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富：修辞的同义选择与训诂的同义解读

修辞的同义选择与训诂的同义解读

李运富

郑州大学文学院，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原载《古汉语研究》2021年第4期

摘  要：同义修辞是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的新理论，李维琦先生是同义修辞理论的积极倡导者。本文探讨修辞的同义选择与训诂的同义解读之间的关系，认为修辞是信息编码行为，从多种可能存在的同义形式中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其中一种，而训诂是信息解码行为，从训释的角度选择另一种或几种同义形式来跟实际表达的形式对应。语言中没有绝对的“同义”，同义形式都只是“大同小异”。修辞的同义选择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表达效果，主要关注“小异”；训诂的同义选择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前人的表达意指，主要关注“大同”。修辞同义与训诂同义本质上相同而操作手段、表现形式和追求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但通过“大同小异”的同义形式的选择可以实现修辞表达与训诂解读的有效沟通和完美统一。

关键词：同义修辞  表达  训诂    沟通 

汉语修辞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大发展，因为对源自苏联的“同义修辞手段”理论展开讨论并逐渐认可，带来修辞学研究对象和修辞学内容体系的革新。在这个过程中，李维琦先生站在学科前沿，以中南修辞学会会长和“湖湘修辞学派”带头人的身份，积极倡导“同义修辞”，先后出版《修辞学》（1986/2012）、《古汉语同义修辞》（1990/2012）、《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2004），为汉语修辞学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笔者曾一度跟随李维琦先生浸染修辞学，并有幸参与《古汉语同义修辞》的撰著，本文拟在李维琦先生同义修辞思想指导下探讨同义修辞与训诂的关系，以此纪念李维琦先生逝世一周年。

一  修辞的同义选择

修辞就是对言辞的修饰，而言辞修饰的本质是根据表达的需要对言语的同义形式进行优效选择。这一言语活动涉及四个要素：表达需要、同义形式、主观取舍、实际效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同义修辞”的争论焦点是，“同义形式的选择”能否概括全部的修辞现象。反方意见认为除了同义词外，语言中没有那么多客观存在的同义形式可供选择，而且把修辞定义为选择就限制了修辞的创新追求，因此“同义形式的选择”只能是修辞的部分内容，不能作为修辞学的主要对象。

李维琦先生属于正方学者，他的几部修辞学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同义形式的选择”这个理念在做的。李先生分析的材料大都是古代汉语，因而限于客观出现的同义形式的比较和效果评论，正如他自己（1986：13）所说：“因为古汉语大量可资对比的材料中，许多便是同义形式或同义手段。这些材料如：古书的不同版本；《尚书》、《左传》、《国语》与《史记》；《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同书中不同章节所载或不同的书所载的同一事实或同一说法；类书与群书；引文与原文等。（现代汉语找不出这样多的同义素材。）不仅素材丰富，而且我们的祖先早已积累了若干分析语言同义形式的经验。”

可以看出，李维琦先生关注的是同义形式的选择事实，即使《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也主要是以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师修改文稿时的选择实例为对象的。已有的选择事实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表达效果，甚至比较出效果优劣，对解读体悟文献内容和指导言语修辞实践很有帮助，当然是同义修辞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言语修辞呈现的是结果，其斟酌选择过程大都消失了，因而可见的选择事实是有限的，难以涵盖所有的言语表达行为。正是这一点成为了反方否认同义形式是修辞研究的主要对象的重要论据。

其实，同义选择还应该包括可能的或潜在的情况。如果我们把“同义形式”的要求放宽一些，“选择”的对象不一定是“现成的”，而是包括那些“可能出现”或“可能存在”的形式，那么我们每说一句话，每写一段文字，都等于是在几种可能的表达方式中选择了一种，因为这句话、这段文字理论上还应该存在别的表现形式，只是那“别的表现形式”没有被你选择也没有被别人选择而隐藏着罢了。例如你说“今天风和日丽”，其实也可以说“今天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或者“阳光暖暖的，轻风柔柔的，今天真舒爽”，如此之类，可能的表述还有很多，而这些都是潜藏的同义形式选择项，或者是被你潜意识淘汰了的选择项。再如你写一首七律古体诗抒发某种情怀，理论上这种情怀也是可以用现代诗或者现代散文来表达的，只是你选择了古体诗而没有选择现代诗和散文而已。如果承认这种分析合理，那么现代汉语也能找到“这样多的同义素材”，甚至“可能存在”的同义素材是无限的。因此，语言的同义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同义词和同义句等固定同义形式，也包括在特定语言环境中临时构成的可以互相替换而不影响其基本语义的临时同义形式，还包括可能存在可以创造的潜在同义形式。那么，认为修辞的本质就是对同义形式的选择并非不可接受；说修辞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就是各种可能存在的同义形式、对同义形式的选择以及对选择的效果评价，应该也是能够成立的。

二  训诂的同义解读

由修辞的同义选择，我们想到了训诂的同义训释，这两者应该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修辞是信息编码行为，从多种可能存在的同义形式中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其中一种，表达的结果只显示一种，未被选择的形式不出现。训诂是信息解码行为，从训释的角度选择另一种或几种同义形式来跟实际表达的形式对应，这种对应的训释项与被训释项构成一组同义形式同时出现，彼此具有同义关系，而且训释项可能不只一种。修辞的同义选择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表达效果，可供选择的同义形式往往是共时存在的；训诂的同义选择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前人的表达意指，构成对应的同义形式往往是异时产生的。可见修辞同义与训诂同义本质上相同而操作手段、表现形式和追求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

训诂的同义形式非常丰富，可以有多种标准的分类。从语言单位来看，如果被释项是词，则可以用同义词训释，也可以用短语或语句训释。同义词既是修辞表达选择的对象，也是训诂解释对应的材料。如《说文解字·一部》：“元，始也。”“丕，大也。”《尔雅·释训》：“肃肃，敬也。”《诗·大雅·板》毛传：“殿屎，呻吟也。”用短语或语句训释的，如《说文解字·一部》：“吏，治人者也。”《玉部》：“瑕，玉小赤也。”《示部》：“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玉部》：“玙璠，鲁之宝玉。”如果被释项是语句，则通常只能用意义相当的语句来训释。如《诗·大雅·卷阿》：“蔼蔼王多吉士。”郑玄笺：“王之朝多善士蔼蔼然。”《诗·卫风·氓》：“总角之晏，言笑晏晏，信誓旦旦。”郑玄笺：“我为童女，未笄结发晏然之时，女与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以上训释项与被训释项都是意义基本相当的同义形式，语言单位上构成词与词的对应同义、词与结构的对应同义、结构与结构的对应同义。当然，如果扩大眼界，把标准放宽，则对一篇文章、一部书的阐释也可以算训诂同义形式，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之与《春秋》，《毛诗故训传》之与《诗经》，《说文解字注》之与《说文解字》等。

但训释项并不都是对被训释项的意义阐发，有些时候是对被训释项的非意义性说明，这样就构不成同义形式。如《尔雅·释训》：“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这里的“道学”语义上并不等于“如切如磋”，只在说明“如切如磋”是针对学习而言；“如琢如磨”的语义也不是“自修”的意思，只在说明“如琢如磨”是针对自修而言。还有像《楚辞·九歌·湘君》“望夫君兮未来”洪兴祖注“未，一作归”之类的异文说明，《史记·孙吴列传》“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司马贞索引“蹶，音巨月反”之类的注音说明，以及有关文化背景、人物关系、语法修辞现象等的知识性说明，都不能算同义形式。所以训诂同义形式应该限定在解释意义的范围内。

三  训诂解读与修辞表达的同义沟通

修辞同义跟训诂同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修辞编码的意图需要有人训解，训诂解码的目的应尽量呈现修辞原意，使两者能够沟通的桥梁就是找到合适的“同义形式”。但语言中没有绝对的“同义”，任何“同义形式”实际上都是“大同小异”，总是存在某种差别的，唯有差别，才有共存选择的价值。例如同义词的差别，有的表现在语意的轻重或者程度的深浅上，有的表现在词义范围的大小和适用对象的不同上，有的表现在不同的感情色彩上，有的表现在不同的使用场合上。修辞表达对同义词的选择，主要着眼于“小异”；而训诂解读对同义词的选择，则主要着眼于“大同”。所以对修辞表达和训诂解读的沟通其实包括同与异两个方面：对已知的同义形式要“同中求异”，对未知的同义形式要“异中求同”。

同中求异主要针对已经呈现的各种同义形式而言，如同样内容草稿的表达形式和修改稿的表达形式，同一文献不同版本的异文，引用他书的换一种说法，等等。表面看起来，这些都属于“同义形式”，即表达的是同一内容同一事件，但是次要信息和表达效果是不会完全一致的，揭示这些同义形式中蕴含的不同，就是训诂解释的任务。前面提到李维琦先生的修辞研究其实大都属于这种“同中求异”的工作，而他对于“异”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在做训诂解释，即通过训诂理解原意，在理解的基础上比较不同表达形式的优劣。如李先生的文章（1984）《黄犬奔马句法工拙论——兼谈修辞学的对象》对“有马奔跑踩死一犬”这件事，根据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的归纳列出古代的六种说法并做了同中求异的分析：

1.有奔马践死一犬。

2.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3.有犬死奔马之下。

4.有奔马毙犬于道。

5.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

6.逸马杀犬于道。

这六种说法就是六个同义形式。它们大体上“同义”，实际上有表达形式和表达效果的差异。李先生认为“这些句子的区别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义手段的选择，一是相关信息的选取。同义手段包括同义词、同义句型、同义结构和同义范畴等”。所谓“同义范畴”是指“笼统与具体同义”“主动与被动同义”“不同的角度同义”等。李先生从这些方面分析比较了六个句子的差异后，认为“有奔马践死一犬”这个“第一句是六句中最好的一句。它用词得当，句型合理，结构经济，角度适宜，较为明确具体；并且选取的信息多少恰到好处”。这个结论的得出，是以“同中求异”的训诂分析为基础的。如分析句中用“奔”用“逸”的同中之异：“奔，主要指跑得快，逸，主要指脱离控制。马的'奔’意味着脱离了控制。马的'逸’也就有奔的意思在内，所以古注有把'逸’解释为'奔’的。奔、逸，用在句中都能恰当地表达同一个意义。但仔细一想，这里是描绘动态，'奔’比'逸’更为合适。”就是说“奔”“逸”都有跑的含义，但“奔”的动态感现场感比“逸”强烈，这就从训诂上说出了它们的同中之异。

异中求同主要用来探求未知的同义形式。通常是修辞表达存在歧义，可能产生不同的训释，这时需要在不同的训释中求得符合修辞表达原意的同义形式。例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中的“酒肉臭”就存在“肉臭（腐臭）”“酒酸肉臭（腐臭）”和“酒肉臭（飘香）”多种不同的解释，那究竟哪种解释是符合原意的同义形式呢？这就需要训诂考证。我们在《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训诂疑难二题》（李运富2019）中从诗句来源、词义演变、词义系统、表达手段、文情语境、生活事理等方面论证“朱门酒酸肉臭（腐臭）”是“朱门酒肉臭”的潜在同义形式，应该按“酒酸肉臭（腐臭）”来理解“酒肉臭”。杜甫选择的“酒肉臭”这种表达方式，古人叫“省文”或“并言”，所谓“省”“并”就是针对潜在的可以用来训解的不省不并的同义形式而言。同类的辞例有：

训诂同义形式——实际修辞表达

1.润之以雨，散之以风——润之以风雨（《周易·系辞上》）

2.吉与民同享，凶与民同患——吉凶与民同患（《周易·系辞上》）

3.沽酒不饮，市脯不食——沽酒市脯不食（《论语·乡党》）

4.大夫不得造车养马——大夫不得造车马（《礼记·玉藻》）

5.未尝闻中国之声、见中国之色——未尝见中国之声色（《韩诗外传》）

6.衅鼓祭旗——衅鼓旗（《史记·封禅书》）

7.以享神怀人——以享神人（《左传·昭公四年》）

8.有乘轩戴冕过门者——有乘轩冕过门者（《世说新语·德行》）

9.惟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惟孝友于兄弟（《尚书·君陈》）

10.文同书，车同轨——文车同轨（《太玄经·昆》）

11.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后土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礼记·中庸》）

12.入人园圃，窃人菜蔬桃李——入人园圃，窃人桃李（《墨子·非攻上》）

13.耳不聪目不明——耳目不明（《后汉书·杨厚传》）

14.以索马百匹牛百头——以索马牛皆百匹（《左传·襄公二年》）

15.一座座山一条条川——一座座山川（《青藏高原》歌词）

以上原文语例参李运富（1998）《论意域项的赘举、偏举与复举》。列在“——”前后的语句都分别构成同义形式。后面是文献中实际表达的编码形式，前面是理解修辞产生的训诂形式，二者应该同义才能符合训诂沟通的要求。实际上这些文献中出现的表达形式都可能产生误解，从而出现歧义形式，也就是说“——”前面的同义形式并不是唯一的，但要从不唯一的歧解之异中找出跟表达原意相同的同义形式来，才能达到训诂与修辞的完美沟通。上举列在“——”前面的未经“省并”的同义形式虽然是训诂解码产生的临时形式，但如果真的符合修辞表达的原意，一定会在更广阔的语言背景里找到这样理解的事实依据。如“文车同轨”在《说文解字叙》中有“书同文，车同轨”的不省表述，“耳目不明”有常见的“耳聪目明”正面表述，“牛马皆百匹”在《旧唐书·西戎》里有“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的量词连用表述，“一座座山川”也有“一座座山来一道道沟”（贺国丰《不成恋爱交朋友》歌词）这样类似的不省表述，可见上面的训诂同义形式不仅能“揆之本文而协”，也是可“验之他卷而通”的，所以真正达到了训诂与修辞的同义沟通。

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启阅）

李运富 1998 《论意域项的赘举、偏举与复举》，《中国语文》第2期。

李运富 2019 《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训诂疑难二题》，《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第5期。

李维琦1984 《黄犬奔马句法工拙论》，《湖南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李维琦 1986/2012 《修辞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维琦、王大年、王玉堂、李运富 1990/2012《古汉语同义修辞》，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维琦、黎千驹 2004 《现代汉语实践修辞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尹 福 1987 《锐意创新 独具特色——读李维琦先生〈修辞学〉》，《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王希杰、秦旭卿 1988 《一本富有八十年代特色的古汉语修辞学著作——李维琦〈修辞学〉读后》，《广西师范大学学 报》第4期。

郭焰坤 1993 《“同义修辞”的转机之作——评李维琦等著〈古汉语同义修辞〉》，《当代修辞学》第3期。

郑庆君 2004 《湖湘修辞学研究及其发展前景》，《船山学刊》第4期。

本文原载《古汉语研究》2021年第4期

（本文据作者原稿推送，引用请参考原刊）

编辑|王赫岗

审核|刘伟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