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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没有想到是因为我们没有碰到日本人碰到的问题，如果也碰到呢？于是我想到上世纪50年代曾经风行过一阵子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在《汉字简化方案》颁布以后，一些激进分子竟然想要以拉丁字母（或说罗马字母）来取代汉字，把汉字的象形系统连根拔掉，而代之以拼音。记得60年代初我就见过一种拼音报，看起来就跟一张英文报纸没有什么区别，仔细读才知道是汉字的拼音。这些激进分子自以为在替人民做好事，哪里晓得他们是在毁灭中国的文化呢？幸而这种疯狂没有持续多久，就为人们所厌弃，应者寥寥，终至于澌灭了。 我由此又想到中国文言文的命运。白话文运动起来以来，文言文就渐渐退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不再使用文言文来表情达意，来应酬洽公，也就是说不再写文言文了。由不写渐演为不读，由不读渐演为不记，于是文言文就不仅退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渐渐退出中国人的视野，甚至渐渐退出中国人的记忆，变成某种与中国人渺不相干的东西，只放在象牙塔里供着。那么，那两位日本学者所说的状况，会不会发生在中国的语言变革中呢？也就是说，在我们废弃文言文的同时，会不会连同文言文所负载的文化内涵，文言文后面那一连串的珠宝都被我们丢掉了呢？ 当然，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跟日本的废弃汉字并不一样，至少问题没那么严重。由文言变成白话并没有导致废弃文字，文言中的文字白话里边也还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言文中的许多字词在白话文中或者完全不用了，或者用得少了，或者意义变了。因此，两位日本学者所说的问题在我们废文言变白话的变革中，肯定是部分地存在的。这其实毋庸置疑，只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更无人在学术的层面上仔细加以探讨与评估罢了。 例如，儒家的中心观念“仁”，在古籍中到处可见，但在白话文中却很少单独出现，只存在于“麻木不仁”、“为富不仁”等几个成语中，于是“仁”字所负载的大量文化意涵——几乎包括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一小半，在白话文中基本上不见了，至少是残破不堪了，连文言中常见的由“仁”所构成的双音词，像“仁人”、“仁心”、“仁术”、“仁厚”、“仁风”，在白话文中都用得很少了。而白话文中出现的与“仁”意义相近的词汇，如“博爱”、“爱心”（“博爱”、“爱心”二词也是古已有之，并非白话文才有，“博爱”见于《孝经》，“爱心”见于《礼记》，但古人用得较少，远不如“仁”用得普遍），并不能替代“仁”的原有文化意涵。 更有甚者，大家误以为这些新词及其所表示的观念都是舶来品，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称之为“普世价值”。而这样的“普世价值”又仿佛是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至少并非“中国特色”。其实，我们的祖先少说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有这方面的系统观念了，只是他们不大说“博爱”、“爱心”，而说“仁”。如果上世纪初叶在中国没有发生白话文运动，我们至今还在使用文言文，那么，我们大概会用“仁”而不是用“博爱”、“爱心”来翻译西方的类似观念，我们也就不会鄙薄自己的祖先，而认定作为普世价值的“仁”是别人先提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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