字颁布政令和告示，征集鸿学硕儒用汉字撰修国史；文人雅士以汉字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民间宗教活动、签订契约亦多使用汉字。[59] 喃字（Chữ Nôm）最晚在13世纪被发明。喃字的出现，完成了越南语书面文同口语的统一，记录越南语的汉喃文（Hán Nôm）也因此出现。[65]汉喃文的出现，加快了越南国语文学的发展，很多优秀的文章也多也以汉喃文写作，如15世纪的阮鹰创作不少汉喃诗歌流传至今。[66]越南文学在18世纪迎来了一个高峰，涌现了阮攸的汉喃文著作《金云翘传》以及胡春香的汉喃诗等。由于是用汉喃文写作，便于越南人理解记忆，这些文学作品在越南民间以口头的形式广泛流传。[64] 另一方面，记录越南本民族语言的汉喃文出现以后，官方的正式文书仍然多沿用汉文。这一时期越南也创作了大量的汉字诗文和著作。[59]如李公蕴的《迁都诏》，李常杰的《南国山河》，陈国峻的《檄将士文》，阮薦的《平吴大告》《军中词命集》《蓝山实录》《抑斋诗集》，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阮秉谦的《白云诗集》，黎贵惇的《见闻小录》《芸苔类语》《群书考辨》《北史通录》《全越诗集》《桂堂诗集》，吴时志的《皇黎一统志》，以及阮朝国史馆编修的《大南实录》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数不胜数。有些诗文堪称雄文宏论，深得汉文化的精髓。[64] 19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殖民者开始禁止越南官方文书汉文的使用，并废除了科举考试。汉字、汉文地位的降低，也导致了与汉字关系紧密的喃字的地位下降。在20世纪上半叶，喃字和汉喃文逐渐没落。[66]1945年，胡志明领导的“八月革命”取得胜利，不久便通过决议正式宣布废除汉字，转而以拉丁语字母取而代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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