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铸主办“汤池训练班” 北平、天津失守后,在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影响下,全国上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平津 等地流亡学生成批成批来到武汉,其中大多是进步青年,还有不少学生党员。一时间,武汉成了国统区里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大本营。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是董必武辛亥革命时的朋友,又是与董老一起考取秀才的同窗。日军入侵,国难当头,因此他很关心 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在一天夜里,他秘密前去拜望董老,请教今后如何合作抗战。 石瑛说:建设厅下面有一个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由他兼任主任委员, 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训练农村合作人员,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是,他们训练出来的几批农村合作指导员都只知做官,不会做事,农民得不到实惠,许多贷款还被“指导员”中饱私囊了。石瑛希望再办几期训练班,请共产党参与领导,由共产党来训练。对此积极的意向,董老当即表示了支持。 石瑛得到支持后,便找建设厅棉业改良所所长杨显东具体商议开办训练班的事宜。棉业专家杨显东提议,训练班可请李范一先生做名誉主持。 李范一也是董老辛亥革命时的朋友,在美国学的是实业,回国后提倡“实业救国”,当时是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的委员,正在应城县的汤池搞农村改进实验区,实际就是办了个农场,除种地、养猪外还开办了碾火厂、榨油厂、织布厂和供销合作社等。李先生为人清正廉洁,颇有抱负,此前还曾先后担任国民党安徽省建设厅厅长、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等职务。现在要办训练班,由他出面当然再合适不过。 杨显东还提议,训练班地址选在应城的汤池最好。对此,石瑛都一一同意,并同杨显东与农业银行农村贷款部主任孙耀华一同去应城征求李范一 的意见。李先生早就听说人们对农村合作指导员颇有微词,因此听了杨显东谈的新设想自然满口答应。 杨显东回到武汉先后向石瑛与董老报告了此事,董老通知中共湖北省临委派人介入此项工作。湖北省临委即派陶铸以共产党员半公开的身份去汤池实际主持训练班工作。 经过党内布置,招生工作几天就结束了。第一期学员约六七十人,多是平津来的进步大学毕业生和肄业生。 训练班每期为一个多月。主要课程有:抗战形势分析、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政策等。陶铸亲自教授军用地图的测绘和游击战术课。在训练班上也讲怎样做农村调查、怎样发动群众,当然还有些农业贷款知识等。训练班主要采取先提出问题,然后进行座谈展开讨论, 最后授课的形式,由于突破了教员讲、学员听的刻板模式,因此气氛相当活跃,师生都觉得心情舒畅。 我是随第二批招收的学员一起从武汉到汤池的,被任命为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并兼任教员。 我和陶铸住在李范一先生住宅旁一间有温泉浴室的小房子里,学员们则住在两里外的李家庙。 训练班的生活是很紧张很艰苦的,学员们一律睡地铺,蹲在地上吃饭,坐在地上学习。每天天刚亮,学员们就要升旗跑步出早操,伙食以咸菜干饭为主,极少有鱼肉,这倒很像 我后来经历的延安生活。尽管这样,学员们却个个情绪高昂,天天歌声嘹亮。  除了课堂讨论,不时还有紧急集合和夜行军,也搞过小型军事演习。我们还带学员去附近的农村进行过社会调查。大家在训练班里学政治、学军事、接触社会、磨炼意志,每个人都明白训练班的宗旨是为这场正义战争培养合格的干部,是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基础做准备,而农村贷款指导工作,只是发动群众的先导,拿陶铸的话讲叫“敲门砖”。学员中大多是流亡学生,他们饱经了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苦楚,抗日的觉悟很高,所以都拥护训练班这一宗旨。 可是,当陶铸将这一宗旨报告临时省委和长江局时,王明却批评说,我们这样做违背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王明又说,什么“敲门砖”!训练班就是培养农村贷款指导员,不要搞成游击战争训练班! 王明自1937年1月被共产国际书记处派回国后,一直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自居,到处指手画脚,推行他“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路线,干扰中央“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 陶铸虽挨了批评,但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回汤他后仍按既定的办学宗旨培训学员。除了让学员进行游击战争训练外,他还为湖北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实际准备工作:他亲目到鄂中大洪山区察看地形、绘制了十多张军用地图;又派出骨干学员深人山区要地,做发动群众和布置游击战争后方根据地的工作。他还从训练班极其有限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加上李范一先生资助汤池合作社的资金共3600元,委托八路军 武汉办事处从香港购回了24支德国造的驳壳枪。除此之外,他又安排人打入国民党的联保武装,开展统战工作,力求影响甚至控制这支队伍为我所用。他还十分注重在上层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土中开展工作,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救亡运动。 作为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我的工作主要是了解和考察学员的政治思想表现和发展党员,以便结业时能有一批人走出汤池到各地去建立并发展党的组织。支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负责地方的党组织建设,因此我经常将因种种原因而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地方同志请来谈话,审查其历史,研究并决定可否为其恢复党籍。我还直接去应城的陈家河以及天门的皂市、汉川和京山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支部,发展党员,发动组织群众,为进行持久的敌后游击战做准备。陶铸与我当时都年轻,脑子也快,又都有武装斗争和政治工作的实际经验,所以在训练班里我们很快就分别写出了教材。陶铸写的是 《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我写的是《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都有一万余字。师生们讨论中提出的意见, 经过扬弃和提炼升华后也吸收进了文章。这两本小册子很快由武汉某书店出版并公开发行,有一次我去武汉, 在金城书店的书架上还看到过。可惜 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们竟没有保存下这两本书,实为憾事。 汤池训练班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大特务康泽、徐恩曾和一些国民党政要或派人或亲自前往“参观”“视察”(实为监视),甚至蒋介石也惊恐地说:汤池训练班是一所“红军大学”。十分耐人寻味的是,被派往监视训练班的人不少后来都投向了共产党。其中,负有监视任务的应城督学张谦光在汤池旁听了两星期课之后,思想认识上便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到应城即以督学的名义,一面积极鼓励当地青年去汤池训练班学习,一面亲自带领进步教师下乡宣传抗日。应城沦陷后,他坚定地投身于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 放斗争,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又先后担负过中共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的重任。正因汤池训练班具有如此之大的感召力,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1938年5月,汤池训练班被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勒令停办。 应城汤池训练班只办了三期,但三期训练班却培养出了300多名抗战骨干。汤池训练班的学员,后来遍布湖北32个县。党利用这个公开阵地,借官方名义,大力开展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筹组武装力量、准备抗战的活动,从而取得了农村工作的主动权,为之后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做了充分准备。正如曾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所说的,汤池训练班 成了“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再遭撤职 还是在汤池训练班的后期,省临委组织部调我到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我很高兴,因为多年做地下工作没有学习的机会,早就 盼望坐下来好好学点理论了。我兴高采烈地移交了工作,离开汤池来到汉口,训练班尚未开学,却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卷起铺盖返回汤池。只是,组织上并未说明不让学习的原因。 回到汤他训练班,发觉我已被免去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成了没有任务的闲人。我百思不得其解，思想上很苦闷。尽管如此,我仍自己找工作做, 因为我作为教员的身份并没有被取消。于是我照样参加学员的学习讨论,找学员和地方同志谈话,也到校外去做社会调查。 共产党员,在任何困难面前和逆境中都要自觉为党做工作,这是我一生的信条。我这一辈子多次身处逆境,但这个信条却从未改变或动摇过。 后来才听说是福建办事处的范某某打了电报给长江局,说我同任达(即任铁锋)是从闽东苏区逃跑出来的。 这件事当时把陶铸也牵连进去了,有人硬说任达就是陶铸,因为陶铸笔名叫任陶。但即使在这种时候,陶铸也仍然鼓励我振作精神自觉搞好工作。他说,我们之所以参加革命是因为我们追求真理,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们自愿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党的哪个领导或哪个组织,无论信任或不信任,都不能动摇我们自觉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甘愿随时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共产党员,什么时候也不能对革命事业丧失信心,什么时候也不能丧失革命锐气,什么时候都要坚持为党工作。 陶铸的鼓励给了我莫大安慰。我暗暗叮嘱自己:尽管职务有高有低,但思想上我不能落后于他!我知道,“舌头底下压死人”的事情古已有之,但 再重的舌头也压不死我为党献身的决心! 然而,厄运之火不久也烧到了陶铸的头上。 由于汤池训练班的宗旨与王明“统一战线至上”的右倾主张背道而驰, 陶铸又不听“招呼”,所以第三期训练班还没有结束,王明就下令将陶铸调 离了。1938年6月湖北省委改选时,又将一直任省工委和临时省委委员、一度还担任省临委副书记的陶铸排挤在外,说是要他去宜昌,在鄂西中心县委另行分配工作。可是等陶铸离开汤池到达宜昌时却又什么工作也不分配,只是让他就地待命。  这是陶铸第二次被王明免职——同样都说另行分配工作,同样是什么工作也不分配! 把个人成见引人党内严肃的路线斗争,这也是王明的一大“发明”,王明的狭隘与偏执由此可见一斑。 陶铸被调离汤池时,战局已经很明朗: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武汉失守是不可避免的了。 训练班为陶铸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师生们在发言中对逼走陶铸都很义愤,陶铸则坚定地对大家说:“我现在是暂时离开大家,一旦武汉沦陷,我会立刻回来的!到那时,我们一起去敌后打游击,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陶铸压倒一切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训练班师生的心。 我这时在汤池训练班已无工作,只保留了党籍,不过是陶铸家属,这样我也只好随陶铸走了。 我们在宜昌住了一个月,陶铸的任命仍没有来,后来听说让他去重庆, 陶铸火了:“去重庆干什么!我的岗位在前线!” 1938年10月26日武汉失守了,日军先是占领了武汉三镇,随即又占领了武汉外围的一些城镇,而国民党军队却像潮水般四处溃退。 正是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陶铸决定:迎着国民党的溃军走,上鄂中, 上大洪山去! 这就是陶铸,一个为了真理和正义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人! 我决定不随他走。我要随荆门来的郑速燕到鄂西的荆门,去开辟自己全新的工作!于是我们向鄂西中心县委作了汇报。 中心县委同意后,我们三人就出发了。那是一个大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秋露很重,身上冷飕飕的。我们一起上了宜昌开往襄樊、荆门的长途客车。车子开到十里铺时,陶铸就下车了,他要从这儿徒步去鄂中大洪山区。 陶铸口袋里插着一把牙刷,提了一个竹篮子,三步一回头地渐渐走远了。唉,此去鄂中几百里,关山迢遥,土匪多如牛毛,你独自一人,可要善自珍重啊! 没有儿女情长的送别,我在颠簸的汽在上默默目送着踽踽独行的陶铸渐去渐远,目送他隐没在一片金色的秋阳中。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义无反顾地各奔东西,走向了不同的战场。 《陶铸传》写道:“在抗日战争时期, 鄂中能很快开创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树起新四军的大旗,是陶铸同志坚定贯彻党中央方针、政策的结果。”李先念曾说,鄂中陶铸、杨学诚等同志靠八条枪起家而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成了以后发展、坚持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历史已经对此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王明打击陶铸,但鄂中的广大党员、游击队员、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却十分信任拥戴陶铸,即便是六十年后的今天,鄂中人民也仍在怀念陶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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