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士奇、朱彝尊与康熙的类书因缘* ——以杜公瞻《编珠》的发现和编刻为中心 王京州 内容提要 对杜公瞻《编珠》残卷的校理和辑补，集中体现出“南书房行走”高士奇致力于编刻类书的匠心。至于该书的发现权，则存在高士奇和朱彝尊之争。康熙敕命清吟堂刻《渊鉴类函》，由高士奇、高舆父子两代接力完成，不仅显示出康熙敕编类书有来自高氏的佐助，同时也透露出类书思想在二人间的影响和承继。高士奇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予康熙以指导，同时还在知识视野和治学旨趣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类书编撰可视为二人在学术层面的深层联结点。 关键词 类书；《编珠》；高士奇；朱彝尊；康熙 一 《编珠》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小型类书，其专载事对的体制亦独具特色。首载杜公瞻大业七年（611年）正月自序，称该书为奉隋炀帝敕命而作。原书四卷，现存第一卷和第二卷，仅包括原目十四部中的五部，分别为天地部、山川部、居处部、仪卫部、音乐部。因成书时代早，该书引起了四库馆臣的重视，将其推为现存类书之魁首[2]。同时又由于该书不见于隋、唐旧志，迟至清初才重现于世，因此又遭受了四库馆臣的强烈质疑。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高士奇将缮写一新的古类书《编珠》付梓，在延请徐乾学、朱彝尊等名家撰序以增价的同时，他自己也亲撰序言，讲述《编珠》一书的发现经过： 曩直大内南书房，奉命检阅内库书籍，于废纸堆中得隋著作郎杜公瞻《编珠》一册，原目凡四卷，遗其半，遍觅不可得。因手钞之，藏笥箧间。己已归寓平湖，端居多暇，出而校雠，爱其精粹，辄因原目补为四卷，又广其类之未具者为二卷。[3] 在此高士奇宣称自己在内库“废纸堆”中发现杜公瞻所撰《编珠》残卷，继而精心誊写，反复校雠，为了不使其以残缺面目公诸于世，他还对之进行了辑补。于是《编珠》在高士奇的手里，由残二卷补葺为完整的四卷。用功弥深，爱之弥切，在《编珠》的基础上，根据其原目，仿照其体例，高士奇又手不释卷地撰写了《续编珠》二卷。原有二卷、补遗二卷，再加上续编二卷，六卷构成一个整体，刊刻于自家清吟堂，充分展现了高士奇在类书编刻上的独运匠心。 其后乾隆朝，四库馆臣据“内府藏本”《编珠》抄录于《四库全书》，所谓“内府藏本”实即高士奇清吟堂自刻本。四库馆臣虽对杜公瞻《编珠》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仍将其冠于类书类之首，著录为“《编珠》二卷、《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4]，将原二卷与高士奇所补、所续视为一体。然而清沈初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庚集》“类事类”著录《编珠》四卷、《续编珠》二卷，其提要称高士奇还汇刻了另外两种类书： 右《编珠》，隋著作郎杜公瞻于大业七年奉敕撰，所引多纬书。自序谓朱书者故实，墨书者正义。原四卷，内佚二卷。国朝高士奇得于内库书籍废纸中。以隋世类书仅见此，因为补之，又自续二卷，并取唐韩鄂所撰《岁华纪丽》、明杨慎所撰《谢华启秀》二书汇刻之。[5] 据沈初所言，高士奇在付梓时不仅以补、续附于原书之后，构成《四库全书》所言之六卷整体，而且还“取唐韩鄂所撰《岁华纪丽》、明杨慎所撰《谢华启秀》二书汇刻之”。今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编珠》康熙间刻本二种，均题为“吟堂秘本”，亦即高士奇清吟堂自刻本，然而一为四册一函，一为三册一函。取阅后可知，前者附刻《岁华纪丽》和《谢华启秀》二书，而后者则付之阙如。考高士奇《岁华纪丽序》及《谢华启秀序》落款均为“康熙辛未（1691）秋八月”，远在《编珠》初次付梓之前即已撰成。故疑高士奇清吟堂初刻本已附刻二书，而至覆刻时则未阑入，致使现存版本出现歧异。 内阁废纸堆中与《编珠》的“艳遇”，让高士奇有机会在类书的整理上大展身手，但从汇刻唐、明两部类书的表现来看，他对类书的兴趣由来已久，并非始于《编珠》发现之时。之所以附刻这两部类书，可能是考虑到它们与《编珠》在性质上十分相近。 大约在《编珠》付梓之后不久，高士奇又编刻了两部类书——《左颖》和《国颖》。“左”指《左传》，“国”指《国语》，“颖”为“脱颖”之“颖”，比喻特别突出的字词句篇。其内容体例，大抵与前人所编的《太史华句》《左传绀珠》《山海经腴词》《文选集腋》等书相仿，旨在从某部经典著作中摘取妍辞丽句，以供诗文创作之采撷。 据《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高士奇《左颖》六卷、《国颖》二卷，有钱炳森跋，标为清康熙刻本，应即高士奇清吟堂刻本。钱炳森字子方，号芝舫，道光甲辰举人，著有《邠农偶吟稿》等。钱氏于跋中备述高士奇的春秋左传学著述，于《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地名考》之外，尚有《春秋列国君臣姓名考》《春秋左传类对赋注》，而《左颖》《国颖》“此二种可以相辅而行，读者不得以其浅易而忽之也”[6]。宋徐晋卿《春秋左传类对赋》采《左传》史事及词句，铸为赋体，显为吴淑《事类赋》影响下的产物，可归入赋体类书[7]。高士奇为之作注，又在此基础上撰写《左颖》，在在显示了他对于研读《左传》的嗜好，以及在类书编纂上的匠心。 高士奇平素即注重类书，对《编珠》残卷的校理和辑补，更集中体现了他对类书的重视和匠心。经过高氏的增订和刊刻，《编珠》持续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主要集中于考论真伪，而追溯该书发现的渊头，高士奇和朱彝尊各执一词、暗与争锋，从中可窥见二人对该书的重视，反射出康熙时代文士们对类书的倚重，并进而影响到了康熙皇帝，这一点却被历代的学者们忽略了。
二 高士奇何以如此重视《编珠》呢？除该书事对精美、古色古香的文学价值外，可能还因为杜公瞻和隋炀帝之间的类书纽带，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他对以文学侍奉康熙皇帝的想象。杜公瞻序称：“皇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偶缘属思，顾谓侍读学士曰：'今经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阅览，欲其故实简者，易为比风。’爰命微臣编录。”康熙帝当然不会以短祚的隋炀帝自比，却并不影响高士奇对词臣杜公瞻的钦慕。 如上所揭，高士奇宣称自己在内库废纸堆中发现《编珠》残卷，“曩直大内南书房，奉命检阅内库书籍，于废纸堆中得隋著作郎杜公瞻《编珠》一册”，“因手钞之，藏笥箧间”。同时徐乾学应请为高士奇所刻《编珠》撰序，亦述及这一情事。序称： 詹事江村高公，偕余奉命校勘阁中书籍得之，已佚其后二卷，詹事喜而录之。既南归，则又加之是正，而博采故实，以补其阙，仍为四卷。又广其门类之未备者，外为二卷，而《编珠》乃烂然成书矣。[8] 上述言论可为高士奇佐证，使他的发现看来更加确凿无疑，然而同直南书房的徐乾学，与高士奇相携“奉命校勘阁中书籍”诚或有之，但于废纸堆中与《编珠》相遇，事属高士奇，而高士奇通篇未提及徐乾学，则身为姻亲的徐乾学似只是附会高说，并未亲见是书之发现。那么，如果高士奇之发现《编珠》，只是一面之词，他的独家发现还是可信的吗？ 四库馆臣抱持一贯疑古的态度，针对《编珠》也提出了猛烈质疑，但其着眼点主要在于该书的内容，虽称该书“或明人所依托”“出明中叶以后”[9]，而并未怀疑高士奇有作伪动机。直至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才将矛头指向高士奇本人，“江村称得自内库，殊不可信”，“疑此书与所补、所续均江村一手所撰，并伪撰杜氏原序以实之尔”。[10]李详则在质疑《编珠》的同时，提出了另一条证据，使周中孚的说法不攻自破： 余检核杜氏自注所引，皆无异书，疑是后人伪撰，文恪盖为朱竹垞所惑也。《曝书亭集·杜氏〈编珠〉补序》言：“是书余获自中簿，手钞以归，詹事钱唐高君按其目补之。”[11] 文恪为高士奇谥号，朱竹垞即朱彝尊。李详称高士奇为朱彝尊所惑，误将“后人伪撰”之书当作至宝，其根据在于朱彝尊撰有《杜氏编珠补序》，其中明确称“是书余获自中簿，手钞以归”。[12]朱彝尊序见于《曝书亭集》卷三十五，关于《编珠》的发现经过，恰如李审言所言： 是书予获之中簿，手抄以归，惜阙其半。今詹事府詹事钱唐高君，按其目补之。先是，刑部尚书昆山徐公既序之以行，而詹事复属予为序。[13] 一方面，朱彝尊所说与高士奇的序言可以互补，可证《编珠》出自内府不假，余嘉锡先生注意及此，并分析说：“彝尊虽与士奇唱和，而其后为士奇所嫉，中谗免官，必不肯与士奇共同作伪，亦已明矣。”余嘉锡在此指出朱彝尊与徐乾学不同，不可能掩护高士奇作弊，此理固然，但却没有指明二种说法之尖锐对立——若朱彝尊所说为真，《编珠》为其从“中簿”所获，则发现权理应归于朱氏，而与高士奇无关；同时如果高士奇所言不诬，则分明是朱彝尊在撒谎，二说相互矛盾，不能转圜。然而究竟谁对谁错呢？ 《编珠》如何被发现已是罗生门，真相可能再也无法重现，但有两条史料与此相关，庶几有助于我们接近真相。一是朱彝尊应请为《编珠》撰序，序成后却未被收入《编珠》，而仅见于自家之《曝书亭集》，考虑到朱彝尊为高士奇撰序非一，如《城北集序》《扈从东巡日录序》等均在付梓时收入，则《杜氏编珠补序》之被弃收就显得格外怵目；二是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为秀水徐善代撰，书成后高士奇攘为己有，改易书名为《春秋地名考略》。其自序称： 乙丑夏四月奉命总裁春秋讲义，因于纂纪之暇，博搜诸书而参考之，取春秋二十会盟之国为纲，各以其当时封境所属，随地标名，详其原起，条其兴革。……发怀古之幽情，敬备圣明之顾问，若曰羽翼经传，则臣何敢焉。[14] 高士奇对该书出于自撰言之凿凿，而朱彝尊却与此相反，仿佛隔空而唱的对台戏。《曝书亭集》卷三三载其《报徐敬可处士书》称：“辱示《春秋地名考》，采择群书，援据精确，尝惜郑樵之《谱》、张洽之《表》、徐得之之《记》，未寓于目，足下书成，可以无憾矣。”[15]同时，朱彝尊还撰写《春秋地名考序》，序称“吾乡徐处士善所辑，予受而读之”[16]云云，再一次确认该书作者为徐善。 由此看来，表面上融洽温润的高、朱关系，实际潜藏着涌动的暗流，朱彝尊因私带抄书手入史局而被劾免官，其背后指使者被疑为高士奇，不为无因。朱彝尊《咏古》诗其二称：“海内词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17]北齐祖珽曾盗卖《华文遍略》，阳休之建议以《华文遍略》为蓝本编成之《修文殿御览》，其领修者赫然便是祖珽。联系朱彝尊称《编珠》为其得自“中簿”，高士奇“按目补之”，最后付梓而居功的行径，则指认该诗影射高士奇，似非空穴来风，但未必关乎朱彝尊私带书手而被劾的“美贬”[18]，却很可能与高士奇热衷于编刻类书之事不无关系。
三 即便《编珠》不是高士奇率先发现，而是有所承袭和掠美，他仍旧堪称是杜公瞻之功臣，这一点不容否认。如上所揭对《编珠》真实性提出尖锐质疑的四库馆臣和周中孚，竟也对高士奇的作品尤其是《续编珠》表达了赞赏之意： 其采撷词华，颇为鲜艳。士奇所续，亦皆取唐以前事，较他类书为近古。（《四库全书总目》）[19] 其补遗所引，如原书例；而续编间及唐事，颇为古雅，殊高出他类书多矣。（《郑堂读书记》）[20] 四库馆臣与周中孚之评价，既是对高士奇类书编纂能力，也是对其谨严态度的肯定。对于《编珠》之整理，高士奇是郑重其事的，他在清吟堂刻印《编珠》时，于第二卷卷末特别题上了一行字，以纪念他与二子共同校刻类书的经历： 男高舆、轩仝校字。（高、輿、轩三字呈品字形排列） 高舆、高轩为高士奇二子，《清史稿》未载二人生平。两人之名联翩出现，多见于《高士奇集》及《江村销夏录》。其中长子高舆字巽亭，康熙庚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著有《谷兰斋集》。《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二略载其生平，并引《嘉兴府志》曰： 舆以编修奉命，即家校刊《佩文斋咏物诗选》及《渊鉴类函》，书成，补原官。复纂《骈字类编》，未峻，卒。[21] 《佩文斋咏物诗选》编成于康熙四十五年，书成后康熙敕命高舆校刻。稍早于此，康熙曾命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寅在扬州设局刻书，扬州诗局由此驰名。与曹寅相比，高舆在财力物力上明显不足，仍承刻多达四百八十二卷的《佩文斋咏物诗选》，且又接续承刻了规模更为浩大的《渊鉴类函》。这自然是来自康熙皇帝的荣宠，而高舆之所以得此荣宠，又与乃父高士奇密不可分。 高士奇出身微贱，却平步青云，供奉宫廷，深受康熙帝之宠眷，当不止于世所习知的“机巧便捷”“阿谀取容”之为人，也不仅是他所擅长的书法等伎艺，而是有更为深刻的原因。高士奇《蓬山密记》载康熙语云： 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及朕密令内侍张性成钞写古文时文，读之久而知张性成不及。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高士奇夙夜勤劳，应改即改。当时见高士奇为文为诗，心中羡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22] 蒋寅先生分析“由此知康熙之诗文趣味受高士奇影响甚深”[23]，固是洞幽烛微之论，然而又不惟诗文趣味和创作，高士奇在知识视野上也给予康熙以巨大影响。其中“夙夜勤劳”是求知的态度，而“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则蕴含了求知的视野和方法。《清史稿·高士奇传》末载康熙“顾侍臣曰”云云，应即脱胎于上引《蓬山密记》一段，其中“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一句作“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24]，史臣的这一更动似不经心，却又大有深意。 如上所论，高士奇素好类书，除汲汲于校刻并补、续《编珠》外，他还汇刻韩鄂《岁华纪丽》、杨慎《谢华启秀》二书。《谢华启秀序》称杨慎“雅善雠书，最工隶事”，并赞其类书之作乃“文山之秘玩，艺海之藏珍”[25]，此外又躬自编类书《左颖》、《国颖》，注前代类书《春秋左传类对赋》，俱足见高士奇钦慕博学高才，以及笃好类书之趣味。由此言之，如果说高士奇的诗文创作、知识视野以及治学门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类书，应该不至于过分武断吧？高士奇的博学受益于类书，他对类书的喜好亦当根源于这一功利性的指向。 因为对类书日渐依赖，以至于不读原书、不究本源，于是流弊便无穷，诚如四库馆臣所批评：“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26]但擅于利用类书确实又大有益处，胡道静总结类书的本来作用即包括“临事取给用便检索”“储材待用备文章之助”[27]。类书与诗歌关系亲密，对高士奇来说亦是如此，他乐于通过勤抄类书以充当康熙帝的“行秘书”，而他所繙阅和经手的各种类书亦均是他的“兔园策”。
四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高士奇和康熙来说，编撰类书还是秉笔立言的便捷方式。高士奇编刻类书已见第一节所述。康熙敕编类书则有六种，依次为《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佩文韵府》四百四十四卷、《韵府拾遗》一百十二卷、《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古今图书集成》初名《汇编》，在陈梦雷经胤祉进呈钦定后，由康熙赐名并予以支持。康熙敕命和支持类书的修纂，主要源于他对类书文献价值的体认。当康熙一再敕撰类书并以此构建文化伟业时，类书的价值早已不再限于滋养文学创作，而是承载了文明的延续和传承。但从起因和初心来说，又未尝不是出于鉴赏和创作的需要，这一认识当导源于高士奇等康熙身边的“诗文师”。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敕编类书基本上都集中于后期。最早着手编纂的《渊鉴类函》，据《清史稿》卷二六七《张英传》：“寻复官，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28]此段记载介于康熙二十八年和三十六年之间，据此推知《渊鉴类函》之编纂至迟在康熙三十六年即已开始，而编成之时则到了康熙四十年[29]。高士奇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一说四十二年），则《渊鉴类函》编纂之时，高士奇尚在世，却因事未参与其中。据《清史稿·高士奇传》： 三十六年，以养母乞归，诏允之，特授詹事府詹事。寻擢礼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上南巡，士奇迎驾淮安，扈跸至杭州。及回銮，复从至京师，屡入对，赐予优渥。[30] 从康熙三十六年到四十二年，亦即御定大型类书《渊鉴类函》的编纂期间，高士奇已湖山放归，正颐养田园。但此书编成之时，高士奇再次复出，先是扈从杭州，旋又从驾至京，康熙命清吟堂承刻《渊鉴类函》很可能是在高士奇生前就已下达的，不必待其身后方由其子高舆承刻。[31]高舆刊成《渊鉴类函》，并刻牌记称：“御定渊鉴类函，奉旨刷印颁行。板藏清吟堂。”[32]当年高士奇携高舆共校《编珠》，而今承刻《渊鉴类函》子承父业，又承父之堂名。可以说，“清吟堂”凝含着两代人的类书事业，而这一事业又与康熙帝紧密相关。康熙命清吟堂承刻御定第一部类书，亦应看作是他与高士奇之间在类书趣味上的深层联结。 与高士奇趣味和取径不同，朱彝尊虽也重视类书的资料价值，在博稽详考文献时不能不取用类书，但绝不以类书整理或编刻为旨归。如他在《大唐类要跋》中讲述曾于湖州书贾手中购进该书，经过“反复观之”，谛知该书为经书商改头换面之《北堂书钞》，正是未经陈禹谟窜改之原抄本，价值重大，弥足珍贵，[33]然而除撰跋考辨原委外，朱彝尊对此似不经意，不曾也不会汲汲于董理类书之事。 朱彝尊在《杜氏编珠补序》中指明“是书予获之中簿”，主要应为阐述事实，似无意与高士奇争夺发现权，但不能排除挟有意气的成分。如果考虑到康熙大力提倡类书编纂的时代背景，则朱彝尊与高士奇的针锋相对又不仅体现为意气之争，而且一定也有现实利益的考量在内。归结到类书的编刻上，高士奇显然抢了头筹——现存类书之首《编珠》归功于他的发现和整理，而康熙御定类书之首《渊鉴类函》又“板归清吟堂”。朱彝尊《咏古》称“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无意也好，影射也好，以祖珽比方高士奇，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而孟森先生以为“祖孝征之喻，士奇才调尚有愧此言”[34]，则更像是诛心之论。 综上所言，康熙敕命清吟堂刊刻由他亲自主持编修的《渊鉴类函》，虽然因为领衔者高士奇的离世，未能形成与《全唐诗》扬州诗局刻本相抗衡的美誉，然而却透示出康熙对官修类书的青睐，甚至是《渊鉴类函》一书的修纂动机，可能都直接导源于高士奇的影响。在类书的修撰上，高士奇早已投入大量实践，在规模上虽远不及康熙敕编类书，然而却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纵观高士奇的学术人生，类书可以说是其最显著特色，也是助他迈向成功的最大利器。这在他对《编珠》发现权的争夺上，可以得到鲜明的体现。古代类书的辉煌，在康熙时代虽如昙花般闪现，却放射出耀眼而持久的光芒，《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跨越整个清代影响至今。这些巨型官修类书之重大，却可能导源于《编珠》之细微，理应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类书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ZDA245）阶段性成果。 [1]参见张宗友：《朱彝尊与清初文献传承》，《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2]《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编珠》位于第二，其前还有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然而该书为姓氏书，而非类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称：“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可知为勉强附入。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版，第7册，第4203页。胡道静称：“当《四库全书》修纂时，《皇览》尚未辑佚，石室之书犹不闻于世，故其时所存类书，实以《编珠》为魁首。”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7页。 [3]隋杜公瞻撰、清高士奇增补《编珠续编珠》卷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七年（1698）清吟堂刻本。 [4]《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第7册，第4204页。 [5]清沈初等：《浙江采进遗书总录》，《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册，第245页。 [6]《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子部类书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册，第48-50页。 [7]《宋史·艺文志》子部类书类著录“毛友《左传类对赋》六卷”，可知宋时此题类书不止一部。 [8]《编珠续编珠》卷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吟堂刻本。 [9]《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第7册，第4205-4206页。 [10]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〇，《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册，第300页。 [11]李详：《媿生丛录》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12]同时期的王士祯也见到了《编珠》内府写本，并将之著录于《居易录》卷一七及《带经堂诗话》卷二八。则当时所见者非一人，惜此内府写本今已无从寻觅。 [13]朱彝尊：《曝书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册，第295页。 [14]高士奇《经进文藁》卷四，《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辑，第16册，第588页。 [1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第280页。又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称阎若璩康熙二十四年札记有“秀水徐善敬可，为人撰《春秋地名》讫”云云，知此为徐善代高士奇撰无疑。见张宗友：《朱彝尊年谱》，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27页。 [1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第290页。 [1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第145页。孟森先生指出：“竹垞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孟森著作集·明清史论著集刊》（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5页。 [18]朱彝尊以违例带人入内廷抄书而罢官，事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784），而据《曝书亭集》内部诗歌编年，《咏古二首》作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故作《咏古二首》影射高士奇，不可能是朱彝尊第一次罢官的原因。考证详见朱则杰《清诗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5-927页。又参见张宗友《朱彝尊年谱》，第347页。 [19]《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第7册，第4206页。 [20]《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15册，第300页。 [21]阮元等：《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4册，第557页。 [22]高士奇：《蓬山密记》，《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40册，第32页。 [23]金陵生：《康熙帝诗文师高士奇》，《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2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七一《高士奇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017页。 [25]《编珠续编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吟堂刻本。 [26]《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第7册，第4203页。 [27]《中国古代的类书》，第18-22页。 [28]《清史稿》卷二六七《张英传》，第33册，第9965页。 [29]张英等《进呈〈御览〉表》撰于康熙四十年。 [30]《清史稿》卷二七一《高士奇传》，第33册，第10016-10017页。 [31]《渊鉴类函》部帙浩繁，其刊刻必耗费时日，因清吟堂刻本卷首冠以康熙四十九年御制序，则该书刊成虽至早在康熙四十九年，但其始刻之年可能要推到数年之前。戴建国《〈渊鉴类函〉康熙间刻本考》对此有所考证，称“显然高士奇在世时，是不可能存在《渊鉴类函》刻本的”，但不代表高士奇在世时此校刻之事没有开始。又称“高士奇卒于康熙四十年（1701）”，显误。戴建国《〈渊鉴类函〉康熙间刻本考》，《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12期。 [3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著录清吟堂刻本，《中国古籍总目》著录藏地仅中国国家图书馆一家，实则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等地均有收藏。此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牌记迻录。 [3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第409页。 [34]孟森先生称：“至以《修文殿御览》方士奇之著作，尤为奇切。”已有见于此，然未指明二者之类书因缘。《孟森著作集·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496-497页。 【作者简介】 相关链接： 王京州丨清初类书与文献传承——以朱彝尊的类书观念、收藏和实践为中心 新書丨劉盼遂著、王京州等整理《百鶴樓校箋批注古籍十七種》目錄 王京州丨杨明照先生研治《刘子》始末考论——以《增订刘子校注》手稿的发现为中心 新书丨王京州著《北望青山——年谱中的那一代学人》序（含目录） 王京州：严可均辑采“本集”考论——兼论汉魏六朝别集的流传与演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