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南诏国也。本唐小夷蒙舍诏，在诸部最强
证券从业人员，有问题可以直接私信我就好啦 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记载：“大理，南诏国也。本唐小夷蒙舍诏，在诸部最强，故号南诏……大理地广人庶，器械精良……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後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需浮量磁器并碗，琉璃碗壶及紫檀、沈香水、甘草、石决明、并泉石、蜜陀僧、香蛤、海蛤等药，称利正二年十二月，其后云：古人有云'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同，情虑相契。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续继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其人皆有礼仪，擎诵佛书，碧纸金银字相间。” 从李观音得的文书来看，大理白蛮除方言及人名用三个字与内陆人不同外，其馀无异于中原汉人，而且同样尊孔崇儒。 元代黔西、滇东北、四川凉山乌蛮（彝族）风俗 元代云南乌撒乌蒙道宣慰副使李京在《云南志略》中对当时彝族先民东爨乌蛮有较详细的介绍，兹引其全文：“罗罗，即乌蛮也。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配双刀，喜斗好杀，父子昆弟之间，一言不相下，则兵刃相接，以轻死为勇。马贵折尾，鞍无，剜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足趾。妇女披发，衣布衣，贵者锦缘，贱者被羊皮。乘马则并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手面经年不洗。夫妇之礼，昼不相见，夜同寝。子生十岁，不得见其父。妻妾不相妒忌。虽贵，床无褥，松毛铺地，惟一氇一席而已。嫁娶尚舅家，无可匹者，方许别娶。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須不可缺，事无巨细皆决之。凡娶妇必先与大奚婆通，次则诸房昆弟皆舞之，谓之和睦；后方与其夫成婚。昆弟有一人不如此者，则为不义，反相为恶。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继父之位。若耐德无子，或有子未及娶而死者，则为娶妻，诸人皆得乱，有所生，则为已死之男女。酋长无继嗣，则立妻女为酋长，妇女无女侍，惟男子十数奉左右，皆私之。酋长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葬毕，用七宝偶人，藏之高楼，盗取邻近贵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则不能祭。祭祀时，亲戚毕至，宰祭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竿横设一木，左右各座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多养义士，名苴可，厚赡之。遇战斗，视死如归。善造坚甲利刃，有价值数十马者。标枪劲弩，置毒矢末，沾血立死。自顺元（今贵州贵阳地区）、曲靖（今云南曲靖地区）、乌蒙（今云南昭通地区）、乌撒（今贵州威宁地区）、越嶲（今四川西昌、凉山、攀枝花地区），皆此类也。” 从李京的介绍来看，元朝时期东爨乌蛮的活动范围已经有所缩小，除了川南的西昌、凉山、攀枝花等地区外，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唐朝初年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部的故地，云南的昆明和楚雄地区已无大股乌蛮活动的记载，据此推测，南诏时期迁徙到西爨故地的乌蛮人口并不是很多，其大部应该是越过金沙江进入川南的西昌、凉山、攀枝花地区了。五十年代初，召集凉山彝族家支头人座谈，探讨凉山彝族的来源问题，其家支头人多自述距今四十多代以前从云南昭通迁入凉山，时间正是在南诏统治时期，这与古代史书中记载的“（唐）懿宗时，蒙诏立城曰建昌府（在今四川西昌城东段家街），以乌、白二蛮实之”相吻合。又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在凉山调查得知，唐朝时期东爨乌蛮共有五个部落从云南昭通经不同路线迁入凉山，在元代以后逐步演变为大小凉山和西昌地区的彝族。 南诏大理与川南地区白族历史文化 唐朝人樊绰在《蛮书》卷八中说：“南诏（国王）有妻妾数百人，总谓之诏佐（即王后）。清平官、大军将有妻妾数十人。俗法：处子、孀妇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卢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来相送。”南诏统治者妻妾众多，白蛮大姓赵氏亦是如此，故其子孙遍及云贵川南，早已不局限於赵州（今大理市凤仪镇）一地。在云南之鹤庆、昆明、通海，四川之西昌、德昌、会理等地亦在在有之。明《寰宇通志》卷一百十二说临安府：“南诏於此置通海郡都督府，大理段氏改为通海节度，寻改秀山郡，后为通海郡……李、董、张、王、赵五姓为郡主。”通海都督府，治所在今云南通海县，管辖今云南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部分地区。明《寰宇通志》卷六十九载：“南诏王蒙世隆置东川郡，遣清平官赵铎些冢子（嫡长子）赵些贤治之。”东川实为东爨之变音，赵铎些是南诏宰相，其父赵乐铎，也是南诏重臣，以其嫡长子赵些贤为东川节度使，实际上就是东爨节度使，治所在今云南会泽县，大理国时期又改置东川（爨）大都督府，其管辖范围包括今云南曲靖、昭通和金沙江对岸的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白蛮贵族、东川节度使赵些贤的后裔遂由此成为唐宋元明清时期统治凉山彝族的世袭土官。又《元史·地理四》载：“永昌州（在今四川会理县境内）……即古会川也。唐天宝末，没於南诏，置会川都督……置五睑，徙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十二姓於此，以赵氏为府主，居今州城。”南诏在今川南会理县设会川都督府，管辖今四川大渡河以南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地区（包括越西、甘洛、冕宁、喜德、盐源、木里、西昌、德昌、会理等县市）和攀枝花地区，及云南楚雄州的一部分，仍然以白蛮贵族赵氏为世袭统治者。於此，则整个云南东北和四川南部的彝族地区在南诏时期皆纳入了白蛮贵族赵氏的世袭统治。《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庚申载：“建昌府故女土官师尧夫弟安伯、柏兴州知州西天卜、乌撒军民府知府卜穆、会川府知府王春……及碧舍县知县赵士贤、麻龙县知县卢右等来朝贡马及方物，各赐绮、帛、钞、锭。碧舍县在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普诗乡，元末叫北社县或北舍县，由土官世袭统治，其地有著名的南诏大理时期博什瓦黑佛教阿吒力派石刻岩画，是与南诏德化碑、崇胜寺三塔、剑川石窟具有同等历史地位的南诏历史文物。“碧舍”、“北社”、“北舍”，均是彝语地名“博什”、“普诗”的同音异译。据考证，博什瓦黑佛教石刻岩画就是古代统治昭觉彝族地区的白蛮土官赵氏所开凿的。赵氏土官原驻昭觉竹核，元末遭黑彝家支势力驱逐，土地被侵占，遂迁往靠近西昌的普诗乡居住，改授北社县土知县。明初与诸土官一起来京贡马及方物，后改授土把事，仍管束部分彝族部落，曾与黑彝通婚，明朝中叶以后在普诗乡的把事衙门又被彝族家支焚毁，赵氏土官被造反的彝族攻杀，其后人又翻山搬到毗邻的西昌大兴乡居住，仍担任世袭土把事，子弟多为建昌卫儒学生员。清代以后，丧失土职，同化於当地汉族中，族人又分迁各地。今西昌大兴、川兴、礼州、河西与德昌县六所、宽裕等乡镇尚有其后裔聚族而居。现大兴赵氏的祖坟还在昭觉县马增依乌乡境内，曾被盗，有墓志铭发现。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昭觉彝族老人都还称大兴赵氏为“赵家兹莫（赵家土司）”，知道大兴汉族赵氏的祖先就是古代统治昭觉彝族的土司。该支赵氏还有同族后来同化於昭觉境内的黑彝之中，改姓“莫色”或“磨石”。西昌大兴赵氏的祖先，就是南诏清平官赵铎些的嫡长子、东川节度使赵些贤（见李宗放：《凉山昭觉博什瓦黑石刻的族属为白族考》，《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民国《西昌县志》卷十一《改土归流议》说：“土司所属各支强夷，畜奴众多者，则悍然玩土司於股掌，稍不如意，则率众攻土司，擒其人，要其财，土司无可奈何。”自明朝中期以来，凉山黑彝家支势力崛起，动辄倡乱，土司无力制驭，已失去对大多数凉山彝族的统治。遭黑彝家支驱逐、攻杀的土司比比皆是，不少土司被迫迁往汉区居住，靠变卖田土和向汉族佃农收租为生，几代以后就同化成了汉族士绅。西昌大兴赵氏，由唐宋元明时期统治凉山彝族的白蛮世袭土官演变为汉族地主的历史，大体就是如此。而在今凉山州德昌县境内的白族赵氏土司是一直到了清朝咸同年间才被满清政府改土归流的，“德州（今德昌）土司赵光远，已在咸同年间改土归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凉山西昌彝族地区土司历史及土司统治区社会概况》） 关於赵铎些的事迹，云南大理地区明宣德九年《故有元时民义土军万户赵侯并段氏墓碑志》上曾有所记载：“厥先乃鄯阐南永诏营人，今昆阳州（今云南晋宁）地，讳铎些，曩蒙昭成王时以功授任鄯阐逻演习，以景庄王时调任谋统逻（今云南鹤庆）演习，遂家於史城（今大理喜洲）。”也就是赵铎些在南诏时曾经担任过云南昆明和鹤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后来定居於大理喜洲，鹤庆白族民间至今称其为“赵夺（铎）帅”，也知道他还有后裔居住在四川西昌。 元人欧阳玄《陞姚安路记》云：高自升泰相国，六世至护隆，封其长子隆政为姚安、会川、越嶲三郡之演习，演习者彼国牧守之称也。”则大理国晚期，白蛮高氏国主又分封其长子高隆政统治今四川凉山、攀枝花和云南楚雄地区。 南诏大理和元明时期，生活在今四川西昌和凉山地区的白蛮人口众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大寨改良田，组织农民到处开荒种地，在西昌境内挖出了大量的古代白族火葬墓，几乎是明清以前汉族墓葬的底层都有古代火葬墓，由於当时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挖出的文物大多被毁坏和随意丢弃了。八十年代以后，由於建设施工等方面的原因，又在西昌发现了大量的火葬墓，其规模之大，在全国范围内仅次於大理。还出土了不少大理南诏时期的精美文物。很多火葬墓上都有打制过的石器，一种是尖石，大小不一，状如塔形，石上多刻有其姓氏，已经发现的姓氏以杨、张、赵、何为多；另一种刻有莲花状的佛教图案，上面也有文字；装骨灰的内外两层陶罐内部分较大的骨殖上面还有朱砂写的印度梵文，并贴有金箔；有些外层大陶罐则写着“永作佳城”四字。据此推测，元代以前西昌境内的主要居民应该就是白族人。 凉山汉族在过去称白族为“僰人”、“白人”、“僰人子”，后来讹为“白儿子”或“白耳子”。西昌河东街东面有段家街，故老相传为大理贵族段氏世居之地（见1993年《四川省西昌市地名诠释》）。今西昌马道镇围墙村和高枧乡境内的段氏，据史料记载，是元末大理来的土千户段太平后裔。明代以前，环邛海而居的何、段、杨、李、张等姓渔民皆为南诏大理时期徙居西昌，以捕鱼为生的白蛮后裔（见刘世旭《明代建昌“渔人”族属考》，《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明朝嘉靖三年，四川新都状元杨慎因大礼议之争，被发配云南保山，后返乡途经西昌，夜宿邛海之滨的泸山光福寺，时逢农历六月二十四，站在泸山上目睹了邛海平原上白族人举行火把节的盛况，留下了《夜宿泸山》一诗：“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嘉庆《宁远府志》、道光《西昌县志》、《邛嶲野录》等均有记载。元人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白人……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禳。”凉山部分彝族虽然也有火把节的习俗，但大多并不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於此可见，迟至明朝嘉靖年间，白族仍然是西昌境内的主要居民。在杨慎所夜宿的泸山光福寺左侧，就有蒙段祠，这是南诏大理时期蒙氏和段氏的太庙。清同治重抄《泸山志》序言上说成是，蒙段祠“盖当年蒙、段二土官之家庙也。”蒙段祠中过去供奉有望天圣母段氏女子之肉身，五十年代初被毁。据泸山光福寺所存南明永历癸已年孟冬月《泸山碑记》上说：“我朝（英宗）正统时，西竺七僧天遣来滋，修竹结茅於山之阿……海滨段氏有女，生而贞洁，青莲无染，为其感化，遂欢喜而供养之，功成果就，羽化登仙，段氏随仰首蜕脱，至今崇祀为望天圣母即其像也……嘉靖年间，地震坍塌，段氏所施之田皆化为沧海。”段氏乃邛海边女子，崇僧礼佛，并捐赠田土给泸山寺庙，正是西昌地区白族上层在当时的一贯做法。就是文中所说的这个光福寺，也是南诏时期兴建的。道光《西昌县志》载：光福寺“唐天佑间建”，又民国《西昌县志》卷六载：“景净寺，唐宣宗朝景庄王同母段氏建”。天祐是唐昭宗年号，此时的西昌已归南诏统治。景庄王就是南诏景庄明帝蒙世隆，又名酋龙，他曾在西昌修建行宫，定西昌为南诏国的陪都，以此作为进攻唐朝的基地，后人称其行宫为景王宫，清代以后改为云南会馆，就是现在西昌市人民政府驻地（大水井街）。景净寺在西昌城西北角（今凉山军分区驻地），寺中有古白塔一座，为景庄帝蒙世隆与其母段氏所创建。元人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世隆立，始僭帝号，改元建极……十年，世隆自将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渡河以南尽属蒙矣。在位十八年，殂於越嶲（今西昌），谥景庄。”杨慎《滇载记》、冯甦《滇考》、胡蔚《南诏野史》亦记载蒙世隆“卒於越嶲景净寺”。南诏景庄明帝蒙世隆死后，就近葬於西昌，其皇陵至今未能找到，据考古部门的专家介绍，近年来已找到一些线索。1950年以前，凉山汉族地区土主庙随处可见，此土主庙又名“景庄庙”，所供奉的就是南诏景庄帝蒙世隆。 元末西昌《创修泸山隐溪寺碑记》云：“至正年间，有僧名道真……募创隐溪寺，遂白於本郡官段公兴之后段阿顺，因舍其界址。”同治重抄《泸山志》之序言云：“蒙、段、李、张、赵、杨六土官也，屡抚屡叛，惟段阿兴好佛心慈悲，汉夷称善政焉。”这说的是元朝时期的事，於此可知，到元朝时期，西昌境内不仅有白蛮贵族段、李、张、赵、杨等姓为世袭土官，甚至还有南诏蒙氏的后裔在西昌地区世袭土职。 据现在调查所知，西昌和凉山地区相当部分汉族土著，实为南诏大理时期进入这一地区的白族后裔，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建都省（今西昌地区）民风民俗的记载来看，在南诏大理和元朝时期，这个地区的主要居民都是白族，甚至到了清朝时期，西昌地区的白族人口都还相当众多。清人魏祝亭在《蜀九种夷记》中说：僰人“佳子弟亦令务儒，多入府吏籍，故建南（今西昌地区）属典吏半出其族。”元代的世袭镇国上将军、罗罗斯宣慰司宣慰使，明代的建昌卫土指挥使安氏（后来改称河东长官司），是元明清以来凉山最大的土司，根据现在尚存的清代安氏土司墓志铭和其它文献记载，安氏以及其辖下的五大通把杨春、张真、张五十、赵阿恭、刘华严奴等皆为白族土司。咸丰十年《安世荣墓碑》载：“公讳世荣，字庭柱，世袭河东长官司兼河西抚夷理民司，其先盖滇人。元至元十六年，一世祖普卜公於云南行省平章帖木耳行辕投诚……特授建昌（今西昌）世袭镇国上将军、宣抚使司宣慰使。明洪武十四年……其五世祖讳配，随军剿抚番夷降附。十五年入觐，改封昭勇将军。廿五年，月鲁构衅，五世叔祖讳昀协同建昌指挥戮力战守，生擒元凶，钦嘉赍之。自时厥后，功昭盟府，迭奏军绩，於二百年威镇边隅，遂有家声於十馀世矣。顺治改元，远人向化，其十三世祖讳泰宁，十六年缴印纳款，仍总管宣慰司事务。”同治十三年安世荣之子《安平康墓碑》载：“其先，滇南世（代）大理人也。自其远祖普卜公……世袭职官，统辖部落，历元迄明至我朝，授宣慰司原职。”民国《西昌县志》卷八《武备志·土司》载：“建昌罗罗斯宣慰司，至元十一年野獠生番占据建昌，（元）世祖命征讨。大理土职安普扑，随同镇国上将军征剿平定，留守於此。”安氏在元朝以前，世代为大理人，向元朝投诚后即授镇国上将军，成为世袭统治凉山各族人民的大土司，当为白族上层封建领主无疑。此安姓，可能是元代以后所改，结合元代史料记载来分析，此安氏可能是大理时期统治西昌的建昌府主段兴后裔。过去西昌民间汉族土著亦有安土官本姓段氏之说，并指称西昌泸山早年为安土官之家山，而泸山在大理时期实为段氏之私产，蒙段祠为段氏之家庙。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八载：“洪武二十五年六月癸丑，置建昌、苏州（今四川冕宁县）二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今四川会理县）军民千户所……谕将士曰：今僰人、百夷、罗罗、麽些、西番诸番宜阅实户数，户以一丁编伍为军，令旧军领之，以民杂居，惟有警则赴调，无事则听其耕牧。”明末曹学佺在《蜀中广记》卷三十四中说：建昌安氏土官“所属有四十八马站火头，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卢鹿、猓猡、鞑靼、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殆千馀里……西夷大酋，此殆为称首”，又说：建南（今四川西昌、凉山、攀枝花地区）“部落散处，君长不齐，约其九种，可得而言曰：一、僰人，二、猓猡，三、白夷，四、西番，五、麽些，六、卢鹿，七、鞑靼，八、回子，九、渔人。”僰人、僰人子、渔民都是白族，百夷又作白夷、僰夷、摆夷，是今天的傣族。罗罗、猓猡、卢鹿都是指彝族，同名异写。西番、土番是指今天的藏族、普米族、羌族。麽些是指今天的纳西族和摩梭人。鞑靼是元代留居在西昌地区的蒙古人。回纥、回子在此处都指回族。综合上述史料来看，明初西昌地区土著居民中仍然以白族为主，一直到明朝末年白族都是西昌地区的主要民族。建昌安土官“所属有四十八马站火头”，是指其下辖四十八家土司土目，其中应该有相当部分都是白族人。中国著名民族史学家唐嘉弘1980年在《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五辑上发表的《凉山土司族属考》一文中指出：“凉山及滇、黔毗邻的各著名土司，本为同一族属，和黑彝没有族属上的联系，因而他们和黑彝的火葬、血统论以及自认高贵的强烈抗拒外部影响的心理状态等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德昌县境内的汉族土著赵氏，德昌县昌州（今王所乡）土司卢家，会理县境内的汉族土著赵氏、高氏、王氏，米易县威龙州（今挂榜乡）土司张氏等，在清代以前亦为白族土司（见李宗放：《白族入川历史考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南诏大理蒙、郑、赵、杨、段、高六姓相继，皆分封子弟以巩固其统治，元明清以来，川南云贵各大土官其实多是白族人，只不过世居其土以后，逐渐以当地民族自居，而产生族别上的混乱。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九载：“建昌（今西昌）坝南路革职安抚司赵国定，於康熙四十九年授职……因於汉人滥膺土职案内革职。”西昌南部的土司赵氏应该也是南诏大理以来的白蛮土官，世长其土，於康熙四十九年随众多西昌地区土司一起向清政府“投诚授职”，当时的具体情况从其他土司的家谱、档册、墓志可知。则建昌南路白族土司赵氏，在清朝雍正年间已经被彻底同化为汉族。又米易县威龙州末代土司张绍光1986年曾自述：“张家原来不是彝族，管辖彝族后，就成了彝族（见李宗放《入川白族历史考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关于西昌地区白族汉化的历史，《元一统志》建昌路条说：“白人重儒敬佛，相见之礼长跪不拜，所为多有西蜀之风”，就是说元代西昌白族与四川汉族在风俗上已经接近了。又明代建昌兵备道佥事范守己在《九夷考》中说建昌僰人，“亦始袭汉人衣冠……其子弟有秀美者，亦知读书为吏为儒，与汉人为婚姻，渐入礼教矣。” 明代以前，环邛海而居的渔民皆为南诏大理时期徙居西昌，以捕鱼为生的白蛮后裔（见刘世旭《明代建昌“渔人”族属考》，《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明朝末年还把他们列为“建昌九夷”之一。至今西昌汉族民间还流传川兴镇小渔村的“陈、何、段三姓是蛮转汉”的说法，这一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但由白族同化为汉族的西昌土著却远远不止这三个姓。据史料记载和调查所知，白族同化为凉山汉族，共有数十姓之多，其中段、赵、高、苏、张、王、李、杨、陈、周、何、龚、尹、董、罗、马等十六姓皆为今日凉山汉族土著大家族。明代建昌兵备道佥事范守己在《九夷考》中讲到属於白族的邛海“渔人”时说：“其人傍邛湖居住，男昼夜泛舟取鱼，女负笼入市。婚姻自相嫁娶，聘用布匹。酒食以猪羊泡酒饮之。死葬以棺敛烧埋，清明日祭扫。”《九夷考》中又说西昌还有“咱哩”，亦当为白族，“其人男女与僰人同，语音各别。居板屋，耕种贸易，本类自相婚姻，聘礼用牛马银布，宴会酒食烧肉，咂酒颇同西番，多黄、白二酒。疾病自采草药疗之。死葬用棺敛，或烧或瘗（埋），葬后以柏枝插瓶内，挂屋西壁为祖宗，每岁清明拜祭。” 南诏大理共统治川南的西昌地区四百多年，蒙、郑、赵、杨、段、高六姓相继，其中蒙、赵、杨、段、高五姓都有子弟分封川南，世守其土。迄至明朝早期，西昌地区的主要居民都是白族。南诏大理政权对西昌、凉山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与民族人口演变均造成重大影响。惜乎，清代云南著名学者师范在《滇系》一书中说，明初平定云南后，明太祖曾下令将有关南诏大理的旧文献档案，不论“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一律焚毁殆尽。由於史料的匮乏，南诏大理政权本身的历史，及其贵族统治川南地区四百多年的社会详细情况，今已很难确知了。 元末大理都元帅段功与梁王女阿盖公主事 元初革囊渡江，平大理，杀大理国主高太祥，擒大理国王段兴智，后赦之，封为“摩诃罗嵯”，这是梵语大理王的译音，仍以其统领川南和云南大部。后兴智死，以其弟段实世袭大理都元帅府都元帅、大理宣慰司宣慰使、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佩虎符，总管云南西部各郡。传至第九代总管，为段功，时当元末，群雄并起。红巾军明玉珍自楚入巴蜀，据之，建号大夏，亲帅大兵攻云南，大败元朝镇守云南之梁王，梁王与部属奔楚雄，乞援於段功。功乃进兵，屡败明玉珍，玉珍战不利，乃回师巴蜀。 梁王深德段功，为之奏，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女阿盖公主妻之。功自是威望大著於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恋恋不肯归大理。其原配夫人高氏，自洱海寄书促之归，其词曰： “风卷残云，九霄冉冉。 逐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 寂寞倚屏帏，春雨纷纷促蜀锦。 半床闲，鸳鸯独自眠。 珊瑚枕冷， 泪滴针穿目。 情难禁， 将军一去无度。 身与影立， 影与身独。 好语我将军，只恐乐极生悲寡妇哭。” 功得书归大理，既而不舍阿盖公主，复还昆明。其臣杨智、张希乔谏之，不听。梁王左右私语梁王曰：“段平章复来，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矣，当早图之。”梁王深忌於段功，密召阿盖公主，命之曰：“亲莫若父母，宝莫若社稷。功今志不灭我不已。纵无彼，犹有他平章，不失富贵也。今付汝以孔雀胆，乘便可毒殪之。”公主潸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语段功曰：“我父忌阿奴，愿与阿奴西归大理。”因出毒具示之，段功曰：“我有功尔家。我趾自跌伤，尔父尚尝为我裹创，尔何造谣诼至此？”三谏之，终不听。明日，梁王邀功至东寺演佛事，至通济桥，令勇士格杀之。阿盖公主闻变，失声哭曰：“昨瞑烛下，才讲与阿奴，云南施宗、施秀烟花殒身。今日果然！阿奴虽死，苍山雪化洱海干，吾不负汝也。”欲自尽，梁王派侍者百般护卫，乃不得逞。公主愁愤作诗曰： “吾家住在雁门深， 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 误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云片波粼不见人， 押不芦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 西山铁立霜潇寒。” 这是一首用汉、蒙、白语混写成的诗，非常出名，乃至收入了明末钱谦益选编的《列朝诗集》。“踏里彩”是蒙语锦被之称，暗喻床第之欢。“吐噜吐噜”是可惜之意。“奴歹”是指施宗、施秀同段功一样不幸，惨遭杀害。“押不芦花”相传是古代西域一种起死回生之草。“阿奴”是对丈夫的爱称，“肉屏”为骆驼背，“铁立”为松树林。 段功从官杨渊海，亦题诗粉壁，饮药而死，诗曰： “半纸功名百战身， 不堪今日总红尘。 死生自古皆由命， 祸福於今岂怨人。 蝴蝶梦残滇海月， 杜鹃啼破点苍春。 哀怜永诀云南土， 锦酒休教洒泪频。” 梁王悯渊海之忠，乃厚恤之，令随段功归葬大理，后阿盖公主亦绝食而死。明初黔国公沐英曾在昆明南郊柳坝村建“阿姑庙”，以旌表阿盖公主殉夫，庙之楹柱上有对联：“祸变起伦常，夫也何辜，父也何仇，泣尽千行血泪；奇冤含肺腑，奴（段功之女僧奴）兮休怨，宝（段功之子段宝）兮休怒，怜此一片贞心。”这是白族民间长期流传的故事，堪称白族版的《梁祝》，明杨滇《滇载记》、明田汝成《炎徼纪闻》、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明冯梦龙《情史类略》、清冯甦《滇考》、清胡蔚《增订南诏野史》、清杨琼《滇中琐记》皆有记载，於西南各族中流传颇广，余垂髫时曾听外祖母讲述其事。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以此创作为著名历史剧《孔雀胆》。 段功死后，旧臣拥其子段宝袭位，与梁王七战，分据滇西。功之女僧奴志恒不忘复父仇，将嫁建昌（今四川西昌）土官赵阿黎，手刺绣文旗以与宝曰：“我自束发，闻母溺父冤，恨非男子不能报，此旗所以识也。今归夫家，收合东川、建昌之兵，飞檄西洱，汝急领兵会善阐（今云南昆明）。”又作诗二章，其一曰： “珊瑚勾我出香闺， 满目潸然泪湿衣。 水鉴银台前长大， 金枝玉叶下芳菲， 鸟飞兔走频来往， 桂馥梅馨不暂移。 惆怅同胞未忍别， 应知含恨点苍低。” 其二曰： “何彼浓兮花正红， 归车独别洱江东。 鸿台燕苑难经目， 风刺霜刀易塞胸。 云旧山高连水远， 月新春叠与秋重。 泪珠恰似通宵雨， 千里关河几处逢。” 后宝闻明太祖开基金陵，遣其叔段真，自会川（今四川会理）入京，奉表归款，明朝亦以书报之。宝后卒，子明嗣。天兵破善阐，梁王自鸩，尽驱家属赴滇池死，党属悉俘。 明代云南白族人口的大量外迁与汉化 云贵川南在明朝中期以前，白族人口众多，为云南境内最主要之居民，当时称白族为僰人、白人、僰儿子，又称为民家。之所以被称为民家，这是因为明朝在云南遍设卫所军屯，而卫所军人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於华东的汉族，他们被世代编入军籍，卫军和他们的眷属，就被当地土著居民白族人称之为“军家”，卫军的子女和后裔被称之为“军家子”；反之，来自华东的汉族卫军及其眷属，则称当地土著居民白族为“民家”，民家的子女和后裔就被称之为“民家子”；军家和民家是当时两种不同户籍制度的产物，当时云南“各郡之民”主要就是白族人。 《明一统志》卷八十六引洪武十五年《云南志》说：“诸处之夷，种类非一，曰僰、曰爨人（原注：即猡猡，有黑白二种）、曰麽些、曰秃老、曰些门、曰蒲人、曰阿泥蛮、曰百夷……”，共计二十种，而将僰人排在首位。明洪武年间云南布政使张紞在《具足禅院记》中说：“西南诸种，曰僰、曰爨、曰獠、曰夷，而旁孽庶丑又不可悉纪。”他把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归为四大种，仍以僰人列第一。其它明代诸书所说亦同。洪武年间程本立谪云南，有《晚至晋宁州》诗，其中云：“青山蒙氏睑，绿树僰人家”，又《宿晋宁》诗云：“汉妇良家子，从军岁月多，生得小儿女，会唱僰人歌。”此时距明朝平定云南只有十年左右，而刚到云南来定居的卫军儿童就已经能唱白族民歌了，可见当时云南境内白族人口之多。谢圣纶《滇黔志略》卷十五《种人》说：“滇中夷民，惟白人流传最久，窃据如蒙、段、赵、杨，率白人种类也，以故，滇中各郡亦惟白人为最多。”这里清楚指明了云南境内人口最多的民族就是白族，而之所以把蒙氏也归入白族，是因为在南诏统治后期，大理地区的六诏乌蛮都已经同化於当地经济文化较发达且人口众多的白蛮之中了，宋代以后的人都把蒙氏视为“白人种类”。清康熙《楚雄府志》卷一说：“土人种类，僰种为多。”也就是现在的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在清朝早期，其主要居民也是白族。 明太祖平定云南以后，观历代云南数乱，虽一隅之地而屡为中国忧，终两汉之世叛者十次，以暨於唐，朝廷待之至重反生侮慢，前后凡九加兵，王师屡覆，终不能驭，南诏始盛，蒙、郑、赵、杨、段、高六姓相继，窃土抗命，屡为边患，元世祖亲下云南，出亲王镇守之，终元百年间前后七叛，又僰（白）人种类滋蔓云贵川南，“分居诸邦，夷人尊之为长”，裂土割剧，盘根错节，“鄯阐危甚登天，大理险倍投海。英如汉武，昔战仅置益州，雄若胡元，设官止於中庆，取之易而守之难……汉武故营旗影灭，唐宗遗垒角声寒，方今天下平犹易，自古云南守独难（见《大理总管段明致傅友德书》），“为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若无宏图远猷则明朝在云贵川南的统治不能巩固，彩云之南仍将得而复失。 由此，明朝平定云南以后，遂采取几项大的政策：一是“调南填北”，将云南境内大量的白族人口强制迁徙到当时因为久经战乱而地旷人稀的山东、河北，以瓦解其在云贵川南的传统势力，分而治之，防止他们继续在边疆据土作乱。民国二十四年山东《莱阳县志》之《 附记·杂述 》云：“居民传说其先世率於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民国二十五年山东《牟平县志 》卷十《杂志》云：“本县户籍，多称系明初迁民时，自云南迁来者。”明初从云南迁出的白族人口数量颇大，惟不详於史料记载，今仅能从山东半岛民间家谱、方志与口碑中窥见梗概。“试问祖先来何处，路人皆指小云南。”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山东半岛农民也曾在地下挖出过大量火葬墓。明军在洪武十五年攻破大理以后，俘大理末代总管段世并二子苴仁、苴义，押送南京，段世临行以诗别故人杨朝彦：“雄兵一日破重关，父子流离瞬息间。别后欲知相忆处，锦江流水彩潺潺。”明太祖以段明、段世兄弟之父段宝，先曾有降表而不忍杀之，授段世长子段苴仁雁门守御千户所（在今山西代县）镇抚，赐名段归仁，授其次子段苴义永昌卫（在今甘肃永昌县）镇抚，赐名段归义，皆安置於外省，其馀头目尽诛之。段氏世土大理四百四十六年，至此而绝。二是：“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清代云南著名学者师范在《滇系》一书中说，明初平定云南后，明太祖下令将有关南诏大理的旧文献档案，不论“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於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此举在於割裂白族人对於南诏大理历史的记忆，泯灭其民族意识，巩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秦始皇当年“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禁百家语”是同样的目的，但由此也造成了后世对南诏大理历史研究的困难。紧随其后，就是明朝在云贵川南推行的去边疆化政策，其中有两项措施尤为重要，一是对少数民族的持续汉化政策，二是改土归流。明朝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是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而逐步推行的，到了清朝雍正年间，由鄂尔泰署理云贵总督，才取得了重大成果。而在明朝时期，主要是削弱土官的势力和强化对土官的监督，设立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以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明代的汉化政策则在云贵川南的白族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明史·云南土司传一》载：“永乐元年，楚雄府言：'所属蛮民，不知礼义。惟僰种赋性温良，有读书识字者。府州已尝设学教养，其县学未设。县所辖六里，僰人过半，请立学置官训诲。’从之。”明正德《云南志》卷九曲靖府风俗说：“城内外汉僰同风”，卷七广西府风俗说：“诸夷惟僰人类华人。又景泰、正德两本《云南志》上说临安府的白族“家有诗书伊吾之声”。景泰《云南图志》、正德《云南志》的记载，说僰人渐被华风、习礼节、尚诗书、登科第，服食、用器、婚姻、丧葬於汉同风。万历《云南通志》所称的“郡人”，大都是白族，亦多说习华风、同汉俗，已与云南汉族没有多少区别了。到清朝康熙年间，云贵川南的白族人口大都已经同化成了汉族，而在地方志书中很少有记载了。康熙《云南府志》卷二晋宁州风俗说：“中原风气，十得六七。”康熙《广西府志》卷十一说：“僰人亦曰白人，风俗多与汉人同，知礼守法”，又卷一说：“昔多白人，今为齐民之家，相尚礼仪，居室、器用、衣服朴素，惟业务，鲜商贩。”又康熙《寻甸州府志》卷三说：“僰人，今汉人呼之僰子，其俗染於汉风最久，近已有不能为夷语者也。亦稍读书，与汉人结婚为伍，故服食、衣制、婚丧之事不甚悬殊，多於州城内外居之。”谢圣纶《滇黔志略》卷十五《种人》说：云南白族“渐杂华风，涵濡圣化，其间秀拔之士游泮宫掇、巍科登仕籍者亦往往不乏，与鹤、丽麽些，未可概以夷人目之也。”在清代的一些汉族士大夫眼中，高度汉化的白族和纳西族，已经不能再视之为蛮夷了。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二《风俗》中甚至评价大理地区的白族，到了“理学名儒项背相望”的程度。贵州和川南白族被同化的情况，大体亦如此。在明朝时期，不仅是白族被汉化，云南境内的纳西族和傣族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汉化。 后记：戊戌年在家伺母，闲暇无事，忆幼年时外祖母所述先辈事迹与地方掌故，遂搜检史籍方志，遍览残碑断碣，访问耄老，成此一文，以补南诏大理史之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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