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红色记忆》（四十二）：李自如同志谈汲淇县和淇县的革命斗争

文艺朝歌 202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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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2020年4月16日开始，文艺朝歌陆续推送《红色记忆——淇县革命回忆录资料汇编》，让我们一起走进炮声隆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共同感受这片遍布红色基因土地上的光辉与荣耀。

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李自如同志谈汲淇县和淇县的革命斗争

我1916年5月出生于汲县唐庄乡官庄村，文化程度是汲县五师肆业。我是1937年12月入党，同时参加工作，介绍人刘润生。他当时在焦作铁轮小学任教员，是地下党员，和我是一个村的，对我比较了解，所以当时他介绍我入党，并让我到国民党五十九军做地下工作，受王舒苗同志的领导。王舒苗在五十九军参谋处任书记长，负责起草文件，我在参谋处当文书上士，在王舒苗的直接领导下做党的地下工作。王舒苗何时入党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党的活动非常秘密，我没有问过。由于日本人进攻华北，五十九军退到黄河南，后在徐州打了一仗，又经安徽的毫县到河南的扶沟、太康，以后以经许昌、漯河到信阳之后又到湖北的孝感县，一直转了一圈。由于我俩同党取不上联系，又听说黄河北的太行山一带有咱们的部队和党组织，王舒苗说：咱们脱离这个部队回豫北找党去。1938年秋，我俩就从信阳离开了五十九军，由黄河南回来了。王舒苗由淇门参加了688团，我到辉县西北的平洛村参加了八路军工作团。

我参加工作团后，又派我到沿铁路线搞地下工作，但组织关系没有证明。听说王舒苗的组织关系也没解决，他跑到山西陵川县找聂真才解决了。我因找不到证明，于1939年5月又重新入的党，现在我原介绍人刘润生同志给我作了证明，党龄可以从1939年12月算起。刘润生同志现住在北京，是第二轻工业部顾问。

1939年秋天，成立了一个新辉汲边区县工委，我任组织委员，汪洋（当时叫汪泽）任宣传委员。到1940年夏天，国民党搞反共高潮，后经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咱们全撤到了漳河以北，原来在辉县、临川的党组织，都撤到了林县北边的任村一带。当时组织也进行了调整，原新辉汲工委变成了县委，书记是夏涛，组织委员是张天信，宣传委员是梁新明，我是县委委员，我的任务还是做汲县的地下工作。到1941年春，由于出了叛徒，我撤出了汲县，到林北地委机关工作，后又到太行区学习两个月，之后又去搞以下工作，一直在汲县一带隐蔽活动。直到1944年春天，我才被调回汲县县委工作。1945年初任汲淇县城工部长，1946年春任汲淇县县长兼城工部长。汲淇两县分开后，我仍在汲县任县长，卫辉解放后，我任卫辉市副市长。

解放以后，出了点问题，一是跑了个电台台长，再一个是国民党名册上有我个名字，这样两个事我被审查了多年，现在组织上全给我落实了。在这一段我当过专署办公室秘书、指导站站长、地委生产办公室主任、安阳地区农科所所长。“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之后到安阳棉花科研所当副所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到安阳地区任科委副主任到现在。

下边就我记得的有关汲淇县、淇县的革命斗争情况谈谈：

一、中共汲淇工委、汲县和淇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汲县和淇县都是1943年春末或麦口解放的。这年春天国民党四十军、新五军由于日本人的大扫荡垮台了，整个投降了日本人。这时咱们的军队就过去了，成立了中共汲淇县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是129师民运部副部长陈孝，委员有汲县县长殷仲生，淇县县长刘哲民、老一团团长方盛普、政委邵文斗、王舒苗也是委员，好像还有刘萍也参加了工委。

这是敌人都退到山外边了，驻扎在铁路沿钱。淇县还有个国民党县长李延在老寨山上，杨富在山边一带，庙口还有敌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在深山区建立县政府。淇县一开始就刘哲民等二、三个人，他就是淇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往哪里去，连公章带衣裳往小包里一包，背上就走了，这是1943年夏天的事情。到这年秋天，日本人对山区进行大扫荡，是从汲县过来的，我们没同他打，只是转山头，敌人摸不到我们，扫兴而归。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留下的部队协助政府发动群众，搞宣传，建立村政权，建设巩固山区根据地。汲县这边县长是殷仲生，县委书记是李泽。后来淇县又与汤阴合并，书记是赵滔，县长是谁记不清了。到1944年9月汲淇县又合并了，县委书记是李泽，副书记赵滔，组织部长刘萍，县大队副政策周泉。开始县长是徐建业，后徐调走了，换成了巩培基。巩走后为苏贯之。1946年3月苏贯之走后，我任汲淇县县长，副县长是张新德。在汲淇县时间最长的是霍云桥同志，他是县委委员，曾负责淇县的工作，对淇县情况最熟，和云普到淇县也较早，曾任黄洞区区长。

1945年8月，刘萍走了，霍云桥接任组织部长。我记得1945年夏天，也就是四、五月份，赵抱一任汲淇县县委书记，李泽调任地委宣传部长。1946年夏天，赵抱一去区党委党校学习，地委派分区武委会主任王禹同志，到汲淇县代理了一段县委书记。约七个来月，赵抱一学习结束，仍任汲淇县县委书记，王禹仍回分区任武委会主任。

1947年3月，汲淇两县分家啦，汲县县委书记是白涛，我仍任县长。淇县县委书记是赵抱一，县长是柳林。

二、和群众同甘共苦，一起渡灾荒

1942年豫北大旱灾，到1943年不仅早灾，又发生了虫灾，遍地蝗虫，麦子给吃光了，秋庄稼又被蝗虫吃光了，山区本来就穷，再加上国民党的搜刮，群众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老百姓苦的很，大量的往南徐州逃荒。我们解放了山区，不能亲眼看着饿死人，也不能让全部去逃荒。党和政府就领导群众生产渡荒，为防止为抢树叶打架，把树也分开了。我们的干部也同群众一样，吃树叶，艰苦度日。山里的树皮也被剥吃了，树都死了，人们就把树砍了烧火或者卖钱。有些老百姓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很多房子是口朝上，屋里长满了荒草，整个山区剩下的人不多了。在这样情况下，发动群众也很困难，没法和群众讲革命大道理，因为他连命还顾不住。我们的干部也真受了苦，吃不上饭仍坚持工作岗位。在县上、区上开罢会，就背上行李到群众家去，和群众吃住都一样。那时派饭也派不上，要开展工作，终得有骨干，只好找些老实农民，慢慢的开导思想，逐步讲革命的道理，最后再通过他们串连一些贫苦农民，形成了我们的基本群众队伍。那时的干部也和群众一样，一天天吃树叶，不见一粒粮食，一个个面黄肌瘦。我们干部的行动，感动了群众，开始他们认为不管是中央军、八路军，还不都是坑害老百姓的，后来看到我们八路军的干部纪律严明，与群众同甘苦，他们由不信任到半信半疑，最后把干部当成了一家人，认识到共产党是咱们的好领导。

那一段的苦难生活，确实锻炼了我们的干部，也教育了群众。无论如何苦，大家仍坚持斗争，始终和群众在一起，没有人说受不了的，也没有人提出要回老根据地或要求到条件好的地方去，仍然领导群众打蝗虫。大家围剿蝗虫，用树枝、鞋底打，人们排成一字形，齐头并进，干部把嗓子喊哑了，不分昼夜，连续扑打，终于把这些害虫治下去了。的确不容易，蝗虫飞起来就似大风起来一样，忽忽的响，能遮天蔽日，只要往下一落，一块地就被吃的光光的。由于党的领导，干部们的艰苦奋斗，领导群众渡荒救灾，发展生产，终于渡过了那艰苦的岁月，也因此而受到了山区广大群众的拥护。

三、夜攻老寨山

我军1943年春进入汲淇县山区，淇县的国民党顽县长李埏带着一部分人住在老寨山上，企图同我们顽抗。我军决定攻打老寨山，拔除这个据点。这个山很高，地势险要，旧社会是土匪盘踞的地方，他们从平地拉“票”，然后送上山扣起来，限几天送多少钱来，否则就处死。这些被拉来的“票”，多是些财主富户，只好照办。上山的路很险要，只有陡峭狭窄的小路，真可谓一夫当关，万人难上，山上盖有房子，供守山住。后来国民党淇县政府的百多人的武装占据了这里，我军解放西部山区后，李埏已经投降了日本人，但他还赖着不走。这股土顽不解决，对我汲淇县抗日政府是个威胁，因为他就在根据地里边，在赵庄南边、油城的东边。我老一团去了三个连包围了南、北、西三面，夜间七、八点钟开始的，从背后抄小路攻上了山顶。攻上去以后，打了一阵枪，伤了他几个人，抓了一个伤兵。敌人没有怎么抵抗，他知道咱们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吓的抄小路往东下了山，逃到淇县去了，从此，整个山区就获得了解放。

攻打这个山的是129师新一旅老一团的部队，是个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打下老寨山的第二天下午，部队就开到正面去了。这个团团长是方盛普，政委是邵文斗。打的时候，方团长因有病未参加，是政委带着打的。

四、解放淇县城

1947年4月1日，我刘邓大军攻打汲县城。这时，我军已开始了反攻阶段，原计划打罢汲县打新乡，汲县是住的国民党32师，他们的参谋长是共产党员，和咱联系好了，里应外合。参谋长下边还发展了两个团长，这样他们掌握了两个团的兵力，这两个团驻桥北街，咱们的主力在城东南。在攻打汲县城之前一个多月，从咱们部队抽了一些连排长，由我在的太行联络处给他们准备了便衣，打入城内敌军内部，待我攻城时，他们作内应。原来满以为打汲县城有把握，结果没有打开，原因是枪打响以后，两个团长稀了，不敢干了，计划也没有成功。从南边攻打了一阵，伤了些人。既然起义不成，也攻不进去，部队马上撤了下来，主力往北上，这才决定打淇县。

打淇县是我太行五分区部队打的，咱们的49团，他们是汲淇县大队升编的，所以以他们为主，还有其他部队参加，于1947年4月3日下午，一举攻克了淇县城。淇县城里当时只有个淇县保安团，虽有几百人，但无战斗力。他们从汤阴县请来了孙殿英的新五军部队一部分人，这些敌人也是这天下午才来到，刚进城，伪淇县政府正在请客，让他们吃喝，他们很麻痹，未料到我们会来这么快。我49团从北门打进去的，其他部队也先后攻进城里，进去一打，弄的守城的和才来支援的敌人很慌乱，打的他们乱七八糟，很快解放了淇县城，所有敌人被全部消灭。

我军解放淇县城后，遂又撤了出来，沿平汉线两侧北上，西边沿太行山边一路，由刘伯承、李达指挥，东边一路沿卫河以东，由邓小平、张际春指挥。平汉路沿线是个洞，敌人不知我刘邓首长的意图，新乡的王仲廉部奉命追撵我军，走在前边的是他的第二快速纵队，这是个全机械化美式装备，顺着铁路哗哗的北进，到了巨桥、火龙岗一带，咱们的部队前边一挡，后边一堵，就把这些敌人装进了布袋里，一阵激战，敌人的快速纵队被彻底消灭了，其他部的敌人也被消灭了一些，取得了一个大胜利，淇县城也第二次被我军解放了。

虽然淇县城解放了，但敌人还有杨富、高永清、王三祝等，这些土匪很顽固，他们代表地方阶级，与我们是死对头，还常来骚扰，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当时主要武装是49团，他们共四个连，要守护汲县和淇县两个县的解放区。部队常驻塔岗口。汲县、淇县山口不少，淇县就有土门口、庙口、赵庄口、卧羊湾四个口，汲县那边有塔岗等两个口。49团分兵把口也把不住，只好形成一个拳头，把力量集中起来，哪里紧就到哪里去。各县主要是靠民兵、武工队打游击。

五、良相村地下党支部

汲淇县时的1945年春，淇县良相村有咱们一个工作点。这点开始不是1945年，是1943年前，这个点是王舒苗同志建立的。当时他在老一团工作，做伪军王国藩的工作，王国藩原是汲淇县山区的一个支队长，1943年日本人扫荡时，他这个部队也随着庞炳勋、孙殿英投降了敌人。王国藩部那时驻在滑县瓦岗一带，王舒苗常来往太行山与冀鲁豫，中间在良相落脚休息。良相是王舒苗的老家，本家很多，王洪业他父亲王礼玉当时任保长，掩护王舒苗。这样良相就成了我们的一个点，有好几个人经王舒苗教育出来搞地下工作了，如王洪照、王洪杏、王洪占等先后当了地下交通员。王舒苗把王洪照安置到王国藩部搞地下工作，后来王国藩部被国民党部队给解决啦，王舒苗不能在那活动了，王洪照也回来了。1944年前后，王洪照就到根据地参加了我县大队，当过班长。当时狮豹头我七分区敌工站站长是王舒苗，他是七分区政治部的敌工科长兼站长，他走后淇县县长刘哲民任站长。后来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刘哲民把王洪照从县大队要回来，回良相村开展地下工作。1946年春季，驻塔岗的分区政治部敌工站撤销了，刘哲民调回分区政治部当敌人科长，这样王洪照这个关系就交给了我，我当时是汲淇县城工部部长，也是专门做敌人工作的，我领导王洪照。王洪照在良相发展了几个党员，建立了一个支部，由王洪照负责。我记得他发展的党员有王洪犹，还有个李明训，记不清是否还有王洪全、王洪水，李明训当时是在淇县城里伪保安团当班长，王洪照给他布置任务，叫他到伪军中开展工作，瓦解敌伪军，宣传八路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黑暗面。再就是到根据地扫荡时，朝天上放枪。李明训在保安团时活动还不错，有一定的成绩，后来淇县城一解放，我把淇县良相这个移交给淇县县委了。王洪照等人也出来公开参加了武工队。王洪照究竟怎样牺牲的，我就不清楚了。后来听说了一些，但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李明训害的，有的说是伪乡长王克臣借请客喝酒，偷与会队高永清联系，来了一个分队，伪保长与敌人勾结打死了王洪照，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六、我所了解的介明党同志

介明堂同志是淇县东南乡人，听说他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1938年冬天，正好我们两人一同从平洛返回汲淇县，路上我曾问他：“你的组织关系解决没有？”他说：“组织关系还没有解决，以后等组织上解决吧！”又说：“解决不解决一样干革命。”从谈话中，我知道他的组织问题尚未解决，这次同我们一起回来的还有李学耕、李凤灿，我们一同从辉县的平洛村回来的。当时八路军的工作团住在那里，我们顺着汲县北头到辉县的十八盘，又从高庄北边来到汲县的山区，在一个村庄分的手，我们相跟走了五十来里。

回来后，介明堂就在汲县山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中队里当指导员。这个中队队长叫程克成，和介明堂是同学。这些当兵的多是汲县纱厂的工人，日本人来了，他们不想当亡国奴，当时程克成是纱厂里的一个工头，他带着这些工人上了山，在汲县国民党县政府里当了中队长。介明堂去后，主要是做工人的工作，因为工人的革命觉悟比较高，容易接受党的教育。工人对介明堂都很支持，说介明堂这个人不错。这样一来，程克成就和介明堂有了些矛盾。因为当时我也是搞地下工作的，也是找工人为主，我在这个中队发展了两个关系，那时还没有发展为党员，后来才发展为党员。这两个工人经常给我反映中队的情况，他们说程克成光说抓钱、做官，思想不革命。介明堂主要是革命，为此对程不满。介明堂为人正直，关心战士，说话直爽，但与程合不到一起。介明堂曾说：不行了，我就不干了，去找八路军。介明堂在这个中队时，经常给咱八路军送情报。不过介明堂到底是上级派去的，还是自己去的，我不清楚，很可能是他主动与组织联系的，因为咱们的工作团是1938年春天才过来的。开始那个地方没有咱们的人，至于介明堂后来怎样参加的我688团，以及到部队的情况我不了解，在部队是否恢复了党的关系，也不清楚。

（赵树人整理）

|（六）我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吴丽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