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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 顾大椿 要追溯京山抗日游击战争那段准备阶段的历史，先要从应城汤池训练班说起。可以说，没有汤池训练班，就不会有京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1937年10月左右，我们党由董必武同志出面和湖北省国民党的元老—石瑛、李范一两位先生商定，在李范一先生家乡应城汤池开办训练班。名义上是训练农村合作社的干部，实际上是为鄂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准备干部。湖北省(工)委，通过武汉地下党动员了一批进步青年去训练班学习。省委派陶铸同志主持这个训练班。训练班虽然也讲一些农村合作社的课程，但主要是宣讲我们党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并在汤池附近进行游击战争的演习。训练班共办了三期，每期一个月。第一期只四十名学员。以后每期一百余人。多数是城市知识青年，爱国热情很高，内有少数党员。训练班结束后，办了汤池临时学校，主要吸收当地的知识青年。经过训练，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训练时间虽短，但为鄂中沦陷后开展游击战争准备了几百名骨干。训练班第一期结业的时候，鄂中特支决定把学员分成若干工作队，到应城矿区和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并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当时为了试探京山的“气候”，党组织派我、陈辛人、胡璇同、郭钢钟等八、九位同志以宣传队名义去京山周游一圈。据李范一先生说京山有一股势力和应城有矛盾，对汤池训练班有戒心。要我们去试探一下去京山能否活动。在1938年1月我们从汤池出发，经曹武街、石板河、宋河、天王寺到京山县城。我们出发时只准备了“放下你的鞭子”一出小戏，供街头演出。哪知到了宋河镇，人家在广场上搭了戏台，我们只好临时突击，加演了“张家店”短剧。我们一路宣传，不仅没有遭到冷遇，而且还受到热情接待。即使到了县城，国民党的党政部门也未敢出面干预。所以，我们从京山回到汤池后向陶铸同志汇报，认为，京山可以去。说明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抗日救亡是各阶层人民的共同要求，谁也不敢阻挡。1938年春节时，训练班把已结业的两期学员共一百余人一起分配，分赴到鄂中各县，担任县农村合作社指导员。名义上是发放农业贷款，实际上到各县去工作的同志心里都明白，就是要千方百计把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在敌人侵占鄂中时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办法一是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二是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当地有威望的上层人士(特别是掌握枪杆子的权威人士)出面支持抗日救亡活动；三是发现进步分子，积极发展党员。我当时被派到京山担任县合作社主任指导员，和我一起去的有夏菲、谢威、李蔺田、郭钢钟、石维新、陈玉虹、刘行端。后来，又派来林涯萍、李金生等同志。他们都担任合作社指导员。其中开始只有我、夏非、石维新是共产党员。谢威因洪湖红军突围时失掉了党的关系，一时党籍还未恢复，一直到1938年4、5月间才重新入党。后来，我们发展了李蔺田、陈玉虹、胡开炯为党员。不久，石维新同志调到汉川工作，胡开炯回湖南工作，刘行端去后方上大学。我们这十来人中除谢威同志过去有过农村工作和打游击的经验外，都是二十岁左右的知识青年。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救亡热情很高，不怕困难，不怕吃苦，但比较单纯，缺乏农村工作的经验。好在我们有汤池训练班做靠山，如有问题解决不了，就由我跑五六十里路到汤池去找陶铸同志，向鄂中特支(特委)汇报、请示。京山在土地革命时曾是红军的游击区，但红军撤退后，党组织遭到破坏，有的党员隐蔽起来了，我们一时还找不到线索。在知识分子中京山有两位较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吴奚如和聂绀弩同志，可惜他们本人不在京山。通过这一线索我们找到了聂绀弩同志的爱人周颖同志(当时可能在京山隐蔽)。由她介绍结识了刘辅珩等人。他们有较多的社会经验，和京山上层人物有联系，思想还比较进步，但顾虑重重，不敢公开出面活动，也不敢和我们多接触。那时，我们已为各方面注目。我们来京山时，正是下雪，穿着草鞋走了六十里的雪路，自己并不觉得什么了不起，却引起人们的猜测，说我们这些大学生不寻常，暗指我们是有政治背景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许作宾向各方面打了招呼，不要和我们接近。特别是京山县有一个“土皇帝”，名叫曹勖，是个国民党的军统分子，别动队队长。他虽经常在外，但家住县城，对京山很有影响。我们的活动已在他那里挂上了号。他把我们刚到京山贴的一张标语撕下，上面写的是耕者有其田”，(其实这张标语是从国民党自己颁布的救国纲领中摘抄下来的，也是孙先生的主张。)到蒋介石那里去告状。由于那时武汉的“大气候”还比较好，蒋介石不仅未予理睬，而且说“他们会搞，你们不会搞?”这个状虽然没有告准，但京山县城的各方面人士都不敢大胆地接近我们了。原来的合作社主任指导员专程到我们住地，警告说“京山人很野，特别是乡下农民很野，搞不好就要打人，甚至打死人。”以此来恫吓我们。我顶了他一句：“我们是来为老百姓办好事的，他们不会打我们。我们也不怕。”有的人限制家里的孩子同我们接近，甚至关在家里不让出来。有的听过我们课的学生查问我们讲话的内容。总之，开始那一段工作很难开展。一、那时南京已经失守，中原告急，全国已经形成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国民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抗战。如石瑛、李范一就是一例。他们都是湖北省有名望的国民党元老，和我们党合作举办汤池训练班。蒋介石一时还未下决心公开闹摩擦破坏团结抗战的局面，这些都对京山反共分子曹勖之流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不敢对我们下毒手。二、京山县的当权派并不是铁板一块。县党部书记长虽然比较顽固，而县长任友梅却采取中立态度，既不支持我们，也不反对我们。县城的文化馆长就允许我们利用文化馆开展各种活动。特别是有一些乡镇的实权派，各自为政，不一定受县党部控制。这时农村中的地主阶级正在分化，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为了保家卫国，正在寻找出路。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他们就愿意跟共产党走。这些人手中一般都有武装，争取过来，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意识到这点，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去争取乡镇的当权派，在石板河乡、孙桥乡收到了成效，使两个乡的乡武装成为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这对京山开展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三、京山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红军的游击区，有革命的影响。在红军突围后，地方上还隐蔽了一些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当我们工作逐步深入到农村时，就找到了他们。如石板河的徐履青、徐步青、东桥的杨筱震等同志，他们在动员和组织本地人民参加游击战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一批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我们的活动。正因为我们运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克服了困难，逐渐打开了局面。我们在工作布局上重新作了安排。根据鄂中特支和陶铸同志的指示，我们把工作积极伸向农村，伸向山区。一方面继续做好县城的工作，一方面积极加强乡镇工作。当时选择了石板河、孙桥、东桥三个点为伸向山区作积极的准备。同时，也为了一旦武汉沦陷国民党沿公路向西溃逃时，便于收集国民党丢弃的武器弹药作准备。在县城，我们主要以县文化馆为阵地开展活动。县城里的青年先后逐渐串连起来参加了这些活动。张书绅是其中思想作风最好的一位青年。他们还串连了一些女青年。他们中不少人经过锻炼,成为共产党员。后来，武汉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同志组织领导的)派来了乡村巡回宣传团的两位同志来京山，和我们一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县城的沉闷气氛逐渐为之打破。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开展了统战活动，一些士绅如查亚迪、查唱初、曾昶陔，由开始不大相信我们转变到同情我们，为我们开展活动提供一些便利条件。一是石板河。沈少华同志在进行汉流(红帮)统战工作时，了解到石板河的联保主任黄定陆思想比较开明，可以争取。他是个汉流大哥，也是个教书先生，在地方上很有威望。他掌握的联保武装有一、二十支步枪。因此，我和沈少华同志专程去拜访他，和他作了一次恳谈，商妥在那里以发展农业合作社为名，积极准备游击战争。后来由李蔺田同志常驻石板河，进一步进行工作，很快在石板河建立了党的组织。不久，黄定陆同志也入了党，联保队由曾在红军时期参加农民协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徐步青、徐履青两位同志当队长。这样，石板河的乡政权和武装完全掌握在党的手中。在京山沦陷时，他们就带领这支武装上了山，进入丁家冲，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京山县的自卫中队。二是孙桥，三是东桥。这两处都在公路沿线。我们为了便于在公路边收集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武器，派了谢威同志去东桥，郭钢钟、陈玉虹同志去孙桥。在东桥依靠红军走后隐蔽下来的杨筱震同志建立了党的组织，逐渐向山区客店坡发展。在孙桥，了解到联保主任李方时也愿意跟共产党走，他也掌握了联保武装。经过工作，也入了党，在京山沦陷时，也上了山打游击。此外，我也曾去过京山南山，作些调查，了解了一些线索，并造了农业合作社的花名册，但因我们人手不够，加上对南山情况不摸底，没有经常联系，在京山沦陷前未能形成力量。1938年8月29日(阴历闰七月初五)，京山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日寇出动五十六架次飞机，轮番轰炸了这座古老的小县城，一时间天昏地暗，房倒屋塌，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八九千人的小县城，据说被炸死了2000多人，炸伤了1000多人，几乎家家都有死伤。一座古城成为一片废墟。我们正准备那几天开会，除了谢威同志未到外全都集中了。我们几个人都靠着城墙隐蔽，一颗炸弹就在离我们二、三十步的地方爆炸了，炸得城墙前后晃荡。这时国民党一筹莫展，没有什么善后措施。我第二天即跑回汤池，向陶铸、李范一先生汇报，请求支援。汤池很快派人来帮助抢救，掩埋死者，救护伤员。这时省委派了杨学诚同志来汤池担任鄂中特委书记。他知道京山被炸后，亲自带了一些人来到京山代表汤池训练班进行慰问。在这场大灾难面前人们更加看清楚了我们是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县城附近村庄的农民在京山被炸后，第二天就派几个人进城专门来打听我们的消息，当他们知道我们安然无恙时，说：“好人是不会死的。”我们听后，也感到几个月的工作没有白做，已经和农民心连心了，十分感谢他们的关怀。京山轰炸以后，形势越来越紧，眼看武汉就要沦陷，我们就更加抓紧准备，一是抓紧党的建设，克服关门主义，大胆发展党员。只有有了一支坚强的党的队伍，才能在最困难时刻冲上前。二是想办法弄到武器。除石板河、孙桥我们已掌握住了联保武装外，在县自卫队里也发展了几个党员，并布置地下党员准备在沦陷时收集武器。10月下旬，武汉沦陷，国民党大军向西溃逃。京山县党部书记长许作宾也慌忙往后方跑，路上遇到了谢威同志正往山里走，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国民党是不行了，希望在你们。” 应城、京山相继沦陷，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同志带上应城潘家集的自卫队八条枪进了京山丁家冲，黄定陆的武装也进了丁家冲。在特委指示下，应城地区发动的各路武装都汇集于丁家冲一带。从此，鄂中游击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至此，938年10月，我们京山的“合作社指导员”和党员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那时，我们的水平很低，办法很少，年纪很轻，政治上很幼稚，其所以能够取得成绩，首先是要归功于人民。人民要抗战，人民要保家卫国。如果没有京山的人民支持，我们就寸步难行。当时，如没有徐履青、徐步青、黄定陆、杨筱震、张书绅等京山地方的同志支持我们工作，我们将一事无成。可惜有的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了，我们将永远悼念他们。第二，要归功于党的领导。鄂中特支(特委)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当时，一个重要的方针就是要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要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一定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我是随着陶铸同志到汤池的，当时学员中只有四个党员，陶铸同志召集我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明确说清楚这次训练班的目的就是为了准备游击战争。那时，我们不知道王明推行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后来，才知道湖北省的某些地方党组织执行了王明路线，丧失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时机，结果，不少土匪伪军趁机而起。鄂中党组织没有执行王明路线，因此，王明就打击陶铸，说他闹独立性。那时，京山的曹勖也是三番五次要把陶铸赶走，向蒋介石告发陶铸到京山山区视察，诬蔑他准备在大洪山设立兵工厂，搞苏维埃。蒋介石以此责问王明。王明深怕得罪蒋介石，就处处打击陶铸，把陶铸省委委员的职务都撤掉了，降为一般党员。这样在内外压力下，陶铸同志不得不暂时离开汤池到宜昌。但京山一沦陷，他又赶回京山丁家冲。那时，毛主席三大法宝的论述还没有写出来，但现在回顾一下那段工作，我们还是基本上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领导)的原则来做的，因此取得了成绩。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才能得以贯彻。那时，我们在汤池训练班除了在政治思想上坚定了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念外，也培养了党的优良作风：一、艰苦奋斗。二、实事求是。在汤池训练班学习时，睡稻草，吃白菜，没有一个人叫苦，结业后，又以一个月时间到社会上去进行调查，要我们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我们到京山去基本上保持了这一优良的作风，特别是陶铸同志自己带头做到。有一次陶铸同志到京山检查工作，检查后留在我们那里吃了一顿饭，饭后他留下一毛钱就走。我们不要，但追出去他已走远了。这件事情虽很小，但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意思钱只一毛，不值一提，但群众纪律是大事，不能马虎。从陶铸同志身上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对我们影响很大。第三，才能说到我们自己。我们几个人虽然都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我们在主观上还是很努力的，在困难面前没有动摇过；不懂不会的事，就努力学习，互相帮助；纪律观念比较强，组织上决定的事，一定坚决完成。几十年来，我们十来个同志中，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病故了。我们将永远纪念他们。特别是陈玉虹同志值得一提，他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刚到京山工作时，他不到二十岁，一说话就脸红，不敢单独负责一件工作，以后经过实际斗争锻炼，成长起来了。我还记得1943年他从应城写一封信告诉我，他已经学会独立指挥一个连作战了。中原突围时，他到鄂西北打游击，改名为许明清，不幸被俘。国民党师长要诱降他，他不干。后来要他对当地群众讲共产党不好，不讲就活埋他。他上台说“共产党打日本有什么不好?”国民党不准他讲下去，推下土坑活埋了。可是，老百姓在夜里偷偷地为他树了墓碑。国民党发现了，把这碑打了，但不久又树了一块，如此打了又树好多次。后来，一个老头说，他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县长讲“我活着为老百姓，死了也要为老百姓，不愿看着你们为我受牵连，不要再树了。”当地群众听后，说他已成仙了。远近百里的人，络绎不绝到墓上烧香求愿。这时，碑倒没有了，但国民党却再也阻拦不了。鄂西北写革命史应该写他一笔，京山革命史上也应该写上他一笔，因为他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课是京山人民教他。他是在京山工作时入党的。京山1938年发动抗日游击战争那段历史证明一个真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坚定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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