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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参加户外徒步，大巴车上的两个半小时，闲来无事，手上翻阅一本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妮特.拉鲁教授所著书籍《不平等的童年》，作者目的是想要考察，在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客观上，也给于我们这一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指明了一条道路，解答了许多初为父母的困惑。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乡下，父亲常年在外，缺席我的成长，母亲忙于家务，对孩子的养育遵循“散养”，除了学习和一些不得不关注的家庭事务，她很少过问我，某种程度上我的童年是快乐的。而第一次意识到阶层与不平等，是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校园歌手比赛，与我竞争的对手是另外一名来自镇上街道的女生，父母有正式工作，业余时间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教导，教音色、气息控制、真假音间自如变换，当音乐开始，她像一个老将一样站在舞台中央，一开口我就知道，我已经输给了她，台下掌声雷动，台上意气风发，她最终夺得第一名，收获鲜花和令人羡慕的目光，我虽然也获得奖项，但远未达到自我要求的标准，荣誉反而像一纸责备，窥见不少内心的遗憾。 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父母对我这种“散养”教育模式，被称为自然成长。而镇上街道的女生父母对她的教育模式被称为协作成长。在美国，穷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教育文化本质并无不同，区别在于教养模式，而决定教养模式的关键在于阶层，经济地位被看作阶层的核心。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业余活动、语言模式、以及对教育机构干涉。 穷人、工人阶级的孩子业余活动和亲戚朋友以及附近街区的同伴一起玩，他们通常自己创造游戏，选择同伴，他们有自己独立的世界不与成年人产生关联。成年人忙于生计已经很不容易了，哪有时间应付他们？中产阶级的孩子则不同，业余时间通常被钢琴课、足球训练、棒球训练排满，工作日则需要上私立学校的课后训练班，参加学校的话剧以及音乐会，经常忙碌到晚上9点钟回家，是很正常的事。中层阶级父母很支持他们的活动，一家人的生活作息完全依照孩子的时间做出安排，平均每年在孩子身上投入4000美元用于课外经费，此外，父母还要承担工作之外接送孩子的重任，他们的生活紧张而秩序，忙碌而疲惫。 语言模式上前者更侧重指令式沟通，交流少，孩子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表达了但成人视而不见，渐渐的孩子会丧失表达欲望，或习惯这样的沟通方式。后者更侧重与孩子交流时采用讲道理、摆事实的方式交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想法，给孩子一些自己的建议，有关于孩子的决策通常会采取商议的方式进行，注重语言能力的开发与运用。最终结果在家庭关系的形成上，也会不同，前者亲子关系会变得激烈而受挑战，后者则会平和与从容许多。 在对于教育机构的干涉中，前者认为学习是孩子和老师之间的事情，家长无须干涉太多。后者则对教育机构提成自己的看法或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提供给学校经费赞助一些充实孩子们业余体验的活动，以及联系身边的关系解决学校面对某方面资源方面的匮乏。 这三方面的不同，导致在不同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在人生初级阶段已经完全不同，前者轻松愉悦，后者忙碌紧张，随着日积月累的沉淀，缓慢而夯实的不平等在成长间悄无声息的拉开了距离。
《不平等的童年》通过十年的追踪，出身中产阶级的四个孩子，有三个拿到了常春藤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工人、穷人家庭的四个孩子，有一人在一个三线大学就读，其他几人在高中阶段纷纷辍学。而这本书出版十年后，作者再次回访，中产阶级的孩子大部分从事收入较高的工作，而小时候轻松愉悦的工人与贫困家庭小孩，无人受雇于专业部门。 合上书籍，回想今天，改革开放距今四十年，社会由于发展的变化，不断日新月异，从前的美国与今天中国历史上的时期并无不同，当今天的社会主体变成了中产阶级，实现跨越阶级的中产家庭提早让孩子加入竞争序列，从过去环境一无所知的局促感到洋溢着自信的优越感，这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不以个人的抵触或逃避而停顿，也不以个体的感慨和不作为而勾留。 它反而会让你更加清醒与释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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