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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有年：“古代漢語”課程名不正 谭有年：“古代汉语”课程名不正 湘西作家 首發 文字研究 整理 譚有年良田先生主編儒藏十三經精校素讀文庫 黄摩崖：谭先生是读书人，也是教书人，多年来在教职上坚持文言文教学和书写，并有系统思考，令人钦佩，在此请教几个问题，以启作者。白话文成为中国人书写的主流形态，这是历史结果和既成事实，这就不得不提新文化运动，对此您有何观感？ 谭有年：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理论是舶来的“进化论”。清末民初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及时进化，因此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运行模式下吃了大亏。中国人开启了自己的自强反思。有人认为是中国的物质文明落后，没有坚船利炮，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经过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丧失信心，于是又有人感叹，原来我们落后的不仅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样有差距呀！反思来反思去，最终聚焦到要开启民智，要启蒙，要普及教育。这时就看到中国人写文章与说话差距很大，大到几乎是两回事。对此，当时普遍认为是因为汉字太难，是一种落后的文字，严重阻碍教育普及。于是主张废除汉字，而文言文、孔孟思想是与汉字配套的文化存在，自然要摈弃文言文，打倒孔家店。 社会的发展以及新中国的稳步崛起，汉字落后论已不攻自破，被打倒的孔家店，现在也重新装修开始营业。而文言文的问题，现在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与研究。 譚有年良田先生主編儒藏十三經精校素讀文庫 黄摩崖：在您的认知里，文言文退出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自有一套历史逻辑。 谭有年：用进化论来看文言文，是把文言文当做时间维度中的过往存在物；而进一步强化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源自西方语言学。西方语言学看待文字的逻辑起点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并声称“语言是第一性，文字是第二性”，所以文字离开语言，自身就没有意义，也就是文字依语言而起性，文字的意义只存在于与语言的关系中以及符号与符号的组合中，解除关系、解散组合，文字就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这些观点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有集中表述，但索绪尔不忘声明：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理论只针对以字母为原型的表音文字。
而那时的海归们把这套理论一厢情愿地用在了汉字与汉语上。于是就预设了一个至今没有被证实的逻辑起点：先秦时的文言文是当时口语的汉字实录，此时言文是一致的。此后的文言文，则是对先秦文言文的刻意模仿，所以离实际口语越来越远，乃至变得几乎是两回事。这个预设真的可信吗？大可商榷啊！ 黄摩崖：根据我读历代古书的印象，文言也是一直在变的，很难扣上一个“僵化停滞”的帽子。 谭有年：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汉字至今都不可能原音原序地记录任何一种原生态口语。普通话本身是一种汉字化的人工口语，所以与汉字可亲密无间。至于原生态口语，总是有嘴上有音、笔下无字的时候。 孟昭连教授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起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结集成书，书名叫《之乎者也非口语论》，核心观点是：文言文一开始就是言文不一致，这是古圣先贤有意为之，也是汉字的性质造成的。
他提出这一核心观点的主要论据就是他通过大量梳理，发现“之乎者也”是人为的文法范畴，而不是当时汉字记录当时口语的结果。孟教授的著作，虽然细节上仍可商榷，但是总体上是立得住脚的。基于孟教授的研究，则西方语言学的那个预设就立不住脚了，进化论也就在汉字与汉语关系上以及在文言文这个问题上失效了。
黄摩崖：白话也不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的，白话也有白话的传统，所以我不主张强作对立，过时与否也不可轻断。 谭有年：一般人下意识就认为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的，我曾问过一些学生，他们即便读了四大名著，也下意识做此回答。我读大学就对此保持警醒，后来阅读稍广，就知道《世说新语》、敦煌变文、禅宗语录、话本、明清小说、元明白话圣旨，等等，不都是白话文吗？而这些白话文，与当时的文言文并行不悖。而古人不管写白话文还是写文言文，与目不识丁的文盲平日所说的原生态口语都有差距。当代又何尝不是呢？ 因此，其实从古至今，中国一直共时存在至少三种表达方式：原生态口语、白话文、文言文。所以你要说文言文书写在当代有什么意义，那就是：首先，不会文言文读写（至少会读），并不是文化范畴的中国人，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是用文言文书写的，不管其书写的厚度还是书写的长度，都是以文言文为主。其次，现在孔家店已重新营业，文言文读写是经营孔家店的基本技能，这个没有，那只有关张大吉了。再则，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主流，它的对应是暗流，用传统范畴说就是“隐显”，以前文言文是显，白话文是隐，现在只是反过来而已，并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
黄摩崖：说得好。尊重事实，则不能割裂历史，不能抹杀那些血肉联系或共生关系。 谭有年：一百多年前私塾，开口读书，就开始训练文言文写作，如清代的陈惟彦《幼学分年课程》第一阶段就包括“口授俚语，令学童以文言达之”。新文化运动以后，学校的这种训练慢慢就没了，现在大学里教文言文的课程“古代汉语”根本不教文言文写作。然而，即便如此，目前中国写文言文基本合格的总人数绝对超过古代任何一个时期，为什么？人口基数大呀，教育普及啊。只是质量没法比而已，毕竟断了师承嘛。 这么多人基本能无师自通写文言文，这是不是称得奇迹呢？其实也没什么，有没有发现？写白话文与写文言文，常用字都只是那些个。那种堆积生僻字号称文言文的做法绝对是野狐禅、旁门左道，是郑声乱雅乐，是邪紫乱正朱。因此，利用《说文解字》对这些常用字做一点深入的学习与探讨，加上能熟读数十篇文言文，当然，最好能背诵咯，也就能写了。
黄摩崖：我相信，在当代做文言文书写，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还活着，只不过需要适应时代，进行一番严格的“正名”。 谭有年：我个人主张要分清文言、文言文这两个概念。文言，作为偏正结构，是指文字化的口语，也即雅化的口语；汉字与汉语属于互动关系，绝不是西方语言学所说的同构关系，因此，作为动宾结构的“文言”，是一种能力，即运用汉字雅化口语的能力。无论在白话文中，还是在文言文中，文言能力都是必备的。汉字不可能原音原序书写原生态口语，那么只要写成汉字文章，就必然会发生雅化，就必然要用到文言能力。只不过这种雅化，在白话文中是浅层的，在文言文中是深入的。所以我们说“文言无今古，学习有浅深”，我们只有通过深层次入乎其里的雅化训练，才能轻松自如地进行白话文书写，孔子说“君子先难而后获可谓仁”，所指就或者包括这层道理吧。你看鲁迅、沈从文的白话文谁教的？从鲁迅的小说、散文看，是“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教的，是“初九潜龙勿用”教的。从沈从文的自传看，是陈渠珍几十箱线装宋版书教的。  黄摩崖：中小学阶段都要学文言文，进入大学中文系或者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专业，则要学一门叫“古代汉语”的课程。文言文与“古代汉语”，在您看来是什么关系？ 谭有年：很显然，“古代汉语”这个名词的确立，是基于西方语言学。我们刚才提到了，民国的海归们搬用西方语言学套入汉字汉语，不加论证地认为“先秦言文一致”，所以他们认为学习先秦以来的文言文等同学习先秦的口语。加上另一门课叫“现代汉语”教白话文。两个术语联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此生彼灭的时间序列，在人们的脑袋中布设了一个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因此，一门旨在教文言文、旨在提升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课程叫“古代汉语”是不恰当的。
循名责实，“古代汉语”是有声的口语。老子写了《道德经》，当今谁能用老子写作时的发音读诵呢？即便能，有这个必要吗？我的家乡湖南安仁，我用安仁方言文读法读出《道德经》，影响我理解吗？我能理解的自然还是理解。所以你既然叫“古代汉语”，那你应该教老子写作时的汉字文读音才对啊。有人可能会说，《道德经》是书面语言嘛，莫抬杠！我想说，这就是掉进思维陷阱的表征。写成文字仍然叫“语言”，那是就文字与语言属于同构关系的前提下成立的；而汉字汉语的关系是互动的，在中国，用汉字雅化口语而写成文本，叫文章，不再叫“语言”。而关于文章的学问叫“文学”，不叫“语学”。文学文章与自然口语有别，所以孔门四科有“言语科”，也有“文学科”。
所以，要基于汉字汉语的实际情况，把文言文叫回来真实本名文言文，后一个“文”指的就是文章。用“古代汉语”命名一门课程然后宣称这门课程旨在训练文言文阅读能力，就好比训练一个掉进陷阱的人提升跳远能力。命名的不当，必然导致教学推进的大不顺。 当下语言学界，“古代汉语”与文言文，这两个术语所指基本是一回事，而你要说两者是什么关系，那就是立名恰当与不恰当的关系。其实被西方语言学整得不恰当的名，不止“古代汉语”，现在的流行说法是“讲中文”，呵呵，好像个个出口成章似的，符合中国实情的说法是：讲汉语，写中文。
总之，使用“古代汉语”这个名而求“提升文言文阅读能力”这个实，必然会导致名不正言不顺。古代的汉语确实值得研究，西方语言学对此可以大有作为。而学习文言文，是学习文章，不是学习语言，对此，西方语言学有参考价值与辅助作用，但毕竟不可舍弃自家路径。一门旨在锻炼文言能力的课程，没有义务为西方语言学背书，背书的后果，必然要付出代价，迷失方向、事倍功半。 黄摩崖：我欣赏您的独立思考和判断，那么您在教学中怎么落实自己的主张？ 谭有年：入职以来，我教“古代汉语”不下十届，绝大多数学生畏惧文言文的难而深以为苦，以前我不懂素读的重要性，所以光从理论上讲得口干舌燥，开窍者仍然寥寥无几，因为“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呀。 孟子说得对啊，“以善服人”是很难的，要“以善养人”，你的方法再好，光讲理论是说服不了他人的，因为“匹夫不可夺志”。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就是把别人的钱放到自己口袋，以及把自己的思想放到别人脑袋。很不幸，我们教师就是干着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之一。 而近几年，我们把“古代汉语”教学中忽略了数十年的素读重新运用到课堂，初见成效。我们领着一群圈圈后有声读诵、吟诵古诗文，反馈就不同了，畏难的情绪减了许多。 黄摩崖：认为文言文难学，是自古有之的现象，现在学校里是个什么情况？ 谭有年：确实，文言文有难学的一面，古人也有错解文章的时候，但古人解错文言文，毕竟是千虑一失，在正确理念与有效方法的引导下，古人往往边耕边读，三年可通一经，这还是就中等资质的人来说的。但自我反思，读到十来年的时候，仅对《论语》略有所通。我自认为属于中等资质，由于理念偏颇，方法不当，落后古人竟然七年以上。 我所执教的学校，有专科生，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研究生只教过非中文专业的，所以不好说。就专科、本科来说，只能说，汉字赋予他们的本能，他们基本可以守得住，就是汉字让国人具有直接面对千年以上古文献的能力，他们基本也具备；但汉字化程度较高的文献，他们就一知半解；至于经书这样的高端文献，比如《周易》，照他们的话说，不看“翻译”，不知所云。 而近来我们用“素读、研读、识字”三结合的办法来训练一群少年读经书篇目《学记》，相对以前，我很少讲解，引导为主。就教学效果而言，据少年们自述，有人竟然读得内心波澜万千，拍案叫绝。 黄摩崖：根据您的研究和观察，古人与今人，学习文言文在方法上、难易上有什么区别？ 谭有年：难易其实是相对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古人和今人，在学习文言文这件事上，难易程度是一样的。认为古人比今人容易，那又是西方语言学布设的思维陷阱在作怪。从中国文字学来看，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学习文言文都是从前代经典作品开始，难易程度当然一样了。但是受西方语言学的错误暗示，有些人可能下意识地认为，古人只要把自己的口语一说，就是文言文，哈哈，这怎么可能呢？谁又能证明，古人平日交谈的内容就是一篇骈文呢？骈文不可能，难道散文就是口语的实录吗？当然也不是！ 难易的区分，关键在理念与方法。你若是秉持西方语言学理念学文言，我看会很难的，事倍功半；运用中国文字学理念，则较易。而不顾素读，直接研读，直接读注释，直接读所谓“翻译”，十有八九会读出“文言阅读翻译依赖症”，那自然越读越难，信心越丧失；如果先素读，读熟原文再研读，读古今注解，配合《说文解字》深入学习常用字，那就越读越轻松，信心倍增，也一定能有效避免心患“翻译依赖症”。
古代的优等生，十几岁甚至几岁就“通《五经》”的不是一个两个，稍稍翻翻史书中的《文学传》《儒林传》之类，就会发现有很多记载。骆宾王六岁写《咏鹅》家喻户晓，可免翻阅。再如《梁书》所载，王承七岁通《周易》；刘孺、王褒七岁能属文；萧幾十岁能属文，且获得当时文坛大佬沈约的称奇褒赞；王规十二岁通《五经》大义；刘览十六通《周易》与《道德经》。属文就是写文章，写什么文呢？自然是文言文。 二十岁前就能自如读写文言文，也太厉害了吧！有人可能会问，是不是古人比今人冰雪聪明？肯定不是了！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记载康有为“七岁能属文”，梁启超“六岁毕业《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日缀千言”。而民国时的黄侃九岁通《十三经》，十五岁写了一首诗，惊到父亲的朋友，惊到什么程度呢？直接都把女儿许配给他。要知道这种待遇，在古代也是少见的，《论语》中有一个哥们叫南宫适（kuò），就因为吟诵《诗经》很出色，惊得孔子把亲侄女嫁给他。一个写诗，一个读诗，待遇一样，那读诗的赚大发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解放后，这种几岁十几岁通多少经的情况几乎绝迹了，是不是？大学中文系里也几乎找不到。民国离现在才几年呀，难道中国人智商退化得这么快吗？还是理念与方法出了问题呢？显而易见，是理念上偏执西方语言学和西方文艺学，方法上忽略素读直接研读所导致的。学习文言文，默读只能点线认知，无法立体感知，只有先期素读才有可能沦肌浃髓，将文章内化为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不仅忘记了素读，我们的研读也出了问题。现在充斥书市的文言通俗读本，基本是以“某某译注”“某某全译全注”的命名印行；而中小学课堂讲述文言文，老师常用套路也不外是“请某某同学来翻译这一段”“现在我来为同学们翻译本诗最后两句”。语言是魔咒，一个不当的说法肯定会带来不当的暗示，“翻译”这个说法，会暗示听众“文言文离我很远”，远到如同法语、德语、俄语等要经过翻译才明白。暗示久了，就会心患“翻译依赖症”，离开“翻译”，没有勇气直面一篇从未过眼的文言文。我们在《研读论》中也提到这个问题，原文是这样的：“文言不可言翻译，文言白话之际，实无翻译可言。翻译者，立名乎异域思想异质语文之间也；文言白话，既非异域，又非异质，是以不可言翻译。用斯不正之名，徒使今人之心疏远于文言，终然不觉其亲近也。然则何以名之，曰'语释’可也。”语释，其实是用偏口语的表述稀释偏文字的表述。 当代人读文言文，有的还患有另一种症状，那就是“理解强迫症”，主要表现为：只要文章有一点不理解，就不愿意开口读。其实这是一种执念，为什么呢？我经常说一个比方，我们是先进食再消化，还是先消化再进食？素读即进食，研读即消化，而进食的过程其实已经为肠胃消化打下了基础，因为要咀嚼呀；体会文章字词的高低快慢轻重缓急，就是咀嚼文义呢。所以，谈论食品是不饱肚子的，食品不入胃，消化无从谈起；文章是精神食品，文章要素读，道理也是一样哩。 再则，当今学界学科分类过于细化，这就严重割裂了经史子集的原有格局。所以当代人对于文言文，无论是读还是写，都显得生疏隔阂。 黄摩崖：当代作家读写文言文，您有什么建议？ 谭有年：读，应该是必须的，但不敢说有什么建议。就我个人的读书体会而言，诵读、吟诵远比默读入心。至于写，我自己尚在摸索中。但是我读历史小说，看到不少作家能自由驰骋于文言两端，多数时候用白话文，等到写圣旨、或者代写小说人物的诗文，往往像模像样。而这点做得最好的，恐怕是《红楼梦》，里面的诗文，境界有高有低，但都符合情节需要，似乎是为书中人物量身定制的。文言文写作上这种精准的拿捏能力，是我要认真学习的，恐怕对当代作家也有启发意义。 至于专意写文言文，最怕的当属翻译腔。曾有不少学生心怀大热情写出半通不通的文言文送我看，看那些句子，就知道他先在脑袋里想出一句白话文，然后逐字改为文言文。这类学生是热情有馀而方法不足，造成翻译腔，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我认为是尚未出离西方语言学布设的思维陷阱，也没有在素读上下足功夫，又不晓得熟读《说文解字》。 文言文写作，好比医生开方。不熟读《伤寒》《金匮》，就不懂方理；不熟读《神农本草》，就不懂药理。中医不懂方理，就像文人不懂谋篇布局；中医不懂药理，就像文人不懂精准用字。《说文解字》好比《神农本草经》，文人笔下的一颗字，就是中医手里的一味药；《论语》《孟子》好比《伤寒》《金匮》，中医的一汤一散，就是孔孟书中的一篇一章。 其实，文言文写作，本质上是积字成文，是一种偏文字的思维运作，不是什么“古代汉语”。文言文写作又好比书法创作，不临摹，决不能创作，素读则好比临摹。书法创作可以仿古，但最终要“笔墨当随时代”；文言文也可以仿古，但上乘的作品不是仿古，而是雅驯，雅是基于历史积淀而随时代雅化各时代口语，驯是符合各时代精神面貌。这样的作品非今非古，即古即今。 同门师兄邓世謇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文言教学七步法：正音义、点句读、标篇旨、辨语气、划段落、明赏会、仿创作。从读到写，功夫由浅到深，水到渠成，值得借鉴。 另外，当代人初学文言文写作，最好的老师不在大学中文系，而在医院。不管是临床医生还是检验医生，他们的病例以及验单上的文字可称得上最基本的文言文，从写作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合格率起码在99%以上。为什么呢？其实，最基本的文言文，只要不使用“的”“了”“呢”“吗”四个字还能够文通字顺，也就确实是文言文了，只不过较浅显罢了。至于这种写作使用的主体字词是今是古，可以完全不管，而文言写作本也无所谓古今。我曾经想当然，以为每一个现代汉语的“单词”，都有一个对应的“古代汉语”单词，后来当自己阅读到写作的临界点，自然而然地写出了一首基本像样的文言文时，才明白自己曾经的想当然是多么地愚蠢。 黄摩崖：白话文的写作格局已经大定，文言文写作还值得期待吗？ 谭有年：文言文可以接受白话文的显者事实，文言文也可以甘愿做隐者，但不能继续被边缘化，因为一旦边缘到出界，白话文也必因失去底蕴而成为失败的显者。当前文言文写作的要务是接续中断百年的文脉，上乘之作恐怕要等到百年之后。这个文化目标的实现需要风气的引领，希望我们的作协能打破文学四分法的框限，不要将文言文写作继续隔离在文学大观园之外。 黄摩崖：感谢有年兄赐教！今人从事文言文写作，绝不能沦为对着老标本的机械摹写，而应尝试获取一种以文字深度雅化口语的能力，希望我们的教学中多一些可能性，这一问题，就留待博雅君子来解决吧。 （谭良田，字有年，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教师，“古代汉语”教改工作室主持人。文字学硕士，先后师从唐生周教授、王焕林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先后师从杨荣祥教授、龚鹏程教授。主编《儒藏十三经精校素读文库》，现已出版《孝经》《论语》两部经书。在总结古人学习文言文的经验基础上，撰写并发表文言文版《读经三论》，倡导学习文言文要经过“素读”“研读”“识字”三重训练，用于中文系主干课程“古代汉语”，已在教学中得到验证） 【相關閱覽】 阮勇強：“否定西方語言學文字觀，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國際研討會發言文稿 董玉国：“否定西方语言学文字观，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发言文稿 张文捷：“否定西方语言学文字观，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发言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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